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No.26《图像与社会》-9
◇ 近代早期英国与中国对于“国家”的形象化表征
在理论上，文化实践可能仅仅被看作一种关乎当地习俗的事情，或者是一种审美品位的兴衰变迁而已。而在现实中，文化实践是与权力的特定模式相适应的，很多社会实践只能在非常特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够得到发展。
近代早期国家的形象化表征
想象“国家”这个政体的躯壳，实际上就是将其形象化的过程。欧洲君主们的画像体现着近代早期欧洲整体概念，在这些画像中，衣饰的炫耀方式衍生出了一种可以衡量社会价值的形象化标准，最为贵重的珍奇宝藏被精心雕琢在让人目不暇接的细节中。权力的表现就是仪典的表现，这几乎支配着欧亚大陆上千年的普遍认知。
在西方传统社会中，这种具象化的权力运行得非常好，权力被认为是世袭的特权，而不是在国家中的法定地位，一个人值得尊敬的标志，是其物质环境富丽堂皇的程度，比如衣饰、皇冠和城堡。在一个“王朝帝国”中，其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神学，而不是人民，因为人民毕竟只是被统治与被支配的人，而不是“公民”。
对于政体的形象化表征，近代早期的传统做法可见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的扉页插图。这幅画作以内容的比喻为基础：国王实实在在地将其子民都囊括在自己的身体里面，高耸的山川则代表了其将于。
近代早期的中国对于“人民”的表现
中国现存最早与帝王有关的、表现人民的画作，或许是创作于12世纪的《望贤迎驾图》。这幅画的价值取向是自然主义的，没有为帝王尊严提供证明的符号标志，也没有辐射到各处的神圣之光。此外，这个场景不是说教性的寓言，也非虚构性的故事，而更像目击者的新闻。
相比起《利维坦》扉页的画作，这是一副宫廷的宣传作品，它更接近于拿破仑时期的历史绘画。这里所描绘的各式各样的民众，代表着“人民”，也就是宋代政治理论合法性的终极来源。这是因为宋代统治者惧怕唐末战乱的重演，因此削弱了残存的世家门阀在财政上的特权，并建立了竞争性更强的科举考试制度。
在宋代，科举考试系统可以提供普通“人民”从官府获得一个职务的渠道，但这绝不是参政的唯一路径。相比起作为被天赋神权之君王所统治的附属之人，他们建构出了自己的主体地位，并有权享有参与政体的资格。甚至连摇晃绘有图案的纸扇这样简单的行为都表现了个体对于当下政策方针的看法，特别是这些团扇上的画作描绘的是一个广为人知的当地官吏，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孩童。
宋代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优点，就是它将最高统治权以及人民有关的国家的角色自然化。因此，像《利维坦》那样的寓言比喻的表现形式，在宋代文献中是难觅其踪的。在表现最高统治权与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最常见的是“江山”或“吾土”题材，比如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
在以“江山”为题材的山水画中，连绵群山中的最高峰，大概指的是天子，围绕在其周围的山峰，指向地方官吏，也就是支持天子统治整个帝国的那些人。在群山之巅、山坡、林间与山谷的空隙之间，可以看到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个体：渔夫、商贾、士人与僧侣，男子与女性，成年人与幼儿孩童。这样的绘画所能给予观者的，是一种关于辽阔大地以及帝国多种多样的社会活动与商业活动的全景图，展现了一个被世俗化及自然化的国家，以及天地运行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国家或者祖国，不是为了皇帝的无上荣耀，而是为了中华大地的山川江河以及用赋税支持这个实体的人民。
另一种对于最高统治权与国家的想象类型，则是历史叙事绘画，如《望贤迎驾图》。这幅图戏剧性地展现了帝王政权的合法性的来源：蒙受治国无力之苦的人民，收回了唐明皇的天命，并将其授予李亨。这幅画表达了关于国家的想象，即政体是由帝王、官吏与人民构成的，毫无疑问，皇位的权力离不开官吏与人民的支持。因此出现在近代早期欧洲绘画中常见的、象征皇室权力的物质性符号，或者天使、光环等代表君权神授的符号，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望贤迎驾图》、《千里江山图》和《利维坦》扉页插图，三幅绘画都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现出人民的国家本质，而是显示出在政治的中央集权化迫切需要这样的想象时候，对于“人民”进行想象的早期尝试，让我们思考那些将普通纳税者与最高统治权和国家想象在一起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