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桃：希望文学对于我，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

注：本文刊载于《文学报》“素人写作：真实和日常的力量”专栏，关于驾驶，关于写作，关于自我。

01

驾驶我的车

1999年春天，我家添置了一台洛阳牌拖拉机，对这个崭新的、有着红色“披风”的大家伙，我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坐在驾驶位上手握着方向盘的感觉真好！这台拖拉机简直是一个迷你版的变形金刚，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我有可能驾驭的变形金刚。

拖拉机的“车钥匙”，是一个直角Z形的钢铁摇把，通过它，用不小的力气快速、持续摇动发动机，拖拉机才能启动，而启动后突突突的声音，是那么的好听和有劲！我当时15岁，在乡下初中糟糕伙食的填喂下，细胳膊细腿，没有太大的力气，不过幸好我有小跟班，他们是两个小我四五岁的邻居，帅和高飞。我左手扳着减压器，我们三人的右手攥紧摇把，一同加速，试了两次，终于把这沉默的铁疙瘩给启动起来了。突突突突，它骄傲的烟囱往外喷着烟雾，而我心里激动得难以复加。

经过短暂练习，我很快掌握了驾驶的技巧，无非就是油门、离合的配合，适应路况的挡位和速度。我开着它上路了——那简直叫招摇过市，帅和高飞坐在驾驶座两侧的车帮上，一时间说不清拖拉机的引擎声和我们的欢声笑语哪个更大。车速不敢太快，还有些紧张，可是我们已经开在路上了，这是真正的驾驶。高飞是个胆大的家伙（他很快就敢抱着一岁多的妹妹，单手驾驶轻便摩托车在村里乱窜了），有时候我也会让他开一会儿。我们从村西头开到村东头，又开到村南头，经过南大桥，在我家的一片树林里停下了。树林旁边就是小河，有一个水潭，我们在附近游玩一番，再启动拖拉机回家去。

后来的一些年月，这台拖拉机耕地、打场、拉车、连接水泵灌溉，给我们家出了大力气，是个十分可靠、能干的家伙。有时候我帮家里干农活，也会开一开它，它承载着我早期的驾驶经历。

如今，25年过去了，这台拖拉机依然健在，它的外壳也就是红色“披风”早已卸下，像大部分老拖拉机一样，安装了一个十分巧妙地利用发条原理的“免摇”装置，再也不用摇车启动——虽然看外表已经很老旧了，可我觉得它还能干很多年。

而上海，我开车穿梭其间的上海，在我面前徐徐展开的上海，果然没有令我失望。虽然因为一些原因，两年的计划变成了一年，但这一年绝对值得。最终，我把乘客们的故事一一呈现，汇聚成《我在上海开出租》这本书，记录下我职业生涯中有意义的片段，也记录下这个时代奔忙的人群。

时光倒回到十年前，2014年，在驾照迅速、顺利地拿到手后，一周之内，我去郑州提了一辆车回来。虽然没过几天就报废了一条轮胎，撞坏了一组尾灯，可从后来的情况看，我绝对是一个合格、稳重的驾驶者，毕竟从学会开拖拉机时算起，我的驾龄已经二十多年。

买车前后，我做杂志编辑、开奶粉店、在乡镇政府当临时工，有了些浅尝辄止的社会体验，我的好奇心驱使我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2017年底到2018年初，我开了几个月的网约车和顺风车，发现这种职业极有意思，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由于性格等原因，我跟乘客这样的相处方式，不远不近，正好是我贴近观察却又不会太过介入他人世界的距离。我是如此热爱驾驶，跟乘客打交道，在满足好奇心的基础之上，或许我能再写些什么——所以，2019年，当我有机会去非常喜欢却从没去过的上海开出租车时，我就毫不犹豫地决定下来了。

02

河的第三条岸

之前，我是一个没有职业规划的人，用一句俗语形容，就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步入社会十多年，做过的工作相互之间差异极大。曲折的生活波涛之下，应该有一股暗流可以把我这些年给串联起来，或许还能追溯到我的少年时代。这股暗流，应该就是文学了。

有时候我会想，文学对于我到底是什么。读大学期间，我就已经清醒地确定，我这一生会跟文学密不可分。尽管大学毕业后忙于工作和家庭，大概有十年没有创作，但想写的东西一直在心里酝酿，我从不曾忘了它们。

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来自于高中时期，分三个方面：少量的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茶花女》《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它们的细腻和饱满的情绪，让时值青春期的我感同身受，读得如痴如醉；《语文读本》里的中外短篇小说，卡夫卡的《变形记》，罗萨的《第三条河流》，马尔克斯的《巨翅老人》，博尔赫斯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汪曾祺的《受戒》，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以及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等，丰富而又博大，使我体会到文学中最神秘最深沉的部分；刘亮程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他是我阅读生涯中很特别的存在，《中学生阅读》杂志上的几篇文章，带给我诸多的新鲜和震撼，可是到哪里去找他更多的文章呢？

也有一些写写画画，但不成体系，这时候我开始对“故事”产生好奇心，写各种主题的短文，结合同学们形象和绰号的戏剧，印象最深的是一篇两三万字的小说，属于愤世嫉俗的少年文学，标题叫《死亡游戏》，底稿到现在还留着，封面上画了一个站在悬崖边的人。

我上大学时，论坛、网络社交如火如荼，只是网购还未兴起，所以想找到刘亮程的书并不容易，当听到在洛阳读书的同学说一间书屋有《一个人的村庄》，我激动至极，让他立刻、马上帮我买下来，不管多少钱。书是旧书，往外租借的，忘了是以原价还是折扣价买到的，记忆犹新的是，大学第一个寒假我异常幸福，不舍得一下子看完，每天定量，只读三四篇，丝毫不觉得那个冬天有多冷。

我的专业是艺术设计，除此之外，我最喜欢户外和图书馆，一动一静，安放着我躁动的青春。求学四年，我接触到更多中外名家的长、短篇小说，也研究过诸如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此类的心理学著作，国内作家，刘亮程自不必说，萧红、余华、王小波、史铁生、格非深得我心，国外的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依旧令我迷恋不已。

大学期间我写了一些散文、诗歌和短篇小说，得过文学社征文大赛的一等奖，也上过校刊的“校园作家”栏目。我最满意的是一系列短篇小说。在与方块字的不断纠缠与来来往往中，我觉得自己大概是触摸到了文学的骨骼，并且明白，它有可能为我支撑起一片天空。

尽管直到现在，我发表的作品依然很有限，可我知道自己早已找到“河的第三条岸”，在日常的轨道之外，有了可供创造和欣赏的风景，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03

晚熟的人

在喜欢写作的同时，我对写作并不痴迷，从大学毕业那一年算起，有十年我没写什么作品，这段时间被我称为写作意义上的“蹉跎十年”。但这十年也没有损失分毫，我在认真工作、生活，我心里有故事在自然生长着，终有一天他们会冲出我的胸膛，呱呱坠地，来到阳光照耀的地方。

我首先想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是与李白相关的一个故事。鉴于我没有写长篇的经验，2018年重新开始写作时，我决定先写一个悬疑小长篇来练手，还专门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做这件事情。不到一年时间，我完成了这个故事，自认为达到了期待的效果。

接下来我去了上海，然后便有了《我在上海开出租》。把这些经历写成书并不是一开始就规划好的，初期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在从业的这一年时间里，这个想法不断被强化，并一步步加载出清晰的面貌。

虚构和非虚构，一种可以合理利用想象，另一种需要强大的现实基础，我觉得都很有意思，没有什么难易之分，重要的是找到可靠的题材和适合文本的风格。开出租所遇到的乘客和故事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的，这样的职业给了我一个观察他人、描摹世界的窗口，令我言之有物，文本层次足够丰富。

李白的故事也没有停滞不前，2020年夏天，完成《我在上海开出租》后，我开始一头扑进“李白”的人生。一年后，初稿完成，字数从预估的16至18万字，增加到了26万字有余，书名原本叫《李白复仇记》，由于过于耸人听闻，后来我将它改成《李白的秘密》。这两本书都是我在奶粉店里完成的，随时可能要站起来服务顾客，好在我的状态可以切换自如。

我把《李白的秘密》给两三个出版机构看，都被婉拒了。我看过的书不少，明白这部小说的脑洞创意和语言风格足够独特，曾请三五个朋友试读，都得到了非常不错的反馈，所以对文本我非常自信，被拒绝的原因是出版方向不同，或机构对著名历史人物相关的题材比较审慎。寻求出版受挫，一度让我有些失落。

不过后来我的信心反而增强了，因为又改了一两稿后，每当有空闲时，我就打开文档，随便拉到一页，都可以欢快、流畅地读下去，无论是语言还是情节，我都感到舒爽——我就在想，出不出版无所谓，我自己看着都津津有味，这都是怎么写出来的？当然，这样说起来有些大言不惭，请允许我谦虚一下——这里或许有自我麻痹的嫌疑。现在我能够接触到的出版社比较多，这本书已经不用担心被雪藏，我反倒不急于把它推出来了，我想再改一稿，物色一个合适的出版方。

所以，我对写作的态度是很开放的，有人看，那很好，有人认同，有人喝彩，那更好，没人看，我也无所谓，因为我首先已经取悦了自己。

大体上来说，我是一个晚熟的人，心性懒散，现实感不足，写作上也是如此，同样缺乏规划，没有太多功利之心。而且，我是有意识地想与文学保持一定距离的——我知道如果我坚持写作，它肯定能带给我一些什么，可是我并不想让它成为我唯一骄傲的事情。河的第三条岸固然重要，左右两岸也得坚实牢靠，也可以有好的风景。

如果不写作，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思来想去，我觉得我有两点值得肯定，那就是我有足够的好奇心和同理心。好奇心使我持续关注现实以及新鲜的事物，同理心让我善于与人相处，也深入到他人的所思所想中去。这两点使我成为一个无害、有趣并且不自傲的人，它们对写作同样帮助很大，哪怕我不写作，这两种特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所以，我希望文学对于我，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写作也许能够拯救一个孤独的人，文学也许能够照亮一个自卑的人，但那个人应不是我。当然，如果文学可以让我变得更好，我也很乐意，我肯定希望自己更好，内心更丰富，精神更强悍。

晚熟的人都是有一丝钝感的，也可能是厚积薄发的，笨拙使我避开了一些看似捷径的路途，我就驾驶我的车，摇动我的船，满载我的文字，被汹涌而令人激动的暗流裹挟着，走向更远的地方，更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