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地理看历史》摘抄

1. 商业文明的命根子是契约精神。这个不难理解，比如说，希腊人拿着葡萄酒到埃及去换粮食，一年两年都如此，时间一长，大家熟了，兑换的比例也基本固定，如果有一天希腊人突然挖空心思想以次充好，或者坐地起价，那么对不起，上当的埃及人下回就不做你的生意了。因为粮食是必需品，葡萄酒是奢侈品，没有葡萄酒喝的埃及人照样生活，无非就是日子寡淡了点，但没有粮食吃的希腊人会饿死。所以，诚实守信是商业文明的根本。

2. 另外，生意人不需要像农民那样一年忙到头，葡萄和橄榄树平常基本不需要打理，所以希腊人的空闲时间比较多。有了空闲，希腊人开始思考，于是某一天，他们仰望星空，灵感突发，发明了哲学。其中以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为代表，人称古希腊三贤。

3. 这时正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先贤们也在思考。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哲学家们在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没办法，农耕文明的人口密度大，不处理好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出乱子。而希腊正好相反，商业文明人口少，地形复杂，交通不方便，平常也见不着几个人，所以他们不需要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更多地思考个人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然后进一步上升到对世界的思考：宇宙的本质是什么？事物的本质是什么？运动的本质是什么？

4.罗马帝国在扩张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但始终没有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统治一个面积如此之广的帝国。在同时期的东方，秦朝实行郡县制，用武力实现了统一，但很不稳定，仅二世而亡；到了汉朝，武帝独尊儒术，从思想上解决了人们对大一统的认可，又创立察举制，选拔专业的官员来管理国家，从而实现中央集权。但罗马帝国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帝国内部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各处征服的土地也有相当的自主权，帝国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危险。

权力被制衡的好处是公民相对自由，自由让希腊人创造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古典文明，也让罗马文化影响了后续欧洲的各个民族、国家。和中国的文化相反，欧洲人的传统意识里并没有大一统的概念，自由和民主是他们与生俱来的追求，这个渊源正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影响。

5.我们在看中国历史的时候，常常有一个疑惑：作为汉朝最大的敌人，匈奴人最后去了哪里？汉朝人并没有将匈奴斩草除根，他们最后还有很大的势力，只是按中国史书的记载，他们西去之后就不知所踪了。其实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发现，匈奴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的去向只有一个，就是沿着欧亚大草原一路往西，先到中亚，再到欧洲，最远能到今匈牙利一带。

6. 同样是“城市”，欧洲重点在一个“市”字，先有商人在此交易定居，而后有政府入驻；而中国城市的重点在一个“城”字，是因政治和军事而设置的据点，而后才有百姓入住。所以，对欧洲人来说，城市是属于市民（也即古希腊时期的公民）的，要改城市名相当于要抹掉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而欧洲的市民是拥有相当的权力的，实行起来很难；中国要改城市名就简单了，只要政治或军事需要，一个命令下去就可以实行，完全不必考虑城里百姓的想法。今天很多中国人到欧洲旅游，会惊奇地发现那里有很多小镇还保持着中世纪的样子，几百年都没有什么变化，原因也在于此。

7. 商鞅变法的本质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什么是分封制？周朝创立之初，除了王畿之外，把天下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国，所以分封制也叫封建制；诸侯在自己的国家完全自治，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令，周王不干涉诸侯国的内政。同样的，诸侯国的国君自己留一块土地，剩下的土地就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的封地就叫家，在自己的家里，卿大夫有自己的家规，有自己的家兵；卿大夫往下就是士，士是最低一级的贵族，有贵族的身份，没有土地，只能自己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叫修身。士修身，卿大夫齐家，诸侯治国，王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意指的是这四个等级贵族的职责。

8.与分封制配套的贵族承袭制度叫宗法制，宗法制的核心就是嫡长子通吃，大意是：天子的嫡长子继承王的爵位和财产，其他诸子封侯；诸侯的嫡长子继承爵位和一切财产，其他诸子封大夫；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大夫的爵位和财产，其他诸子成了没有财产的士。

9.在诸侯国中，卿大夫既是爵位，也是职位，而且世袭罔替。这样一来，卿大夫作为诸侯国国君的臣子，势力越来越大，还不能随意撤换；这还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卿大夫还占有土地，世代承袭，实力越来越强，有的已经超过了国君，像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就是例子。

10.商鞅的变法，就是要废除这一套。首先世袭的官位没有了，世袭的土地也没了，一切都以军功为准，功劳大的封爵，功劳小的，就算杀一个敌人也给你分田分地。可以想象，商鞅这么一搞，秦国的贵族会是什么反应。在以前，每打下一座城池，国君就会把这座城分封给功臣，现在这个也没有了，直接变成郡县，郡县的长官由国君任命，郡县的税收上交国库。郡县制并不是商鞅的发明创造，第一个设郡县的是楚国，楚国在早期从丹阳向东扩张的时候，灭了权国，不分封，改为权县，设县公替国君来管理。不只是楚国，其他六国都设有郡县，只是比较少，分封还是占主流，只有商鞅把秦国一刀切地全部改为郡县。

11.商鞅的变法，让秦国空前强大，立下不世之功，被秦孝公封为君，拥有商於之地的十五城，所以称商君。这个封君和以前的分封不同，商鞅只拥有商於之地的税收权，行政权、土地权还是国家的，而且封君只传两代，过了第三代就得交回国家。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富不过三代。战国时很多国家都有封君，像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俗称战国四公子，都是封君，是列国为了吸引留住人才搞的特殊待遇。

12.郡县制的结果就是贵族势力减弱，国君势力增强，实际上就是由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分封制的结果是分权，国家实际是由贵族联合统治，国君一个人说了不算；而郡县制的结果就是集权，全国的权力集于国君一身，其他的官员全都成为国君的打工仔，国君可以任意裁撤杀罚。这样一来，秦国的贵族开始消亡，国家的实力却大大增强。可以这样说，秦国是集全国之力在打仗，而其他六国，只是贵族在打仗。其结果可想而知。

13.商鞅的变法，受损最大的是原有的贵族。和楚国一样，等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秦国的贵族就起来讨伐商鞅；和吴起一样，商鞅最终也被车裂。但和楚国不一样的是，秦国并没有因为商鞅一死就把他那一套制度废弃了，而是延续下来继续执行。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又把这个制度推向全国。

14.与郡县制配套的还有愚民、弱民政策。商鞅认为，要让人民好管、听话，跟着国家的政策走，人民最好都傻一点，像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太聪明了，不好管，你让他杀人，他会跟你讲仁义，你让他使诡计，他骂你没道德；还有，老百姓最好别有钱，“民富则国弱，民弱则国富”，有钱了就没人玩命上战场了，利益的刺激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才会为了生存去种田，或者去打仗，也没闲工夫去琢磨国家的政策是否合理。所以后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是一个偶然的举动，这个行为和商鞅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就是为了控制言论，实行愚民政策。后世的帝王鉴于秦朝亡得太快，没有像秦始皇那样赤裸裸地祭出法家的大旗，而是采用了“外儒内法”的政策，外表用儒家的那一套安抚人心，骨子里还是法家那一套。商鞅的那一套，并没有随着秦朝的灭亡而消失，反而愈演愈烈，到清朝时达到了极致。

15.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汉朝，项羽想要恢复分封制，刘邦想搞郡县制却又怕走了秦始皇的老路，最后在汉初立国的时候，搞了个折中的半分封半郡县的国家。这种斗争，最终以汉武帝的推恩令为止，分封制彻底消亡，中国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到底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洲自罗马帝国覆亡后，没有实现大一统的集权政府，在封建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民主国家，日本的封建制也一直延续到近代，现代民主政治很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相反的，中国的中央集权之下只会带来政权的更迭，不停地推倒重来，陷入一个死循环。有人说，中国在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不是清军入关，也许中国就能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妄想。明朝末年的那个不叫资本主义，顶多算是小作坊。集权的土壤也产生不了民主思想。就算清军不入关，李自成当了皇帝也只是又一个循环，还是一切推倒了重来，并不会比明朝进步。

16.封建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天然地会产生资本主义，而民主也是各种势力角力后妥协的产物。汉武帝的推恩令废除了嫡长子继承制，改为诸子平分，这样资本被分散，越来越小，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只能产生小作坊；周朝的时候，国君会经常跟卿大夫妥协，而在中央集权下，所有权力集于皇帝一身，皇帝绝不会跟大臣妥协。秦始皇还带了个坏头，那就是谁有实力谁就可以当皇帝，不像日本的天皇万世一系，也不像武王伐纣那样，需要一大套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行动，比如顺应天命，有道伐无道等。陈胜、吴广就更直接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赤裸裸就是我要替代你，丝毫不加掩饰。秦国攻入楚国郢都的时候，一把火烧了当时世界上最华美的楚王宫，这也开了一个坏头，后来项羽火烧阿房宫不过是以牙还牙。只不过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把六国的书都给烧了，我们见不到楚宫的华美以及火烧楚宫的惨状，项羽的行为却被人记录并流传下来了。

17. 在秦国这套法律体系下，伴随着贵族的消亡，从前的诗书礼仪不见了，什么一诺千金、士为知己者死也不要了，人们往往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为达到各种目的不择手段。

18. 在楚怀王时代，楚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不但吸收了华夏文明，而且青出于蓝。楚国的衣服、楚国的舞蹈、楚国的音乐，还有楚王好的细腰，都是中原诸国追捧的时髦东西。为什么我们有个成语叫“楚楚动人”？因为楚国的一切东西都是美好的，楚成了美好的代名词。

19. 秦国的郡县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让秦国从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令中原诸侯闻风丧胆的超级大国。但也有个问题，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人民的财富，终归是要还的。老百姓的大部分粮食都用于交税，还要服兵役，法家讲究的是严刑峻法，一切不利于战争的行为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像经商啊，游手好闲啊，都被禁止，违反了就杀头。唯一的上升之路就是去战场上杀人，杀人越多获得的回报就越多。在这种激励政策下，整个国家就是一台精密的战争机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军国主义。秦国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是这台机器上的螺丝钉。这种体制缺少人文关怀，缺少对生命的尊重。以军功为奖励的政策把人类最血腥和自私的一面发挥到了极致。同样的，在这种体制下，秦国需要不停地战争，不停地兼并土地以维持这台机器的运转。一旦战争结束，靠立军功的激励方式无效了，整个国家就会出问题。

20. 诸葛亮的伟大，不在六出祁山的鞠躬尽瘁，而在于隐居隆中时，未出茅庐就已经看清了天下的形势，三分天下是完全按照他的规划来的。只是后来，有两件事他没料到：一是关羽失荆州，那时离《隆中对》已过了十二年；二是第一次出祁山，刘备不在了，失去了后方强有力的支持，更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了。诸葛亮能料定天下十年之内的政治走向，已经非常了不起，管仲、乐毅远远比不了他。

21. 黄河虽称为母亲河，只是针对上游的人民来说的，比如陇西和河套；陇西被认为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河套就不用说了，四周都是沙漠，只有黄河滋养出了几个绿洲，那里号称塞外南江，所以又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黄河经过黄土高原，到了中下游时，对人们来说却是百害而无一利。通常大江大河有三利：航运、渔业、灌溉。这三样黄河都没有：黄河的上游经过黄土高原松软的土质，含沙量巨大，造成河水浅，难以行船；渔业就不说了，这么浑的水，能存活的鱼十分有限；又因为含沙量高，不能直接灌溉农田，必须要修建特殊的沟渠才能利用；也因为泥沙量大，它的下游河床越来越高，比普通人的房子还高，河水常常冲出河床改道，泛滥成灾。黄河泛滥的害处，在中国的历史上比比皆是，大禹一辈子都在治水，是因为黄河泛滥；商朝的首都一迁再迁，也是因为黄河泛滥。黄河几次改道，都给当地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22. 唐朝的开创者李渊，是隋朝的唐国公，负责守太原，和隋炀帝杨广实际是表兄弟。李渊趁杨广下扬州的时候，先取关中，然后以关中和河东地区（山西黄河以东地区）为根据地，逐步剿灭群雄，统一中原。唐朝继承了隋朝的一切，包括科举，也包括首都洛阳和长安。

23. 江南，按字面意思，是长江以南。但在我们的历史或文学中，通常指江东，古吴越之地。这里北临长江，南靠大山，东面是大海，中间以太湖为中心，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湖泊纵横，河网密布，是中国最富有的地方，同时也是花柳繁华之地，富贵温柔之乡。这里吴侬软语，风轻水柔。这里是水乡泽国，人间天堂。

24. 巫臣的计划是，先强吴，让吴国发展强大。吴国只要强大了，就会扩张，首当其冲的目标就是邻居楚国。如果在楚国东面竖起一个强大的敌人，楚国就无暇北顾了。这就像冷战时期美国扶持日本牵制苏联一样，我离你太远，干仗不方便，就在你眼皮底下扶持一个敌人，时时牵制你，你就没精力跟我斗，我好腾出手来大力发展。这一套，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玩过。

25. 春秋时的战争，以车战为主。一辆战车由四匹马拉着，上面站着三个军士（也称战士，由贵族组成），左边的拉弓放箭，中间的驾车，右边的持长武器勾刺；一辆战车要配备大约七十二名步卒（由平民组成），称为一乘。所以当时的百乘，接近八千人。千乘之国，就是大国了。四匹马拉的战车，在当时就像坦克一样，在战场上非常有冲击力，但不好驾驭。四匹马如果协调不好，不但增加不了战斗力，还会起反作用。所以中原的贵族从小就要学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其中的御就是驾车，是一项技能，要通过长久的练习才能掌握好。战车是中原的产物，身处南方的吴国既不产马，也不懂御车，要想跟楚国抗衡，谈何容易！于是巫臣亲自跑到吴国，教吴国人怎么驾车，怎么行兵布阵，怎么行周礼，怎么耕田种地，总之巫臣把楚国的那一套先进技术全教给了吴国。吴国人这才紧跟着华夏文明亦步亦趋。巫臣后来还把儿子留在吴国当外交官，接替他在吴国未竟的事业。在巫臣以及他儿子的不断支援下，吴国逐渐强大，经常派兵在吴楚边境骚扰，让楚国很是头疼，果然无暇顾及中原。到了春秋末期的时候，吴国已经强大到可以与楚国抗衡，两国之间战争不断，进入僵持阶段。

26. 江南，也就是吴越之地，真正成为中国文明富饶的地方，主要在于三次衣冠南渡。第一次南渡，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五胡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混乱时期，我们先把这段历史捋一捋。我们知道，三国的时候，曹魏篡汉，后来司马家族又篡了曹魏，这就是西晋，西晋后来统一了中国。司马家族从司马懿开始，擅长内斗搞自己人。曹家的天下好歹是打下来的，司马家的天下纯粹是窃取的。这一点让司马家一直很心虚，为了避免人们怀疑他们坐江山的合法性，就控制人们的言论，不许大臣们妄谈国事。从此，士大夫不谈国事，只能喝酒，吃五石散，清谈。司马家呢，外人都闭嘴了，自己不消停，搞内斗。司马昭让儿子称了帝之后，到了他的孙子司马衷，就是那位“何不食肉糜”的皇帝手里的时候，发生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八位亲王，你方唱罢我登场，斗来斗去的结果是国力空虚，导致北方五个主要游牧民族趁机南下，杀入中原，这就是五胡十六国的开始。五胡指的是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游牧民族。其中以匈奴为首，匈奴人先占据着山西，然后南下攻取西晋的首都洛阳，杀了皇帝，西晋灭亡。北方士族王导拥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登基，东晋开始。王家也从此权倾朝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说的就是他们家，另一家就是谢安他们家，两家一直把持着东晋朝政。东晋是世阀专权的时代，尤以王谢两家为代表，皇权相对弱势。其他的少数民族也纷纷效仿，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几十个国家，能排上号的有十六个，与东晋南北对峙，所以叫东晋十六国。北方长期处于混战状态，汉人就倒了霉，当官的抓了就杀，老百姓抓了就做奴隶。于是大批的汉人渡过长江，跑到东晋。这只是南渡的开始，一直到北方被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统一为止，前后一百多年，不断有汉人从北方跑来。北魏非常痴迷于汉文化，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汉人在北方才有了喘息之机。

27. 这些从北方来的汉人，不但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还带来了中原的文化、技术，使江南第一次成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东晋以后，南方是宋、齐、梁、陈，再加上前面三国时期的东吴，就是六个朝代，简称六朝，都是定都南京，南京称六朝古都，就是从这里来的。六朝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极重要的位置，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学都是对经史子集的解读。所谓的文以载道，主要讲的是治国之道，文章只是个载体。六朝开始，艺术家们开始关注自己，关注自然，文学理论也空前繁荣，文学脱离了政治，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正是六朝文学播下了种子，才有了不久后唐朝诗歌的空前繁荣。春秋时期，吴国的首都在姑苏（今苏州），越国的首都在会稽（今绍兴），到了三国，东吴的孙权为了北进中原，筑石头城，把首都从苏州迁到了石头城，并把这个地方改名为建业，就是现在的南京。所以从六朝起，江南的中心从姑苏北移到了南京。六朝的古迹，成为唐朝诗人凭吊怀古的绝好题材，几乎每个唐朝大诗人都到江南写过怀古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读唐诗，要了解他们对六朝的情怀。唐诗里有很多咏叹六朝时事的诗，如果不了解六朝情况，对唐诗的理解也会大打折扣。

28. 在东晋灭亡的同时，北方被北魏统一，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所以也有人把这段时期称为魏晋南北朝。这个魏是曹魏，不是北魏。这个时期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一个巅峰。我们知道，汉字的字形，是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商朝时用的甲骨文，现在除了专家，普通人根本不认识。周朝使用篆书，也称为大篆，笔画烦琐，写一个字和画一幅画一样。秦统一中国后，丞相李斯将篆书的笔画进行了简化，推向全国，这就是秦小篆，我们现在刻章时经常会用到这种字体。但是，就算是小篆，书写起来还是很烦琐，贵族们为了减少工作量，经常让自己的奴隶帮忙，作为书记员的奴隶在抄写文字的时候，又将笔画进行了简化，而且发明了蚕头雁尾这种更适合毛笔书写的笔画方式，这就是隶书。隶书是汉字发展的一大进步，使汉字由笔画组成而不再是图画组成。隶书其实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在汉朝得到了普及。到了东晋，汉字的书法进入一个辉煌时期，这时草书、行书都飞速发展。然后楷书也被创造出来了，这个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发明的一种新字体，成为各种书法的楷模，所以称为楷书。楷书也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样本。注意了，现在我们练字，都习惯于从楷书练起，再练行书、草书，所以会误以为是先有了楷书，后有的行书和草书。其实不是，事实上行书和草书都是从隶书发展而来的，楷书是最后才出现的。

29. 作为本土宗教，道教在此之前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汉初，文景之治以黄老之学治国，与民休息，道教风行一时。汉武帝的时候，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学其实已经不是春秋时代孔子的儒学，孔子强调的是礼（社会秩序）和仁（人文关怀），董仲舒的儒学掺杂了其他一些学说的思想，最主要的一点是强调大一统，强调君权神授，从此为历代帝王所推崇。

30. 连年的战争，各种杀戮、叛乱、篡权的事层出不穷，无论是士大夫还是百姓都苦不堪言，现实社会已经到了令人绝望的地步。道教让人恐惧，儒家也让人失望，只有佛教还能给人以安慰，让人们在连绵不绝的乱世中不至于精神崩溃。而佛教在传入中原后，各种经典都已经翻译出来了。像白马寺的《四十二章经》，东汉时就传进来了，是最早的汉译佛经；达摩来到少林寺，创立了禅宗，还带来了《易筋经》《洗髓经》，这也是少林功夫的起源。总之，各种机缘巧合，让佛教兴盛起来，一时成为全国性的宗教。

31. 金人还在北方大肆烧杀抢掠，种种恶行，真是罄竹难书。但这还不算完，金人没赶走，蒙古人又来了。整个南宋期间，江南成了汉文化的大本营，也为汉文明的延续提供了场地。从这时候开始，江南真正成了全国的文化和经济中心。

32. 这三次衣冠南渡，奠定了江南首善之区的地位，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客家人。所谓衣冠南渡，指的是士族，当官的才会有冠，老百姓头上绑片布就可以了，称为帻(zé)。当官的当然往好地方、大城市跑，有名望的到了南朝依然可以做官，有钱的至少可以到江南买房子买地，还是个富人。可穷人呢？尤其是那些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人，他们占了南渡人数中的绝大多数。他们大部分是百姓，对他们来说，南渡只是为了逃生。这部分人怎么办？城市里难以为生，就只能钻山沟了。在长江的南岸，除了荆襄和江南这两个地方有平原沃土外，往南一直到广州的珠江口，全部都是连绵不绝的山区。中原人逃到江南，特别是后来的人，好地方早已有人占了，只有山沟里还有空间。可山沟里并不是荒无人烟，有土著（越人），可能还有早先到此的汉人。山里资源少，为了争夺土地，还时常发生冲突。于是这些北来的中原人结群而居，他们甚至把房子修得像碉堡一样，以防止附近的山民攻击。这些人没有忘记他们是从中原来的，到这里只是为了谋生，像做客一样，尽量与周围的土著和睦相处，不要引起纷争。于是他们自称为客家人，他们修得像碉堡一样的房子就是土楼。

33. 重耳这一逃，就是19年，辗转数个国家，奔走几万里，风餐露宿，凄惶苦楚自不必说，后面还有晋国派来的刺客追杀。话说这一年重耳逃到卫国，卫国是个小国，不敢得罪晋国，没有收留他。重耳流落郊野，饿得两眼昏花，这时手下有个人给他呈上了一碗肉汤，美味之极，重耳一口气喝光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叫介子推，是他割了自己大腿上的肉熬成了汤，救了重耳一命。这就是“割股啖君”的故事。后来重耳回了国，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对跟随他一起流亡的臣子论功封赏，独独忘了这位介子推。重耳经人提醒才想起来，于是派人去找介子推，可谁知介子推归隐了，躲在绵山（也称介山）上不出来。于是有人出了个馊主意，放火烧山逼介子推出来，哪知道这个介子推很固执，宁可烧死也不出来，结果真的烧死了。重耳后悔不迭，下令以后每年的这天不许有烟火，当然不是怕污染环境，而是为了纪念介子推。可人总得吃饭，没有烟火怎么做饭？只好吃冷饭冷菜，“寒食节”就是这么来的。

34. 晋国先是挑拨虞国和虢国的关系，让虞国对虢国心生不满，然后重金贿赂虞国国君，借道虞国，翻过中条山，过黄河灭掉了虢国，在回来的时候，顺道把虞国灭了。这就是假途灭虢的故事，也是唇亡齿寒的典故。晋国这一仗，打通了南下的通道，还给我们创造了两个成语。假途灭虢为晋国打开了通往中原的窗口，也为晋国后来称霸奠定了地理上的基础。

35. 豫让是智伯的家臣，智伯对他有知遇之恩。智伯死后，豫让一心想杀赵襄子替智伯报仇，于是改名换姓混进赵家，结果被发现了，赵襄子念他是义士，放了他。第二次，豫让又是毁容，又是吞炭把嗓子烧哑了，连他老婆都认不出来了，然后又去行刺赵襄子。这次是在一座桥上，没想到赵襄子还是发现了他，又被抓了。豫让求赵襄子脱件衣服给他，让他刺了几剑，算是替智伯报了仇，然后自杀了。豫让死前说了句流传千古的话：“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36. 元朝人把北京（当时叫大都）设为首都，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这里处于元帝国的中心，二是这里正好是北方草原和南方农耕平原的分界点，一旦中原有变故，蒙古人可以从这里迅速退回草原，不至于被人截断了后路，事实上他们后来也是这么做的。蒙古人定都北京，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的政治中心原来在中原腹地洛阳、开封一带，蒙古人定都北京后，弃用了隋朝时修建的大运河，截弯取直，直接从江南修到了北京。这一举动使洛阳、开封从此失去了中心的地位，中国的政治、文化就集中在北京和南京这两京之间，整个中国的重心东移，也造就了天津这座城市。天津作为京杭大运河到北京的前站，成了一个物资转运中心，明朝时朱棣从这里上船走运河南下争夺皇位，后来当了皇帝，就把这里命名为天津。天津，顾名思义，就是天子的渡口。

37. 蒙古人把这个取消了，士子们失去了上升通道，心底有怨气无处发泄，为明朝的崛起埋下了伏笔。明朝的开创者朱元璋没什么文化，但一大批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愿意跟随他，就是这个道理。蒙古人取消科举后，读书人没官做，只能到底层的戏班子里去和歌伎打成一片，结果创造了戏曲。要知道，希腊悲剧早在2500年前就有了，中国在这方面却一直是片空白，到元朝才总算把这一缺憾补齐了。

38. 明朝一开始定都南京，实际上是一个仓促的选择，朱元璋还派儿子到关中考查过，想迁都，但没几年他就死了。定都南京有个问题，蒙古人虽然退回了草原，但依然强大，作为北大门的北京是最好的防守地，北京离南京太远，如果边关有事，就是八百里加急，也会错失战机。如果派重兵镇守北京，又容易尾大不掉，形成割据势力，另立中央。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驻守北京的燕王朱棣兵强马壮，把侄子建文帝干掉了，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这样，天子守国门，北方边关才算稳定了。

39. 满人的政策总体来讲可以总结为：内心汉化，外表满化。就是心里全面接受汉文化，但在面子上，所有汉人都要剃发易服，清朝征服中原的主要矛盾就在这里。其实从周公制礼仪开始，中国人的华夷之辨从来都是用文化来区分，而不是种族。周朝时四周的蛮夷，有些并不是少数民族，而是先朝比如夏、商时期的诸侯国，只是他们不服周，以夷狄自处而已，姜子牙就是东夷人，匈奴人还说自己是黄帝的后裔呢！华夏是个文化概念而不是血统。所以这就造成一个固有的观念，不管你什么人来统治，只要接受我们的文化，实行儒家治国那一套就行，管你是汉人还是满人呢！

40. 刺史，原本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察官：“刺”是检核问事的意思，即监察之职；“史”为“御史”之意。而州牧，却是一州之长，“牧”是管理的意思。改刺史为州牧，就是中央把军政大权下放到地方，这直接导致中央王权的衰落，地方政权的崛起。

41. 先秦时期，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主要由贵族组成。秦灭六国之后，贵族被彻底消灭，世袭制遭到瓦解，但国家还需要官员来管理，可官员从哪里来却是个问题，战国时期那种毛遂自荐的方式终归不是常态，在科举制还没有问世之前，汉朝发明了察举制，察就是考察，举就是推荐，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举孝廉。孝，即孝顺；廉，即廉正。汉武帝创立孝廉制的初衷是让地方推举孝顺廉正的人去做官，用这种方式来达到国家选拔人才的目的。但孝廉制考察的是一个人的品行，品行是无法量化的，也就无法保障公平，就像我们现在某些地方推行素质教育一样，实际为搞关系走后门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孝廉制成了一些世家大族培植自家势力的利器。当然，这里面也确实选拔出了一些人才，比如曹操，就是通过举孝廉进入仕途的。举孝廉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一些人为了当官拼命作秀。作秀的主要内容是孝（因为还没当上官，所以谈不上廉），特别是父母的葬礼，成了各大秀场，于是乎厚葬成风，一些人就算平日节衣缩食，也要在父母的葬礼上大秀一场，因为这时围观的人多，一旦传开了，说某某很孝顺啦，把家里宝贝都给父母陪葬了，就可能被举孝廉的人知道了，也就有可能被推荐去做官。所以后来的盗墓者最喜欢的就是汉墓，因为陪葬品多。这一风气直到曹操下令整治后才有所好转。

42. 有了历史的教训，皇帝当然也要想办法自保，于是重用太监，与外戚抗衡。太监没什么文化，不懂得管理国家，而且作为六根不全的人，通常心理比较扭曲，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弄得国家乌烟瘴气。但太监是皇帝的家奴，主子在他们心里的位置比谁都重要，而且太监通常也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对皇帝来说，用他们最放心，贪点钱财真不算什么事。于是我们看到，到了东汉末年，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被杀，而以十常侍为代表的太监（确切的称呼应该是宦官）把控了朝廷，也就不足为怪了。

43. 从周朝开始，贵族们一直奉行嫡长子继承制，汉武帝为了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就采用了推恩令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原来只能由嫡长子继承的封国土地，现在其他的儿子也有份了，王爵仍由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可以封侯。这样一来，本来占有大片土地的诸侯国就被肢解为一堆小国，不但无法与中央抗衡，而且那些原本没有资格封爵的次子、幼子以及庶子们，还会对中央政府感激涕零，成为这一制度的坚定拥护者。

44. 秦朝时，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汉朝也基本保持这个规矩，十里设一亭。这个亭不是我们常说的亭子，而是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主管治安、抓捕盗贼等职能，同时也兼管旅客住宿的功能。刘邦就曾做过秦朝的泗水亭长。亭长不算官，只能算吏，所以他不是由中央任命，而是由地方政府雇佣。

45. 其实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历代帝王将相的陵墓绝大多数不在深山或者平原，而是在山脉与平原的交接处。深山里雨水多，容易冲刷墓地，而平原地区容易积水，两者相交的地方不容易积水，在遇到雨水后又能迅速排干，十分有利于棺椁的保存，因此成为墓葬的首选之地。像北京的明十三陵，还有前面提到的满城汉墓，都是选择这种地形下葬。所谓风水，大抵如此。北邙山是崤山的支脉，海拔只有300米，四周开阔，本身又带有一定的倾斜度，类似于山脉和平原的交接地带，而且它离洛阳很近，自然成了历代帝王将相丧葬的首选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