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哥：三十五岁必死系列
来源微信公众号：读库（ 三十多岁的人，或者死过去，或者死一次 (qq.com) ）期待出版
前言 三十五岁必死
疫情开始之后，读库编辑部一直在家办公，其间偶有需要当面交接的事情，我把同事约出来面谈，最后发现跟工作有关的话题很快就结束，大多时间都用来探讨人生了。
这些我一直视为年轻人的同事，不知不觉间，已经进入了我意识中最该怀疑人生的年龄：三十多岁——读库团队中，生于1980-1989年的占到了一半还多一人，如果再算上1990年的五个人，真是最易发生聚集性疫情的高危人群啊。
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在自己三十六岁前后，经历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后来与其他人彼此印证，发觉大家的第三个本命年，都是人生的关键一坎——几乎是所有人，概莫能外。有了此前的经验和大数据，再与这些三十多岁的同事探讨人生，我就有了充分的精神准备。至少通过相互比惨，让他们知道自己焦虑灰暗消沉绝望的状态并非孤例，起到安慰剂的作用也好。
而与他们的交谈中，也更加丰富了我自己对这段特定时期人生的看法。
现在回忆自己的那段时光，简直恍如一梦。我一直期望自己能有些自我怀疑、自我检讨精神，无论是做书，还是做人，最好时不时的“突然感觉有点不对劲”，这就对了。可那段时间，却是“整天感觉彻底不对劲”，那就不大对了。自己拥有的生活、追求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从前不假思索做出回答的问题，如果第二遍再问，原来的那个答案就摇摇欲坠土崩瓦解；生理正处人生巅峰，心理却是脆弱凄惶的至暗时刻。
“二十五岁已死，七十五岁才埋”，这是常见的人生悲剧。但二十五岁时就发生的脑死亡事件，几率毕竟偏低。三十五岁（有人会往前或往后延展几年），才是必死之日。
三十五岁的死亡，有两层含义，一是施耐德老师所说的“心理死亡”，心智停滞，希望不再，知识更新和大脑活性陷于停顿，情感和心灵日趋凉薄，其后走向生理死亡的每一天，貌似虎虎生风，实则行尸走肉。
另一种死亡，则是蜕变重生，从旧我中挣脱出来，完成心理重塑和人生重构，哪怕外界和外貌依然故我，大脑和内心已经焕然一新。
无论哪种情况，横竖都是一个死。
我想把自己十几年前经历的那次死亡陆续写出来，供同样正在经历死亡的你参考。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些心理疾患，这篇以及接下来的文字不属于你。不过，对于三十多岁的人来说，全是心安理得理直气壮意气风发志满意得的状态，好像也很虚妄，经不起推敲和第二遍发问。
三十五岁必死·之一这些痛苦一点儿都不高尚
把“痛苦”跟“高尚”组合在一起，我是快三十岁时重读《日瓦戈医生》发现的，大意是，某人的痛苦“都显得那么高尚”。原文出处如今都已忘了，但当年读到时，确实心里一激灵。
痛苦还能分出高尚与低贱，也许有种族主义嫌疑，尤其是用来指摘别人时。但如果以此警醒自己，确实可以节省许多心思，有效降低能量损耗。我与那段黑暗岁月的战斗，首先是从剔除一些“不高尚”的痛苦开始的——借用自帕斯捷尔纳克老师的这个字眼其实有些不准确，但从下面的表述中，相信有过同样经历的人儿可以理解个中要旨。
我的意思是，三十多岁的烦恼，有些是不宜过多纠缠的，有些是必须幡然醒悟的，有些是沾惹不起的，有些是与己无关的。先躲开外围的这些，把自己从不必要的牵绊中解放出来，才有精力和心情抵达核心，去面对真正关乎自己的那些问题。
那些不高尚的痛苦，首先与“大词”有关。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我要往哪里去？如何拯救这个国家？宗教问题的本质是什么？灵魂的皈依、悲剧的诞生、自卑与超越、西西弗与东东枪……这些从你有自我意识时就开始发酵、貌似崇高的人类终极问题，折腾着一颗颗一知半解的懵懂头脑。省省吧，这些问题已经把人类那些最聪明的大脑折磨了几千年还没有答案，平庸如你，已经三十多岁了，还是放自己一马吧，多想想生养和养生。
年轻时皮肉发痒，痛苦简直是一种刚需。少年时读《红楼梦》，好像是袭人吧，吐出一口血，然后想起年纪轻轻就这样，一辈子都好不到哪儿去，心就灰了。觉得这段好凄艳好唯美，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吐出一口。后来又看古龙的小说，把自己想象成那种病弱纤秀的侠客，嘴里时不时荡漾着中草药的气息，迷人死了。在痛苦中沉湎玩味，正是因为你苍白而想象力十足的人生中还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痛苦。如今，前途莫测的荆棘之路已经展开，你表演不起为赋新词强说愁了——真是天意，我用拼音输入法敲下这几个字的声母，“强说愁”出来的是“强删除”。
说到表演，许多不高尚的痛苦，来自你的主角情结。剧情全部围绕你来演绎，你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值得关注应该载入史册的，其他人只是为了配合你而生成的道具。即使没人疼爱，你也要自己宠着自己。你的心被自己填得满满的，压根容不下去想一下别人，并且还误以为其他人的心里也是把你填得满满的。自媒体时代尤其如此，你完全把自己当成一部一天二十四小时上演的纪录片来经营，似乎拍照和摄像技术就是为了你才发明出来的。现在，你被慢待过了，也失落过了，稍微有点儿理智就会知道：你没那么重要，你的痛苦也没那么重要，“为什么没人搭理我？”这不是痛苦的原因，而是结果。
那种冤有头债有主的痛苦算不上痛苦。比如，身体的某种疾病或缺陷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相思让你的心充满惆怅，屡屡闯入你噩梦的法西斯老板，打着爱的旗号来绑架你的家人，心不在焉的学业，度日如年的工作……要么摆脱之，要么克服之，要么接受之。再唧唧歪歪婆婆妈妈，你就会成为他人的痛苦源头，要么摆脱你，要么克服你。
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痛苦，大概是假痛苦。甚至能够切实感受到的痛苦，都不是真痛苦。《亨利和琼》这部片子，我看到它时，是三十二岁的一个夜晚，安妮最后的独白：“那天清早我哭了，我哭是因为我爱这条让我离开他的街道，有一天也会让我回到他身边；我哭是因为成为一个女人的过程是如此痛苦；我更为了从今天起我将不再哭而哭；我哭是因为我的痛苦消失了，而痛苦的不存在，我居然如此不适应。”想起自己若干次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冲动匍匐在地，求冥冥中有力量“救救我”，内心突然轻松了许多。我知道自己不会再这样了。
是的，人过三十，特定年龄的自恋与做作该痊愈了，提前或滞后，都显矫情。大多数人的青春期，都在不怀好意的“青春崇拜”中度过，饱受这世道对年轻人的讨好和谄媚，或者像打架时避免招惹那种不知轻重的生瓜蛋子一样，人家躲着你还不自知。如今，让你的青春期强行结束吧，不要再念叨“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不要再以为自己还是男生或女生，男孩或女孩，一点儿都不高尚。
三十多岁就埋葬掉自己的青春期，说来残酷，尤其是对于那些还处于婴儿期的成年人来说，更是触犯天条，但人生的至暗时刻，不是靠几句成功学秘笈、心灵鸡汤和金句，就能走出炼狱的。
如果你真切体会过那种不可言说的悲哀和伤恸，认清了人生的灰暗底色，那就清理外围，打扫战场，我们认真开始吧，像个成年人一样。
三十五岁必死·之二习以为常的东西突然站不住脚了
那几年处于心理低谷时，我经常有这样的幻觉：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一个自己看另一个自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按部就班地躺在床上，然后平静地用目光扫视那个辗转反侧的躯体。
抚尸痛哭吗？要有这种可以外化的痛苦就好了，或潸然泪下，或强颜欢笑。事实上，什么也没有。一个自己很安静，另一个自己也很安静，消沉到连麻木都意识不到。这才是最让人沮丧之处。
最大的反应就是，我会偶尔问自己一句：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于是开始同情自己，希望可以为自己找一条生路，至少，放自己一马。
每一天波澜不惊的日子，我却在扪心自问：是活着，还是活掉？是活着，还是被活着？是活在自己的意愿里，还是活在他人的评价里？
更可怕的是，再往下追问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意愿”是什么了。多年来恪守的道理，追寻的目标，真的是自己的吗？
三十多年的人生信念开始垮塌，一直努力去做到才华横溢品学兼优文武双全德艺双馨，到这时却发现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跻身某个类别、混到某个级别，按照规定路线一路高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仿佛左右逢源机会无限，不用担心没人搭理，不用害怕失去饭碗，但不过就像是货架上被人拣选的物品，机会是别人给的，成就是他人界定的，即使功成名就，骨子里依然是在看别人眼色行事。
目前手头所拥有的，是可以安身立命的财富，还是隔绝了更好可能性的障碍？是“何不食肉糜”的无病呻吟，还是学会拒绝、清理之后的不破不立？
曾经的眼高手低，志大才疏，那些吹过而没有兑现的牛皮，被自己半途而废、有始无终的一个个废墟。稍微清点一下，就有被反复打脸的肿胀感。
为达目的而口是心非、逢场作戏，为夺人耳目（如今有一种行为艺术叫“等着人来点赞”）而挖空心思进行的轻佻表演……想起轻狂的年少，更是汗如雨下。
若干年后出现的一个字眼，可以约略接近这种自我诘问：人设崩塌。
你可能会说，还是没心没肺一点儿的好，何必自寻烦恼。可人生到了某个阶段，不由得你不去想。再志满意得理直气壮地延续下去，也许是更大的悲剧。自小到大，我们仿佛都在为一个“人设”而活，那种根深蒂固的表演性人格、讨好型人格，如果到三十多岁还不警醒，就会愈发信以为真，成为一辈子的演技高手了，连自己都能骗过去。
到这个年龄，反思检讨一下自己的人设，就像一场不得不发的疾病，得过，才能免疫。
以过来人的经验，我总结出下面六条，供处在发病期的你参考：
一、“但是生活不能像在演戏，你戴着面具如何面对自己。”罗大佑老师唱的，但我们大多已经被训练成资深演员，摘下面具，反倒无可适从；或以为已经摘下，其实还戴着另外一张。这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触及灵魂甚至本身就是人生重要组成部分的自我成长。
二、这里面没有成王败寇的逻辑。越是春风得意的人，越在乎别人的评价，演技越是深湛，自我救赎越是艰难。
三、并非所有人的目标都是雄图霸业出人头地，大多数的目标反倒很卑微：云淡风轻，岁月静好，澹然处世，安贫乐道。但自降身份、退无可退也不会放过你，平凡普通的人生依然需要反思，需要调适。
四、最需要怀疑的是那种用形容词设定的自我形象，诸如常见追悼词中的大多数用语。我每次看到剧中人自我标榜“我可是一个行得正走得端的人”，就开始警惕。
五、不要因为有伪君子在玷污一些人类的高贵品格而对自己的追求和恪守失去信心，更不可用同归于尽式的比烂心态为某些人渣、某个黑暗世道殉葬。
六、正如对某篇文章、某个段落决定不予修改也是一种编辑能力，经过反思之后的依然故我不思悔改，同样需要付出勇气和智慧。
三十五岁必死·之三一个多数人回答不上来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所需一切条件都予以满足，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最近几年参与各种活动时，只要时机合适，我就会抛出这个问题，折磨一下现场各位。基本上没有人能够马上做出回答，后来改为一开始提问，让大家在活动过程中适当走神琢磨一下，结束后能够征集上来的答案依然寥寥无几。
随着次数增多，我又逐渐完善了这个问题，设定出六条限制：
一，不要回答说我最想做的事情是“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这只是一句空话，除非你能具体说清楚，什么样的才是你想过的生活。
二，不要说我最想做的事情是“考上北大清华或人大附中”，也许这只是你爸爸妈妈最想让你做的事情。
三，不要说我最想做的事情是挣很多很多的钱，除非你是个金融行业工作者，挣钱数量和速度是你的人生KPI。
四，答案更不能是“有花不完的钱”，这个问题的题意是你“想做的事情”，而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或“做什么都可以”。
五，让某个人爱上我，让许多人对我羡慕嫉妒恨，这不是答案，而是粗暴干涉他人内政。连阿拉丁神灯都说，他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愿望，但做不到让一个人爱你。
六，那些声称最做想的事情是开一家自己的咖啡馆或书店的兄弟，能够说出如何保证咖啡馆和书店的正常运营吗？题意是条件予以满足，而不是结果予以满足，让你不用发愁经营，赚多少赔多少都无所谓。
……经过这番打磨，能够给出答案的人就更少了。
当然有一种可能就是，“最想做的事情”是我自己的，与你无关，犯不着让你小子知道，于是冷场，其实各位心中有数。
这样就太好了。关于这个问题，真的只需要能对自己做出回答即可，没必要一定分享给他人。太着急答复别人的时候，反倒容易导致最终说服不了自己。
之所以对这个问题如此感兴趣，哪怕遭遇冷脸也要探究一下，是因为我三十多岁时遭遇的精神危机，最大的折磨就是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现在回过头来瞻仰当年的自己，发现这几乎是三十多岁人的必发病症。
在三十岁之前，从学业到事业，你的生活全是任人摆布，在他人规定好的线路上行走，能够给你一个机会，就感激涕零感恩不尽。这种被动接受安排、一切都是造化都是赏赐的局面，连官二代和富二代都不能幸免，老百姓的孩子更是如此。但到三十多岁，你终于有点资本跟外界掰掰手腕，讨价还价，也有了一定的选择余地，可以挺起腰杆拒绝一些，也可以自己做主，主动追求一些了。
这时我也发现，自己以及身边大多数人的状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这个世界，心却向往另一个世界，为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而悲愤不已。如果这个局面再不得到解决，自己就会从整天盼望得宠的妃子，迅速转为终究是意难平的怨妇。
二十八岁时，我鼓足勇气迈出关键一步，离开了一家温饱无忧的体制内单位。当时的心理动机是，不能再过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底的生活”，自己三十岁时什么样，四十岁时什么样，五十岁时什么样，到退休时最好又是什么样，都在目力可及的范围内，毫无波澜。北漂的生活开始，但外在的颠沛流离阴晴不定看来刺激，却依然满足不了自己。“一眼就能看到底的生活”并不是问题，真正的症结在于，什么是自己渴望拥有的生活，我不知道。
什么是自己不想要的？什么是自己想要的？这完全是两个问题，难度系数有天壤之别。当时的我只知道前者，却没有后者的答案，于是痛苦：不仅要否定，更要有肯定；不仅要打碎，更要建立。
这个年龄又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当年的各种招聘启事，赤裸裸的年龄歧视、性别歧视、学历歧视甚至地域歧视都明码标价：限三十五周岁以下。你马上就快没资格应聘、被人挑选了。年轻时觉得自己的生命经得起无数次折腾，足够挥霍，大不了从头再来，而到了三十多岁，连举棋不定首鼠两端的时间都不给你留多少。
未来不属于心神不宁的人。这句话说给年轻人听，肯定被啐一脸北冰洋汽水。迷惘彷徨慵懒消极是他们的特权，迈不开的腿都有一种别样魅力。
克尔凯郭尔老师说人生有三大绝望：不知道有自己，不能够有自己，不愿意有自己。我后来又看到一种说法，克老师所说的第一种绝望不是“不知道有自己”，而是“知道有自己”。天啊，只有三十多岁的人才知道，这两种说法都血淋淋的对。
从内到外，从外到内，你都必须要做出回答了：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当然你可以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接受当下的自己，和自己安然相处。
这样当然挺好的，祝你幸福，祝你不再在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一个自己看另一个自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按部就班地躺在床上，然后平静地用目光扫视那个辗转反侧的躯体。
三十五岁必死·之四一辈子都在给自己找台阶下
我们来继续探讨这个问题：如果所需一切条件都予以满足，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有答案就够了吗？想得美。
这个问题的关键部位是前半段，“所需一切条件”。想清楚了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接下来就该琢磨需要具备什么条件，这是区分脚踏实地的梦想和不切实际的奇幻文学的重要依据，你最想做的事情具备的是可实现性，还是不可实现性？
三十多岁的人了，不能再把乘坐超光速飞船遨游宇宙当作自己的梦想了，也不能再为一己之私用家人的幸福乃至温饱底线来陪绑，把爹妈的养老钱都耗进去还美其名曰自己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
凡是一旦确定要做什么事情时，就把所需条件想清楚，这培养的是我们教育中较少注意的一环：开列清单。所有耽于幻想的人有一个共同的毛病：现实是现实，理想是理想，互不搭界；而开列清单的能力，则在现实中可以具备的条件和理想中可以实现的目标之间搭出一座桥梁，用步步推导的工程思维、善于剖析的手术刀思维，把梦想建筑在理性基石之上。
对于一个有足够心智的成年人来说，清单列出来，并不意味着照方抓药就万事大吉，除了按照清单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之外，他还要时时根据情势变化考量清单可能发生的变化，尤其关注清单之外的不可预知因素，并有随机应变的能力。
分清了条件和结果、目标和路途，也就知道了自己是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卑微地活着，还是已经把自己质押给魔鬼，还自我安慰会有重新做人的那一刻。
有限制才有自由，这是心智成熟的体现。他知道自己的梦想是建立在高压力、强限制性之上，要解决自己的温饱，要尽到对家人的责任，要在问心无愧、不伤天害理的自我道德约束下，再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而不是气急败坏地以为这些都只是自己的拖累和负担。
三十多岁的人，没有任何退路，考验的就是你的正面强攻能力，行就是行，不行就认账、承受后果。有一个金融业的字眼叫“刚性兑付”，到规定时间完成规定动作，说的就是你，时间等不起，周围的人等不起，你自己也等不起。年轻的时候你可不用这么想，出多大丑、惹多少祸都可以。
不要再用“总会有那么一天”来掩饰自己的虚弱和无能了，所有的一鸣惊人都需要用一段段、一节节的小规模阶段性成果来铺垫，你需要的是每天都取得切实的成效，让自己的事情有实实在在的推进，而不是咬牙切齿地诅咒那些不相信你早晚会有出息的人。
列在清单上的东西也不一定都管用，关键在于是不是拉架势给别人看、摆样子给自己看。所谓不惜一切代价要实现梦想的人，对“代价”一定有什么误解，正如交多少钱学费就以为能按部就班成为具备专业技能的人，买到的连安慰剂都不是；正如一个人埋怨父母不给买钢琴于是耽误了自己成为音乐家，需记住文革期间葛存壮对少年葛优说的：要真喜欢音乐，吹口哨都行。
理性的、现实的浪漫主义之外，就是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的批判现实主义。永远为自己的平庸和失败找理由：总有刁民想害朕、天亡我楚非战之罪，这种被害者心态，最大的、唯一的凶手是你自己。
回忆我三十多岁时的焦虑，是因为意识到了：没有“如果”。
比如做一本书，如果封面只有一个方案，就是你没有为“穷尽一切可能”而努力；如果有几种封面方案，你就要决定，到底要选哪一个。几个选项之间，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一好一坏的选择不叫选择——你的取舍总会放弃其他的可能性，而只能沿着一种可能性走下去。老天爷既不给你几种方案并行的余地，也不给你先做一种几年后再选另一种的可能。你选择了一种，就堵死了其他的可能，且没有回头路可走，没有完全精准的虚拟推演；时间也不允许你再犹豫不决，你的抉择便决定了这本书最终的面貌、甚至最终的命运。
你必须要做出判断和决断，逃避和拖延都不允许。
这种压力让我欲哭无泪，原来，不仅没有事情做是悲剧，去做一件事情时，更会让人抓狂，你的命更苦。
那些一辈子都在给自己找台阶下的人，活得真美啊。
三十五岁必死·之五口袋里没钱的不一定是穷人
三十多岁的时候，发愁最多的是什么？
毫无疑问，钱。
所谓“刚性兑付”，最具体、最迫切的体现也是在钱上。被一笔需要到期支付的钱追得喘不上气，搜寻亲友圈合适的人去借钱，再发愁怎么张嘴；因为钱不够而忍痛放弃自己想要的东西，灰溜溜缩回来的手有着莫大的委屈和无奈；用钱的地方远超可用的钱，不得不拿出精密算术来运筹帷幄拆东墙补西墙；任何一笔计划外的开支，都可能让你狼狈不堪⋯⋯壮志难酬，困窘难堪，屈辱难忍，基本都跟钱有关。
这方面每个人都有一肚子不堪回首的记忆，我也不能幸免。但这篇文章不是为比惨，而是想分享解决之道——当然不是如何让你成为千万富翁的成功术。
从一次几个朋友之间玩的心理游戏说起。
假设你的好朋友把一笔钱交给你，委托你为他买彩票。于是你每次彩票都买两张，一张是用自己的钱买给自己的，一张是用朋友的钱买给朋友的，这两张彩票，你自己悄悄做了个记号以示区别，这个记号只有你自己知道。
结果某次中了大奖，不幸的是，中奖号码是朋友的那张，因为你给那张彩票做过记号，但记号只有你知道。
需要你回答的问题是：这笔奖金巨额到什么程度，可以诱惑你自己吞下这笔钱而不让朋友知道？换言之，多少钱值得让你背叛友情来撒谎？
现场讨论热火朝天，甚至还一厢情愿地把道德压力甩给朋友：他要愿意跟我平分，我就告诉他；要不分给我一点儿，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
大家的答案，基本集中在迫在眉睫、非钱所能解决的刚需（而非改善型需求）上，或者让自己的生活彻底翻天覆地。但再往下探讨，却发现多少钱都不足以让自己来撒谎，一辈子生活在阴影中。用很多很多的钱买超级大别墅，包六百个二奶，坐私人飞机去撸串⋯⋯其实你的生活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变，喜怒哀乐的配比也没有多少改动。
当然，纸上谈兵的自我推演完全不能算数，真正的考验来临，恐怕没几个人能做到义无反顾义薄云天。
这次游戏给了我一个启示：虽然没有足够多的金钱，但可以有足够清晰坚实的金钱观。这也算是自我拯救的重要一环，至少比思考“人类的命运往何处去”要实际得多。
那几年里，为几乎每天都要折磨自己一番的金钱，我逐渐树立了六条某种程度上可以开导开脱自己的理念：
一、这个时代，无论如何也饿不死人了。富贵到买座动物园给孩子做生日礼物，贫穷到租地下室靠拾荒市场上的生活用品度日，都能活下来。除非出现极端恶性情况，大可不必紧张到以为自己每天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二、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由于生产力跃迁导致的产能过剩和供大于求，社会改为由消费驱动，那就意味着许多需求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只是为你花钱提供一个由头。商家制造的种种号称为你省钱的购物狂欢，如果口袋里的钱不充分，大可不用理会。
三、还有一个字眼叫“消费民主化”，用户规模越大，固定成本就越小，所以越大众的东西性价比也越高，满足生活所需既花不了多少钱，品质也是很好的。而你的更大花费，其实多是为满足自己的攀比心态，追求社会身份认同及商家所描述的“理想生活”。认清这一点，就可以看透奢侈品、限量版的幕后秘密，让自己不再整天被物质追着跑。
四、比没钱或钱少更可怕的是心穷，看到那么多腰缠万贯、心里却依然是个穷人的暴发户，我很感谢从小所受的父亲的教诲：无论有没有钱，人的心量一定要大。尊重钱，也尊重自己。人到三十，再没有这种心态，那就真的穷久了，穷惯了，穷疯了。
五、我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拍好一部电影的必要条件，并不包括庞大的预算。与其抱怨自己因为缺钱而裹足不前怀才不遇，不如先去拣那些不用靠钱（至少是不用太多钱）就能做出来的事情去做。
六、人们多是说，有钱，意味着你有了麻烦别人的权力。比如雇家政为你收拾房间坐专车去上班等等。我的体会是，有钱，就有了免于计较、纠缠的权力。那些年电视中总有表现调解纠纷的节目，邻居师友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乃至夫妻之间，往往为一床破被子就怄一辈子气，说起来是为了钱，但经济问题的背后，是对钱的这一功用没有意识到。
总而言之，挣钱已经很辛苦了，花钱就不要再那么辛苦。
有了这样的心理建设，我才可以比较超脱地度过那段三十多岁概莫能外、饱受金钱干扰和挤压的岁月。
三十五岁必死·之六最应警醒的是这种边界感
人过三十，有件麻烦事就是，不再像年轻时能有个机会就谢天谢地了，可当你手里多出几张牌可打的时候，如何选择？我当时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有好几份工作摆在面前，要选哪个去就职。
当然有个很简单粗暴的标准：哪个给钱多，就去那家。但另一股贱劲儿又开始发作，钱已经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衡量标准。
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希望自己的选择是因为做这件事情本身既能挣到钱又能得到快乐，而不是做这件事情可以挣到钱，再用钱去买来快乐。
最终，我选择了做《读库》。
这么做显得既清高又矫情，但事实上我是很世俗地数清自己口袋里现有的钱和将来能挣到的钱，并认真开列好家庭资产负债表上的每一个细项，件件没遗漏，样样有准备，被人间烟火烤炙浸渍之后做出的考量。做《读库》也许每月只能挣六千，另一份工作可以挣八千，但这两个数字都可以满足生活基本所需，并没有多大差别。
十几年之后，再与新晋三十岁的人儿聊天，一份工作能挣八千，另一份工作有一万二，你选哪个？我建议对方喜欢哪个就选哪个，反正这两份工资都不能让你买得起房，就不用计较有多大差价了。
瞧瞧，在金钱面前，我们并不能做到多么超凡脱俗，但可以在某个范围内，往下能够兜底儿，往上突破不了高线，那就由着自己性子来吧。
这涉及的是我年轻时较少有的一种思维模式：阈值。
这个听起来有点唬人的字眼，说的是某种状态或某个系统的临界点数值。通俗点儿，就是一捅就破的那层窗户纸，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白了阈值是多少，那么在阈值范围内的事，就可以相对自在从容地对待之，所以说月薪八千和一万二没有差别；也就可以做好随时突破阈值的准备，比如突然有了一份工作的薪金高到可以让你买得起房，那就不要再唧唧歪歪啦。
首次知道这个字眼，也许是未到那个岁数，我并没有多大反应。再次听到，是关于疾病的一个譬喻。假如人每天吃一百块糖就要得糖尿病，那么在九十九块之内，你可以撒了欢地吃；可一旦你吃到一百块得了糖尿病，以后别说降到九十九块没一点用，就是少吃六十六块都恢复不了健康。
有了阈值思维，你就不再把数字当作匀速等差游戏，有时候两个数值相差好几百几千都没事儿，有时候仅仅差一个点，就再也悬崖勒不了马。这样的话，反倒可以节省你的许多心力，生活中的大部分数据，大可不必时时处于算计状态；而那个关键的临界点，怎么在意都不过分。
仅仅用阈值思维来权衡那点儿可怜巴巴的收入，未免大材小用了。再引用一下缪哲老师的名言吧。若干年前，说到一个与他有某种关系的人，尽管我知道有失礼数，还是忍不住问他：你说那是不是个傻逼？老缪淡定回复道：那是个分寸感和进退感都很差的人。套用这个无比精准的定义，傻逼最欠缺的，就是阈值概念，做人做事屡屡过火，频频过度，突破了别人心目中的阈值，而他自己毫无意识。
人过三十，最应警醒的，就是这种边界感。
有了明确的阈值范围，就可以找与自己阈值相同的人共振，哪怕一句话不说，也能在一起厮混一辈子；反过来，如果阈值不同，那就真是说半句话都显得多余，共处一秒钟都是噩梦。
这世界由不得你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一旦突破阈值，就要有“再也回不去了”的心理准备。一旦从量变到质变，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认账，再死乞白赖也没用了。
没有在人家的阈值范围内，就不要强求同频，也不要愤世嫉俗地说对方凭什么厚此薄彼。所谓识趣，就是要知道，自己还不配。
一个成熟的人，则要努力扩大自己的阈值范围，也就是包容度：怒点不要那么低，让别人动辄得咎；匹配度不要那么狭窄，满世界都找不到与你榫卯对接的人。
再说回八千和一万二的那次对话。十几年前，许多人努把劲，踮踮脚尖，是可以凑得出首付、付得起月供的，而到如今，买得起房的临界点，对于九成九的年轻人来说，都已经高高在上永不可攀，那突破这一阈值的责任，就由不得我们这些个人来承担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只能转移给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多想无益，由他去罢。
三十五岁必死·之七当二八定律变为二和九十八
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许多人是靠从南方倒卖电子表、录像机、摩托车等物件挣得第一桶金的。这些东西中，有的需要专门的运输方式，或者买卖做大的有自己的渠道，而许多就纯靠人肉背扛，大包小裹，坐几天几夜火车，吃不饱睡不好的，往往连个座都没有，路上还有被查被抓的可能。
这其中，尤以小巧玲珑的电子表最易上手。
为什么他们甘冒其险甘受其罪？因为能赚钱啊。
为什么能赚钱呢？因为有价值差。
分析这三个字，可以拆分为“价值”和“差”。首先，电子表有价值，那年头，多少大人小孩对这种高科技迷你宝贝爱不释手，戴块电子表的人简直烧包得不得了。
其次，南北两地之间有差，南方可以一麻袋一麻袋地批量采购，几毛钱一块，运到北方，就可以一块一块地零散出售，人们趋之若鹜，一块能卖十好几块钱。
价值差，是人过三十应该持有的一种常备思维。
有的时候你自命不凡侃侃而谈，以为自己表达的东西很有价值，但如果知道自己发言所针对的人群，已经具备了跟你同样的见识，人家掌握的东西比你还要深刻有趣，你那些眉飞色舞说出来的内容其实了无新意老生常谈，就应该学会及时地闭嘴。这是只有价值没有差的情况。
有的时候你自我感觉鹤立鸡群，高处不胜寒的落寞让你有了独孤求败的感觉，而事实上只是周围所处的环境太LOW了，你依然是井底之蛙中的一员，仅仅蹦高了一点点于是看到的天大那么一圈而已，就应该警醒让自己生活在一群二傻子窝里毫无快乐可言，赢得这些二杆子的赞美和艳羡毫无成就感可言。这是有了差但没有价值的情况。
于是，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何谓乐土？真正有价值的所在，能体现你价值差的去处。
应该说，价值差思维，很好地帮助我在三十几岁、面临一些十字乃至米字路口时，做出一些取舍和判断，确定了自己奋斗的方向。
同时，也让自己有了老实谦卑的自觉，因为已经知道自己并非怀才不遇，“价值”和“差”很少两者兼备，甚至常态是既无“价值”也无“差”。
从事图书出版这个行业，价值差思维也让我受益匪浅。判断一本书是否可以出版，“价值”和“差”成为最好用的参数。没有价值是一种平庸，没有新意同样是一种平庸。
这实在是太有压力了，所有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行业——如今叫“创意产业”——并不像日复一年的种粮食，追求的还是老味道，也不是精密精益的工业生产线，超出规范就是不合格，你只要重复，就没有价值。问题是，先人和前辈的智慧成果就摆在那里，想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得先爬上去，可资质稍差或勤勉不够的人，单是消化现有成果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你“价值差”的份儿？
光阴荏苒，改革开放已经过去四十多年，国人已经弃电子表如BB机，人类也进入了需要让机器为自己留份工作的地步。
当我们的年轻人毕业即失业，不得不用考研考博来缓解就业压力的时候，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也开始有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做法：政府从社会保障支出中拿取部分配额，作为公民的基本收入分发给每个人。也就是说，你什么都不用干，就可以有一笔基本收入。
据说，这笔基本收入，不仅仅能满足一个人的基本温饱，还要让你有余额进行其他消费，以免整个社会失去消费驱动。瞧瞧，真是把你伺候得好好的，你不单要让自己活着，还得起到经济活动润滑剂的作用。你好像只剩下这种用途了。
人类，只能沦为按组织规定辛勤操作的工蜂和维持社会经济运转的润滑油吗？我们可是万物之灵啊。
是的，万物之灵，肯定还有价值，但跟机器相比，已经没有“差”了，甚至比机器还差。
社会学家惯常使用的二八定律——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百分之二十，其余百分之八十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发展到当下，也已经由百分之二十和八十，变成了百分之二和百分之九十八。
如何让自己跻身那百分之二？如何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差，而非可以被随意替代的城市机器中的一员、经济动物中的一个统计数字？
这可能是我们当下的残酷命运，并不比当年扛着一麻袋电子表挤在绿皮火车行李架上还被人蔑称为“倒爷”的人更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