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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江×戴锦华×汪天艾｜重读聂鲁达，是为了从20世纪汲取生命与爱的力量

译林出版社 2024-07-31 20:25:05 江苏

今年是聂鲁达诞辰120周年。7月12日，译林出版社联合智利驻华大使馆，举办了一场主题纪念暨新书发布活动。席间，北大西语系教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赵振江先生，与北大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女士对谈，他们的学生、今社科院外文所编辑汪天艾博士主持了这场对谈。三人分别结合翻译、阅读、图书策划的经历，述说了不同时期聂鲁达在国内形成的阅读盛况，以及重读聂鲁达作品时的私人感受。以下为文字实录，限于篇幅，部分内容有所删减。

两个甲子后的回眸

汪天艾：120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法，刚好是两个甲子，它的意义不亚于百年。我们可以看到，聂鲁达的生命其实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线性时间，进入了一个不断回环上升的，可以说是非常美妙的时间之外的境地。

大家看到的这套非常精美的“聂鲁达诗文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的老师赵振江翻译了其中的诗选，青年译者陈拓翻译了文选。通过这两位译家的笔触，包括在我们自己的阅读过程中，聂鲁达仿佛已经渡过了生死或者时间这样看不见的河流，继续在他热爱的世界上游荡。

今天有幸请到赵振江老师和戴锦华老师，和我们一起聊聊他们和聂鲁达的故事。我们先请各位老师谈一谈和聂鲁达的渊源吧？

赵振江：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智利驻华大使馆。我和戴锦华老师已相识多年，早在她任教于电影学院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只是分属北大外语系和中文系，接触很少。后来因为我的两个硕士生成为了她的博士生，关系变得更密切了。这两位现在都是青年才俊、西语界的后起之秀，她们分别是华南师大的教授（滕威）和社科院外文所《外国文学评论》杂志的编辑（魏然）。

这几十年除去在北大教书以外，我主要从事的就是西班牙语诗歌的研究和翻译，翻译大概占去了我百分之九十的业余时间，现在我每天翻译五个小时。

《在我热爱的世界上游荡：聂鲁达诗选》｜赵振江译

图书摄影：桃知君

聂鲁达和米斯特拉尔，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我很早就开始翻译了。米斯特拉尔可以算作聂鲁达的老师，而且他们都生活在智利南方，有一个地方对他们来说都很重要，那就是特木科，好像他们最早发表的作品都是在这里。

米斯特拉尔不像聂鲁达在中国那么有名，大概是因为在“文革”以前的外国诗人，尤其是欧美诗人，能来中国访问的非常少，可是聂鲁达曾经三次来华（其中上世纪50年代两次访问中国），所以在外国诗人中，他对中国诗歌创作界的影响应当说是最大的。原中文系系主任孙玉石教授，是北大中文系1955年入学的学生，有一次他和我说，中文系55级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大家伙一起朗诵《伐木者醒来》，可以想象聂鲁达的影响力。

聂鲁达与中国青年在一起｜摄影：佚名

我是1959年才上北大读书的，我本来考的也是中文系，结果被外语系要走了，一开始学了一年半法语，后来又改学西班牙语。所以通过学西班牙语更多地了解到聂鲁达。

智利诗歌我首先翻译的是米斯特拉尔，收入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后来云南人民出版社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中，我和张广森合译了《漫歌》。

我觉得聂鲁达的诗也是常读常新的，现在我一边翻译，一边觉得自己随时在与诗人交流，而且都在受教。聂鲁达的一生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成就一个诗人的因素包括他的天赋。聂鲁达是一个天才诗人，他的父亲是铺路司机，他刚生下来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但是继母对他非常好，所以他1915年11月写的第一首诗就是献给继母的。他发表第一篇文章的时候，只有十三四岁，他在十九岁出版第一部诗集，二十岁就出版了奠定他在智利诗坛地位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诗人。

1924年6月出版《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赵振江供图

生活环境影响了他，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不写诗，我十岁左右就成为诗人了。他说虽不写诗，但是小鸟、甲虫和石鸡卵，吸引着他。大自然和爱情，是聂鲁达诗歌中的两个重要主题。

1936年，他任智利驻西班牙领事，经受了西班牙内战的洗礼，人生道路和诗歌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他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思想、政治立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彻底地站到人类的大多数——广大的劳动群众身边。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西班牙是很特殊的，法西斯在这里取得了胜利，法西斯共和国战士大多受到迫害或流亡海外。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像白求恩、柯棣华这样的反法西斯战士，从西班牙战场转移到东方，转移到我们抗日战争的战场，这对我们而言是很难忘的一段佳话。

1939年4月，聂鲁达被任命为特别领事，从法国和北非的集中营救出2000名共和国战士｜赵振江供图

在西班牙内战之前，聂鲁达创作了《大地上的居所》第一卷第二卷，他当时是非常困惑的。他在1927年进入外交界，被派遣到亚洲，首先是缅甸，然后是斯里兰卡、印尼，都是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他在去缅甸仰光的途中经过了上海，上海给他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因为他被抢劫了，所以他有一首诗就题为《中国》，把旧中国的形象比喻成一个讨饭的老太婆站在破庙的门口。但1936年使他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他后来创作的《漫歌》。这本诗集大概有一万五千行，他从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开始写，一直写到他创作这首长诗的时候，甚至写到自己的遗嘱。在翻译或者审校这些诗句的时候，实际上我也在亲身经受一场教育。所以我个人认为，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如果能把《漫歌》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一遍，会对拉丁美洲现当代历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知。

重新叩问绝无仅有的20世纪

戴锦华：我会坐在这儿，一方面是因为刚才赵老师所说的，我与他之间奇特的、紧密的个人连接。大概在我重返北大任教的时候，西语系和中文系的权力地位早已经反转了，西语系高居中文系之上，而中文系则已经开始边缘化。可是赵老师仍然怀抱着他当年的中文系情结，对中文系充满了热爱和宠幸，于是他确实郑重地把两个他认为优秀的学生托付给我。以西语系的出身来中文系读博士，当时可谓是弃明投暗，地位一下子就变了，但是赵老师以拳拳之心叮嘱孩子、叮嘱我。我的一些学生，是一直活跃在西语文学，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文化当中的青年学者，所以我就会被应邀出席在各种与西语相关的文化场合，作为某一种陪衬性的吉祥物。

但是另一方面，我会乐意成为这个吉祥物，是因为大概在过去的二十年当中，我始终保持着对于整个西语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关注。我也去过很多拉丁美洲国家，但还未到过智利。我希望今年能踏上智利的土地。我一直觉得我的前世一定是一个拉美人，如果可以的话，一定是一个拉丁美洲的游击队员。

在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诗歌在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占有今天难以想象的重要位置，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所以也是在这样一个年代，我们最早读到聂鲁达。聂鲁达最初对于我，他是与大地、与劳动者之子、与人民、与激情、与革命连接在一起的。一直到我成年之后，经由赵老师和他送给我的学生滕威，我才开始更深地了解到一个与爱情，与语言，与语言的艺术、语言的秘密、语言无限的潜能和它的限定（性）相关的聂鲁达。

聂鲁达在匈牙利｜来源：智利国家图书馆

曾经，聂鲁达的形象对我来说，是并列在诸如马雅可夫斯基这样的诗人、革命者一边，很晚很晚我才意识到他作为一个诗人，就是我们在文学的意义上，在超越的意义上，美丽的、时间之外的价值。我是经由赵老师才知道，比如说中国西语系的创建是因为古巴革命的成功，因为国际外交、国际政治的需要，赵老师他们就会被从法语系抽调到另外一个专业去，由此中国今天才有了如此庞大的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脉络。我自己一直非常骄傲，每次访问中国台湾的时候非常骄傲，就是因为最早中国台湾所有拉丁美洲的文学译本都是经由英语转译的，而我们都是直接经由西语翻译，而且是最快的、最为直接的进入到我们的文化生活、我们的视野当中的。

同样像赵老师所说的，今天重新拿到这套诗文集的时候，我更清晰地意识到，《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是一百年前的，整整一个公元世纪以前的发现，而聂鲁达诞生在这个世界，是中国的双甲子之前，我们的两个世纪之前。当重新读这些诗的时候，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今天我们纪念聂鲁达、重读聂鲁达，我们也是在叩访20世纪史，叩访一个迄今为止没有与之相仿的百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读聂鲁达的漫游、聂鲁达的创作，读他的诗情和激情，我们读他作为诗人、作为外交家、作为政治家、作为战士、作为革命者，事实上是让我们再一次与20世纪相遇，再一次从20世纪当中汲取到生命和爱的力量。

Chile与China

两个最遥远的国家的连接

汪天艾：刚才赵老师和戴老师都有谈到，其实很多上一代的中国读者接触聂鲁达是先从他的革命诗歌、政治诗歌、社会诗歌开始，然后再重新发现聂鲁达，发现了他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那么可能对于年轻一代的读者而言，聂鲁达最出圈的应该就是这个情诗集，可能在阅读的过程中，又慢慢地追溯出了他非常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这次也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文选的编纂工作中。这本文选里的作品大部分是他在经历西班牙内战后写的，也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呈现给大家的。这些都是第一次在国内翻译出版，有很多文章是《聂鲁达全集》中收录的原本散佚的部分，之前没有被放在任何一个独立的集子里。我觉得其实聂鲁达对我而言代表着广义的同志情谊，这是大爱，他既爱具体的人，也爱他的国家、他的西班牙朋友，他的革命性与他的爱情，其实是相通的。译者陈拓老师翻译得非常好，如果大家读了这部文选中写西班牙的部分，就会看见他悼念加西亚·洛尔卡和安东尼奥·马查多的文章。你能感觉到他耿耿于怀觉得自己没有救到他们。这两位西班牙的知识分子是在内战第一年和最后一年遇害的，都没有活过内战。聂鲁达在帮助西班牙共和国的流亡知识分子到拉美避难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他没有救到洛尔卡和马查多这两位好朋友。

《看不见的河流：聂鲁达文选》｜汪天艾策划，陈拓翻译

图书摄影：桃知君

大家可以在文章中看到他们的这种情谊，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普世的国际主义。去年是他去世50周年，我们在西语里经常会说一位作家去世50年是cincuenta años sin su voz，就是50年没有他的声音。在这个世界没有了聂鲁达的声音50年之后，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诗歌当中读到他，他是相信爱可以高于一切罪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时间的，所以今天不管是哪一代的读者，什么年龄段的，用什么语言读到聂鲁达，都依旧会被他打动。

赵振江：我选了一些照片，有几个时间节点，比如1945年，他当选参议员，同年还获得了国家文学奖，但很快就受到迫害，在1949年被迫流亡到国外，一直到1952年，生活起伏跌荡。他写《漫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地下，不断地从一个地方躲藏到另一个地方，很多农民、矿工，都掩护他、帮助他。这个经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聂鲁达故居沿街墙上的漫画｜赵振江摄

还有1954年，他50岁生日，世界各地文化名人赶到智利庆祝，其中就包括艾青，艾青好像送了他一幅齐白石的画，他回赠给艾青一个自己收藏的海螺，这也是一段佳话。他第三次抵达中国的时候，是艾青和萧三到昆明去接待的，一直陪着他旅游、参观，直到北京。但是等到他回国的时候，艾青就消失了，不能去送他了，两个人就此诀别。“文革”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聂鲁达诗选的时候，聂鲁达的夫人玛蒂尔德给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巴勃罗生前经常对着大海呼唤艾青的名字。等到艾青被平反以后，他在为这部诗选写序言时，题目就叫《往事沉船友谊》。那时候聂鲁达已经去世，所以两位诗人再也没有见面，有一件可以安慰诗人在天之灵的事，就是艾青和聂鲁达的雕像同时出现在青海湖畔的诗歌墙上。

我有时候想中国和智利相隔如此遥远，几乎是世界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国家，但是两个国家在联合国的座位是并排挨着的。

我2011年有幸去了智利、秘鲁、阿根廷，回来以后，我就觉得我真的是欠智利、秘鲁一笔债，我应当把他们诗人当中最好的作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所以今年我刚刚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巴列霍的诗选，我翻译的聂鲁达诗选也在各大出版社相继面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