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消遣？

宗小娜：我为什么要研究金石学的演变？

本书的研究始于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彼时，我从一位导师吉德炜（ David Keightley， 1932—2017）教授那里了解到甲骨文的发掘，还读过这项选题的先驱性著作之一《铁云藏龟》（刘鹗， 1903）。我在图书馆的目录（那时还用卡片目录）里检索到这本书，仔细一瞧，馆藏本是 1975 年再版的。我到东亚图书馆去借这本书。当从书架上取书时，我发现馆藏的不只有一种，还有很多关于古代史和古器物的藏书——实际上有满满一墙，真可谓汗牛充栋，大部分都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出版物，朴素的线装装订，外裹深蓝色的书衣。

这些都是什么书？为何如此之多的学人殚精竭虑从事这类研究？根据现代考古学原理，这些研究大概是“不科学”的，那么它们今日还价值犹存吗？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原初的旨趣和贡献吗？为回答此类疑问，我们需要了解近代以来，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叶金石学的发展过程。

或许有些学者认为，金石学是一种不合时宜的消遣，从宋朝的发轫到 20 世纪初似乎一直都静若止水。事实是，金石学的谱系绵延悠长、佳作迭出。本书的研究证明，金石学并非不合时宜，千百年来一直在更新换代、不断演进。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晚清、民国时期，受到艺术史理论的变化、甲骨文等考古材料的出土（甲骨文由王懿荣于 1899 年发现）影响，金石学发生了嬗变。金石学不再沿袭政治、文化上的保守传统，而成为维新派、改革家和先锋派艺术家的实践。

这段时期的金石学是国学大潮中的涓涓支流，反映出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本土固有的、独特的现代性路径。那些拥护西方文化精髓的学者搜藏金石。他们游历甚广、四海为家，对欧洲、美国、日本的新观点颇感兴趣。他们辩驳、批判新观点，又将这些有用的观点融入他们的实践。这种本土化的发展结果是，他们既能运用 19世纪早期朴学家独擅的小学（音韵、文字、训诂）功夫，又借鉴先锋派艺术运动而创立金石书法，迎合了欧洲和日本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势。近代金石学家吴大澂、罗振玉、王国维将小学、艺术实践、政治史与现代学术规范融为一炉，用考古资料来记录和描述远古中国的政治与社会。

什么是金石学？

金石学，通过系统研究古代物件和独一无二的铭文来了解往昔。对中国学者而言，这种研究方法几乎和古物本身一样古老。千百年来，统治阶级和精英阶层通过在表面耐磨的岩石上勒文来保存重要文献。石刻尺寸巨大，柱基上有装饰性的雕刻，固定在龟背或者其他象征长寿的动物的石像身上。 中国统治者还在青铜器（比如鼎）的内壁上镂刻一些有价值的文字， 外壁则饰有饕餮纹或其他式样古怪的动物造型。到战国时期，这些文字通称为金石铭文（金文），即刻在青铜器或石碑上的文字。哲学家墨子大概最早使用“金石”这一术语，《墨子 · 兼爱下》曰“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另一则出处始见于秦朝石刻，指官方为庋藏而铭刻于金石的政治文书。

到北宋时期，金石已不再仅仅指经久耐磨的书写对象，而成为学者们的学术领域。他们以金石为证，用于研究古代礼仪、语言、书法和政治学。宋代精英阶层把这种研究形式视为创造性的愉悦活动。据欧阳修云，此为退隐后“消磨时光”之良法（“留为归颍消日之乐也”）。但金石学并非琐碎细故，恰恰相反，它是王国维所谓的“消遣”，王试图把文学艺术这类闲暇性研究作为有效的工具，以此证明个体的才智和精神高度，这其实就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论。

从第一本残存的金石目录印行的 1092 年，到 1920 年第一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发掘（这一发掘被考古学家张光直称为中国科学考古研究的序幕），考古学这一领域不仅享有威望，而且备受尊崇。碑刻保存了文字，金石保存了碑刻。古文物专家通过研究古物来捍卫历史，他们是中国文化遗产的守护者。

金石学领域的漫长发展谱系不应被误解为裹足不前。宋朝金石学家受到后世专家的尊崇，而金石学一直处在持续发展演变当中。19 世纪金石学发生突变，各个学科的学者踏入这一领域，他们通过关注教育维新、西学、视觉文化，改变了原有的研究旨趣和研究范式，“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正如报人、历史学家梁启超在研究青铜铭文时所观察到的那样。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史学家采用古器物学方法，则是该领域几百年以来持续演变的又一全新阶段。

但这一领域里有件事始终不变，即其名称。该领域一直使用“金石学”，即使后来其实际范围囊括了古器物的诸多门类，并不限于青铜器和石刻，还涵盖无字的古器物。金石一词亦蕴含复杂的情感因素。一些术语如“考古”（对古物的系统性研究）、“好古”（对古董的热爱与亲昵）所蕴含的，“金石”能够激发出某种在句法上掌握佶屈聱牙文本的自豪感，同时唤醒了人们对古物所体现的消逝岁月的喜忧参半的怀想。由于“消遣”蕴含对中国学者而言的多种寓意，也蕴含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多样性的涵义，我选择将“古物研究”译成“金石学”，而不选择书面的、狭隘的译法，如“青铜器与铭文研究”或者“铭文学”。然，在比较金石学与欧洲同类学科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时，使用“古物研究”仍不失为有效进路。 欧洲的古物学大概比金石学在时间上要晚近一些，但它对历史学和实证研究的发展同等重要。古物学源自古罗马历史与文化研究，学者以此表达对历史与遗址的景仰之情。16 世纪以来，这一领域得到迅猛发展，部分原因是殖民帝国的扩张，强势的消费文化促使学者们通过收集异国他乡的工艺品、艺术品和科技产品，来呈现帝国的财富横流、“普世大同”和“天纵禀赋”。在此时代背景之下，这种小团体通过鉴赏古希腊、古罗马遗迹的方式，来维护古典世界的价值观，此乃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由此导致研究者大都致力于研究古典世界的钱币、雕像、器具等，为重新复原古典世界奠定基础。正如阿纳尔多 · 莫米利亚诺（ Arnaldo Momigliano）指出的，这种研究并非史学研究，因为它未能形成独有的叙事方式。当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 · 吉本等学者终于开始运用非文字参考资料时，学界认为这是名垂青史的创新。

考镜中国金石学源流，将其与欧洲传统进行对照不无裨益。明末和清代中期经济繁荣，同样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发展，促使学者们通过收集古代物件来展示自身的品味和社会地位。青铜器一类的物件象征着商周时期文化中心地带的向心力，可类比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古典世界。跟文艺复兴时期同调相仿，金石学家通过研究古董，为其维新寻找正当理由，这些维新可能采取政治改良、新学、新奇的书法字体形式。除此之外，中国学者与欧洲人的接触日益频繁，程度或许可以和西方帝国的影响力相映照，刺激了他们品鉴异国情调的胃口，兼收本国未有的稀罕物件。最终在这两种背景之下，学术研究传统开始关注非文字资料，由此逐渐整合进历史研究的实践之中。当然，正如在欧洲一样，融汇古物学与历史学的过程，并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帆风顺。宋代金石学家如欧阳修等在史学研究中，曾因运用碑刻铭文，故能流芳百世。但数百年来，历史学仅为金石学的一个分支。在研究汉朝以前的彝器和其他文字时，礼仪研究可能尤其重要，因为它能够描绘在古典文本中记录的礼仪过程。再者，并非所有古物都能用于史学研究，毕竟有些时间太短了。正如柯律格（ Craig Clunas）提醒我们的，中国收藏界使用的“古”字，含义指“古旧”或者“古老”，既能指一千年前的文物，也能指几十年前的旧物。在金石学研究中，这就意味着某些古物目录，有的始于周代的编钟，而有些则收录了几十年前的石刻碑文。

到了 19 世纪，即便是再古老的石刻，也并非都为史学研究者看重，并非是因为这类材料不重要，而是由于朴学已遭受全面攻击。到那时为止，多数古物研究都与考证运动并肩而行，考证的首要目标是校订儒家经书的语言文字，旨在恢复原初时代的固有意义。这种研究方法称为考据学，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亦可称为“注经”，即校勘和笺注经典文本。一百多年以来，这种研究方法在金石学和历史编纂学里占据主流地位，但在 18 世纪晚期这种热情明显在降温。思想家章学诚指斥以考证学方法研读古典文本乃是“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如果这还不够的话，几百年来热忱却草率的研究，更加降低了金石学的声誉。朱一新提醒说，铭文图录里错误连篇，结果只在书法鉴赏方面有些价值，其实际内容则价值不大。这一变化正值欧洲史学家放手使用非文字史料时，中国的同行对此领域却失去了信任。 结果，在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热衷金石学的人未敢自视为历史学家，宁愿自认为是后来称为金石画派（ Epigraphic School）这一艺术运动的拥趸。他们收集大量文物，焚膏继晷地研究其外观形态，把铭文作为书法、仿古绘画的灵感来源。即使未被尊为历史学家，他们的学术活动还是催生出古器物作为实物资料的新方法，该方法对后世历史学家而言至关重要，他们早在西方考古学引入之前就强调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对那些 19 世纪晚期成长起来的学者而言，古物研究的意图是为当时纷乱的政治局面奠定伦理基础。方法论革命终将爆发，古物研究开始进入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