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皮斯日记》（自译版）- 塞缪尔·佩皮斯生平详述（1）

佩皮斯家族是英格兰东部一个相当古老的家族，且据可敬的沃尔特·考特尼·佩皮斯

表示，对于自己的这个姓氏，他所能追溯到的最早记录是《百户区卷档》（Hundred Rolls）（爱德华一世，1273年），其中记载了名为理查德·佩匹斯（Richard Pepis）和约翰·佩佩斯（John Pepes）的二人，他们被登记在剑桥郡持有土地。接下来又找到了威廉·佩匹斯（William Pepis），这个名字发现于一个世纪之后的1329年和1340年的两份科特纳姆（Cottenham）教区[1]的土地地契中（科尔手稿[2]，大英博物馆；第一卷56页，第十二卷44页）。而科特纳姆教区下属佩勒姆（Pelham）辖区的法庭卷档（Court Roll）[3]中还记载了托马斯·佩皮斯（Thomas Pepys），此人是“1434年期间克罗兰修道院院长的庄园管家。” 不过，尽管找到了以上记载，并在布伦特里（Braintree）、艾塞克斯（Essex）、德佩戴尔（Depedale）[4]和诺福克等地发现了同姓人士，沃尔特·佩皮斯先生对于自己家族所在的这一支，他能够追溯到的第一位确凿无疑的祖先却是“剑桥郡科特纳姆的老威廉·佩皮斯”，其遗嘱的落款日期为1519年3月20日。

1852年，教区牧师约翰·戴尔（John Dale）在萨塞克斯郡（Sussex）博尔奈（Bolney）教区教堂中一个古老的木箱子里找到了一卷羊皮纸装订的奇异手稿，书名以拉丁语写就： “Liber Talboti Pepys de instrumentis ad Feoda pertinentibus exemplificatis” 。（译注：英文可译作“The book of Talbot Pepys exemplified concerning the instr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Fees”，大致意为“塔伯特·佩皮斯关于收费文书示例之手记”。）随后他将手稿交给了时任伍斯特主教（Bishop of Worcester）的亨利·佩皮斯（Henry Pepys），时至今日仍为佩皮斯家族所有。这卷手稿提及了家族中的多位人士，其中就有上面讲到的1434年的托马斯·佩皮斯，还有对威廉·佩皮斯的后续记载。对后者的相关记载如下：

“根据我叔叔威廉·佩皮斯的一本旧书写下的笔记。”

“威廉·佩皮斯，10H.8 [5] 于科特纳姆去世，他出生于苏格兰的邓巴，由克劳兰修道院院长抚养，成长于亨廷顿郡，是一位绅士[6]，院长让他做了自己的庄园管家，管理其在亨廷顿郡的所有土地，后又将他派往科特纳姆，他在此成家并有了三个儿子，托马斯、约翰和威廉，生母名为玛格丽特，三人也都成家并留有后代。”

针对这一记载，我们可以参考《日记》中1667年6月12日的日记，其中有记录罗杰·佩皮斯（Roger Pepys）告诉塞缪尔道，“我们的确是和克劳兰修道院院长一道从苏格兰来的。” 有诸多记载显示家族中多位族人很早便定居于科特纳姆等地，似乎这一说法并没有多少支持证据。

关于家族的身份地位，沃尔特·佩皮斯先生这样写道：

“最初1273年的族人显然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公簿租地农[7]。150年后（1420年），家族中已有三、四人在教会中担任了职务，也有其他族人成为了克劳伊兰修道院[8]的庄园管家等。250年后（1520年），家族确定产生了两个分支：一支在剑桥郡的科特纳姆，另一支则在艾塞克斯郡的布伦特里，作为自耕农过着安逸的生活。50多年之后（1563年），诺福克郡南克里克的一位族人，托马斯跻身地绅[9]阶级，得以使其纹章被于同年在诺福克展开纹章巡察[10]的纹章官[11]库克认证。从那之后，大多数族人都享有良好的生活条件，而那些担任公职的家族成员可能属于平均线以上。”

有一种非常普遍的说法是塞缪尔·佩皮斯出身平民，因为他的父亲从事裁缝行当，而他本人的自述“但我认为我家从算不上举足轻重”-[1661-62年2月10日] 也被用作佐证这一说法的证据，但这大错特错，毋庸置疑，这位日记作者着实对自己的血统感到骄傲。这一点或许可从他的其中一张藏书票（bookplate）[12]上看出，他自述为

“亨廷顿郡布兰普顿的塞缪尔·佩皮斯先生，查理二世陛下的海军部秘书长，剑桥郡科特纳姆的古老家族佩皮斯的后裔。”

自日记作者之后，佩皮斯家的许多人也都出人头地，成就斐然，爱德华·福斯（Edward Foss）先生这样写道（《英格兰法官名录》（Judges of England），第六卷，467页）：

“在佩皮斯家族中，从四所律师学院 [13]的准教授[14] 到英格兰大法官[15]，法律位阶的每一级之上都可见到其族人的身影。”

科特纳姆的威廉·佩皮斯世系，他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长子（托马斯）开启了第一个诺福克分支，次子（南克里克的约翰·佩皮斯）为第二个诺福克分支，幼子（威廉）则称为因平顿分支。幼子小威廉一生有四个儿子和两个女儿，由于有两个儿子的名字都叫做托马斯，且生活在同一时期，因此为做区分，人们将一个称作“黑托马斯”，另一个则称作“红托马斯”。红托马斯生育了四个儿子和四个女儿，他的第三子约翰出生于1601年，正是日后日记作者塞缪尔的父亲。我们对于约翰·佩皮斯（John Pepys）所知甚少，但在《日记》开篇时他在伦敦从事裁缝行当。约翰似乎并非成功人士，他的儿子在1661年8月26日这天发现，别人欠他未还的仅有45英磅，而他欠别人未还的钱也大致这么多。他于1650年成为伦敦市民——同年其子塞缪尔考入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但其早年似乎与荷兰有商业往来。

1661年8月，约翰·佩皮斯退休，在布兰普顿的一处小房产（估价为年租金80英镑左右）中养老，是他于1680年去世的大哥罗伯特·佩皮斯（Robert Pepys）留给他的。

以下是约翰·佩皮斯遗嘱的一个副本：

“我父亲的遗嘱

[由S.佩皮斯签收认可]

“备忘录

我，亨廷顿郡艾灵顿的约翰·佩皮斯绅士”

在此宣布对我俗世物品的处置如下：

“首先，我希望将我已故兄长罗伯特·佩皮斯留给我的土地和物品，按照我兄长罗伯特遗嘱中的交待，交给我的长子，伦敦的塞缪尔·佩皮斯先生。

“其次，对于我从伦敦购买或带过来的任何东西，以及我所留下的、或是尚未到手的应得钱款，我希望按以下方式处置：

“第一，我要向布兰普顿教区——我希望能葬于布兰普顿教堂墓地——的穷人们捐赠五英镑。

“第二，我要艾灵顿的穷人们捐献四十先令。

“第三，我希望我的两个外孙，塞缪尔和约翰·杰克森，各分得十英镑。

“第四，我希望将我最大的银罐给予我的女儿宝琳娜·杰克森。

“第五，我希望将我的金印章戒指给予我的儿子约翰·佩皮斯。

“最后，我希望将余下的东西平均分给我的儿子塞缪尔和约翰·佩皮斯，以及女儿宝琳娜·杰克森三人。

“我将一切托付给我的长子塞缪尔·佩皮斯处理，并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执行。

“兹证明，于此亲笔签字。”

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始终没有找到她的娘家姓——于1667年3月25日同样在布兰普顿去世。约翰和玛格丽特共生育了六个儿子和五个女儿，分别是：约翰（生于1632年，死于1640年），塞缪尔（生于1633年，死于1703年），托马斯（生于1634年，死于1664年），雅各布（生于1637年，夭折），罗伯特（生于1638年，夭折），以及约翰（生于1641年，死于1677年）；玛丽（生于1627年），宝琳娜（生于1628年），埃斯特（生于1630年），莎拉（生于1635年）（以上四个女儿均幼年夭折），以及宝琳娜（生于1640年，死于1680年），她嫁给了布兰普顿的约翰·杰克森（John Jackson），后生下两个儿子，取名为塞缪尔和约翰，后者被塞缪尔·佩皮斯定为了他的继承人。

塞缪尔·佩皮斯出生于1632-3年2月23日，但出生地不详。《科利特传》（Life of Colet）[16]的作者，神学博士塞缪尔·奈特（Samuel Knight）是佩皮斯家族的姻亲——他娶了因平顿的塔尔博特·佩皮斯（Talbot Pepys）之女汉娜·佩皮斯（Hannah Pepys）——笃定出生地是布兰普顿，不过布兰普顿教堂的登记册并无法证实他的这一说法，因为教堂直到1654年才开始做登记记录。

塞缪尔的少年时光被相当均匀地分成两半，前半在乡下，后半在城里。他和弟弟汤姆小时候与一位名为古迪·劳伦斯（Goody Lawrence）的保姆一起住在金士兰德（Kingsland），在之后的人生中，塞缪尔提到过他有在金士兰德周边田野里射箭的习惯。稍大后，塞缪尔在亨廷顿上学，后来被转学去了伦敦的圣保罗公学（St. Paul’s School），他在那里待到了1650年，就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他的名字作为一名资助生（sizar）[17]登上了剑桥大学三一学堂（Trinity Hall）的告示牌。他于6月21日被录取，但随后转投莫德林学院，并于同年10月1日被录取为一名资助生。他直到1650-51年3月5日才正式入学，但一个月后便当选为斯本德拉夫（Spendluffe）先生所提供的奖学金的获得者之一，两年后（1653年10月14日）又被约翰·斯密斯博士（John Smith）的基金会选中。

我们对他的大学生涯所知甚少，甚至于可说一无所知。不过可以知道的是，在获得史密斯奖学金之后，他立马惹上了麻烦，因喝醉酒与一名同伴一道收到了学校警告。

然而他并没有挥霍时间，且有证据表明他的生活忙碌而充实，他学习了大量的历史经典，并打从心底热爱文字写作。终其一生，赛尔谬在回顾自己的大学时光时都是欣喜而满足的，他的学院被铭记在其遗嘱之中，他将自己宝贵的藏书手稿遗赠给了学院。在受到告诫的同一年，即1653年，塞缪尔文学学士毕业。1655年12月1日，他与年方十五的美丽姑娘伊丽莎白·圣米歇尔（Elizabeth St. Michel）成婚。两人结婚时，塞缪尔仍尚未有任何固定收入，而伊丽莎白没有嫁妆。伊丽莎白的父亲来自法国安茹的一个上流家族，是博热（Bauge）（安茹的一个市镇）郡长（High Sheriff）之子，名叫亚历山大·马尔尚（Alexander Marchant），头衔为圣米歇尔爵士（Sieur de St. Michel）。他在21岁于德国服役时皈依了胡格诺派（Huguenot）[18]，于是他的父亲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此外他还失去了他的叔叔，一位富有的法国修士，本打算遗赠给他的20000英镑，之后他便脱离了罗马天主教。他在亨利埃塔·玛丽亚（Henrietta Maria）与查理一世结婚时作为随从一同来到英国，但随后王后发现他是个新教徒[19]，不参加弥撒，于是便解雇了他。作为一名相貌英俊，举止彬彬有礼的男子，他得到了一位爱尔兰乡绅 [20]遗孀的青睐，这位女士是弗朗西斯·金斯米尔爵士（Sir Francis Kingsmill）之女，后不惜违背家族意愿嫁给了他。婚后，亚历山大·圣米歇尔和妻子筹集了大约一千五百英镑，两人启程前往法国，希望能拿回部分家族财产。他们诸事不顺，一无所获，而且在前往法国的途中被敦刻尔克私掠船队（Dunkirkers）[21]俘获，行李财物被洗劫一空。他们后在英格兰德文郡的比迪福德（Bideford）安顿下来，在当地或附近生下了伊丽莎白等子女。后来，圣米歇尔被征入对抗西班牙人的军队，参与了攻占敦刻尔克和阿拉斯（Arras）的战役，然后带着家人定居于巴黎。终其一生，他都是个不成功的人，他的儿子巴尔塔萨（Balthasar）如此形容他：“我的父亲到最后满脑子怪念头，整天想着向国王、王子和其他人等提议永动机之类的东西，这掏空了他的口袋，因为他不关心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花光了手上每一分钱，也没找其他工作，一点收入都没有。”有次他离开巴黎一段时间，期间某些“骗子天主教徒”和“假虔诚的”说服了圣米歇尔夫人，把女儿送到了乌苏林（Ursulines）[22]的女子修道院。做父亲的听说后急忙赶回，设法把伊丽莎白带出了修道院，那时她已经在里面待了十二天。此事后他觉得法国是个不宜居住的危险地方，于是将家人接去了英格兰，不久后他的女儿便在这里结了婚，尽管正如布雷布鲁克男爵批注的那样，我们无从得知她是如何跟佩皮斯相识的。圣米歇尔非常高兴女儿嫁给了一名真正的新教教徒，而伊丽莎白本人则亲吻了父亲的双眼，告诉他道：“亲爱的父亲，虽然年幼之时我因在这世上时运不济而被天主教所迷惑，但所幸我如今拥有了一个睿智而虔诚的新教徒男人作我的丈夫，在他的良好影响之下（再加上我长了年岁，更明事理了）我的思想不会再被引上那般弯路。”

亚历山大·圣米歇尔一辈子都保持着他那不着调的性子，并取得了治理冒烟烟囱、净化水和模制砖头的专利。1667年，他向国王请愿，声称自己发现了所罗门王的金矿和银矿，对于这些梦幻般的宝藏，同一天的《日记》里有这么一条有意思的评论：

“1667年3月29日。他（巴尔蒂[23]·圣米歇尔）父亲每周会从法国教会收到4先令，这4先令就是他父亲和母亲差不多所有的生活费；他们一年的生活就靠20英镑维持。”

前文提过，佩皮斯于1655年12月1日结婚，这个日期由威斯敏斯特的圣玛格丽特教堂（St. Margaret’s Church）的登记册权威提供。

然而，奇怪的是，佩皮斯本人认为自己的结婚日是10月10日。对此，布雷布鲁克男爵的评论是：

“那个年代的登记簿，其质量之糟是出了名的，我们面前这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而一个写日记的男人断不会犯下如此错误。”

比佩皮斯确信他是在10月10日结婚这件事更奇怪的是，佩皮斯太太竟然对此毫无异议：在1666年10月10日这天，我们可以看到如下文字：

“所以回家吃晚饭，然后上床睡觉，今夜是我的结婚日，不过我不记得是多少年前了，但我太太说是十年前。”

这里佩皮斯太太搞错了，应该是十一年前，因此说不定她一直都记错了日期。尽管佩皮斯夫妇在这个对他们二人而言很有意思的问题上具有高度权威，但我们必须接受以登记簿为准，直到有进一步证据表明登记簿的记录的确有误为止。

爱德华·蒙塔古（Edward Montagu）爵士——后受封为桑威奇伯爵（Earl of Sandwich）[26] ——是佩皮斯的隔代表亲（佩皮斯的祖父和蒙塔古的母亲是兄妹），对于他的穷亲戚而言，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当时正是他向这对夫妇伸出了援手，允许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约翰·佩皮斯的条件似乎不足以支付他儿子的教育费用，因此塞缪尔可能是在他这位颇具影响力的堂兄弟的资助下上了大学。无论如何，他将自己的人生成功主要归功于蒙塔古，对他而言，他似乎扮演了某种代理人的角色。

1658年3月26日，佩皮斯接受了一场成功的结石手术，我们发现他之后每年怀着感恩之心纪念他生命中的这个重要事件。他一生都没在这件事上遭过什么罪，但当他于七十岁去世后，人们在他的左肾中发现了一窝结石，有七块之多。

1659年6月，佩皮斯随爱德华·蒙塔古爵士一同登上了“纳斯比号”（Naseby），当时同行的还有作为联席委员前往厄勒海峡（the Sound）的波罗的海舰队司令和阿尔格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在那期间，蒙塔古一直与查理二世通信联络，但由于顾虑西德尼，他不得不在暗中秘密行动。佩皮斯对正在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他在《日记》中坦承道：

“此事确实让我对他产生了一种看法，他成了世界上神秘的人之一，我以前不会这样认为。”

返回英格兰后，佩皮斯在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先生——后受封为爵士——的部门里谋得了一个职位，这个办公室是财政署进款司（Receipt of the Exchequer）的四个出纳部（Teller）之一。他的第一篇日记写于1660年1月1日，当时他正是唐宁手下的文书官，住在离威斯敏斯特国王大道（King Street）不远的斧场（Axe Yard）——就是修建弗鲁戴尔街（Fludyer Street）的地方，这条街也已于1864-65年为了给政府办公室腾地方而拆除了。佩皮斯的薪水是一年50英镑。那年1月，唐宁邀请佩皮斯随同他前往荷兰，不过倒是也没有表现得咄咄逼人，几天之后，他为佩皮斯谋得了枢密院文书（Clerk of the Council ）[28]一职，但受此恩惠的那位似乎也不是非常感激。佩皮斯的人生至此即将迎来一场巨变。同年3月，他被指派在爱德华·蒙塔古爵士恭迎查理二世王政复辟的远行中担任其秘书，23日，他随蒙塔古登上了“快速号”（Swiftsure）；30日，他们换乘上了“纳斯比号”。得益于他的职位，我们能从佩皮斯的日记中得到舰队每日行动的详尽记录，一切犹如水到渠成，最后蒙塔古荣幸地将查理二世带到了多佛，在那里国王陛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舰队中，有好些艘船只的名字对保皇派而言相当可憎。5月23日那天，国王陛下登上了“纳斯比号”，并在此进行了更名——“纳斯比号”改为“查理号”，“理查德号”改为“皇家詹姆斯号”（Royal James），“议长号”（“Speaker”）改为“玛丽号”（“Mary”），“温斯比号”（“Winsby”）改为“快乐归来号”（“Happy Return”），“韦克菲尔德号”（“Wakefield”）改为“里士满号”（“Richmond”“），“兰伯特号”（”Lambert“）改为“亨利埃塔号”（”Henrietta“），“切利顿号”（“Cheriton”）改为“迅捷号”（“Speedwell”），“布拉德福德号”（“Bradford”）改为“成功号”（“Success”）。《日记》中这一部分的内容特别有趣，作者用一种妙趣横生的方式描述了在荷兰的各种游览见闻。

等二人回到伦敦，蒙塔古告诉佩皮斯，自己已经为他拿到了海军部书记官（Clerk of the Acts）一职的任命许诺。在佩皮斯得到这一职位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波折，搞得他多次都想接受那些让他放弃这个职位的提议。一开始是蒙克将军（General Monk）急于将这个职位争取给海军办公室（Navy Office）的首席书记官（Chief Clerk）特纳先生，但最后得益于蒙塔古的影响力，佩皮斯还是拿下了这一职位。然后登场的是于1638年被任命为海军部书记官的托马斯·巴罗（Thomas Barlow），他似乎对此不太高兴。佩皮斯答应每年都给巴罗一笔钱，把他摆平了。然而他很快就无需掏这笔钱了，因为巴罗于1664-65年2月去世。你每年都得掏一笔钱支付的对象去世了，会为其死亡而生出由衷悲痛并非人类天性，而佩皮斯以一种非常朴素的口吻表达了他的感受：

“上帝知道我的心，对于一位每年能拿到100英镑，且同时是位值得尊敬的诚实之人的陌生人的去世，我能为其感到深深的、由衷的遗憾；但当我想到这是上帝的眷顾，竟以这种方式让我的财产每年增加100英镑之时，我有理由感谢上帝，而且是发自内心地去感谢。”

海军部书记官属于要职，因为任职者不光是海军委员会（Navy Board）的秘书或登记官，还是海军的主要高官之一，而且作为海军委员会的成员，与其他部门组织的委员平级。佩皮斯在《日记》记录期间都担任的这一职位，而我们发现，他一直在为自己的地位而斗争，因为有其他成员想将他降级为秘书。在佩皮斯的主张中，他似乎是占理的一边，佩皮斯藏书手稿集收录的一卷宝贵手稿里含有一段1649年左右的旧指令摘录，而这段摘录正对这一点进行了论证。这份手稿似乎由贵格会（Quaker）[29]的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编写，出自一套发现于其父亲“威廉·佩恩爵士的壁橱”中的海军事务手稿合集。它曾被呈送给查理二世，结尾的献词这样写道：

“我希望这足够证明为一位很容易为出于好意而做之事开脱的王子提供如此多自由的是正当的。

“来自

“大亲王[30]，

“您忠实的臣民，

“WM.佩恩”

“1680年6月22日于伦敦。”

目前暂不知晓这份手稿是如何成为佩皮斯的所有物的，可能是国王赐给他的，也有可能他把它当作自己这个职位的一种额外补贴收入囊中的。该卷含有一个索引，明显是由佩皮斯添加的，索引中的如下内容体现了他对这份手稿内容的理解：

“海军部书记官，

其职责，

其必要之处与发挥之作用。”

以下是对海军部书记官职责的描述，显示出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其中还声明如果书记官不适合担任委员一职，那么他就是一个呆瓜，无法胜任其工作——表达方式之尖锐，完全不是人们预期中会在官方文件中看到的：

“海军部书记官

“海军书记官的职责主要在于评估核定（经由委员会批准）和记录所有账单、指令、合同及授权书，编写和计算账目，为枢密院、海军事务大臣 [31] 或海军委员会委员发来的信件、指示和命令拟订和撰写答复，他应该是一名非常能干的会计，同时精通海军事务，熟知所有下级官员的职责。

“有些人反对赋予海军部书记官与委员同等的权力，认为该职应为委员的下属，尽管自建立之初他便是被如此看待的，然而这不过只是部分人的观点，目的是将他排斥在外，假设他有联合查明或反对暗中牵涉私人利益之事的权力，他最少也可能被认为超越了本分；可以肯定的是，没人比他更了解海军的交易往来，而且如果需要，可能也要对项目计划发表大量言论，否则他就是个呆瓜，不适合这一职位。但为何此人不应为能胜任委员的造船工，其原因留由聪明人判断。”

佩皮斯的任命状上写明其薪水为33英镑6先令8便士，但这仅仅是一笔历史悠久的“财政付款”（fee out of the Exchequer），与该部门的渊源可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之前。佩皮斯的薪水此前为固定每年350英镑。

上面那段说明中强调的两个资格，佩皮斯一个都不具备。他对海军一无所知，对账簿的知识也少得近乎于零，1661年7月才第一次接触学习了乘法表。从《日记》里给出的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有多么努力地汲取该职位所要求的知识，他的刻苦勤勉使他很快便成为了一名模范官员。佩皮斯上任海军部书记官之后便在海军办公室大楼中居住，这栋大型建筑坐落于十字修士街（Crutched Friars）和谷糠道（Seething Lane）[32] 中间，在两条路上各设有一个入口。1660年7月4日，他与委员佩特（Pett）一同去看了房子，对房屋情况相当满意，但他担忧更高层的官员会剥夺他的这项权利。他的恐惧实为无稽之谈，因为他在7月18日的日记中便记录了于自己公寓内享用晚餐一事，他的公寓就位于谷糠道的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