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科菲耶夫（1）

不谈战争谈音乐

普罗科菲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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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

尼古拉·梅特纳：

如果说这就是音乐，那么，我就不是音乐家。

尼古拉·米亚科夫斯基：

只要谱写这样的音乐，就值得活在这个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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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普罗科菲耶夫的印象是矛盾的。他对我来说，既非常熟悉又极为陌生。普罗科菲耶夫可能是我最早聆听过的俄罗斯音乐家，原因当然是他的那部《彼得和狼》。这可能是儿童音乐世界中最伟大的古典音乐了，而给孩子写交响乐恐怕也只有俄罗斯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收音机中听到过《彼得和狼》。 “清晨，少先队员彼得打开后门，来到空旷的绿草地上。在一颗高高的树上，有一只小鸟。……”当然是伴随着成人给孩子讲故事的那种装腔作势的生动的讲解。如果有人把你当成孩子，这意味着把你傻瓜了。说实话，我小时候对于《彼得和狼》一点也不感兴趣。中学时，我又听到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这次我一下子爱上了这部作品，它成为我的最爱之一。后来又听到了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三个橙子的爱情》，《老祖母的故事》，大提琴、小提琴、长笛的作品，还有许多钢琴曲，他的钢琴曲是当今年轻钢琴家最常演奏的作品，这些都成为了我的最爱之一。可尽管如此，这么多年来我对普罗科菲耶夫的了解却为零。现在要写关于他的评论，才意识到一片茫然。他对于我是如此模糊，甚至连误解都谈不上。于是我先去网上找了些中文资料，然后又找英文，最后又去淘宝买他的传记，先买了一本，然后，又买了一本，最后，全都买下来了。幸好一共只有三本。当然，我并不是想说我小的时候早慧，而今天生活得严肃认真。相反我是一个智力非常平庸的孩子，所以很多当时的动画片比如《大闹天宫》以及后来风行的日本电视剧《阿童木》对我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现在我还能愚蠢的哼唱出铁臂阿童木的主题歌的旋律和开头几句：“越过辽阔天空，啦啦啦飞向遥远群星， 来吧，阿童木，爱科学的好少年。”。所以，把孩子当成傻瓜和把傻瓜当成孩子都是有道理的。但是，纳塔利亚·萨茨回忆《彼得和狼》的创作过程说：“我一直认为，新的交响乐应当为儿童而作。我希望孩子从上学的第一天，就培养音乐品味，热爱音乐，理解音乐……我决定去说服普罗科菲耶夫接受我的想法，让他成为首部交响童话的作者。……。四天后，普罗科菲耶夫带来《彼得和狼》的钢琴谱。隔壁屋子里有一群孩子，于是我让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去那里，将他的新作演奏给孩子们听。小朋友们全过程没有走神。在他们的要求下，普罗科菲耶夫将结尾部分的进行曲演奏了三遍。”这些简直让我难以相信。这位纳塔利亚·萨茨的隔壁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的俄罗斯的孩子对古典音乐的理解和兴趣，让我感到吃惊。不过，我想当时如果我也坐在其中，发现大人们的眼光中带着期待着我喜欢《彼得和狼》，那么，我也会变得非常喜欢《彼得和狼》，使劲的鼓掌，当我们中有一个小孩子要求再把最后的进行曲演奏一遍时，我也会大喊着要求再演奏一遍。可惜当年听收音机时，我多半是一个人，总是有些孤单。普罗科菲耶夫回忆，1936年5月2日，《彼得和狼》在莫斯科爱乐乐团的日场音乐会首演，“效果相当糟糕，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今天为了写普罗科菲耶夫而聆听一套他的有几十张CD的选集时，我甚至没有想去重听一下《彼得和狼》。但是，我想今天很多成人听到《彼得和狼》一定会表现出天真的喜悦，认为这部作品生动有趣，而原因或许只是因为今天《彼得和狼》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童话交响乐。而这些成年人，我相信，生活在我的和几乎每个人的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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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普罗科菲耶夫有许多这样的不同的评论。可能是预感到了这样的情况的发生，而这是普罗科菲耶夫最不喜欢的，所以他21岁时就决定开始写自传。因为，他认为如果别人写他必定是不准确的。普罗科菲耶夫是国际象棋的高手，曾在表演赛中击败过国际象棋的世界冠军，他追求精确。

谢尔盖·谢尔盖维奇·普罗科菲耶夫：

我出生于1891年。亚历山大·鲍罗丁已去世4年，佛朗茨·李斯特于5年前离世，威廉·理查德·瓦格纳逝世已8年，捷斯特·彼德洛维奇·穆索尔斯基在10年前永别人间。柴可夫斯基的寿命还有两年半，他已经完成了《第五交响曲》，还未开始《第六交响曲》的创作。

俄罗斯帝国由亚历山大三世统治。列宁21岁，斯大林11岁。

我出生于4月11日（旧历）周三下午五点。刚好是那年的第100天。

切列普宁：

你没有指挥的天赋，不过我相信你的作曲才能，日后你将在各种场合演奏你自己的作品，所以我还是教你指挥。

斯特拉文斯基：

普罗科菲耶夫只能在下象棋时释放最深层次的自我。

佳吉列夫（或斯特拉文斯基）：

（普罗科菲耶夫）是绝对的愚蠢。

尤里·图林：

他在家里换衣服时，接到一个电话，我听见他回答：“是的。是的，一定要来。音乐会照常举办。你知道圣彼得堡的臭鸡蛋和烂苹果涨价了吗？他们肯定会朝我扔过来的。”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交响乐团妨碍了他工作。实际情况则更糟糕——交响乐团公开表达敌意，让他备受折磨。由于乐池内空间有限，两位竖琴师坐在舞台上，恼怒地问他问题，没完没了。他们在自己演奏的间隙用衣服上的宽令（当时流行）捂着耳朵，但是普罗科菲耶夫若无其事，继续耐心专注地与乐队沟通。彩排结束。他一本正经却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我焦虑地询问情况，他答道：“一切顺利。”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镇定自若。

《彼得堡是公报》：

台上出现了一位青涩的少年，看上去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他就是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他坐在钢琴前干巴巴地敲击键盘，发出尖锐的声响。他的动作像是在给键盘除尘，或是给钢琴试音。观众迷惑不已，有的人甚至怒火中烧，一对夫妇站起来冲到出口出大喊：“听这样的音乐足够让你疯掉！”“他在做什么？取笑我们吗？”音乐厅各个区域都有人愤然离席。

马雅可夫斯基：

现在只有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能让我亢奋。每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立刻生机勃勃——不是艺术形式，而是生命本身，就如山间的潺潺小溪，水流湍急，不禁想一跃入水，大声喊道：“太美好了！再来些，更多些！”

普罗科菲耶夫： 有一天我在房间里写《赌徒》，母亲进来绝望地大叫：“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在钢琴上砸些什么？”

弗洛朗·施米特：

《古典交响乐》（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一首交响乐）让人着魔：它像莫扎特未经出版的作品，优雅流畅，风格鲜明，具有神性的完美；管弦乐好像从水晶喷嘴中流淌而出。作品巧夺天工，精准科学，后人难以逾越。对于普罗科菲耶夫先生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艺术家，知识和想象力同等重要。

普罗科菲耶夫： 1918年11月20日，我举行了首场纽约钢琴独奏会。……至于我的演奏，他们说：层次不够鲜明，不过我“有钢铁一般的手指和手腕，发达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

弗朗西斯·普朗克：

我们在巴黎夏沃音乐厅彩排，从1932年6月开始……单穿一件衬衫……后来我们把衣服脱了……最后我们光着膀子，……就像在多维尔一样.

排练结束后，我们走出夏沃音乐厅。谢尔盖上了公交车，用法语跟我说：“一会儿见。”他朝着我挥了挥手。我大声喊道：“给我写信……“但我从未收到过他的来信……他回到苏联，我们从此断了联系。我曾经托朋友给他带了两三次口信，以表善意，但是我再也没有收到过有关他的任何消息。一位苏联的音乐领导曾有一次来到布鲁塞尔，我碰巧见到了他，我告诉他：“听我说，你对我不吝好意，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替我找到普罗科菲耶夫，告诉他我依然喜欢他、仰慕他。”他是否将信息送达？我无从得知……

尼古拉·博纳科夫： 就音乐作品的纯语法而言，普罗科菲耶夫比起我认识的任意一个作曲家都更加小心谨慎。他的手稿字迹自然不如斯特拉文斯基那样完美无瑕（斯特拉文斯基的乐谱就像装饰华丽的手稿），但是出版商对其手稿的评价总是精准无误。普罗科菲耶夫在节拍标记、作品号和创作日期都不会犯丝毫的错误。他的务实习惯不仅渗透在音乐里，也体现在记谱体系中。

我尤其记得，20世纪30年代时，我们一行12人在普罗科菲耶夫那拥挤不堪、烟雾缭绕的公寓里过了整整14天。当时是5月，我们从下午开始打桥牌，一直打到凌晨……

尼古拉·博纳科夫： 在另一场音乐会上，一位著名歌唱家刚刚演唱完几首他的曲目，普罗科菲耶夫指出，她对于他的音乐一无所知，最好不要丢人现眼。他的语言非常粗鲁，让现场的一大群旁观者目瞪口呆，可怜的胖女士不禁落泪。“你看看，”他变本加厉地说：“你们女人，只知道用哭来逃避，却学不会采纳别人的观点，改正自己的错误。”普罗科菲耶夫的直率行为，伤害了周围敏感的职业音乐家、评论家和作曲家，也破坏了他自己的良好名声。结果是普罗科菲耶夫陷入没完没了的争执、宿怨和官司当中，成为树敌最多的作曲家之一。

尼古拉·博纳科夫：

活动冗长且累人，部分部分原因是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花在了点菜、进食和消食上，而且普罗科菲耶夫一家几乎每过一个小时就要为后续安排吵一次架，最后往往以眼泪收场。丽娜想在每个村庄都停下来逛逛，不想错过任何一间教堂、城堡和博物馆，而普罗克非耶夫则只想按照计划走，从一家三星餐厅吃到另一家……他对参观教堂、城堡和博物馆毫无兴趣，称其为“虚假的挖墓游戏”，当他不得不加入我们时，脸上写满了厌恶和沮丧。他参观沙特尔大教堂时，唯一感兴趣的是：“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把雕塑修得这么高，却不会砸下来。”不过，当他手上拿着菜单，得以品尝多种精美菜肴时，他的态度大变，立刻愉悦起来，为我们每个人点当日推荐或本店特色菜，再配上优良的地区餐酒。

普罗科菲耶夫的开车技术拙劣，令我的旅途更加疲惫不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他第一次开长途车。他过于谨慎，开得非常慢，每次换挡或停车时车子都摇摇晃晃。所以我们坐在新的迷你四座车上，以20英里的时速，沿着法国的道路缓缓前行。他已经按照行车速度计算好每段路程所需的时间，并提前计划好所有的停靠点。我们必须整点到达每个地点，再整点离开……

尼古拉·博纳科夫：

普罗科菲耶夫为人粗鲁无礼，性格暴躁，但好处是他因此而获得了真挚长久的友谊。普罗科菲耶夫的天性决定不会撒谎，他甚至说不出最常见不过的客套话，如果他不欣赏一部作品，他根本不会昧着良心说：“这首曲子真动人。”如果有人给他听一部新作品，他也不会缄默不言，甩脱评论的责任。恰恰相反，他会真实表达自己的全部想法，大谈特谈作品的缺陷和特点，给出改进作品的宝贵建议。如果人们能够包容他偶尔粗暴的行事风格，并愿意接纳他的坦率之言，他们也就收获了一段无价的友情。

普罗科菲耶夫：

在一个偏远小镇上，在场的300名社团成员想和我们握手。接下来的仪式是这样的：每一名社团成员来到干事面前，说：“我是史密斯先生。”主席对着我说：“向你介绍史密斯先生。”接着我握住他的手，：“很高兴见到你，史密斯先生。”然后史密斯会说：“很高兴见到你，普罗克非耶夫先生！”接着轮到我的妻子。这时，琼斯先生再走上台来。如此往复，重复300遍！

米亚科夫斯基：

1934年4月11日14日，交响歌在莫斯科的首演是一场显而易见的灾难，据米亚科夫斯基回忆：“毫不夸张地说，大厅里只响起了三声鼓掌。”苏联音乐杂志警告说，苏联观众永远也无法接受这样忧郁的抽象音乐。

加林娜·乌兰若娃：

我记不得第一次见普罗科菲耶夫是什么时候了，只是有个印象，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排练中途，我看到大厅里有一个高高大大，看似严厉的男人，他对于自己所见的任何事情都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对艺术家们。他就是普罗科菲耶夫。我听说，在作品刚刚开始制作时，拉夫罗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就音乐本身有过激烈的争吵。拉夫罗夫斯基认为，芭蕾舞剧中的音乐内容不够，撑不起整首作品，作曲者必须添加内容。而普罗克非耶夫倔强的回答道：“我写的音乐恰恰好够用，我不会增加一个音符。芭蕾舞剧本身就是完整的，你爱演不演？

里赫特：

普罗科菲耶夫希望由我来演奏他的新奏鸣曲。他才刚回莫斯科，还待在国家大饭店。我去找他排练。他孤身一人，房间里有一架钢琴，但一开始我们就发现踏板坏了。普罗科菲耶夫说：“那又怎样，修一修……”我们钻到钢琴下，鼓捣了一会儿，还不小心撞到了彼此的脑袋，眼冒金星。普罗科菲耶夫后来回忆称：“至少踏板修好了，不是吗？”这首奏鸣曲的首演在工会大厦十月大厅举行，由我担任首位演奏家，演出大获成功。

斯特拉文斯基：

普罗科菲耶夫同音乐思想家相反，他在音乐创作中表现得令人吃惊的天真、质朴，头脑简单，他对音乐的判断大多局限于空洞的套话，而且错误不少。

肖斯塔科维奇：

普罗科菲耶夫和我从来没有变成朋友，原因大概是他并不爱保持友善关系。他是一个冷酷的人，对除自身和音乐之外的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我讨厌别人拍我的头，普罗科菲耶夫也不喜欢，但是他纵容自己在他人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最常将两句话挂在嘴边：第一句是“真有意思”，用于评价身边的一切事物，从人物、事件到音乐，无一幸免。在他看来，《沃采克》从头到尾都是“真有意思”。第二句话是“听懂了吗”，他用这句话来确认自己的表达是清楚的。而我却被他的两句口头禅惹得生气……

我和普罗科菲耶夫从未面对面坦诚沟通，但是我感觉自己懂他，而且我也可以想象他这个欧洲佬为何更愿意回到俄国。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顽固不化的赌徒，但是从长远来看，他总能赢得筹码。普罗科菲耶夫算尽利弊，这回也是赢家。在约15年的时间里，普罗科菲耶夫一直占尽两头的好处——西方听众认为他是苏联人，而俄国民众将他捧为西方贵客，以礼相待。

但是，随着时局变迁，掌管文化事物的官僚开始鄙视普罗科菲耶夫：“这个巴黎老是谁？”普罗科菲耶夫认为，回到苏联是更有利的选择。此举提升了他在西方的名誉，毕竟苏联标签在当时刚刚变得流行起来，苏联人民也不再把他当成外国人，于是普罗科菲耶夫在海内外名声大振。

顺便一提，普罗科菲菲耶夫爱好打牌，还赌债成了他回国的最终动力。他在海外期间债台高筑，不得不尽快筹集资金，他希望回到苏联后能够有财力还款。就这样，普罗科菲耶夫恰如其时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就像“汤里的鸡”。他来到莫斯科教课，同时也接受当局的教导。他和其他人一样，也得背诵《真理报》里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章《混乱而非音乐》。不过，他浏览了我的《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总谱，评论道：“真有意思。”

肖斯塔科维奇：

亲爱的谢尔盖·谢尔盖维奇

不久前，我听斯塔谢维奇表演了你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优美乐段层出不穷，不过整体而言我并不喜欢这首作品。我感觉它打破了某种艺术规范，有太多嘈杂和说明性质的音乐，尤其是很多乐段还没开始就戛然而止。冰湖之战的开头以及女低音的整首歌都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剩下的部分我并不能给出同等评价。无论如何，如果作品荣获“斯大林奖金”，我会非常开心。因为除去瑕疵不看，它还是胜过许多其他的候选作品……

和你热烈击掌

肖斯塔科维奇

米拉·门德尔松：

普罗科菲耶夫晚年几乎每天都提到他多么渴望《战争与和平》公演。这个想法无时无刻不占据着他的全部思绪。

卡巴列夫斯基：

普罗科菲耶夫一动不动的躺在那里。有时连周围人都认不出来，还偶尔失去意识……就好像他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了。

里赫特：

他独自一人待在那里，看起来很柔弱，听起来很生气。他说：”他们不准我作曲……医生不准我作曲……“米拉缓缓地柔声安慰他，就像在哄一个生病的孩子：”谢尔盖耶维奇……谢尔盖耶维奇。”他抱怨说他们总是拿走他的纸张，但他还是成功地把曲子写在小片面巾纸上，藏在枕头底下……

托马斯·曼：

昨天，布鲁诺·瓦尔特还对我说，小提琴演奏家斯西盖蒂申请国籍的事遭到了拒绝。因为他在1944年通过俄国大使馆从普罗科菲耶夫那里拿到一首他本来要创作的小提琴奏鸣曲的乐谱资料。这是不是患了精神病？

普罗科菲耶夫： 我从来没有在美国的犹他州首府盐湖城住过，或在那里举办过音乐会，那里的居民也同世界上随处可见的一样，都非常热爱音乐，不过我很快就了解到，在那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据美联社报道，那里的管弦乐交响乐团的指挥，毛里斯阿伯拉凡纳尔先生向警察局报告，有人告发他并威胁他说。如果他指挥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这件事只要在音乐会节目单一出现，不是把他杀掉，便是使他残废，该报导还附加一句，尽管受到威胁，音乐会的演出节目。

卡巴列夫斯基：

米拉·亚历山大罗夫娜接了电话，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告诉我，谢尔盖·谢尔盖维奇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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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比林顿对俄罗斯1917——1918年革命运动有一句精彩的描述：

“（俄国革命）有着某种音乐性质。梅尔西安对法国大革命的描述是，‘一切都是观点’（lout est optique），套用到俄国革命上，则是‘一切都是音乐’（tout est musique）。”

但其实俄国在18世纪前并没有音乐传统。

现代西方文明深植于西欧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早期，基督教延续犹太教传统，遵从《旧约》十诫中不可拜偶像的戒律，禁止绘画、雕刻在礼仪中使用。犹太人恐惧视觉艺术，但古希腊人是视觉的大师，有些热爱视觉艺术的天性。随着罗马帝国立基督教为国教后，受到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响，圣像画和雕刻渐渐在教会流行。然而，世界动荡，战乱不已。7世纪萨珊王朝的波斯人开始对罗马人征战，进军拜占庭、入侵安条克、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波斯人被击退后，阿拉伯人又来了，开启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世界的历时千年的对抗。进入中世纪，往昔庞大的拜占庭帝国丧失了2/3的领土。726年，教皇奥利三世宣布：正是因为圣像崇拜，激怒上帝对拜占庭行惩罚。他禁止了圣像画的使用，并把教堂的绘画和雕塑全部损毁。这就是历史上的毁禁圣像运动。东正教堂也因此禁止乐器演奏。虽然在一百多余年后，东正教又开始绘画圣像画崇拜，但最终没有能够像西欧那样创造出丰富辉煌的基督教绘画、雕塑和音乐艺术。但在西欧，6世纪末，教皇格里高利宣布：文章对识字者之作用，与绘画对文盲之作用，同功并用。这一举措意义深远。绘画的高度发达与神学、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相互促进。并且，格利高里还亲自制定了基督教礼仪音乐，这就是著名的格里高利圣咏。从此，西欧的音乐也开始不断发展。这些对西欧文明都是具有决定作用的。

中世纪的俄国可以说是一个没有音乐的国度。它的民间职业音乐人被称为斯可莫洛基，地位低下，只能在街头演奏，同时还要表演杂耍以赚钱糊口。俄罗斯的东正教牧师不仅禁止教堂演奏音乐，还禁止宫廷里的音乐演出。直到彼得大帝推行西化改革后音乐作为西欧文明的一部分才被引入俄罗斯。不过，彼得本人对音乐毫无兴趣。他只是效仿西欧军队，为俄罗斯军队引入了少量的号兵和鼓手，真正大力培养上流社会的音乐素养的是安娜女皇。从安娜之后，俄国产生出一大批懂得欣赏西欧高雅音乐的贵族阶层，甚至富裕的贵族拥有农奴乐队。所以，当时俄国出现了一些会拉小提琴或演奏其他西洋乐器的农奴。这样到19世纪俄国开始有了一些与西欧音乐家水平相当的优秀音乐家，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格林卡，他成为俄罗斯古典音乐之父，也是民族音乐之父。而俄罗斯的贵族都极其重视古典音乐的教育，有着优良的音乐修养。1859年，鲁宾斯坦兄弟创办了俄罗斯音乐协会，并分别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开设音乐学院，从此俄罗斯形成了西欧音乐的学院派；而与此同时，俄罗斯本土音乐的推广者巴拉基列夫在圣彼得堡开设了两所音乐学校，并组建了交响乐团。从此，建立了俄国的基于西欧音乐但追求俄罗斯民族性的音乐传统。

而俄罗斯的音乐发展与思想哲学的发展也是同步的，并都受到西欧文明的影响，在之后俄国社会的混乱剧烈的社会变革中，艺术始终参与并成为改变政治的巨大力量。

不过，这些仍然难以解释为什么音乐在俄罗斯的思想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只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人喜欢音乐和伏特加，它们对于俄罗斯人都重要，太重要了。

对于俄国人的革命来说，一切都是音乐和伏特加。他或者是伏特加后的音乐，或者是音乐后的伏特加，但更多的时候是音乐和伏特加，当然，还有永远不能缺少诗歌，音乐就是诗歌，而在俄罗斯，伏特加也是诗歌。还有严寒的冰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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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在决定要回归苏联时，曾表达过他渴望莫斯科的冬天。

他是唯一一个当年在十月革命后离开新政权，但在西方经历了15年的漂泊，获得了巨大名声之后又回到了苏联。由于普罗科菲耶夫在东西方之间选择了苏联社会主义，并且在回国后创作了一系列歌颂苏联社会主义的音乐，尤其是在斯大林的60岁生日为斯大林祝寿而写下一首相当成功的赞歌《兹德拉维察》（Zdravitsa，本意为干杯，也翻译为《向斯大林致敬》、《斯大林万岁》），因此,对于普罗科菲耶夫的评论持续的分裂。他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西方的评论界忽视。他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现代音乐的代表人物，但从来没有获得过像斯特拉文斯基和勋伯格那样的声望。

《兹德拉维察》由七首献给斯大林的民间诗歌组成，使用了俄语、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鞑靼语、马里语、古的斯坦语和莫尔多瓦语等多种语言。颂歌的音乐先以描述俄罗斯辽阔的自然风光开始，然后插入人声合唱：“从未有过如此翠绿的土地，也从未有过如此的快乐，……”“亲爱的，你会明白他的温暖跨越了丘陵和山脉。”这是一位老妇人在唱摇篮曲时所表达的渴望。颂歌的结束是对伟大领袖的光辉的呼喊：“您的思想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思想，您是我们头脑和血液的火焰，斯大林，斯大林！”

在斯大林时代，《兹德拉维察》取得了极大成功，广为流传。普罗科菲耶夫的小儿子画家奥列格曾回忆当时播放的情景：“音乐的声音很大，无比嘹亮，这声音穿越已经没有人的科夫斯基大街。当时我们就住在这条街上，是在冬天，风雪交加，这声音就在又窄又黑的沥青马路上流淌。整条街上空无一人，这首人民大合唱的歌曲就这样，以非同一般的和谐，轰轰烈烈的响彻着整条大街。”然而，在斯大林的时代，并不是每首斯大林的颂歌都会得到肯定。比如，普罗科菲耶夫一生最亲密的朋友音乐家尼古拉·米亚科夫斯基也写过一首歌颂斯大林的康塔塔《克林姆林宫之夜》。在米亚科夫斯基的康塔塔中，一位老妇人直接走进了斯大林的书房，她站在门口，大声对斯大林说：“您应该休息一下，从您的桌子起来。”歌曲在1947年11月15日首映后就遭到批判，被当局禁止了。而几乎所有的斯大林的颂歌在斯大林时代之后都被禁弃了，但《兹德拉维察》经历了苏联1950年代和60年代的去斯大林化却奇异的留了下来。那个时期，赫鲁晓夫极力将斯大林宣传成无恶不赦的魔鬼，并从苏维埃社会中抹去，巨大的纪念碑被摧毁，城市改名，斯大林几乎一夜间从慈爱的父亲、社会主义的领袖、神变成了法西斯、恶魔。《兹德拉维察》仅在新的版本中将斯大林的名字换成了党。是否真的可能从俄罗斯的文化历史中删除斯大林的名字呢？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作家维克多·格罗霍夫说：“斯大林时代还不是历史。”当然还不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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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的音乐创作很早，他留下的最早的一首钢琴曲写于5岁，是他妈妈帮他记录的。但据说他3岁时就开始哼哼着作曲了，可惜那时的作品，他的母亲没有记录。

在谈普罗科菲耶夫时，我们应该谈谈电影音乐了。在普罗科菲耶夫的时代，有声电影刚刚诞生。

世界最早的有声电影是美国的《爵士乐歌手》。1927年10月6日，纽约的观众在观看华纳兄弟公司出品的《爵士乐歌手》时，突然听到主角开口说：“等一下，等一下，你们还什么也没听到呢。”这让习惯于默片的观众大为惊讶。这当然不是电影里的人物第一次说话，而是，观众第一次听见了。这句话标志着一个新时代来临了。爱迪生耗费了两年精力，才研制成功有声电影机。不过，完全意义上的有声片是一年后的《纽约之光》。但之后默片还是以艺术的名义顽固的坚持了一段时间，时间不短，但也不长。1936年，卓别林出品了他的最后一部无声片《摩登时代》，标志着无声片的时代的终结。收音机、有声电影是最早标志人类话语的回归，文字的衰落。听和说，比读和写更加方便省事，更爽。这也是现代科学引导人们前进的方向——省事，而且，所以，更爽的生活。

苏联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是1931年的《生路》。据说，这是苏联电影工作者独立开发的。列宁非常重视电影的社会功能，它是一种有力的为“人们大众服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有力工具。之后的苏联，政治便对电影建立了严格的控制。

虽然，苏联第一个为电影配乐的是比普罗科菲耶夫更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并且，后来电影音乐对于肖斯塔科维奇有着重要意义，普罗科菲耶夫也曾写过非常成功的电影音乐，虽然不多，但是和俄罗斯的历史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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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对歌剧有浓厚的兴趣，还在十岁时，他就谱写了一部歌剧《妖怪》。进入音乐学院时，他已经创作了三部歌剧，一部童话剧啦。不过，1932年，当他被邀请为电影《基杰中尉》配乐时，普罗科菲耶夫却断然拒绝了。1932年，普罗科菲耶夫还在巴黎。当时在苏联国内，年轻的肖斯塔科维奇却已经于1929年和1931年分别为《新巴比伦》和《孤独》配乐。日后，他成为苏联最著名的电影配乐大师。不过，普罗科菲耶夫看过剧本后，被这个故事吸引，立即改变主意，接受邀请。同时，他意识到涉足电影是他的一个机会，可以显示他吸引苏联观众的能力。那时，他正在准备要回归苏联。初次涉猎，普罗科菲耶夫就取得巨大成功。这部电影配乐成为最著名的电影音乐经典，也被归为普罗科菲耶夫最有成就的作品之一，甚至与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并列。它的旋律被广泛引用改变，其中的曲目“浪漫”和“三驾马车”最为流行，以至于很多人听过它们的旋律，但都不知道这是普罗科菲耶夫的原创。

今天可能很少有人看过《基杰中尉》，然而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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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俄国沙皇保罗一世年代。一天夜晚，沙皇正在睡觉，却被朝臣的嬉戏吵醒。愤怒的沙皇要求找出打扰他睡觉的人，否则要把主管大臣终身流放。然后，怒气冲冲的沙皇检查官员名单时，却突然发现了一个叫“基杰中尉”的官员，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这个名字让他喜欢，于是他要求把这位将军官介绍给他。可是，这个“基杰中尉”是一名职员在编制军事职责名册时的一个可怕的笔误，也就是说，实际上并没有这个人。宫廷官员不敢承认实情，情急之中他们干脆报告沙皇正是这个可恶基杰中尉夜间打扰了沙皇。沙皇一听非常生气，下令把基杰鞭打屁股，然后送往西伯利亚。

可是，后来真正的罪魁祸首被发现了，沙皇又赦免了基杰，并恢复他的官位。大臣们于是只好继续他们的虚构。基杰还和加加里娜公主结了婚，沙皇授予他大量的土地和金钱，并将他提升为将军、总司令。这些年沙皇一直想见见这个基杰，可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让他见不到这位他喜爱的基杰。最终，保罗生气了，要求基杰立即出现在他面前，可这时朝廷的官员告诉他“基杰将军”突然不幸去世了。随后，沙皇为基杰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享受最高的军事荣誉。不过，吝啬的沙皇在葬礼后要求收回基杰的财产。这些财产早被朝臣们私分了。于是，沙皇被告知基杰已经把钱花在了“高尚的”生活上了。这时沙皇才如梦方醒，他愤怒谴责基杰是小偷，并在死后将他从将军降为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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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科菲耶夫为《基杰中尉》的配乐大获成功。5年，他又一次涉足电影。这次是和大名鼎鼎的导演爱森斯坦合作。当然，此时的普罗科菲耶夫也已经是苏联音乐界的老大。所以，两人的合作可谓风云际会，大神级的强强联手。那么，生产出一部惊世之作自不在话下。不过，爱森斯坦与普罗科菲耶夫的合作也并非容易，可谓一把辛酸泪了。

爱森斯坦与普罗科菲耶夫有一些深刻的相似之处。两人虽然都是艺术家，但都属于冷静理性的分析者，而两人又都是积极的乐观主义的行动者，永远充满能量，专心投身工作之中。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当年都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赞美者和积极的建设者，而各自又在专业领域内取得伟大成就，因此，后来西方的评论往往把两个人都归为性格的天真。也就是说，是天才的傻子。

爱森斯坦一开创电影蒙太奇手法而享誉世界。最早，他在无声影片《罢工》中将工人的革命队伍中潜入的资本家的奸细与猫头鹰、虎头狗等镜头串联起来，将屠杀工人的场面与屠宰场杀牛的镜头拼接，这部电影一经上映即引起轰动，为苏联赢得了第一个电影国际奖项。而在同一时间稍后完成的《战舰波将金号》更是成为电影史的里程碑。但随着斯大林时代的开始，爱森斯坦的自由创作的短暂时光就永久的终结了。之后，他的命运远比普罗科菲耶夫艰辛。作品不断被批判，爱森斯坦因此要不断的检讨，反省，然后，满怀热情重新工作，然后，再次接受批判。拍完《战舰波将金号》之后，爱森斯坦准备拍摄一部记录苏联农业翻天覆地变化的影片《总路线》，但这时他被临时委任赶拍一部纪念十月革命的影片《十月》在1927年11月7日上映。于是，爱森斯坦带着高度的革命责任感，疯狂的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任务，但却没有意识到在他拍摄的过程中，苏共中央发生了重大事件。1926年10月，联共中央全会撤销了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是一个信号。到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职务，这时已经明白无误，托洛茨基倒台了。然而，爱森斯坦却没有什么政治敏感性，影片里托洛茨基仍然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革命的英雄。托洛茨基出生于乌克兰赫尔松的一个有着300俄亩土地的富农犹太人家庭，他的确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者，列宁的接班人。十月革命时，斯大林还个小青年，尚未进入核心领导层，当时只负责印刷传单。掌权初期，斯大林曾明确的表示过，“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但是，后来斯大林根据当时国际形势，放弃了列宁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步进入社会主义的理念，而提出俄国先进入社会主义，然后开展和平建设的思想，但托洛茨基是一个狂热的暴力革命主张者，他坚持不断革命论，最终与斯大林发生激烈冲突，并以革命元老的身份和党内的巨大影响力危及到了斯大林的统治地位。于是，1927年11月，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受到清肃。他在十月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随后也被抹去。然而，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竟然是爱森斯坦，这也真是阴差阳错。他拼命赶拍制作的革命献礼却被禁演了。如果影片被禁演让他痛苦，那么取而代之的影片《圣彼得堡的末日》则让他愤怒。《圣彼得堡的末日》的导演是他的同事普多夫金。爱森斯坦的一只狗名字正叫普多夫金，而当我们知道了普多金夫也养了一只狗，名字叫爱森斯坦时，也就知道，这当然不是巧合了。

恩怨起源于蒙太奇的发明权。蒙太奇的先驱是苏联导演库列肖夫。早在1919年，库列肖夫在电影学院的先锋派实验工作室中，通过实验证明，将同一镜头与不同镜头组接，可以创造出不同的含义。爱森斯坦1925年将它运用在《战舰波将金号》上，而1926年，导演普多夫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拍摄的同名电影，同样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普多夫金认为爱森斯坦剽窃了他的想法。两人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以各自买了一条狗，将它取对方的名字而了事。《十月》受到挫折后，爱森斯坦又回到《总路线》的拍摄，这时苏联农业改革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原来的准备工作已经不适合了。爱森斯坦毫无怨言重新开始。但是影片上映后，受到更严厉的批判。到1935年苏联电影业15周年庆祝大会上，爱森斯坦受到批判。他痛定思痛又重新投入到新片《白静草原》的拍摄中。可是，苏联电影局认为，爱森斯坦把农业集体化中的阶级斗争变成了父子争斗。在被《真理报》点名后，拍摄被叫停，胶片被销毁，爱森斯坦受到停职反省的处分，不能再拍电影了。直到半年以后，他才被批准恢复工作。而这时的爱森斯坦仍然毫无怨言，又振作精神开始拍摄爱国主义主题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