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三千年》摘抄
基础篇
推测出的中国历史上人口调查的出现，最早也要到商朝
首先，人口调查的能力来自国家机构的支撑，需要一批专职的人负责实施，商朝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其次，商朝已经出现了甲骨文，同时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复位数，个位数能承载的信息量有限，复位数则大大提高了统计的能力。
确切可证的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则完成于秦朝，因为早在秦献公十年（前375），便已开始实行“为户籍相伍”，即对民众进行户籍编制，说明户籍制度已经落实。
在实际调查户口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问题，而当时没有照相技术，怎么来具体确定个人信息呢？常规的案比制度纰漏众多，经常出现核查人口不到现场，主管官员敷衍了事、徇私舞弊等现象，代之而起的便是突击性的“括户”。以南朝为例，调查户籍的主要作用在于核实门第身份，通过突击检查的方式，将冒充高门的门第重新定格。而北朝括户的主要目的就是搜括人口，北魏孝文帝多次括户，曾一次从青、徐等五州括出十余万户，以防止民众不缴税、不服差役。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实行了更大规模的户籍调查——大索貌阅，遍查“诈老诈小”现象，防止十八至六十岁之间的男丁虚报年龄。为避免调查人员无法根据样貌判断，隋政府还鼓励邻里相互揭发，最后一次性括出四十四万丁、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民，可谓战果辉煌。
为什么朱克简此时提出要求停止编造黄册呢。因为他去查了明朝留下的黄册，结果查到在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时已经有人在预先编造崇祯二十四年的户籍了。实际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就已经灭亡了，大概这个官员想省点事，想着如果十年之后自己还在这个位置上，那干脆一次性就把十年之后的数据也编好。
大家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少报人口的一定是贪官，但其实清官也会少报。明清时期有些官员在离任时，百姓会送万民伞来歌颂他，立去思碑来表达思念，甚至公然写上他帮地方隐瞒了多少户口，作为他在百姓心中的政绩。贪官隐瞒户口是为个人牟利，比如某地明明是2万人，报成19000人，剩下1000人的赋税就可以收入自己腰包了，这个很容易理解。但为什么清官也要隐瞒呢？答案是他要帮地方减轻负担，比如明明户口2万，清官只上报18000人，相当于减少了摊派的定额，也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师爷有三本账，第一本账是给自己看的，这类资料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发现，对中国人口研究会有极大的帮助，因为误差非常小；第二本账是给上司，也就是给县官看的，这一类账本上的人口数字已经比师爷自留的那一份减掉了一点，这样做或是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为将来征收赋税留有一定的余地，或是一些清廉的师爷为百姓减少摊派；第三本账就是供县官上报的账，在这份账本中师爷又要帮地方官隐瞒一点。
在研究人口的过程中能够说比较有把握的，是确立上限和下限，比如至少已经有多少人，至多不超过多少人。这样的估计表面看起来不是很精确，其实恰恰比较符合实际。
有一个人居然出动了军队来调查户口，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宋朝因为是多头统计，想弄清楚很麻烦。
到雍正年间又进行了一项改革，即“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到了地税中去。国家从此根据土地数量来收税，丁口数已毫无意义。从此以后再调查户口，理论上讲就是纯粹的调查人口了，和赋税额度已经完全脱钩。（好政策）
1908年中国已经有了全国人口普查的计划，并且开始实施，在1953年真正完成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第二种是口赋，即人头税，人头税不分男女，七岁以上的全部人口每年都要缴。到汉武帝时更是将起征年龄提前到了三岁，很多百姓被迫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将他们杀死。
在实行摊丁入亩后，丁银也全部并入田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从此正式取消了人头税。百姓只需要根据土地多少来缴税，没有土地的农民和一般居民则不需要缴税，商人缴商税、营业税即可。
“天下有逃丁，无逃地”
大家中学的时候学过《范进中举》就会发现，范进中举后有人愿意给他送田地，有人愿意投靠他成为奴仆，原因就在于范进和他的家族从此获得了免役特权。不仅是家族内的亲戚，连家中的仆人与投靠者也都可以免役。
历史篇
秦始皇在河套地区修建长城，所消耗的粮食需要从山东调运，到达后的粮食仅为出发时的六十分之一，另外五十九的部分都被运输人员在途中消耗殆尽了
汉武帝则规定从三岁就开始征收，史书记载当时社会“生子辄杀”，目的就是不缴人头税
这样估算下来，三国合计起来的总人口大概在3000万以上，与东汉相比，人口损失近一半。
综合而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北宋末年，具体来说是宋徽宗崇宁年间，北宋人口已经超过了1亿，这样的数值才能够跟宋朝的繁荣、百姓的富裕生活相称。
到明朝末年，朱元璋留下的后代已达20万之众，而这些后代都是由财政供养的。
之后清朝统治者逐渐清醒，靠其自身100万左右的满族人口没法统治超过1亿人的汉族。从康熙时期之后，满人开始全面接受汉人传统文化，称自己与炎黄子孙同宗同源，同样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现在只不过是从北方再度回归中原，从此民族矛盾渐渐得到了缓和。
婚育篇
古人有这样的说法，三年才能生下一个孩子，之所以要为父母守孝三年，正是因为孩子吃过母亲三年的奶。
古代欧洲实行长子继承制，比如某个贵族家庭拥有八位子嗣，最终只有长子能够继承城堡，其他子嗣则没有权利继承，这就是为什么欧洲有很多城堡至今仍保留在原来的贵族世家手中。而中国，历史上一直实行的是平均继承制，众多子嗣平分家产。这座城堡如果在中国，就得由八位子嗣均分了，要是分不开就只能卖了分钱。所以男嗣越多，意味着家族财富越分散，分散得越快。因此富裕家庭很可能会避免子嗣过多。
明朝文献记载，当时的女性为了打胎而采用一些土方，比如生吞活田螺。
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借妻生子的现象，浙东一带曾存在典妻现象——穷人有生育的需求，有人就会将妻子“租借”给他，签好契约。比如有借给两年，有借给对方直到生出儿子为止。
政策越极端，越说明当时社会急需增加人口，不惜以强制手段来达成目的。结婚越早，到育龄结束前可生的孩子就越多。
第四个举措是打击佛教。有些朝代佛教盛行，不少人为了逃避赋税而出家。这样一来非但自己不缴税，也不可能再结婚生子，相当于影响了国家的人口增长。北周时期，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废佛，一次性强制三百万僧侣还俗。如果这三百万僧侣还俗后都能结婚生子，人口不就大为增加了吗？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又爆发了第三次灭佛运动，一次性勒令二十六万和尚还俗，通过限制不婚不育人口来增加新生人口，当然，这在历史上属于特殊情况。
只有香港、澳门地区将一妻多妾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期。一妻多妾制严重浪费一部分人的生育机会，那么总的生育率便因此下降。
比如汉朝时，寡妇改嫁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仅是百姓，连皇室也是一样，寡妇改嫁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改嫁于何人、改嫁几次都可以大大方方地记录在正史中。
一般情况下，人们越倡导什么，越说明倡导的对象是稀缺的。班昭赞扬女人不改嫁是一种美德，那就说明当时的女人中改嫁的是多数，不改嫁还是少数。
后来不仅不允许寡妇改嫁，还不许男人娶寡妇。
说五代末年一个小官吏去世后，他的太太护送他的棺木回老家，路过河南西部的时候天色已晚，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旅店想要进去住下。店小二一看这个女人穿着孝服，后面还跟着棺材，认为不吉利便要赶走女人，那女人当然不愿意走，僵持之际店小二攥着她手臂把她往外拉，结果刚一碰到她手臂时女人便勃然大怒，说道：“我的手臂你能碰吗？给你碰过这个手臂难道还能留着吗？”说罢便从旁边抄起一把斧头砍下了自己的手臂。女人被官府表彰为节妇，而店小二则受到了惩罚。
现实需求往往会跟精神文化现象结合，通过让女人守节来限制寡妇改嫁，以达到适度减少人口的目的。
齐桓公下令，齐国百姓家中的长女不许出嫁，她们被叫作“巫儿”，如果出嫁则会对家庭不利，直到汉朝，这个习俗还在当地保留，也就是说如果家中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不但不能早婚，连出嫁都不许。
意思就是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子嗣成年后必须脱离家庭，自立门户，否则就要对原家庭加倍征税。而对于脱离家庭的男子来说，势必要组建新的家庭，对以户为单位征收税赋的统治者来说这自然是有利可图的。
也正是因为户口往往与赋税结合在一起，作为被征税的对象，平民也千方百计地规避小户状态，规避的办法便是想办法变成一个大户。
民族篇
还有很多生育方面的陋习，比如杀掉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比如有些民族生下孩子要放在外面三天，由自然决定生死，实际原因就是这些民族生产力有限，能养活的人口也有限，从而形成了一种自然淘汰，但是客观上造成了自己民族的人口数量减少。很多此类习俗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是人类应对生存的一种自我选择。
关于清朝的影视剧中总有大臣上奏时自称“奴才”，但历史上只有满族大臣才有资格自称为“奴才”，汉臣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地区篇
比如上海人把屋顶上开的天窗叫“老虎天窗”，其实这是英语“roof window”，上海那些洋泾浜（本地的土著翻译）知道“window”是窗，就翻译成窗，不懂“roof”是屋顶，听着发音是“老虎”，就翻译成了老虎窗。
近代篇
究竟是她们自发提出的还是有关部门组织的已无从考证，但最早公开提出“只生一个”的不是政府，而是这44名女职工。
尤其是年轻人已经不再执着于自己是否有继承人，更无所谓是不是男性后代。
但是有些国家的法律就严格规定，只有直系的亲生子才有资格继承家产，这一类法律条文是能够促进生育意愿的。
大量事实证明，社会经济越发达，文化层次越高，社会保障越完善，生育意愿也就越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