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之六百四十——袁枚论时文和戏曲

袁枚《答戴敬咸进士论时文》。袁玫看不上时文，这可以理解，但他也看不上戏曲，把时文与戏曲相题并论，如说“有韵之文，始自《关雎》，降而五、七古，降而五、七律，再降至词曲，而流品极矣！未闻于词、曲外，有能再化一格者。无韵之文，始自《尧曲》，降而汉魏，降而六朝，降而八家，再降至时文，而流品极矣！未闻于时文之外，有能再倡一体者。”这个逻辑很令人费解。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从母系氏族社会的走婚制发展到封建专制社会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再发展到今天文明社会普遍遵循的一夫一妻制，也到头了，不能说一夫一妻制流品极矣。文学体裁从诗歌、戏剧、散文，出现最晚的是小说，也不能说小说格调最低下。所以，这个因果关系不成立。 袁玫的第二个理由是：“从古文章皆自言所得，未有为优孟衣冠，代人作语者。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揣摩口吻为工……犹之优人，忽而胡姐，忽而苍鹊，忽而忠臣孝子，忽而淫妇奸臣，此其体之所以卑也。若云足以明道，极有关系，则戏曲中尽有无数传奇，足以动里巷之讴吟，招妇竖之歌泣者，其功且百倍于时文矣。” 袁玫第二个理由的前半说明他老人家根本不理解虚构性文学的本质。虚构性文学就是要揣摩作品中人物的口吻，揣摩愈工则作品愈成功，袁玫却以为“此其体之所以卑也”，可见，袁玫的文学认知局限于纪实性作品。反观苏轼的考场小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里瞎编了一个典故，当欧阳修不耻下问其出处时？苏轼理直气壮：“想当然耳！” 袁玫第二个理由的后半又说戏曲之说教性百倍于时文。袁玫把戏曲与时文等同起来，但他又不能不承认戏曲在中下层群众中间维护纲常名教的重要作用。当然，这不是袁玫高看了戏曲，戏曲的明道作用只能“动里巷之讴吟，招妇竖之歌泣”就足以证明他的态度。 另，袁玫全集中的确以古文和诗为主。大概率没有写过词、戏曲，可以算言行一致。《子不语》不算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属志怪类杂记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