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ovid-19/ 2020年上半年

covid3年，一点也不短，改变了很多事情，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我想写下一些文字，以我自己的角度记录关于covid的一切.

2019年12月，我回到瑞典。落地就感冒了，发烧了几天。烧退了之后逐渐适应瑞典的生活。那一年斯德哥尔摩的冬天没有积雪，在黑暗但不寒冷的一个晚上，辞别了2019，来到了2020。在元旦之前，就看到了一些新闻报道“武汉发现非典病例”。我想，非典的传播有限，致死率也很高，相关疫苗好像也基本在后面几年开发了出来，控制一下应该就没什么关系的。然后连新闻链接都没点开，当作中国每天发生的无数新闻中的一则。

1月初，学校开学，我去北部上学。很快肺炎的事情就占据了国内社交媒体每天版面的全部。我在瑞典也关注着。新闻里武汉事情的走向逐渐显得魔幻，脱离了逻辑，先是信誓旦旦不会人传人，然后钟南山出来委婉的说，肯定人传人。再然后在过年之前的1月23日凌晨宣布武汉封城。这些新闻离我太过于遥远，我还是从身边听到了三个故事：

1. 我认识的一个博士朋友，他是武汉人。当时封城的时候他在武汉家里休假，准备过完年就出发回瑞典。结果被关在家里，连门都出不去，何谈出国呢？反复的封城，解封，最后好像在国内呆了大半年才回到瑞典继续学业。当然，在国内期间他也勉强做了一些远程的工作，博士的工资没有少他的。过上了人人都曾幻想的“瑞典赚钱中国花的日子”。

2. 我对象她家里有个男的他老婆是武汉的，当时他们也在武汉准备过年，男的当时还发烧了。听说了封城的消息就啥也不管不顾连夜开车离开了武汉，开回了扬州。

3. 认识一个朋友她武汉人原定了2月来瑞典交换一年，机票都买好了。在封城的当天夜里被父母喊起来，让她收拾东西离开武汉，别被封在了家里去不了瑞典。她花了几分钟考虑了一下，最后决定和家人在一起，共同面对封城。后来太久不去，uppsala大学直接把她的交换名额取消了。她说，能陪在家人身边，她不后悔。

很快，封城期间各种惨绝人寰的新闻充斥着互联网。很多人长时间地刷手机看这些负面的新闻进而出现了各种心理或生理上的不适，我看着这些事情，心思沉重。但现实生活完全不受影响，瑞典北部直到夏天才开始出现一些病例。依旧是每天上学，读书，买菜做饭。在武汉封城消息出来的时候，我去药店买了一盒口罩。因为听说瑞典南部的口罩已经卖光了。在学校fika的时候，大家也都在讨论疫情。系里面一个老教授说“do you know anyone who has covid, do you know anyone who knows anyone has covid?”，很多人听了都笑。事后我说这不像scientist说的话，我瑞典同学说，但这很像是Norrlander说的话。

疫情在全球蔓延，二月份的时候美国股市暴跌，连续几天的熔断让巴菲特都说：真是活久见了。其实那个时候是抄底的好时候。

3月15日下午，瑞典政府发布了所有学校转为远程的要求。然后系主任来硕士生的办公室转悠，和大家解释，这个是瑞典政府的要求，我们学校人少地方多，应该不太会受影响。他走了之后大约半小时，邮箱里收到他的一封邮件：“根据瑞典政府要求，即日线下停课，所有课程转为远程。”于是，漫长的远程便开始了。

转为远程之后，疫情在瑞典也逐渐蔓延，我也开始尽量减少和其他人的接触。本来瑞典北部就是一个低社交社会，转为线上之后更没什么机会和别人接触。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把每周去线下coop买菜转为网上定菜，多花100克朗，第二天送达。疫情的特殊，我每个月的生活预算原本是8000克朗，因为疫情又加了3000克朗。一个月房租2000克朗，剩下的钱根本没地方花。

本来班里面就2个学生，转为线上之后就两个学生加一个老师，大家出于习惯都打开摄像头，根本没有机会摸鱼。线上上课变得非常无聊且漫长。考试的时候也变得很水。木材化学这门课有oral exam，就是现场问答式的闭卷口试。本来题目应该都挺有难度，因为线上的缘故闭卷也变成开卷。我同学先去考，考完立马打电话告诉我考了哪几题。我再立马看答案。几门课飞快地考过，夏天就到了。

我学生宿舍的邻居刚本科毕业，找了一份工作刚过试用期就赶上了疫情。因为瑞典政府拿出10亿克朗补助企业，让企业少裁员。于是她因为刚上班会的也不多，又改成了线上。她公司让她每周工作15%，拿80%的工资。每周六小时工作，她每天周三稍微做点事情，剩下的时间就无所事事地拿钱。

从二月多开始，北部机场的航班就全部取消了，直到六月才恢复一周一班的飞机。在此期间只有火车或者开车可以去斯德哥尔摩。疫情搞得人心惶惶，谁敢在火车里睡上一整晚呢？我就被de facto留置在了北部。这几个月的生活无聊，平淡，和国内的其他人比起来，还是岁月静好。每天关心着国内发生的种种，见着全世界沦为一个个孤岛。但是心里想的是：等到了下半年就会好起来的，事情都会恢复线上，这些都是暂时的。从2月到6月，我面对的最大的困扰还是来源自身。整整四个月，我完全没有任何性生活，我开始感到焦躁。很多时候，肉体的欲望像一只漂浮在空气中的蚊子，嗡嗡作响。我第一次认识到，性成为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也开始怀疑：灵魂和肉体，到底谁在控制谁？最后也没有找到答案就买了机票去找对象，covid都拦不住我。

到了斯德哥尔摩，发现城市异常空旷。因为限制令的要求，很多线下娱乐场所都不太开门，餐馆也都有人数限制。但瑞典政府从来没有出台强制性的措施。主要是因为文化传统的原因，瑞典人强调“生死有命，各自负责”。所有的措施都是建议性的。当时全世界的疫情都很严重，大家被封在家里没法理发。只有瑞典理发店照常服务，餐馆照常堂食。后来才听说，当时斯洛文尼亚实行了宵禁，意大利死了很多年轻人。瑞典也因为疫情护士医生高强度加班，很多人直接辞职了。当然，瑞典本地也出了一些抽象新闻，比如：

瑞典法律规定，工作场所提供的免费午餐算作工作福利，需要折合税务局的午餐指导价格缴纳个人所得税。一顿饭的指导价是120，交税36左右。然后有很多人感谢医护在covid的付出就给医生护士订了外卖。然后税务局跳出来解释说：这个讲道理是因为你的工作才获得的免费食物，所以还是得交税。于是变成了：别人请我吃饭，吃完了我欠税务局的钱。过于抽象，税务局肯定是被挂起来喷。

为了防止公交车司机在工作的时候感染covid，斯德哥尔摩的公交车统一关闭前门。上下只能从后门，然后后门也不用刷卡。事实上那一年夏天的公交车就免费了。但是又能去哪呢？那一年夏天尤其炎热，无所事事的一天又一天，虚度时间。上半年就这么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