奈格里 | 马克思《大纲》中对抗性趋势的方法

对抗性趋势的方法

作者简介

安东尼奥·奈格里（1933—2023），意大利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6年毕业于帕多瓦大学哲学系，获得哲学学士学位。同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主义党。20世纪60年代曾参与组织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1967年获得教授资格。1978年春季，他应阿尔都塞的邀请在巴黎高师举办了一系列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的讲座，其书稿于1979年分别在法国和意大利出版，即《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大纲>课程》。1979年，奈格里因牵连红色旅杀害时任意大利总理的阿尔多·莫罗以及策划颠覆政府而被捕。释放后流亡法国14年，在法国文森大学（巴黎八大）和国际哲学学院任教。1997年，在刑期从30年缩短到13年后，奈格里回到意大利服刑。在狱中奈格里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著作。1994年，奈格里与哈特合作出版了《酒神：国家形式的批判》。之后，二人又相继合作出版了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三部曲：《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等。

本文选自[意]奈格里：《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张梧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大纲》

7.1

[意]奈格里 / 2011 /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解读《导言》（笔记本M）的设想

●唯物主义的方法和生产的观念。

●一般生产观念的方法和辩证法。

●辩证法和唯物论方法中生产的综合一分离和凝结的特殊形式。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三个首要环节：（a）一定的抽象；

（b）趋势；

（c）实践准则。

●方法论研究发展中自我批判的停滞及其问题。

●深化方法论的一些补充部分：1.价值的梗概；2.巴师夏和凯里。

●然而，这仍没法说明处于“趋势”和“预测”之间的方法。

●方法综合的第四个环节：(d)替换和建构。

●结论的批判性和开放性。

笔记本M写于1857年8月23日和9月中旬之间。如上文所言，它最初由考茨基出版，后出于哲学原因，并为了纠正考茨基的版本，它和《大纲》放在一起再版于莫斯科。对于我而言，把《导言》和《大纲》放在一起没有什么不恰当，这不单单因为哲学方面的原因，更是因为它们在核心观点上的关联。将《导言》和《大纲》放在一起阅读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相互理解这两个文本。无论这两个文本经过了怎样的修改，两者之间都存在着连续性，这已经通过再现两个文本之间的同质性而得到证明。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连续性并不仅仅是简单的暂时性连续，而是它触及到了主题的最本质之处。也有人否认全部关于《导言》和《大纲》的真实连续性。比如维戈茨基就坚持《资本论》的辩证法，而完全低估《导言》方法论的重要性：根据他的思路，《导言》仅仅是马克思学习和40年代到50年代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摘要：它没有打上辩证唯物主义（这导向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印记，而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决定了独创性，决定了对其他笔记本的真实超越。至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学院派，他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过度地阐释了《导言》中的方法论。他们并没有真接面对《导言》和《大纲》之间的关系，这给我带来了冲击。实际上，由于《大纲》的“妄想”，这些学院派学者更愿意回避这一问题，并将《导言》和《资本论》直接联系在一起。然后他们做出结论：1857年的方法论就是《资本论》中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所以《导言》一定从属于后者。他们都有根据唯物主义方法论去理解1857年的方法论的局限性。这两个观点没有一个令我满意。毫无疑问，笔记本M是由政治的内在辩证张力而引发的，而这种张力贯穿于其他笔记本。固然《导言》中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相对于维戈茨基的其他论文，我认为《导言》已经完全包含着理论上的飞跃，这恰恰是《大纲》所主导的；同时，这两个文本源于同一个创造性进程，而且，两者可以相互参看；对于意大利和法国的那些学院的观点，我认为，应该否定他们，而且存在于《导言》和《资本论》中的关系是对那些持《大纲》和《资本论》之间完全断裂的态度的否定。所以，我计划转向日前我们应该如何阅读文本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我将努力证明扩充我的假设是有充分理由的。不过，因为第二讲已经涉及了核心问题，我仅在第三讲坚持做这种解读的有效性。在本讲，我将继续推动一个文本的解读走向另一个文本的解读，而且也将贯穿从今以后的分析。

《大纲》手稿的一页

“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但什么是生产的概念？再没有比这个问题更加经典的哲学问题了：数百年间哲学家们在唯名论和实在论之间的争论。但是，名称往往会支配实在：问题在于，名称所指称的对象并不神秘。对于名称和实在的研究中，比如有些哲学家，似乎陷入了“仅仅美学的类似，大和小”的困难中：实际上，他们仅仅通过引入假设而使生产变得神秘，通过“发明”生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未来进程中的政治公式。如何使名称和实在正确地统一？避免神秘主义并不意味着避免政治预测，但是必须将政治预测和现实联系起来。现实就是政治的；但是因为是政治的，因而始终是正确的。因此真实必须作为一个目标为政治服务：只有一个真实性和真正的政治。18世纪的“哲学家们”将真实神秘化，这是因为他们以个人主义抹平生产的观念，从而使他们自已沦为资产阶级社会政治规划的回音，然而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有把作为其基础的18世纪的普遍化概念抛诸脑后才能开始讨论生产的观念。但是一旦这样做了，一旦这种普遍的冲动完成了，也就是对人的生产活动的共性的界定完成之后，我们仍然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名和实之间仍是想尺天涯，而且，这仍然是制造一个关于生产的普遍性定义。当然，“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但是这个“生产在历史阶段的特定特征”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少帮助。如果“生产是一个抽象概念”，这又另当别论。

这篇《导言》包含了几乎所有的东西：普遍抽象概念的建构，在本质上只是特殊规定性，即使对于所有概念的论证都建立在唯物主义之上，这只不过试图使概念具有普遍永久性而已（和以前一样，反对经济学家，反对哲学家和他们简单的空论）。根据这个观点，我们仍然不能说这样就能界定概念。任何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作家（甚至是在18世纪）可能都已经说过同样的东西。所以，深入追求事物是必须的。那么能否用辩证法的方式去追求事物本身？但是为了使辩证法存在，必须要有一个主语。所以，这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加以彻底思考的。

这里浮现了“总体”这个概念，总体是作为关系的差异的集合。这里有必要在总体—主体性的关系中插入一个括号（但是我们仅可以说明当下的情况）。太多的作家用总体这个概念来清理，他们通过这个概念降低唯心主义的成分。相反地，总体性在这里很明显是一个承载对象的结构。在马克思方法论的视野中，总体性的观念从来都不强烈。总体性的观点会被抽象的规定性所扩展，并由抽象的规定性来组成，以至于在抽象的规定性中终结自身。马克思方法论的视野从未有抽象的总体性；更不用说总体性是被现实的、革命的唯物主义赋予规定性的。这篇导言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规定。当然，主体性赋予物质结构的辩证法以极其重要的能动性。马克思给出的例子（一个老的、但却是绝对适当的例子），是贫困的立刻降低和相对于社会结构而言的普遍社会组织的司法形式。总而言之，唯物主义使辩证法从属于它自身，用它来赋子结构的总体性以主体性。但是这还不够：辩证法在定义革命的途径上和朴素唯物主义一样无力。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已经给我们指出了能动地连接总体性和异质性的结构。但是这仍然不够。只要这种结构和总体性不是内在分离的，只要我们还没有成功把握住以辩证法的生成结构（辩证法与结构之间存在着张力）的主体性，而非结构性的（资本主义的）主体性，这就仍然是不够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这些要素构成三段论，这就有必要定义具体、特殊以及在三段论中各个要素的不同之处。生产范畴，在本质上区别于它的名词，以及刻画真实社会结合的这种总体性仅仅可以用来构造一个不同的范畴，作为条目、区别和对抗的总体性。这条道路是我们应该前进的。为了接受这种总体性，而不再坚持对抗性，这种对抗是“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在有关范畴如何产生的（在这个特殊例子中这个范畴就是生产）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唯物主义（相对于18世纪的唯心主义）和辩证法（相对于政治经济学）所坚持并以之为基础的在规定关键要素（相对于修正主义者和法理学家）时的主体性。这个基础是可靠的，但却是不足的。因此，让我们通过理解生产—消费的关系来深入并且扩展生产的差异性，这种关系换句话说也就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形式上是循环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但是这种关系的循环性必须被打破。“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是我们知道马克思并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他迅速地将概念的分类留给了社会主义文人和通俗的经济学家。马克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辩证论者（我们已经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唯物主义者和辩证法论者），但更加重要的是，他是一个革命者。这个关系必须包含在分裂的可能性之中，并没有任何一个范畴能被定义在分裂的可能性之外。“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人的关系。”

生产要素：从任何角度来看我们都需要对其作重点分析。一般生产概念打破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界定主体性和对抗性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这种对抗性关系涵盖了总体性概念。

所以，“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这也是下面这句话所包含的意思，“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我们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对于生产和消费的关注指向我们是否考虑其他的联系（经济学家的三段论）：生产和循环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地，个体和特殊被分裂成差别性，这个差别性被对抗所承认。“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

差异、不同、对抗。然而，我们还没有看到该如何阅读马克思的文本。生产范畴（如同价值范畴那样）在它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之中存在着本质的分离的可能性。辩证的方法被加到唯物的方法上去，并不是为了得到对确定性的极权主义解决方法的关键，而是为了确证作为分离可能性的结构总体性。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结合已经在《导言》中开始，这个开始是在特殊的分离形式之下进行的。在其他事物，我们一定不能低估将范畴选作方法的一个例子的重要性；生产的范畴。不管术语如何设防，一旦关系到生产和工厂时，我们有可能设想马克思并不站在任何一边吗？工人的那一边？我们可以从生产范畴中透视到分裂及其由这种分裂所爆发的危机吗？除非我们想指控马克思为蒲鲁东主义者！

由此，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也就是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在这点上，马克思确立了几个基本的准则。第一个准则是“一定的抽象”。我们无法天真地以实在性和具体性作为开端来得到范畴，而只能通过对给定的直觉和表述的“过程性合成”的发展才能得到，这一有秩序的论断构成了这个准则。这些天真的方法论将具体作为前提；马克思的方法论则将具体作为结果。“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通过这一方法，与其说我们将具体的表象蒸发进入一个抽象的规定，相反地，我们成功建构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发现”。所以，这是从抽象到具体，到规定性。认识过程并不简单盲目地停留在抽象的规定性上，恰恰相反，规定性是利用抽象的普遍性、两分法构成的接近理论的产物。事实是客观的。没有任何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会认为：“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但是相反，没有任何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者会破坏对具体事物的盲目崇拜。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在理论上的结合在这里就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已经在实在之中，我们努力、试图，冒着穿过抽象的风险接近实在的具体性和单一规定性。在第一条方法论准则中，还有意志和智慧，也就是一个日常的人类实践活动。但是，这仍然无法令我信服：根据其体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来改造知识的需要仍然存在。总而言之，这个一定的抽象的方法以一种笛卡儿式的方法将“我思”扔进了水中，这也帮助我们发现和创造实在。但是，我认为精神这个元素并没有有效地在历史解释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发挥效应：一定的抽象、并用抽象统摄具体的过程是一个普遍化的过程，这也就是普遍知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的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那么，一定的抽象的进程是内在于无产阶级集体的光芒：因此，这也是一个批判的元素和斗争的形式。

一定的抽象是一个动态的真实。实际上，在简单和复杂之间，在被给定和建构之间，在现实基础和构想之间建立一种联系对于认识论而言是合适的。马克思方法论的第二个组成元素是由对以下关系的说明组成的：趋势的方法。马克思认为交换价值是一个极其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范畴。让我们仔细分析以下论述：“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可见，比较简单的范腑，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这些是什么意思？这是说简单和复杂的关系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关系，所以活力是由历史主观地赋予生命，是由动态的总体性赋予生命的，动态总体性也是活力的标志。这也就是说，抽象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一方面，抽象在具体中寻求实在（一定的抽象）：另一方面，具体在抽象中寻其决定性（趋势的过程）。这是一个由生产和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历史运动：从本性到第二天性，立刻从本性建构的真实到具体的真实。“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生产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

这是方法论上的共产主义；这个理论上的方法也可以被定义为共产主义：《大纲》将向我们展示这一方法论意义上对共产主义革命定义的接近是如何具体进行的。想要将《导言》从马克思学说的发展的本质中剥离的做法是多么空洞！

又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所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趋势性方法以决定性的方式成为贯穿于马克思的认识论的系统性方法，这是很清晰的。我们稍后再回到这一点。当下和在这个层面上更加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允许现实组织加入到历史进程中（在现实组织中，规定性不能被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个体文本）。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的方法论也是一个共同的探索。趋势并不仪仅是那些基于历史经验的范畴的消极总结；这首要的是那些允许我们以未来的视角来观照当下，这是为了使这些趋势阐明未来。冒险吧，斗争吧。科学应该如此坚持这样做。如果一个人偶然地成为了一只猿猴，这仅仅是为了更加灵巧。

抽象和规定之间的关系，实证抽象和被规定的抽象之间的关系的伟大意义找到了一个科学证实的机遇：这是《导言》里的方法论的第三个元素，这是“实际上真实”。为了定义方法的第三准则，马克思将一定的抽象的方法结合到趋势中，有关劳动的范畴成为了马克思所有研究的中心。好，“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然而——这就是一定的抽象在起作用——“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这种范畴的普遍性使得劳动范畴的现代性变得很明显，同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缠结在一起的东西，是一个历史主体努力的结果。劳动的观念从历史实在朝更高形式的复杂转移：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转移。通过这样的方式，慢慢地——这里又是趋势起作用——范畴扩宽了，“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为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好，如果有人注意到，“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因而，“实际上真实”是范畴扩展的环节，在这个范畴中抽象找到了聚焦的核心，并且将它所联系的丰富性与历史真实相联系。没有趋势和抽象的这种结合，没有向实践真实和历史的血肉开放的这种移动，它将没有可能科学地进行下去。“实际上真实”是一种科学，这个科学变成了变化和变化得以可能的概念。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在这种混沌中得以形成，当概念的材料完全由这三个准则建构，形成的概念的机制才可以起作用。“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范畴在这个阶段被显示为“产品和效果”，更确切地说是真正的解释和科学的界限。我们把“劳动”概念的阐述看作是生产的概念，“当作社会必要时间”。这个概念是由历史产生这一论述是很明显的，但是这定义了概念得以发展的界限和后来所有发展的范畴。我们将会在劳动概念上看得更远，一旦这种对必然性的阐释以确定性的方式找到了它的轮廓，一旦趋势的必然性向所有辩证的结合显示出它的运动发生作用，最后，当它显现为“实际上的真实”时，在斗争的核心，我们将看到主体性的概念如何再一次被替代，也将看到这种替代将如何决定更远的连续性。这一系列的方法论文章并没有涉及劳动范畴（即使它有时呈现为个别有用的例子）：它涉及所有马克思对范畴的分析。因而，在文本以下这页中，对材料的第一种分篇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这种分篇是和方法派生相关联的。

因而，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法和历史方法上相结合的特异性是：这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然后，考虑到这种规定性形成的历史以及发展趋势，又再次从抽象到具体，到越来越复杂的过程。因而，“世界市场和危机”达到了决定性的顶点，在这个顶点上作为全部整体的基本对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被社会主义化了。“实际上真实”的准则、实践关系的动力论的准则以及这个运动的历史主体性的准则在这里都成为权威性的和有差别的元素。“实际上真实”的准则重建了唯物主义和辩证主义的方法论，包括了我们已经强调的关于“差异”概念的所有主观的、开放的和本质的部分。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在《导言》中被认为达到上述顶点的全部的方法，我们应该强调那个被认为有极大重要性的观点。为了使用其他元素，研究方式（Forschung）、叙述方式（Darstellung）和再现方式（neue Darstellung）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被完美地界定，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实的运动”（die wirkliche Bewegung）实际上成为了科学的主题。然而，仍缺乏一些东西。将客体视为科学精神之外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被趋势所强调的远景赋予了生命力，也被“实际上真实”的准则所主体化。但是，我们在这里必须承认从实在到理想主义改组的不可还原性；实在、准则和结合的动力仅仅被“差异”、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所确信，差不多后者可以被赋予活力和被主体化。相反地，在《导言》中，运动被对抗和范畴建构中的直接重要性所确证；差异被转化成对抗，方法的框架在很多方面是被打散的和极度松散的。所以，《导言》和《大纲》成熟的思想没有联系吗？可能并不是这样；然而，它为作为所有范畴基础的准则的对抗性原则预备了一切条件。另外，《导言》和与之并列的文本提及到了这个最后的远景，并且经常公开地谈论它。我们应该考察一下这个远景是如何出场的。我们不要做任何期望。在《导言》的结论中，马克思自己也似乎对这种困难有所警惕。“希腊艺术和现代社会”这两篇文章中有一个断裂，同时也和其他前面的笔记相联系。他们给出了一个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并且在不同层次上强调解答的困难性。因而，带着这个在《导言》中为解答问题而作的断裂，马克思似乎感觉到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局限性，感觉到在这里（在《大纲》中），所讨论的观点会引导他对《导言》的假设给出一个创造性的解释，以便通过这种一般的方式，到达方法论中的最高阶段。

但是，为了让马克思的方法论成功地表现为结论的形式，某些元素的成熟以及一些条件的发展是很必要的。好，在笔记本Ⅱ的结尾处，我们以“价值部分”作为开始，这部分对于我们而言似乎十分重要（暂且不理会这部分应该放在何处的哲学争论）。我们把它考虑进来是恰当的，因为价值这一主题对方法论的结合以及对基本范畴有着直接的影响，对基本范畴的描述也有直接的影响，而这恰恰是我们的问题之所在。马克思为了结合“价值”范畴，于是将方法论应用到实践中：他在定义价值时坚持同一性与差异性之间的辩证法。与价值相区分的是使用价值。但是“使用价值一被现代生产关系修改就降低到政治经济学中”，所以，它会降低过程的同一性。重复马克思逻辑的一般进程和考察形式、强度和差异的效力一样，是十分有趣的。这种将差别视为对抗性的做法是正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坚持：“实际上，无论如何，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一个给定的预设——建构在一个精确的经济学关系上的物质基础会自我显示。”所以，马克思坚决主张，

客观前提——独立的预设：这篇文章中差异变成了对抗。

这并非进入马克思思想中关于使用价值的讨论的入口（然而这是一个我们将会逐渐深入的话题。当下，我建议回顾一下罗斯多罗尔斯基的文章，pp.112-140，以及赫勒和她布达佩斯同事的著作）。我们目前都在谈论方法论，我们感兴趣的是形式上的机械论、差异性是如何以及通过什么转变成对抗性的。好，这是社会关系的本质，只有将客观前提转变为独立假设，或者说给它以活力特征的资本主义方面，才会不断回到它并且定义它。使用价值只是作为一个“独立假设”而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范畴，即当同一性和差异性的辩证自我运时，并且不断重新开启运动时，才无限地暴露出价值。当使用价值通过异化，通过不断变化的异化阶段——但这并不缺乏真实性——夺回它预设的独立性时，它就变成了“实际上真实”的。

在这一思考方向的框架内，我们同样来考察这个题为“巴师夏和凯里”的文本。这个文本是笔记本面的开头，写于1857年7月，即在《导言》之前，但却是在构成《导言》和《大纲》的论证框架内写作的。它包含一个对巴师夏《经济和谐》（第二版，巴黎，1851）的评论；这是马克思一个很典型的评论，即揭露某些经济学家精心准备一个借口，而这些经济学家，我们已经在货币章的笔记中找到了一部分。通过近距离直面法国（巴师夏）和美国（凯里）的资产阶级政洽经济学的情境，马克思在这里阐述某些批判的原则——这正是我乐意强调的形式和方法论特征。马克思想要解答的第一条原则涉及一个资产阶级社会（比如美国）的趋势，关涉独立发展的自行发展，而不考虑前面一百年的变迁。然后，在这望，“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而且，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即时综合：资本马上成为杜会资本。马克思认为他能释放的第二个准则是在资本集中和国家集权之间建立一种平行关系。这是指，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化和集中——无论是一个像美国那样开放的杜会，还是像欧洲大陆那样封闭的社会--—决定了不断扩张和国家力量集中的必要性。这个进程是直接由生产和因资本集中导致的流通所直接引发的。结果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破坏者”。第三条准则被描述为，由于世界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不断深化的矛盾所导致的对抗，（外在地或直接地）变成了资本的集中。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关系“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就变成了不和谐……这些世界市场不和谐”。马克思总结道，“这种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分的表现”。

为了考察马克思的方法论，坚持这点就足够了。马克思的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是成熟的，他将具有能动作用的对抗性视为整个体系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中，对抗是社会体系发展的动力，这个基础意味着对抗在资本的历史进程中的不断重复出现。所有客观唯物主义也都消逝了：这种关系对于构建对抗的界限而言是开放的。我们应该能够合理地反对，尽管这种矛盾的发展——和对抗的深入——仍然停留在资本的水平，停留在资本和发展范畴的水平；而且我们也应该能够合理反对，尽管这种矛盾被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低估了。但是马克思的评论还涉及巴师夏的工资理论。在这里，我们应该对该章和“论工资”的内容有一个认识，相对于巴师夏的愚蠢，马克思坚持将工资（雇佣劳动，工人阶级）看作一个立刻革命的动力，看作所有发展可能性的动力。“在所有这些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消灭，在这些关系中，劳动从它的收入、它的内容、它的场所和它的规模等等所有方面来说都是固定的。所以，应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这种基于主体性的否定（主体性在此表现为消融、破坏、流动性和独立性）给予资本范畴的对抗一个新的基础意义，将其引入了一条新路，将其引入到《导言》中所准确意识到的剩余价值这个概念的张力和矛盾。即使这个方法尚不能有助于价值理论的最后形成，然而这些要素通过这种方法从而整合在一起却是非常必要的。

马克思在《大纲》中对方法论的呈现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仅是线性地从《导言》到《大纲》，而且也不局限于《大纲》。事实上，如果我们回到那些我们已经在第二讲中读过的章节——《货币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之前的学者在方法论上的混乱和滞后。这在以下的这些篇章中尤其明显（请看《货币章》从B到D组成的文本），趋向定义对抗的努力正处于这一极点上。这些文本实际上是如何展开的？实际情况是这样：范畴之间对抗的加剧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危机之间的关联得以呈现，而且这种关联会成为迈向共产主义的根基。好，这种关联并没有跨过批判的范围，在批判的范围内，这种进程具有主体性。如我们所言，对抗性是十分强的：但是我们仍然将它看作构想的结果，而不是新发明的特征，抑或作为自由革命的特征。在共产主义的论述中，趋势是与“构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趋势与“构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仅仅标志着我们的分析还不够深入的话，我们就无须坚持趋势与“构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但是由于马克思的方法论，我们发现在《大纲》中，这种趋势与“构想”之间的紧密联系总是在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出现，尤其是当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对抗性同历史趋势之间具有内在联系时，这种趋势与“构想”之间的紧密联系仍会出现。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似乎也不能满足于此。如果所谓的“构想”只是机械地跟随着这种趋势的话，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就有沦为空想的风险。但是，相反地，强调我们可以用“实际上真实”和主体性来印证历史趋势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允许文字游戏，那我们可以说《大纲》中的趋势是被提升了。随着我们的不断深入，趋势是作为实践的实现，作为主体性的批判，而不再是一种设想。再一次，补充下面这一点是必要的：对剩余价值理论进行详细阐述将恢复马克思方法论的最大张力；而且这也是必要的：共产主义不可能仅仅是对资本不和谐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