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之义和团和八国联军

1900年华北大部（包括北京）发生大旱，大批民众失业，疾病流行。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和迷信保守的士绅把不幸归咎于外国人。人类面对灾难，在不了解或不敢面对真实原因时，都会找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而当时的人们把矛头指向了洋人，当然这也与之前数年来的反基督教教案有关。1858年的《天津条约》允许基督教在内地自由传播，传教士和教民都在清廷官府的保护之列。传教士为争取皈依者，经常向信徒提供补助金，并且在信徒卷入诉讼时，替他们向地方官求情，对教民庇护。这些做法吸引了弱者和投机者入教，但也带来了百姓与传教士和教民冲突的教案发生。这其中，既有传教士和教民横行乡里的原因，也有仇外情绪的文化冲突。不过，义和团能成为一股大势力，决定因素则来自慈禧为首的顽固保守派的推动。19世纪90年代，山东拳民在大刀会的名号下特别活跃，他们在这个省得到巡抚李秉衡的暗中鼓励。1899年3月，毓贤被任命为山东省巡抚，他像李秉衡一样排外，继续支持拳民和大刀会，并且以新名字“义和团”，即“正义与和谐的民兵”来尊称拳民。在他的保护下，拳民竖起了“扶清灭洋”的旗帜。12月，朝廷迫于外国压力撤掉了毓贤的职务。继任者袁世凯对义和团采取镇压的手段，把他们作为乱民从山东驱赶到了河北。而毓贤到了北京后，称赞拳民可用，说服端亲王、庄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接纳义和团。于是，他们一致向皇太后建议利用拳民。正好，太后因为不满之前受挫于外国人而欣然接受了这一主张。

1900年5月，慈禧暗中要刚毅把拳民召至北京，在一场宫廷表演中，他们在火器前的刀枪不入得到了“肯定”。官方的认可燃起了拳民的激情，6月3日，拳民切断了京津铁路线，形式迅速失控。至此，朝廷完全被鼓励义和团的大臣所掌握。外国使节得出结论，朝廷要杀死在京师的所有外国人。英国公使向天津的海军上将西摩尔请求紧急援助。6月10日清晨，一支2100人的各国联军乘火车离开天津，但由于义和团排斥一切现代事物，拆毁了铁路和电线，使得联军受阻于北京和天津中间的廊坊。6月13日，大量拳民涌进北京，他们焚烧教堂和外国人寓所，并杀死或活埋他们看到的中国教民。在天津，拳民焚烧教堂和出售外国商品与书籍的商店，杀死中国基督教徒，并且冲进监狱，释放狱中的伙伴，他们从政府的军火库中自由地挑选武器。面临如此混乱的局势，港口外军舰上的外国军官决定占领大沽炮台。16日，他们猛轰炮台，并于一天后把它占领。同时，受阻无法到达北京的西摩尔决定返回天津。21日，清廷向外国列强宣战，同时下令各省组织拳民抗击外国入侵。于是在北京，义和团和清军汇集在一起，向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发起进攻。庄亲王发布告示：每杀一个洋人赏50两，女人40两，小孩30两。毓贤担任巡抚的山西省，成为全国仇杀外侨和教民最多的省份。慈禧对公使馆的进攻了如指掌并全力支持，清朝政府把破坏公使馆看做向外夷发泄痛恨和激发民众爱国精神的一种途径。不过，率领攻打的荣禄对拳民没好感，但又没勇气反对太后，所以他只是假意进攻，放空枪也不用新式的克虏伯大炮，结果公使馆的防卫始终没有被打破。同时，宣战也没有得到地方大员的支持。东南部的省级官员——广东李鸿章、南京刘坤一、武汉张之洞和山东袁世凯——一致拒绝承认宣战诏书的有效性。他们与上海的外国领事达成了“东南互保”：各省督抚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并在他们的管辖区内镇压拳民，而外国列强不派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由此，整个东南中国避免了义和团运动的影响。7月底，联军的增援部队到达大沽，8月4日从天津向北京进发。各国联军由18000人组成，其中日、俄两国人数最多，占近13000人。强大的联军猛攻天津至北京一线，驱散了行军线路上的拳民和清军。8月14日，联军攻进北京。太后、皇帝和少数侍从在联军开进北京的次日乔装向西安逃跑。到此，席卷华北、内蒙古和满洲，并使231个外国人丧生和成千上万的中国基督教徒惨遭杀戮的义和团事件，终于平息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