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沟传（长篇）（柳沟传·大刘庄·汉民之死）

汉民之死·下

九十年代的农村，长途货车司机还是一份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业。一辆大卡车要七姑八姨左邻右舍东拼西凑才能攒起来。基建狂魔诞生初期和市场经济转型催生的巨大需求让第一批买得起长途货车的车主兼司机成了九十年代的农村新贵。 大梨树下，一群大人围着汉民。汉民掏出一包乡下人从没见过牌子的香烟一一分给男人们。他们打听着外面的世界。汉民说起他去过的一个个繁华的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广州……他认识的那些有钱而精明的“南蛮子”老板们，语气里流露出见多识广的骄傲神气，听的那些从没出过县城的农村人惊叹不已。 最有意思的是他开车在夜间遇到的那个找死的劫匪路霸。 “正开着，前面有人挡在路中间，我停下车，他冲我副驾驶上说抢劫手里晃着一把小刀子。我愣了一下，说我给你拿钱，然后从屁股后头拿出一把扳手，一扳手朝他脑门子黑下去，再一脚踹飞门外。”汉民说的时候就像景阳冈打死了老虎的武松。众人一起啧啧称叹。那是一个土匪路霸横行的时代。汉民这种长途货车司机就是一块块最令土匪路霸流口水的肥肉。 又有一年，梨树下停了两辆大卡车，一辆旧的，是蓝色的，还有一辆红色的，新的。 人们围着汉民打听着新车的价钱。汉民一边散烟，一边用貌似谦虚的口气说：“也就二十来万。”那一年，村子首富易主了，八十年代靠亲戚关系走运的大楼家被九十年代第一个下海跑运输的汉民家取代。汉民的大侄子佳佳成了那辆红色卡车的司机。“生意怎么样？外面的活好找么？”有人问。 “货多的很，车都拉不过来。”汉民吐着烟圈说，“现在路好了，前几年都是走国道，现在都是新修的高速公路，路好的很，想开多快都管。” “高速公路讲的快修到咱县里了。” “开春就修。从蚌埠到阜阳，从咱县南头过。” “你过罢年正月十几走？” “初九就走。好几个老板催货。耽误不起。往年都是出了十五复工，现在竞争激烈的很，去晚了生意就被别人抢走了。” 长途货车司机的内卷只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缩影，计划经济时代悠闲的工作节奏从此成为历史。 “翔子今年初中毕业，过年也想去上海打工。你这车可管带人？” “我小舅子跟小姨子也去上海，两辆车总共四个座位都占完了，翔子要是不嫌憋屈，车座子后边还能侧躺一个人，查车的时候别出声。”那个时候交通法规的执行还不像现在这样严格规范。 “都管，只要能到上海就管。翔子上学不好好上，看了电视上讲的外面多好多好，就想出去打工，这回让他好好尝尝吃苦的滋味。” 翔子爸满脸的感激，搓着手，想了想说：“你可有认识的老板，可能给翔子找个活？” “有个老板要我介绍靠得住的老乡。饭店里端盘子，一个月600块钱，管吃管住。” “管！管吃管住好，挣得都是净剩的。比搁家里强，我搁工地上做小工一天才十块钱。这回多亏了你！” “老乡帮老乡，应该的！”汉民说话的口气像极了当时热播的金庸剧中的乔帮主。 短短几年，汉民就靠着勤劳敢闯取代坐吃山空的狗蛋爸成了村子的新首富和社交新贵。 我记得那一年的春节，汉民家放了很多烟花，从年三十一直放到大年初八临别的那个晚上，一天都没停过。 大人们站在自家门口看烟花，我们这些小孩听到烟花响就像战场上的士兵听到号子一样从村子的各个角落集合在大梨树下，紧紧盯着眼前的烟花盒就像盯着一件价值千金的战利品，全然无心看烟花，专门等最后一枚烟花弹升空，穿着笨重大棉袄的我们像北极熊扑食一般一起扑上去抢烟花盒。 烟花盒是纸做的，能卖钱。 烟花照在梨树上方，绚烂耀眼，就像梨花盛开了一样。梨树下汉民媳妇穿着汉民从大城市买来的红色羽绒服，像新嫁娘一样满脸通红，冲小孩们喊： “别慌抢，还没放完呢！小心冲了眼。” 汉民的儿子世世是从来不会去跟我们抢烟花盒的，因为汉民总是给他带回大城市的高级玩具——能打气球的玩具枪、能遥控的汽车、会说话的奥特曼。 有一次，我一个人在世世家玩。世世拿出了一个又一个奥特曼，给我讲每个奥特曼的名字和绝招，然后模仿他们的绝招又蹦又跳，还要我扮演小怪兽接他的各种绝招。他蹦哒累了，跑到厨房里拿出一个像秋葵又比秋葵大许多的黄色水果吃起来，吃之前还跟我说这个是热带水果，广东那边才有的。“你瞧，这个从屁股上看像五角星，你知道这种水果叫啥名字吗？” 我羡慕地摇了摇头，眼巴巴地望着金黄诱人的热带水果，咽了咽口水。 “这个就是杨桃。” “哦，有篇课文叫画杨桃，画的就是它呀！” “你光知道书上有，你吃过吗？” 我又摇了摇头，咽了咽口水。 然后他在我的羡慕和口水中大快朵颐地吃起北方乡下水果摊绝对买不到的热带水果杨桃。 他正吃得高兴，他爸从里屋里出来了，他看着世世说：“你怎么一个人吃起来了，去厨房给海生拿一个来。” 世世刚开始还不愿意，在他爸的眼神直视下，又到厨房里拿了一个给我。 汉民摸了摸世世的头说：“这还差不多，像老爸，为人不能太小气！” 我横竖端详了一会儿，小口小口地吃了起来。 汉民家那年还杀了一头猪。杀猪是难得一见的新鲜事，我们都去围观。先把猪捆住前后双腿，村里的屠夫大根和汉民两个人一前一后把捆好的肥猪架到我爸做的新案板上，案板的一侧下方放着一个大塑料桶，汉民一个人摁住大肥猪圆滚滚的身子，大根抄起一把新磨得蹭亮的杀猪刀往猪脖子上狠狠捅进去，在惨烈的嚎叫声中，大肥猪拼命的滚动挣扎，汉民像守寨门的典韦一般稳稳地镇住猪身，鲜红滚烫的猪血像高压水枪喷出的水柱一样直直地流到大塑料桶里，冒着腾腾热气，一会儿功夫，滚烫的猪血在数九寒天中凝聚成一桶红色的豆腐。 汉民双手的猪血往梨树上一抹，掏出两支烟，一支递给大根，一支塞到嘴里，用一个地雷状的打火机点起后，狠狠的抽上一口，然后挥着烟杆像挥着一根指挥棒，慷慨的对围观的老少爷们说：“猪血想要的自己拿盆过来盛。” 那个春天，梨花又开了。有天下午放学，佳佳领着世世挨家挨户地磕头，两人头上系着白布，佳佳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递给我爸：“世世来给您磕头了。”我抬头看见世世的眼睛，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好几岁。 等世世走远了。狗喜哥扶着门框感伤地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汉民开车从广州拉货去上海，开了一天没休息，夜里困得睁不开眼，疲劳驾驶，跟另一辆货车撞一坨了。两个人都没救活。汉民临死眼珠子睁得像头牛，血红血红的。” 出殡那天，一向爱笑的汉民媳妇哭成了过江的菩萨。她趴在坟头久久不肯离去，一边抹眼泪鼻涕，一边跟死去的男人说： “初八夜里我跟你讲家里钱够花的，开车不是下地干活，路上到处都是危险，不能抢时间。” “你说今年过年买小轿车，我说我又不会开，你也没时间开。买那干啥？你说要带我跟世世去上海旅游。你哄人！” 我走在梨树下，突然意识到这个比我爷爷晚死五年的我父亲的同龄人是中国城市化的无名烈士。我在杭州的时候从来没有意识到，东部沿海城市的每一条老城区的路汉民的卡车都走过，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当地居民都有可能吃过汉民的卡车拉过的水果。 天黑了，十里八村的礼花都放起来了，现在再也没有小孩会冒着危险去抢礼花盒了，穿着各色羽绒服的小孩们躲的远远的，看着礼花安详地照亮新年的夜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