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一

我第一次认识佳明是2017年。

这一年我20岁，刚工作，运气挺好。从3月实习到6月转正，再到年底，我成了公司的栏目主编。

年底公司有一个出差项目，在义乌。这里每年冬天举办全球国际博览会，受地方平台和举办方邀请，来自全国各省的记者、编辑齐聚在这里。我和佳明属于这其中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这一年，好几个省区来的是总编辑，次一点是总监，我和佳明都是无名无姓的新人，在欢迎晚宴上，我们坐在次第二桌的下首，两个人尴尬的说不出话。

佳明不是我的故事主角，我只是在昨天突然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端着保温杯，全身像浇了盆冷水。

我在林老师的朋友圈里看到这个消息，他转发那条新闻，黑白头像很熟悉。

这不是佳明吗？我突然想起。他很爱发朋友圈，但很多天没看到他的新动态了，他也很久没给我点赞。

20岁那年。我和佳明认识在这样尴尬的交际晚宴上，加微信后，我迅速将他划分到我的“客户”组，客户代表着工作和一切与工作相关的人。客户的名字不好听，常年被屏蔽，但早年的时候，我还是会偶尔发一些不屏蔽他们的朋友圈，佳明会点赞。

林老师也在这个组里，他和佳明都是我的“客户”。除了客户我很少其他的分组，直到来北京后才多出一个新的组，叫“北京”。

看到朋友圈消息，我在北京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终于鼓起勇气询问微信客户组的林老师：你的朋友圈的那个人，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佳明吗？

他很快回复：是啊。

我既为佳明伤心，又因为林老师尴尬。我想这个对话就结束在这里，我只需要知道一个确切的答案。五分钟后，林老师又发来信息，他说：好惨。

我很意外，他竟然会继续和我对话。我只能继续询问：他是什么病因？

林老师说：不知道。过了十分钟，他回复：听说，是癌症复发。

我像浇了盆冷水。

他说：我知道的时候，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只能顺着林老师去一点点的回忆佳明了。2017年这次义乌之行，上海派了佳明和另一位摄影记者来，佳明咋咋呼呼的，所有人都喜欢开他玩笑。我们有一场为期三天的走访，这种带着政治任务的社交场合，有佳明这样的人最合适。但碍于这一年的队伍里领导太多，佳明不敢放开本性，直到第二年再见面，我才彻底认清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样子。

“我记得，你在车上拍过他打呼噜的视频，对吧”

“是”，林老师说。

二

佳明打呼噜在2018年。

这一年我再一次为国际博览会出差义乌，只不过去的人都换了一波，连续参加的只有我和佳明。林老师得知是我的时候很高兴。

“我一直在想今年会不会是你，我们会不会再见面。你果然来了”，他说。

林老师是真的高兴，在我去义乌前一天反复叮嘱我的行程。他说：“高铁四个小时有点长，你要是无聊就看书。我手机上有个微信读书，我想睡觉了就看。看了就睡着，这样你醒来就到了。”

醒来就到了，醒来我和林老师就再见了。

其实在这之前，在离开杭州和林老师告别的2017年，我一度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

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那会儿我因为感情不顺、过度减肥、工作压力，患了暴食症和抑郁症。我带着政治任务暂时离开一座城市出差，潜意识里把它当成一种逃离。在义乌江边的酒店，我打开房间门看见来送见面礼的林老师和吉姆，对这个男人印象深刻。

林老师小麦色皮肤，单眼皮，穿着浅蓝色的羽绒服，脚底下踩着一双红色的耐克限量版球鞋。对比他身后的那个年轻男生，他显然是有些年纪，至少过三十。我知道他是和政府打交道的，潜意识里觉得这是一个交际花型的男人，但那天他见着我，莫名的拘谨害羞。

“你就是舍小姐啊，你好”

林老师伸出手，我礼貌回应。第一次见面，我们用了一个标准的国际握手礼。

2017年的欢迎晚宴我尴尬的不敢动筷子，用尴尬形容还不够，莫若说是“怕”。我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在一群中年男人的酒局上凝固呆滞。这时候，我和佳明还不熟，跟谁都不熟，东道主的总编辑拿着酒杯一圈一圈敬酒，越靠近我，我越紧张。轮到我的那一刻，心脏几乎从嗓子眼跳出来。

“你是舍小姐，我知道，你的领导和我介绍过你。97年，一个20岁的天才少女。没想到人还长的漂亮。”

他说这些的时候，全场人看着我，林老师也是。

“你竟然是97年，吓到我了，我下面的实习生都比你大。你不会是违法招来的童工吧。”

林老师起哄。

他一起哄，所有人跟着笑了，这一次我终于留意到笑的最大声的佳明，我的紧张有所缓解。那杯酒颤颤巍巍喝下去，到胃底才把我的心脏平静下来。

后来很多次，我想过原因，我其实应该在酒店开门的一瞬间就记住林老师了，那种印象深刻的记住。尽管他身后有个更年轻的吉姆，但整个尴尬欢迎晚宴上，我的眼睛只会时不时找寻他。

他让我安心。

三

第二年，2018年，我和一众人在同一个酒店的晚宴再次碰面，只有佳明一个熟人。佳明说：这一次只有我和你，我们可算是老朋友了？

你说是就是吧，我真嫌弃和你做朋友。我开玩笑说。

2018年冬天的义乌博览会，见着佳明之余，我也终于看见林老师。他没变，更瘦了，看这一年的朋友圈他都在健身。我进去时候找了他很久，他好像很早就看见我了，眼神对上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眼里由内而外藏不住的笑意。

“呃，你终于来了，路上还好吗？”

“呃，你本来要和成都的一个女编辑一起住，但是我给你换了。你睡眠不好，一个人一间房应该能睡着”

“呃，你头发长长了？箱子重不重，我送你上去。记得拿房卡”

他语无伦次，我都插不上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个劲的笑。这一年在来义乌参加大会，我的状况比前一年好了一点。工作上虽然成熟了，但也同时陷入迷茫，我在谋划去北京的计划。

感情上我的日子更加难过，我在几个月前失恋，史无前例的最难过的一次失恋。我没法对人倾诉，也没法写文章自我消解。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一直在一种近乎绝望的状况下，带着问题见林老师。

只不过，这些问题他都不知道。

这一年的晚宴除了政府领导，大多是年轻人，好安排。林老师明明白白的安排我坐在他旁边。

“我准备的还是去年你们喜欢喝的绍兴黄酒，不过不能贪杯”，林老师说。

“你别怕，我在边上，自在就好”。林老师凑到我耳边小声说。

一年前的会面他也说过类似的话，离开的时候在义乌高铁站，我拖着行李箱走错方向了，他在群里@我的微信，当着一大群人面说：“真是迷糊，后面的路跟着我走。”

我在杭州西湖找方向，他私信说：“在杭州不用导航，我就你的人体导航，跟着我不会错方向。”

那一年出差很多这样的时候。我慌乱、恐惧，最后都因为他一两句话和几个细微的举动平静下来。2017年的冬天，我在杭州产生一种错觉，我想和他结婚。

我觉得林老师是适合和我结婚的男人。

他三十多岁，单身，年纪比我大不少，但是各方面经验成熟。他几乎完美互补了我恐惧的一切。我曾经信誓旦旦在各种场合，对着各种人说过我不结婚，甚至在文章里向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宣告过。我说婚姻无趣，婚姻是牢笼，我不想结婚。

不是这样的。

20岁这年，我冒出过一个很冲动的想要和一个男人结婚的念头。至今为止，我也只对这一个男人有过这样的念头。

当然，这一切他不知道。

四

“四月他跳槽的时候还说来杭州一定要和我吃饭，那会儿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去了？”

微信聊天里，林老师说。我这时才知道佳明跳槽。

2020年4月，佳明从过去的单位跳到上海一家传统媒体。他的前公司对自己的内容体系做了大改革，那一年在义乌会面的很多人都离开了，我应该是最早一个。

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生存艰难，纸媒一家接一家倒闭，他们发的薪资已经养活不起扛着房贷车贷的年轻人，但佳明竟然还去。他在逆着时代走，我想，他是有理想，有媒体理想的年轻人。佳明去世的讣告里是这样写的。

我不如佳明，我早已经是个没有理想的年轻人。

2018年，我是带着某种期望，或者告别的心情来到义乌。我知道，之后每一年这样的活动或许还会有，但我绝不会再参与了。组织者可能仍然是林老师，但我们不会再见面了。过了这个冬天，我要离开这份工作，离开我的理想，离开这座城市。

2018年再见面，林老师说：“我的部门里有一个97年的实习生，我每次和她一起工作的时候就会想起你。一想到你，我就会和她说，有一个和她同龄的姑娘多么优秀，年纪轻轻就凭着自己的才干做到了主编。”

“你这么说，姑娘不会不高兴吗？”，我问。

“也没有，听你故事的人，大多会好奇”

97年，他总把这个数字挂在嘴边，殊不知这是我很长一段时间的烦恼。我嫌弃自己太年轻了，年轻的日子过得无比疲惫，我只想快点老。

我和林老师差了整整13岁，可他像个少年一样，各方面看着都比我年轻。这一年的行程里，我们探访了义乌一个民俗村，一群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游荡在景观道上。我腿力特别好，甩开那些姑娘，和林老师、佳明、吉米骑在最前头。不过他还是要比我快一点，尤其上坡的时候，速度完美显示出他这一年健身没白练。

我踩着自行车，看着义乌的城镇和村落。我仔细研究过义乌，研究过杭州，还有整个浙江的地图。

义乌属于金华市，隔壁是影视之都横店，和杭州之间隔着黄先生的家乡，嵊州。

2018年来义乌出差，黄先生，我的另一个忘年交老友，说要在行程结束时候飞过来，然后带我去他的老家，去嵊州的小街喝咸豆浆。从他告诉我的时间看，我应该是不能和林老师佳明一起走完全程，我暂时没有告诉他们，林老师不知道。

那天景观道上，林老师突然停下自行车，我和吉姆随后到。他送了一根狗尾巴草给吉姆，吉姆嫌弃的扔到一边，转过身，他又送了一个狗尾巴草戒指给我。

他的脸红了，什么也没说。我怕吉姆看到，慌得将狗尾巴草戒指藏在口袋里。

景观道旁边是一座山，翻过这边的山就是浦江，是林老师的故乡。

他说，小时候经常骑自行车走山那边的一条大马路，那时候义乌还不是全球小商品制造中心，还处于刚摆脱鸡毛换糖的窘境不久。后来这一整片土地上的人都发达了，和温州一起，成了中国商业最活跃的地方之一。

我特别喜欢研究这段历史，研究义乌、杭州、温州这片土地上的人。

黄先生也是浙江人，是最早那批经商致富的人之一，顶峰时期，他的资产曾达几十个亿。后来他突然厌倦一切，四十多岁，不做生意，跑去环游世界。我没有给林老师讲过这个人，不知道怎么讲，很多次别人问起我，最喜欢中国哪个地方的男人？

想来想去，迄今为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过的中国广袤的疆域，让我感觉到男性的综合品质和修养最好的地方——

在上海和浙江。

五

2018年的行程里，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金华游船。

至今我已经忘了那条河叫什么名字，只知道从南到北，经过了整个金华城最核心的区域，游船的导游一直介绍唐朝骆宾王的故事，他就是金华人。离开时候我带走了一只金华火腿，后来因为不爱吃，又送给了黄先生。

江南还是好看的，每次来我都要这样感慨。

金华游船的晚上，林老师就坐在我对面，我们默契的别过头去，尽力不看对方。我已经告诉他，明天早上要走，不能参与完走访的全程。我要跟黄先生去嵊州的小店喝豆浆，但是回去后我会尽力交出一份好的调研报告。他没说话。

那天晚上从金华回义乌，一边下雨，一边堵车，大巴车上的人都沉默，只听见佳明的鼾声。

“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给你的路线走呢？”，林老师非常暴躁的和司机吵架。司机又无奈又无辜，天气原因，实在是赖不着他。林老师这么生气为什么？

“换个目的地，不回酒店，我们去喝酒吧”，林老师跟司机讲。所有人都欢呼，睡着的佳明也激动醒来。

酒吧里，男男女女点不同的酒，威士忌，鸡尾酒，红酒，啤酒，一圈不大的地方被我们承包下来。林老师起初很克制，后来逐渐放开，喝到微醺的时候，他坐对面和我说：“去年你走的时候说的一段话，让我很莫名其妙，还以为我喝多了对你了做什么。”

我笑了。

去年在义乌的行程结束后，我和北京的一个朋友一起去了杭州。大冬天在西湖边上，特别冷，我傻的想去游船，迷路了，他说做我的人体导航。

那晚上我们约在西湖边上的一家酒吧见面，他来之前就像喝多了似的，不正经，竟然开出让我坐他腿上这种玩笑话。

那会儿我只有20岁，刚工作，外人以为我跟着那些非富即贵的采访对象天天醉生梦死，灯红酒绿，其实不然。我连酒吧里来来去去那几个色子游戏都玩不习惯。

林老师那晚的举止让北京姑娘不舒服，也让我生出戒备。我一晚上都十分不配合他和他朋友们的游戏，尤其在我喝多的时候，无比霸道，本性暴露出来。

他不停说：“你温柔点，我们江南姑娘都很温柔的”。

“我又不是江南的，我来自湖南，别拿你们那一套规矩我。”

我几乎可以想象自己喝多了说这些话的模样，像孙悟空，恨不得把天都揭下来。

“我要去上厕所”，我说。

林老师对面的朋友冲他使了个眼色，他紧跟出来。

在酒吧有一种潜规则，互相有意的男女会借着上厕所的由头去约会，这是几年后我才懂得的东西。林老师跟着我出去时候，站在外头等我，我模糊看见他的红色耐克球鞋，问他：“外面大风又大雨，你站这里做什么，不冷吗？”

他要过来扶我，被我一把甩开。

“你们这些全身套路的老男人，都离我远点”，我说。

他无奈笑了，跟着我转了一圈，回酒吧。

那晚上什么也没发生，我们喝完酒就回酒店了，那天晚上他没回家，就睡在酒店，睡在我的隔壁房间。但是他没来找我，甚至一句多余的晚安也没有。直到第二天醒来去机场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多虑了。

那天去机场的路上，司机的电台里放了两首歌，一首是网络歌手唱的《天造地设》，另一首是汪苏泷唱的《追光者》。两首歌听的我内心翻涌。我突然意识到我要离开这座城市了，在这里，我遇见一个男人，一段时间相处下来，我莫名其妙的想嫁给他。他不知道。

情绪上头，我给他发了一条奇奇怪怪的微信：“林老师，我在机场路上了。谢谢你，祝你越来越好。”

明明什么也没发生，我却发了一条像分手一样的短信，难怪他一整年都莫名其妙。

那时候，我是抱着不会再见的心情说这些话的，我不知道博览会年年办，更不知道他会长期负责这个项目。一年后我们再见，我的脚指头尴尬的能抠出一块地来。这一年分别前在酒吧喝酒的晚上，林老师说：“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太特别了，我这一年常常想起你。”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这一年我也常常想起他，我们互相有一种默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继续谈恋爱，继续探索人世间情情爱爱生离死别的问题。

吉姆和我说：“林老师是一个怪人，这两年别人给他介绍的相亲对象排长队，他一个也不喜欢。”

那他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赵雷的南方姑娘里的那个姑娘？

我不是啊，我后来去了北方。

林老师疯狂迷恋赵雷，这个日常周旋在各种社交场合，深谙中国社交之道的男人似乎有一颗极其敏感的心。第二年再次在酒吧告别的晚上，我决定给林老师唱一首歌，借着酒劲，我冲到台上，点了一首陈粒的《光》。

“都清醒都独立，妄想都没痕迹，我们，一声不吭慢慢窒息”

这句歌词，适合我和林老师，也适合这个世界上所有在迷途中克制的男男女女。我唱的时候，林老师冲上台，借着酒劲，我们终于拥抱在一起。

这是认识两年以来最亲密一次接触。

台下所有人在欢呼，吉姆，佳明。一群人给这个画面拍照。

六

“你还记得吗，第二年的大巴车上，我说佳明”，林老师问。

“什么”，我记不得他说了什么。

他发了个表情。那一年大巴车上林老师和佳明讲：第一年分别后我说我如果去上海，佳明你要请我吃饭。结果我每次去上海，就碰上你不在。我一离开上海，你马上就回来了。

“我那时候开玩笑说，他就是故意的，他傻呼呼笑”，林老师说。

“是啊，怎么这么巧，可能佳明就是不想和你吃饭？”，我开玩笑。

林老师什么时候去的上海呢？

不知道，杭州离上海近，他应该常去。杭州离北京就远了，2019年冬天，我已经在北京工作。好巧不巧，12月我出差去了一趟杭州，飞机降落在萧山机场的那一刻，我立马想到林老师。

他在哪？在这座城市的那条街道？

我没有主动联系他，我从那次分别后再也没联系过他，可就像他说过的，这一年他时不时想起我，这一年，我也时常想起他。但是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我发了一条在杭州的定位，私心来说，我就是给他看的，他好像没看到。或者说看到了，只是像佳明“故意”不和他吃饭一样，他不想再见我。

我怀着一种失望的心情离开杭州。又过一年，也就是2020年，林老师来北京。

我看到他定位在朋友圈的很多条动态，在机场的，在故宫的，在前门大街的，从周三到周日整整五天，我都看见了，但是没有联系他。

我就像佳明一样，知道他来了，不想见他。佳明不一定是成心的，但我有心。

我曾经非常有心和他告别。

2018年分别的那个早上，我找到酒店前台问林老师的房间号码，此时黄先生的车已经在楼下等着。我要和他分别了，我们不会有这样固定契机再见面的时候了，我决定和林老师好好告别。

敲开他门的时候，他因为前一晚酒吧喝多了宿醉未醒，穿着一件橙色T恤，平时打理的有型的头发乱成一团。他不好意思的揉脸，像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样。那一回，敲门的人是他，他穿着浅蓝色羽绒服，害羞的捏鼻子，那个动作我印象深刻。

“我要走了，他在楼下等着”，我说。

“嗯，东西都收拾好了吗？这次没落下什么吧？”他问。

“没有”

“嗯，你”

“我什么？”

“你确定不跟我们一起吗？今天的行程很有意思，晚上大家一起回杭州”

“不了”

“好吧”，他肩膀松垮下来，肉眼可见的失望和泄气。

我扑上去，紧紧抱住他。

“谢谢你，祝你越来越好。不要再觉得我的话奇怪”。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用力抱紧一个男人，这一年，我21岁。

七

“所以，林老师你要好好保重身体。佳明太年轻了，没有健康，我们什么都没有了”，我说。

我的每一次祝福都是真心实意的，也不知道他会不会认为是场面话。为了不被他这样认为，我做过一点傻事。第一年出差从杭州回来，我想送点东西给他，家里最多的，是我的老师和采访对象送的书，还没有开封，比如龙应台的《目送》。

我写了一封短信，夹在书后头，书里面只有一句话：希望林老师健康快乐。

我像第一次恋爱的小姑娘，小心翼翼的，一笔一画在纸上写着，生怕哪里出问题。写完后，我包装好，叫快递员上门取件。我叫的顺丰，希望林老师能尽快收到我的礼物。

快递员把书拿走不久我就开始发呆。

我想，我这么矫情的做这些事干嘛呢？

他会怎么想我呢？

他对我是什么看法我从来都不知道，我这么自作多情是不是太可笑了？

我打电话给快递员，叫他停止发货。如果一不小心发货了，不管在哪儿，一定要给我拦截下来。

第二年意外的和林老师再见面，我曾经想偷偷给他送礼物的事只字未提。

更意外的是，这一年的工作中，我真的见到了龙应台，并且还有一次近距离的面对面的采访。龙应台送了我一本签名新书，《天长地久》，这一年和林老师分别后，我再次给他寄快递，《目送》加上龙应台签名的《天长地久》。我在快递后面再次写了一封短信。

“林老师，去年就想送你的书，今年终于送了，还是签名版。这个版本稍微有点面子。希望你健康、快乐。”

祝福的话一直没变，我再说不出别的什么。想来想去，我好像永远在祝福他，永远抱着一种分别的不再见面的心情，在各种时候、各种场合。他对我却一次祝福也没有，为什么呢？

我猜不到他的心思。

2020年冬天，佳明去世了。

2017到2020，四年。原来时间这样快。糟糕的2020年过去，北方阴沉的天里，我看着佳明葬礼的讣告，浑身像泼了盆冷水。

我的某一部分青春也随着佳明的死讯一起去了，那些五彩斑斓的、五光十色的日子，那些灰暗青涩、没有尽头的日子，顺着回忆想起来，好像已经过了一个世纪。

2018年冬天的博览会分别后，我再没见过佳明，也再没见过林老师。聊天最后，我问他：你知道，2019年，我去了杭州吗？

他说：知道。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

他说：那天是义乌国际博览会，我在义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