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如何重塑劳动力剥削：对平台经济中劳动不可见化过程的审视

摘 要：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性消费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来源。资本家试图掩盖并获得工人对生产过程的贡献，而工人力图使他们的贡献得到充分承认。因此，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建立在无酬劳动时间的占有和剥削之上。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不可见化过程仍然是一种剩余价值获取的相关方式，尤其是在平台经济中，其特点在于通过算法进行远程但无处不在的控制。重新发现这种剩余价值获取方式及其在平台劳动中的表现，将有助于对工作过程转型和剩余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关键词：资本；劳动不可见化；劳动力；劳动时间占有；平台工作；价值

作者简介：洛伦佐·西尼（Lorenzo Cini），都柏林大学商学院研究员，《工作、就业和社会》编委会成员译者简介：刘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刘明明，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350）；亓为康，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思政专项“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升研究”（23VSZ084）；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研究”（TJKSQN20-003）；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灾难资本主义思潮研究”（2021YJSB022）

DOI编码： 10.19667/j.cnki.cn23-1070/c.2024.02.001

在沉寂了几十年之后，关于资本主义价值含义的争论再度出现在学术话语和公众讨论之中，这场争论可能是由經济和社会数字化进程所引起的。今天，对价值概念的重新关注不仅局限于最激进的学术界，而且还涉及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尽管本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的批判性观点，但旨在参与这场争论。在这种观点中，一切事物的价值只能来源于劳动力。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主义是一种以劳动力的价值增殖和占有为基础的特定生产方式。资本和劳动为获取这一价值而进行的斗争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特征。然而，资本不仅倾向于剥削劳动力，而且还没有正确地认识到它对价值增殖过程的贡献。资本家试图掩盖并获得工人对这一过程的贡献，而工人力图使他们的贡献得到充分承认。在生产环节，资本与劳动的对抗建立在无酬劳动时间的占有之上，笔者把这种斗争称为劳动不可见化过程。笔者认为，这种不可见化过程是剩余价值榨取的第三种方式，这种方式需要补充到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中。

为了证实笔者的观点，说明这种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关系如何在当今全球不稳定经济的一个新行业中起作用：平台工作，在这个行业中，基于算法的时间控制系统导致工人承担无酬劳动时间。更具体地说，算法分配任务和监控平台工人表现的方式有助于无酬劳动时间的创造和延长，而无酬劳动时间的实现对于获取并完成平台“雇佣”工人的（有酬）任务至关重要。因此，平台工人的劳动不可见化过程占有了这些工人被迫“捐赠”给平台以完成工作的无酬劳动时间。平台劳动中这一过程的特点在于它的普遍性和高效性，这是由作为劳动力剥削的一个因素的算法引入所引发的。

当然，占有和剥削无酬劳动时间在资本主义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及其当代阐释的支撑下，笔者批判性地回顾了这段历史，表明围绕劳动时间占有和剥削的斗争一直是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核心斗争之一。实际上，劳动不可见化过程与商品化过程——劳动力转化为一种（“虚拟”）商品——密切相关，这一过程中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在商品化过程中，为了生存，工人实际上被迫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即他们的工作能力，而资本家购买并剥削它来创造（剩余）价值。

然而，劳动转化为商品从来不是一个顺利和自然的过程；相反，劳动的界限和本质在资本主义历史上一直存在争议。在本文中，笔者呈现并讨论了围绕无酬劳动时间占有的斗争是如何与商品化过程和去商品化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更好地理解它们在平台劳动中最新发展的关键。为了阐明这种联系，笔者在具体借鉴当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各个理论流派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概念加以阐释。

本文结构如下。在下一部分中，笔者将介绍资本主义掩盖的历史，以阐明劳动不可见化问题，这一问题自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一直被视为贯穿资本主义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核心斗争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借鉴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理论流派（女性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指明劳动力价值的形成过程是如何一直受到争议的。这种价值并不是对商品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衡量，而是在特定时间点上对阶级间权力关系的政治衡量。在第三部分中，在这一论述的基础上，笔者正式提出了剩余价值的第三种形式，即笔者定义为劳动不可见化过程的价值榨取方式。笔者阐述了资本与活劳动围绕劳动时间占有的斗争是如何在平台劳动中产生的，并将其与纺织服装行业产生的资本与活劳动围绕劳动时间占有的斗争进行了对比。在结论中，笔者通过说明这一完整的价值形成理论为什么适合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和相关的劳动斗争，总结了本文的主要贡献。

一、资本主义掩盖的劳动力价值史

毫无疑问，自由（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强调对无酬劳动的剥削如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特征也很重要。笔者摒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论断，即资本主义仅仅是一种可简单地看作自由雇佣劳动的经济制度，相反，笔者认为超经济强制和超政治法律约束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已经且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换句话说，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在历史上是以自由劳动关系和非自由劳动关系的地域流通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标准的雇佣关系是个例外，它暂时包括特定行业和世界地区的某些工人群体。原理是资本趋向于掩盖和占有劳动力价值，而工人不断地与这种趋向作斗争。笔者通过考察劳动力的形成过程，阐明资本和（无酬）活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

正如几位批判理论家指出，被迫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雇佣工人大军的形成，只是这个故事中相对较小的一部分，但却是资本积累过程和资本主义崛起言明的现代化论点。“雇佣劳动的存在本身并不表明我们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掩盖的故事涉及人类奴隶制、土地剥夺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持久性。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超经济强制和超政治法律约束，这些举措旨在形成一支“自由的”无薪工人大军或低薪工人大军，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后备军”。“中部航道”和“大西洋奴隶制”在推动和塑造这种法外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经历远没有成为这种发展的边缘和例外，也不是简单地被贬低为这种发展的初始阶段，它指出了被主流社会理论系统所低估的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特征。当代资本主义剥削的加剧和扩大似乎在全球范围内加强了非自由劳动，而不是削弱了它。事实上，非自由劳动概念中包含的劳动剥削形式，通常说成是强制劳动、人口贩卖和现代奴隶制，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中仍然具有弹性。正如比勒和莫顿所说：“资本主义今天仍然通过各种形式的剥削发挥作用，尤其是在雇佣劳动条件下的债役劳动形式……以及现代奴隶制的各种使用中。”

一旦人们把资本主义剥削的概念从生产环节自由雇佣劳动剥削的狭义范式中解放出来，就有可能产生雇佣劳动概念的新含义。人们可以假定，马克思采用这种劳动概念是为了强调劳动与古代生产制度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与奴隶制不同，在奴隶制中，劳动的合法所有权属于奴隶主，奴隶主将个人视为财产，因此可以通过任何手段控制流动能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流动能力至少在原则上属于工人个人。从没有法律规定工人永远为同一个雇主服务的意义上说，工人在形式上可以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工资，因为原则上他们可以随时离开一个雇主去找另一个雇主。因此，自由（雇佣）劳动的出现是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的特點。

然而，以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史的详细分析为例，它的崛起既依赖于奴隶贸易，也依赖于被奴役的工人。因此，人们应避免采用建立在法定雇佣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抽象的生产方式”这一形象。正如马克思所言：

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换言之，“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自由雇佣劳动的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在创造其赖以为生的利润所需的劳动力的过程中，它也是一种不自由的政治制度。”笔者分享了劳动力价值的形成过程，并且这一论述是从认识到资本主义这些掩盖的、法外的历史开始的。为了阐明这一过程，笔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个最新发展成果结合起来，具体来说是女性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这有助于对劳动力价值进行更广泛、更动态的理解。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对这一概念的阐释似乎更适合于将价值创造过程理解为一场围绕无酬劳动时间占有的斗争。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价值对应于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作日中雇主为工人的再生产支付工资的那部分时间。这种价值是由社会内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权力关系决定的。这种“结构性对抗”源于劳动作为一种商品的虚假本质。工人不断地为其劳动力的去商品化而努力，即在市场逻辑之外扩大他们的权利和需求，而资本的目标是完全商品化，即工人的生活完全纳入市场逻辑。例如，在20世纪的西欧，劳动去商品化的社会斗争是福利国家兴起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正如埃斯平·安德森所说：“去商品化发生在一种服务作为一项权利被提供时，以及一个人在不依赖市场的情况下维持生计时……去商品化增强了工人的地位，削弱了雇主的绝对权威。”从这一观点来看，劳动力的价值与去商品化的社会进程密切相关。一个社会越是去商品化，其劳动力的价值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调节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的劳动力价值远不是一个客观的经济决定因素，而只能被理解为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阶级斗争的结果。

（一）正式劳动过程之外的价值创造

这一观点最初起源于1970年代传统的女性主义理论，该理论质疑劳动力的价值仅仅被理解为（男性）工厂工人（家庭经济支柱）的货币报酬这一说法。相反，在这些女性主义活动家看来，劳动力的价值本身就是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这场斗争围绕着劳动力的实际意义，也就是围绕着可以被认为包含在其中的一系列商品和活动。这是1970年代女性运动为她们（无薪酬且未被承认的）在家从事照料和生育工作争取工资的斗争的最终意义。达拉·科斯塔和詹姆斯主张将家庭中的无酬劳动作为劳动予以估价并支付费用。再生产工人（女性和下层社会群体）得不到承认，她们的劳动时间被认为是在私人交换的社会关系中提供的个人服务。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将雇佣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的核心，而这些女性主义活动家认为，女性的无酬照料劳动对于雇佣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必要的。对他们来说，劳资关系的联系包括社会再生产的全部结构，这将远远超出雇佣劳动者的简单生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理论家否认了将资本主义简化为一种将家务劳动定性为非工作的经济制度的看法。因此，他们避免保留僵化的马克思主义二分法，如生产/再生产和有薪酬/无薪酬，将家务劳动限制在价值生成过程之外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工作远不止是为了工资。许多人类劳动是无薪酬的，包括主要由女性从事的无酬家务劳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判使一个在分析上为古典经济学家所掩盖、在政治上被政策制定者所否认的劳动概念变得清晰可见。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构成劳动力价值的一揽子生活必需品具有不断变化的规模，甚至在特定时期特定的社会形态中，也会受到政治权变关系的影响。

一旦人们承认生活必需品的标准在政治上是可变的，并且由社会层面的阶级斗争偶然决定，那么人们就可以推断，围绕劳动力价值承认的斗争既发生在工作场所内部，也发生在工作场所外部。具体而言，这些女性主义代表人物声称，还存在一场围绕劳动力再生产的价值的核心斗争，斗争的结果决定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因此，这些时间数量不断地被作为阶级间权力关系结果的社会政治化进程塑造。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始终是政治斗争，其结果不仅受到工作场所劳动流动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领域内出现的社会流动的影响，如1970年代新社会运动的社会流动。

（二）作为衡量阶级组织力量的价值（包括国家之间）

劳动力的价值不仅仅对应工人认为在生理和心理上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东西，更确切地讲，这一价值对应“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这些商品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对于保留工人的劳动力（作为一个阶级）可供资本家使用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理论释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劳动力的价值看作由工人不同的力量潜能创造的，而不是由他们不同的文化习惯或不同的生存观念创造的。简而言之，它的决定反映了集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个体工人的心理需求。这一决定从政治上解释了为什么这种价值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不断变化。它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并未反映人们不同的心理需求，而是反映了人們在政治上不同的反抗能力。人们可能会带有挑衅性地争论，正是工人斗争的积累决定了每个国家的资本积累（以及工人在其中占有的份额），而不是相反。换言之，世界不同地区工人阶级之间必要劳动时间数量的差异源于他们不同的集体组织能力。

在提出这一主张时，笔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传统，即全球南方国家被认为受到了超级剥削，因为它们工人的工资通常低于维持生计的水平，而生产的这种额外剩余价值数量在结构上被全球北方国家和企业榨干。这些超级剥削的动力是全球南方劳动力普遍陷入经济（和社会）贫困状态以及他们的国家依赖全球北方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些理论的代表人物指出，这种贫困主要是由不同地区工人反抗和反压力管理策略的差异造成的。甚至在全球北方劳动力中，工资水平最近也在下降，这并非偶然，因为全球北方劳动力的传统劳动组织普遍经历了政治疲软和/或机构选举的过程。更广泛地说，工资份额的下降似乎是由社会政治因素决定的，比如社会保障的消亡、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工人阶级组织的削弱以及压迫性劳工制度的扩散。这些发展事态在全球层面造成了非正式经济的巨大扩张，反映在工人既没有法定合同也没有合格的劳动权利的雇佣条件的扩展。正如国际劳工组织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每个地区绝大多数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都是非正式就业。非正式性也找到了新的传输渠道。在发展中国家，这些渠道将作为一种高度不稳定关系的劳动进行再生产，随着平台劳动的兴起，这些渠道现在也在发达地区这样做。因此，过程非正式化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非巧合。

总的来说，相机抉择的和不标准的合同形式正成为普遍存在的雇佣关系，这使劳动力越来越“不确定、不可预测和有风险（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劳动的不稳定和非正式经济是密切相关的过程。它们共同使资本能够将社会风险转移到工人身上，并逃避现有的监管。因此，无论是在全球北方还是在全球南方，很大一部分全球劳动力一直处于工资份额不断下降的动态中，仅靠一份工资几乎无法负担自身再生产的成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正看到一种新的劳动力再商品化，它是由资本“迫使劳动力成本回到……完全归零”的固有趋势和工人集体组织起来以共同扭转这种趋势的能力全面下降所推动的。

这场斗争——劳动力正在全球范围内抗争（和失败）——的结果是一个被布洛维称为“破坏性的去商品化”过程的加速，也就是说，将雇佣劳动挤出非正式行业。“剥削正日益成为一种特权而非祸根，尤其是在南方，而且在失业人数和未充分就业人数不断上升的北方也是如此。”这支劳动后备军的形成给现有工资水平带来了下行压力，用裁员威胁雇佣工人，阻碍了劳动组织的发展，并增加了被雇佣者的劳动强度。简而言之，工作的非正式化过程降低了劳动力的价值。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劳动力的价值可以看作工人阶级组织能力的衡量标准。

在下一部分中，笔者将为已被认定的第三种剩余价值形式，即劳动不可见化过程的学理性阐释奠定基础。本章的主要目的是说明劳动不可见化过程和劳动商品化过程是如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理论探讨将有助于理解平台劳动的兴起及其基于算法的剥削。

二、关于剩余价值第三种形式的阐释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是说，对劳动力的剥削，意味着以肉体形式存在的脑力和体力的结合，即活着的人，是资本主义经济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在资本主义工作日下，这被视为其劳动过程的秘密，工人被雇佣的时间超过了他们维持生计所必需的时间，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必要劳动时间（或必要劳动），意思是他们为再生产他们的劳动力而工作的时间。工人让与资本的额外劳动时间就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剩余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也就是说，他们工作的时间超出了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马克思把额外劳动时间的榨取过程称为剩余价值生产。对劳动力额外时间的占有是资本主义工作日的特点，也是这种生产方式所依赖的价值来源。更值得注意的是，剩余价值率也称为剥削率，是剩余劳动时间（S）和必要劳动时间（V）之间的比率，即S/V。剩余价值率可用公式1表示：

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上述公式阐述了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产生的时间之比。劳动力再生产的时间越短，剩余价值率越高。

进一步来说，由于“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在马克思看来，必要劳动等于劳动力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率可用公式2表示：

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价值

简而言之，剩余价值率是由剩余劳动力与劳动力价值之比得出的。马克思正式提出了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不同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笔者通过工作日体制来说明这些方式：

工作日 = a-------c

必要劳动 = a----b

剩余劳动力 = b—c

（一）绝对剩余价值

资本不断地以延长工作日（或加快工作进程）为目的，进而增加剩余价值的量，如下图所示，从工作日I到工作日II。“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因此，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于工作日的延长。

尽管资本趋向于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a-c）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剩余价值的数量，但这种倾向既受到了生理限制，也受到了社会限制。

（二）相对剩余价值

工人在工作场所进行反抗的另一个结果是，资本因此被迫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并力图通过保持这一长度不变来增加剩余价值。资本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在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一揽子商品的劳动过程中推进技术革新，从而相对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于剩余劳动的增加）。这不是指工作日长度的变化，而是指工作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变化。如下图所示，从工作日I转到工作日II，线b-c表示由于推进技术革新导致必要劳动时间相对缩短而产生的剩余劳动时间的净增加。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在于通过在劳动过程中推进技术革新而使劳动力价值降低。

然而，正如前文表明，资本似乎也能够通过“破坏性的去商品化”过程来实现自我扩张：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从事非正式劳动。这一过程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为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工资而工作。这种发展事态似乎指向了一种以极端雇用临时工制为基础的剩余价值榨取方式的表现。然而，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历史上远不是全新的。各个流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意识到它的存在。在信奉依附理论的学者们看来，“缩减一揽子必需品的规模是提高剥削率的第三种方式”。他们把降低工资到工人再生产价值以下的趋向称为超级剥削或不足以维持生计的剩余价值。在他们看来，这种劳动力剥削方式是第三种剩余价值生产，虽然这种剩余价值生产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并未直接言明（但并非没有），但马克思并没有从理论上对其予以充分阐明。

在希金巴顿看来，重新发现这第三种剩余价值形式是一项突破性进展，为解释《资本论》中包含的动态的剩余价值概念提供了钥匙。在他看来，《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了资本增加剩余价值的三种不同方式。然而，马克思只正式提出了其中的两种：绝对剩余价值获取方式和相对剩余价值获取方式。马克思却将第三种方式置于竞争领域，即将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这在他的分析之外。然而，当前的再商品化进程正在推动雇佣劳动进入非正式行业，因此依附理论认为，将工人推到必要工资水平以下。

基于上述观点，笔者也开始认识到存在一种以转化为雇用临时工制的过程为基础的价值榨取方式。然而，笔者并没有把重心放在低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的下降，而是认为存在另一种这一类型的方式，这种方式更直接地基于（无酬）劳动时间占有。笔者把这种方式称为劳动不可见化。其核心是资本掩盖劳动力助推价值增殖过程的能力。在当前商品化浪潮的推动下，资本以牺牲工人的正式有酬劳动时间份额为代价，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工人无酬劳动时间份额。这样，资本能够从工人的工作日中攫取越来越多的生产性劳动时间定额。在这里，剩余价值不仅来自劳动力在其有酬劳动时间内的消耗，就像在绝对价值榨取公式和相对价值榨取公式中表述的一样，而且最重要的是，来自对这种消耗之外的无酬劳动时间的直接剥削。此外，这方面代表了这种价值榨取的核心特征，即对无酬劳动时间的占有对于资本在其有酬劳动时间内剥削劳动力也是必要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没有对这一无酬劳动时间定额的占有和剥削，就不会产生资本主义剥削。简而言之，没有劳动不可见化，就没有任何剥削过程。

从劳动方面来看，这种转为雇用临时工制的过程导致无酬工作活动范围的扩大，但完成这些活动对于工人获得有酬工作是必要的。普利尼亚诺和摩根将这些不稳定劳动活动的扩张界定为“灰色地带”的兴起。关于灰色地带，他们的意思是在不稳定的工作条件下出现一个过渡空间，在这个过渡空间中，人们的无酬劳动成为获得有酬工作的必要条件。“灰色地带”的无酬工作是指家庭以外的无薪酬（但具有生产性的）工作。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不可见化表现为无酬劳动时间定额的扩大，工人被迫“自由地”和“无偿地”向资本捐赠，以获得有酬劳动时间定额。然而，如上所述，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无酬定额同样具有“生产性”，这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能够占有有酬时间周期中的无酬时间。换句话说，这种剩余价值榨取方式需要占有无酬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在形式上被视为非工作，但其实现对于工人获得正式有酬劳动时间至关重要。

因此，運用这一观点阐明了劳动不可见化过程与劳动商品化过程是如何内在相关的。直截了当地说，劳动的不可见化可看作其商品化过程的结果：越多的工作被破坏性地商品化，它对价值增殖过程的贡献就越容易被不可见化。如上所述，它的承认与否取决于社会层面上阶级斗争的结果。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可以通过剩余价值公式正式提出这一观点，使不断增加的无酬劳动时间成为分母的一部分。

如果：

必要劳动（V）= 无酬劳动?（V）

那么：

剩余价值率 = S/V

在代数式中，必要劳动将趋向于一个小到无穷小的正值（0 +），而剩余价值率将趋向于一个正的无穷大值（+ ∞）。可见：

剩余价值率 = S/V0+=+ ∞

这意味着，在这种与资本的关系中，所有被剥削的劳动都有可能转化为剩余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分母必要劳动（0 +）中包含的未被承认的劳动活动数量越大，剩余价值率（+ ∞）就越高。事实上，如果剩余价值来源于无酬劳动，那么占有（更多）无酬劳动就等于占有（更多）剩余价值。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这一动力，这种未被承认为价值增殖过程一部分的劳动活动数量的增加，才有助于剩余价值的增加。这些活动被排除在剩余价值率的正式计算之外。然而，正是他们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非正式且大量地参与构成了剩余价值创造的来源。可见：

换句话说，整个工作日原则上可能成为剩余劳动，从而完全成为剩余价值。这是以劳动不可见化为基础的价值榨取方式的“秘密”。

三、平台工作中劳动的不可见化与劳动的承认之争：与纺织服装的比较

在本部分中，笔者将说明劳动不可见化如何在基于算法的平台工人剥削中表现出来。为了阐明这一过程的特殊性，笔者将平台工作案例与纺织服装案例进行了比较，在这种比较中，价值生产仍然基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榨取方式。纺织服装行业生产实物产品，如服装，而平台劳动大多提供非物质产品，如食品配送、运输、对图像内容或视频内容的识别或编写。

这种比较使笔者达到了两个目的：第一，它展现了在平台工作中，在算法远程且无处不在的控制下，不可见化过程的高效特性。第二，同样重要的是，它划定了这一过程的适用范围：纺织服装和其他许多工作行业一样，仍然由其他两种剩余价值榨取方式所主导。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应被视为一种混合的价值生产方式。

為了考察这两个行业中资本与劳动的对抗性关系，笔者借鉴了马克思的辩证认识论，运用唯物主义方法来研究社会现实。马克思所寻求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结构和连续性，它作为一个历史上的特定整体而存在”。在这种认识论中，“结构和能动作用的内在性是假定的”。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辩证法，现实概念被理解为由内在相关部分组成的整体，“其不断的相互作用和发展决定了整体本身（即资本主义）的转变”。对矛盾的辨认是这种探究现实方法的核心。从辩证的角度看，矛盾是“同一关系中不同要素的不兼容发展，即相互依存的要素之间的不兼容发展”。为了突出在平台工作和纺织服装中内在的对抗动态，笔者对每个调查案例的现有文献进行了批判性审查。现在分别对它们进行分析。

（一）平台工作

劳动不可见化方式似乎深植于平台剥削劳动力的方式中。事实上，关于这一行业的几项研究报告指出，这些工人从事的许多任务和活动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无酬的，他们的投入没有得到薪酬，甚至没有被承认为劳动，却有助于创造经济价值。无酬劳动通常包括无薪酬但与工作相关的活动，如等待或寻找任务/订单、在订单之间往返、建立声誉所花费的时间，这些活动都是工人在完成低薪任务的同时完成的。平台结构的特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这些无酬活动的完成使工人能够获取他们的有酬任务。

根据普利尼亚诺等人的研究，在平台劳动过程中，对无酬劳动的剥削与数字中介技术的结合有关。这些技术将劳动标准化、劳动分工、劳动量化和劳动监控的新模式计算在内。其中，最具创新性的是算法，这是一种基于算数的工作控制和组织模式，可以实现优化机制和绩效评级。更具体地说，算法控制系统通过分析和使用从客户和用户那里收集的员工的绩效评级、指标以及数据，来优化工人控制过程，从而作出关于未来任务分配和员工留任的决策。

将这些控制系统引入到劳动管理中，为平台提供了过去传统企业所不具备的两个优势：（1）对劳动力的垂直控制；（2）不存在雇佣法为了劳动力规定的社会义务。在阿尔滕里德看来，正是标准化和算法管理，与从任何有稳定互联网连接的地方登录平台的可能性相结合，允许广泛的员工参与。员工可以从家里、网吧甚至手机上访问平台。这一过程为资本打开了新的“工人池”。相反，平台声称只能作为匹配供需的数据库来运营。因此，他们能够对用户保持严格控制，同时使这些员工成为没有正式依附关系的个体经营者，从而也没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各种带薪休假的权利以及雇主缴纳养老金和社会保险的权利。在科尔等人看来，使用零工时合同和新技术使雇主能够在正常工作日内获得无酬劳动时间。简言之，在平台工作中，工作非正式化和算法控制的结合导致了无酬劳动时间的占有和剥削。

平台旨在实现网络效应，即产生比竞争对手更高的交易量（也就是说，吸引更多的平台参与者）。承包商数量越多，平台对请求者就越有价值，因为成功匹配的可能性越高，在给定时间内可用的工人就越多。对那些有更高可能性获得可靠工作的工人来说，请求者数量越多，平台参与的价值就越高。“进一步而言，成功地增加平台上员工和请求者的数量，会让平台公司更有利可图，对投资者也更有利。”网络效应的扩大使平台可以从两个方面获得更多利润：一方面，公司收取费用的交易数量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其他平台公司的市场边缘化以及相应的工人后备军的增加，平台有能力降低每笔交易给予工人的费用。

更具体地说，尽管通过不同方式，但算法控制系统使两种主要类型平台劳动中的必要劳动时间不可见化，即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和群体工作。在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中，这种方式是通过工作轮班分配来实现的，这种分配以工人的工作效率、进度和订单接受/拒绝为基础；在群体工作中，它是通过建立在线声誉来实现的，这种建立基于工人完成任务的速度、质量和能力。然而，如下所示，这两种算法控制的效果都是从工人无酬劳动的各个时刻中净榨取价值：事实上，他们所有明面上的“非生产性时间”都会立即对平台产生经济效益。现在，笔者将分别简要介绍这两种平台类型。

在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中，平台作出的每一个选择，从工作分配到轮班管理，都是通过算法建立的，该算法旨在优化工作交付的时间和资源。Uber、Uber Eats或Delivero等平台通过只在做任务的特定时间段来招募工人并支付其工资，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灵活性，并将劳动力成本降至最低。尤其是，送餐员在进行工作活动时，特别是在他们的应用程序登录和退出之间的时间段内，会遭受各种形式的劳动时间占有。实际上，送餐员可能登录的时间越长，产生的网络效应就会越大，平台获取的价值也就越多。

第一，等待时间。等待订单所耗费的时间不被认为是劳动时间。送餐员被迫在特定的集合点等待订单，如中心广场或街道。在一些公司中，从轮班员工初次登录到第一个订单之间的时间段也不被认为是劳动时间。

第二，搜寻任务所耗费的时间。搜寻目的地所耗费的时间（在出现错误的情况下，如地址错误或餐馆关闭）和餐馆耽搁所耗费的时间（即排队和订单出错）不被认为是劳动时间。

第三，往返时间。往返于工作地点所耗费的时间以及往返于订单之间所耗费的时间，不被认为是劳动时间。

第四，工作中的强制休息。强制休息（如吃饭、小睡、与同事和客户聊天）所耗费的时间以及处理餐厅员工与客户的冲突所耗费的时间，都不被视为劳动时间。

总体而言，送餐平台只根据送餐员实际完成的送餐任务向其支付费用。向送餐员支付每次送餐的费用，使公司可以将工作日的部分重新定义为超出有酬工作范围之外的非生产性时间。这意味着从送餐员的正式劳动时间中扣除完成任务所需的任何其他时间。然而，如果不耗费这些时间，员工就无法获得他们劳动时间的薪酬份额。这反过来又导致了工作的扩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员工在工作上耗费的时间（无论以何种形式），与公司的价值增值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送餐员在进行无酬活动时耗费的时间越多，创造的平台价值就越大。

在群体工作中，平台准许员工从任何地方注册，从而让他们进入全球劳动力市场。这种高度的空间灵活性使平台能够维持庞大的后备劳动池。“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都会有大量的员工在搜寻和竞争少量的任务。”这种基于算法的全球劳动管理导致平台占用各种形式的劳动时间，其占用基于对员工在线声誉的利用，即他们能够在与其有工作关系的平台上获得的可见性。事实上，鉴于这种全球性的竞争，员工试图最大限度地提高这种声誉，这是员工赚取收入的主要工具。更具体地说，员工在完成任务后会被他们的客户评分；那些通过算法排名计算出的得分最高的员工会从客户那里得到更多的工作。简言之，获得客户，即有酬劳动时间，取决于有一个良好的声誉。然而，员工不能把在特定平台上获得的声誉（以及基础数据）带到另一个平台上：公司不允许员工与他们圈子之外的客户建立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任何保证（他们将获得有酬任务来提高他们不可携带的分数/声誉）的情况下，群体工人被迫长时间工作。因此，这些工人希望获得更高的评分，被迫同时从事各种形式的无酬劳动。反过来，群体工人投入大量的无酬劳动时间来提高自己的声誉，以接触尽可能多的客户，这提高了平台的网络效应，从而提高了平台的价值。简而言之，员工的网络声誉是平台引起劳动不可见化过程的主要工具。

第一，工作搜寻和工作申请。在线制作个人简历，在平台上寻找并申请工作以及通过考试（其中一些员工必须付费参加）获得资格或培训（希望这将使他们在未来有资格胜任更多的工作）所耗费的时间，对于获得有酬劳动时间（即为客户做的特定任务）至关重要。然而，制作个人简历、寻找现有的工作和申请任务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不被认为是劳动时间。

第二，设定低工资水平。考虑到这些员工对于任务的竞争十分激烈，对群体工人来说，通过设定较低的价格来获得首次好评并提高自己的声誉，从而低估自己工作的价值，这并不罕见。这种低估可被视为一种自我超级剥削方式，因为他们在自我贬低自己必要劳动时间的价值。

第三，与客户沟通。与客户沟通（通常为了解决任务说明和客户预期之间的不一致）所耗费的时间，不被认为是劳动时间。然而，这段时间对于群体工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有助于提高他们在客户中的声誉，进而增加他们获得更多有酬劳动时间的潜在可能性。

第四，做额外的工作。完成额外任务以使客户满意并获得好评以及完成项目维护、规划或与工作相关的用具所需的额外任务所耗费的时间，不被认为是劳动时间。然而，做的额外任务越多，客户越满意，在线声誉就越高。这对群体工人获得更多有酬劳动时间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一种看似过时的雇佣关系形态正在群体工作中重新出现：计件工资。尽管工人和平台之间的关系只持续几秒钟或几分钟，但每个完成的任务实际上都变成一项单独的服务。例如，这种劳动结构允许客户在两天内雇佣6万名员工，而不是在几周内雇佣数百名在家工作的人。为了赚取生存收入，这些工人被迫寻找并完成尽可能多的任务。

总的来说，对按需工作劳动过程的分析和对群体工作劳动过程的分析是类似的：劳动过程中包含的无酬活动数量越多（V） ，平台工作中的剥削率就越高。

剩余价值率平台 = S ∕ V

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引入算法管理，“扩大的剩余价值生产依赖于工人对劳动过程控制的逐步削弱”。因此，一个明显的劳动不可见化过程似乎在这个行业广泛发生。平台不承认员工的大部分劳动时间，也不为其支付费用，因此产生了超额剩余价值。从员工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他们不能仅仅靠他们的平台工作来维持生计，而是需要结合其他工作或工作活動来谋生。

然而，平台工人已经能够反抗这些新的和旧的剥削形式。事实上，这些平台采用的价值增殖过程对工作条件和雇佣监管产生了负面影响，引发了对抗和工人团结。无论是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还是群体工作，工人都成功地组织了集体行动，要求改善工作条件、薪酬、社会权利和各种形式的保险（即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以及对违反合同和劳动法的行为进行矫正。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表明，尽管劳动过程的某些特征阻碍了工人团结，但其他特征引发了集体行动。

在这方面，平台劳动力中最具战斗性的部分是送餐员，他们在过去几年中筹划了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最初尤其是在几个欧洲国家。最近，针对Uber Eats、Glovo、Rappi和iFood的自发罢工和街头示威活动在多个全球南方国家发生，如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巴西、墨西哥、厄瓜多尔、智利、秘鲁以及阿根廷、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这些罢工是为了抗议工作条件，特别是在全球新冠疫情之后。它们建立在不同环境和不同地区的需求之上，表现为一种常见的模式：工资更高（包括最低工资），为工人提供防护设备，合同条款和工作环境改善，问责制缺失以及平台停用。

甚至在群体工作中，最近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集体团结。例如，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越来越多地使用Turkopticon客户声誉系统，从工资的公平程度、工资的响应能力和工资的慷慨程度对雇主进行评估。这种另类的评估系统的使用使这些工人能够公开他们与雇主的关系，并要求这些雇主承担责任。实际上Turkopticon已经为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创造了一个内部的、特定的发声机会，这些员工不时策划对亚马逊的品牌羞辱活动，并取得了一些成功。

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活动首要的和明确的目标是要求承认正式的雇佣关系。这种斗争的结果决定了该行业劳资关系的规范化程度。在工人集体组织力量较强的地区，这种关系更有可能被制度化，并融入现有的劳资关系体制（即全球北方地区）；与此相反，在工人集体组织力量偏弱的地区，非正式和不可见的劳资关系类型注定会占主导地位并持续下去（即全球南方地区）。不加批判地接受线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观（从非正式的雇佣关系到正式的雇佣关系）在这里被驳斥，因为这表明阶级力量的平衡对于促进或限制工人获得更有利的结果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平台员工（尤其是送餐员）的目的不仅是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和标准雇员合同中固有的所有劳动权利，而且还要挑战平台的作用以及平台对员工不受限制的权力。从这个角度看，发生在平台与员工之间的结构性对抗是一场围绕工人劳动力价值的政治斗争。这种价值的大小衡量了对抗力量之间的权力关系：工人劳动力的价值越大，平台与员工之间的结构性对抗程度就越强。

（二）纺织服装

对纺织服装劳动力的剥削是通过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模式精心策划的。全球价值链是一种旨在降低（劳动）成本的商品生产模式。它们的运营逻辑是将所有劳动密集型活动外包给全球南方地区的小型非正规企业，以规避国际劳动标准。这一过程允许将责任和压力外包给劳动权和劳动法水平较低国家的非正式参与者。简言之，全球价值链是不同参与者和寻找廉价劳动力过程之间的生产网络。因此，尽管生产不同类型的商品，但每个单一链条都以相同的方式运营：跨国公司（总部通常设在全球北方国家）将其部分业务外包给没有正式所有权的合伙人公司（通常设在全球南方国家），同时通过合同规定其运营方式，保持对业务高度且严密的控制。在这种关系中，頭部公司由于自身在商品消费国（特别是在全球北方）的增值活动而产生了大部分利润，而在劳动密集型阶段受雇的超级受剥削的工人被认为只作出了非常微小的贡献。因此，世界低工资阶层生产的盈余被设在全球北方的跨国公司吸走并积累起来。

对纺织服装工人的剥削就是这种特殊的劳动生产制度的一个案例，在这种制度下，低薪的女性劳动力被投入工作。在这种制度下，位于东南亚（尤其是印度、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正规私营小工厂和小车间被迫向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和欧洲）提供非常便宜的布料和服装零部件，这些公司代表着最终产品的唯一所有者和链条的最终监管者。因此，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工厂里，对妇女的管训和剥削确保了资本的高剩余价值率。由这种劳动制度导致的各种传统的绝对剩余价值榨取方式在该行业得到了体现。更具体地说，这些员工所遭受的三种劳动时间占有方式可被提炼为以下几种。

第一，劳动控制。在纺织服装行业，占有工人劳动时间的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加强对超出有酬劳动范围之外的工作日的控制以及（任意）延长工作日。这些劳动力（尤其是单身年轻女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住在不正规且靠近工作场所的集体宿舍里，雇主在工作期间和下班后对其进行严格控制。通过确保这种控制，这些不正规的住宅区扩大了剥削率，直接有助于剩余劳动榨取和剩余价值形成。

第二，劳动流动。从这些工人身上榨取价值的第二种方式是通过他们被迫的（周期性的）内部流动。更具体地说，一旦生产结束或停止，雇主会将工人送回家，从而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所有成本外部化。在印度，产业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由其嵌入农村地区的非正式护理经济所保证的。通过提供这种免费的安全网基础设施，这些经济体还确保低于其生产成本的劳动的价格贬值，在女性服装工人的具体案例中，这一进程因父权制规范而得到加强。

第三，劳动的驯化。占有剩余价值的第三种方式是通过使用家务劳动和相关的“家庭主妇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家庭主妇化意味着成本的外部化或前辖域化，否则这些成本将不得不由资本家承担”。当劳动可以外包给家庭时，就可以消除或降低雇主在房地产和设备方面的成本。这种家庭主妇化的经济逻辑是劳动成本的显著降低。这是一种基于马克思所说的并确定为“产出”制度的价值榨取方式：部分劳动过程（通常）由女性工人在家中完成，而一些中间人必须承担运送原材料和收集产品的成本。同样，纺织服装生产过程的一些高度劳动密集型的份额如今外包给印度家庭，在这里，女性群体承担特定的工作任务。然而，这些妇女并不完全或仅仅被视为（工厂）工人，而且还被视为家庭主妇，妇女所做的所有额外的家务劳动都被视为补充性的。她们在家工作，既从事纺织服装生产，也从事家庭的再生产。纺织服装资本不支付后一项活动的费用，也可以利用家庭规避前一项活动的各种成本（即通勤时间、食物、休息等）。因此，家庭生产和再生产了一支廉价的女性劳动后备军，其薪酬远低于她们的再生产成本。

总体而言，与平台工作案例不同的是，笔者对纺织服装劳动过程的分析表明，绝对价值榨取（劳动控制）和劳动转为雇用临时工制（劳动流动和劳动驯化）的特定方式如今是这种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在这里，资本倾向于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外部化。服装资本利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定义的资本主义对“自然的产品”占有的能力，即资本因其自我扩张的目的占有自然（和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纺织服装行业，资本免费占有的是当地社区和家庭的社会再生产基础设施，这些社区和家庭是其劳动过程的所在地。这使得它能够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增加获得的剩余价值数量。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他们不需要通过服装工作赚取维持生计的工资，因为他们总是可以，而且他们确实如此，依靠家庭和社会的免费资助网络生存。

然而，纺织服装工人也成功地筹划了一些集体抗争方式。就像在平台工作中一样，资本与活劳动之间的对抗在这里表现为围绕工人劳动时间的斗争。正如梅扎德里和玛祖达尔所说，这种冲突是“雇主致力于生产和实现剩余的时间与工人需要再生产其劳动力价值、补充其生活资料、恢复身体以继续出卖劳动力的时间之间的斗争。”换句话说，服装工人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要求承认他们对这种生产的贡献，来对抗他们在这个社会扩大的商品生产循环中的不可见化过程。像平台工人一样，他们的流动不仅是对正式雇佣关系的承认，而且是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对两种对抗性力量之间一种有利的权力关系的征服，其结果决定了他们劳动力的价值。因此，这种价值是衡量阶级关系的尺度：它的值越大，整个社会中的工人力量就越强。

从辩证的角度看待这些过程，可以更好地把握它们对抗的政治意义。尽管资本为了自我扩张，能够利用纺织服装工人在正式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资源，但与此同时，工人也能够（反）利用这些资源来对抗资本。事实上，几项关于服装行业劳资冲突的研究表明，这些冲突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更多地取决于工人在正式工作场所（以及工会）之外可以接触到的社交网络。在这些冲突中，工作场所以外的非正式网络证明是他们流动的必要资源。例如，在柬埔寨，居民区和家庭是女性服装工人为改善工作条件而进行罢工和大规模动员的组织基础，它甚至可以对抗外部的男性主导的工会。在这一案例中，正是他们的再生产空间，即他们当地社区的社交网络，成为了政治组织的中心。同样，印度女性服装工人同时反对男性主导的工会和资本，将以工作场所为基础的活动与以社会再生产需求为重点的社区组织相结合，以确保她们的劳动和权利被（男性领导的工会和雇主）正式承认。

最后，我们尤其可以从紡织服装工人的流动中，更广泛地说，从全球南方工人的斗争中吸取一个教训。由于所有这些斗争都跨越了通常被认为是独立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因此不可能在工作场所组织和社会运动之间划清界限。因此，为了理解这些流动，有必要超越正式工作场所内发生的事情，因为劳资关系的对抗以及它们相互依存的再生产，“从根本上是由发生这种情况的空间环境所塑造的”。简言之，与对平台工人冲突的分析类似，这里采用辩证的、整体的方法似乎非常合适。

结论

重新引发关于什么是价值的争论，似乎是理解以非正式性和技术革新为特征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有说服力的方式。将价值理论重新纳入对这些过程的分析中，有助于理解它们的起源、它们的潜在关系，最重要的是，理解产生这些过程的社会力量。在本文中，笔者是通过批判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做到这一点的，事实证明，这一理论非常适合解释上述转变。

在比较纺织服装行业和平台劳动行业及其冲突时，笔者认为劳动时间仍然是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的一个关键衡量标准。笔者的研究表明，当今全球经济存在的一个主要冲突恰恰与劳动力价值有关。然而，与纺织服装中剩余价值榨取的绝对方式形成对比，对平台工作的关注使笔者能够在算法远程且无处不在的控制下，确定该行业价值榨取过程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平台资本以牺牲工人在生产环节的正式有酬劳动时间为代价，旨在占有工人越来越多的无酬劳动时间份额，而工人力图确保这一点得到充分承认。正如笔者在文中论证的那样，正是这些无酬活动的进行，使工人能够获得他们的有酬任务。笔者把劳动过程中这种围绕劳动时间占有的辩证关系称为劳动不可见化，并提炼出这种不可见化，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榨取的一种相关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只是略微提到了这种方式。

这种再次讨论的理论使笔者能够提供一种对价值更具政治意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似乎更适合理解当代劳动非正式化和技术革新的过程。这些过程是对抗力量之间权力关系的结果。更具体地说，通过分析平台劳动力的剥削逻辑，笔者说明了劳动不可见化过程和劳动商品化过程是如何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平台工作越是被商品化，意味着在权利和保障方面被削弱，它对价值增殖过程的贡献就越是不可见化。确认这种不可见化过程有助于消除非正式劳动和正式劳动之间尖锐且有争议的分析差异。事实上，如果我们承认资本使劳动不可见化的趋向和活劳动反对这种趋向的趋势，那么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劳资关系的正式化只能被理解为资本与劳动对抗性关系的结果。认识到这一辩证关系有助于避免对资本中心地位的决定论理解和仅仅关注工人能动性的唯意志论方法。

总之，本文对自由雇佣劳动及其形成过程提供了一种较为清晰的理解。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掩盖的历史，笔者阐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强迫性无酬劳动的存在不是一种反常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动态的结果。资本主义是一种以通过各种剥削方式榨取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雇佣劳动只是剥削的一种可能性。相反，自由主义者和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将强迫性劳动定义为通过超经济手段和超法律手段获得的一种异常的剥削方式，因此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即唯一“正式”的劳资关系。然而，从具体的经验事件就会发现，做出明确区分是多么困难，因为不自由和剥削是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经受的，并由今天仍在发生的不同过程所决定，如新殖民主义、土地剥夺、人口贩卖等。从这个角度来看，非自由劳动并不处于一个异常的领域，而是可以被嵌入全球政治经济之中。这种审视不仅使我们重新发现了无酬女性对资本主义历史的贡献，而且使我们重新发现了跨越时空的更广阔的无酬女性的历史。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是剥削无酬（和强迫性）劳动。

（译后记：本文关于“劳动”和“劳动力”的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不太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经典表述，但并不违背这一原理。国内学界一般将“劳动”归结为价值的唯一来源。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劳动”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于资本家，就是工人劳动创造价值的能力，是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的实际使用和消费过程。可见，“劳动力”和“劳动”是对同一问题在不同层面作出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