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dea of Early Modern History全文翻译+讲解
今天分享的文献是沃尔夫冈·赖因哈德的《现代早期史的观念》，分享分为四个部分，作者介绍与文献梗概，接下来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沃尔夫冈对于分期的讨论以及“现代早期”概念的出现，二是沃尔夫冈对现代早期概念的评估，对其有效性的讨论，最后一部分是总结与思考。
作者介绍：
沃尔夫冈·赖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生于1937年，1973年获得近现代史教授资格，在弗赖堡大学和奥格斯堡大学任教。研究重点为近代早期的教宗和教会赞助人的历史、欧洲扩张史和国家权力的发展，2001年荣获历史学家奖(Historikerpreis)。目前是德国弗莱堡大学现代史名誉教授，专注于研究早期欧洲现代史，也是享有盛誉的不列颠学院（British Academy）的院士。
他学术成就斐然，出版系列图书，被翻译为各国语言。《国家权力的历史》、《欧洲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人类学》、《殖民主义简史》、《帝国与相遇：1350-1750年的世界》、《征服世界：一部欧洲扩张的全球史，1415~2015》，其中《征服世界》这套书已经出版了中译本。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篇文献，出自于the Companion of Historiography 《历史编纂学导读》，从目录可见，此书收录了一系列关于历史书写、历史编纂的研究论文，从古典时期的东西方历史书写，到中世纪时期的史学编纂，本篇文献收录在现代早期史学编纂的目录之下，这部分开头先做了一个总述，从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基本上说明了“现代早期”的范围，即15-18世纪，下面各篇文章围绕着现代早期的史学写作展开了论述，如《科学革命》《现代早期欧洲思想史写作，1945-1995》、《现代早期西欧的大众文化》等，本篇文献《现代早期史的观念》是该系列第一篇，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本篇文献以C.H William在六十年代所写的一段话作为引子：
德国的历史学家非常重视“历史周期律”，反观英国史家则没有那么关心，因为后者认为“历史周期律”是一种非科学的看法。
英国史家是正确的，历史分期将“时间”划分为均衡的部分，这是一种非常武断的做法，这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恒定的准则。这些时间分界线本质上是实验性质的，分期本身也会敦促历史学家去证明他们所选择日期的有效性。新分期能带来新思考，提供新的研究路径。
分期的探讨与“现代早期”的出现
作为历史学者，我们责任去证实不同历史分期的合理性。因为几乎每份历史学术成果都包括了对分期的叙述。
然而，目前的许多常见的分期是存在问题的：
第一，以王朝作为分期，如加洛林王朝、都铎王朝、金雀花王朝。这种分期至少传递了一种假设，王冠与王朝在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分段式，分王朝地看待历史，而非将历史视为整体，从中寻找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削弱了历史进程的理论性。
第二，个性化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期，由于历史研究转向结构主义而变得多余。譬如“欧洲历史近代早期，1494-1789”这样的分期已经不再流行。我们也不再相信有明确时间限制的时期是更高层次的整体、个体历史现象。
这么看来，再讨论分期似乎落伍了。
但是，分期依然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历史分期，学者之间不能进行沟通。尽管历史分期来自于人为建构，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任意捏造而成的。合理的分期会被学者和受过教育的公众所接受
何为合理？
第一，它们必须符合相关时期学术辩论的状况。只有当积累了足够数量的研究成果时，才有可能修正已确立的分期概念。
第二，除了这些苛刻的学术前提以外，新概念的接受也基于其余数个前提。很重要的一点是，分期要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符合。尤其是跟民族国家历史观念相契合。欧洲历史、世界历史并非由欧洲人书写，而是由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从他们各自的立场出发书写的。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观念也会导致对历史分期不同的看法。
德国学者对“现代早期历史”进行了严密的论证并推崇该分期，欧洲人普遍赞同，许多欧洲以外地区的历史学家也表示赞同。于是，地理大发现与德国的宗教改革被认为是新历史时期的起点。
“现代早期欧洲”包括了15-18世纪，法国大革命作为现代早期历史的结尾已成为定论。
一、威廉·卡姆拉
“现代早期”（Fruhneuzeit）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Fruh前缀的意思是“早期、早”，neuzeit的意思是现代。该词出自哲学家威廉·卡姆拉（Whilhelm Kamlah）笔下。他的出发点是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进行反思，由于世界的持续与快速发展令威廉充满焦虑。
现代人知道他们生活在“现代” （Neuzeit），但是跟中世纪人一样，中世纪人并不知道自己在现代的分期中处于“中世纪”，只知道自己生活在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与第二次降临中间。基督纪年法以公元前、公元后的方式来记录时间，因此在西方世界至少存在着两个“时代”：中世纪与现代。这两个时期被认为是独立的，互不交叉的，两者间的界限是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作为现代和中世纪的分界线，它并没有“革新”的成分，宗教改革从不认为自己“新”，它对未来的看法依然是中世纪式的，迎接末日审判的到来。“革新”通常是偶然的，“革新”也被乔装打扮成对过去美好日子的回归。所以，沃尔夫冈认为不应该将宗教改革作为分界线，真正衡量是否进入了新时代的指标是“现代的自觉意识”，现代的自觉意识开始于笛卡尔（1637年），最终在启蒙运动中占据优势。笛卡尔的意图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文主义者和马丁·路德，他不再进行任何社会革新，而是希望从零开始，为新的系统科学奠定基础，通过技术和医学应用，为人类创造一个新的纪元。
实证科学兴起，开普勒、伽利略等等一系列跟笛卡尔同等重要的科学家出现了。正是因为哲学与科学的共同进步，才产生了永久性的变革惠及今日。现代的“现代性”里包含了这种社会变化。新时代早在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了，但跟启蒙运动不同的是，文艺复兴的创新热情来源于复兴古代文化。到了笛卡尔这里，革新成为了自主和自立的运动，不需要借助外力。
因此“现代早期”跟中世纪、现代不同，它是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也是一个凭借着革新的接受度而定义的历史时期。
二、莱因哈特·科泽勒克的“概念史”
科泽勒克是概念史的创始人，主张从共时与历时角度分析历史概念的使用。
新时代和现代历史的概念在1500-1800年受到广泛使用，“现代”一词19世纪后才出现；“现代早期”20世纪后才出现，但是18世纪人知道人类在“新时代”已经生活了三个世纪。然而“新时代”的概念并没有包含“革新”的成分以及对“革新”的期许。
启蒙运动晚期出现的词组“当代”，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广泛使用，该词表达了历史的迅速变化。利奥波德·冯·兰克在理论上对分期有所保留，他认为“当代史”要么从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开始，要么从美国或法国革命开始。直到那时，这一时期特有的现代性意识(“新时代”)才达到顶峰。“当代历史”被认为是“现代历史”最成熟的阶段，这就是科勒泽克的“历史时间化”。
这里再详细分析一下科泽勒克的“历史时间化”概念，科泽勒克认为，欧洲近代以来，人们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用“经验空间”和“期待视域”两个概念来描述这种转变。
经验空间指的是人们从过去积累下来的知识、经验、传统、规范等，它构成了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判断。期待视域指的是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所持有的预期、希望、计划、目标，他认为，在欧洲近代之前，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之间基本上是一致或相似的，即人们认为未来会延续或重复过去，或者按照过去已知的模式发展。
而在欧洲近代之后，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之间产生了距离或张力，即人们认为未来不应是过去的延续或重复，而是有可能与过去截然不同，或者超越过去已知的范围。这种距离或张力，就是科泽勒克所说的“现代性”的核心特征。
科泽勒克认为，这种历史时间的变化，是由欧洲近代社会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启蒙运动、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等历史事件所引发的思想、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变革。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这一概念也有了新的含义，它不再是对过去事件的简单记载或解释，而是对时间中呈现出的变革和进步的理解和评价。
三、约翰内斯·布克哈特
1990年，约翰内斯·布克哈特（Johannes Burkhardt）运用以上成果来定义“现代早期”，并用历史事实来装填这一理论框架。他认识到1500-1800的现代早期只是更长时期的子分期，指出1800年是转向现代性的决定性时间点，并且认为从1500年开始有一些新的转变。他引用了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对1500年的评价。伊丽莎白认为，该时期的绘画在全欧洲取得成功。马丁·路德也清楚绘画革命是宗教改革成功的必要因素，宗教教义的传播意味着公众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同时也促进官僚政府的建立与统治。
当中世纪生活结构还存续时，现代早期被定义为转型时期，同时很多事物都在往今天的面貌发展。旧事物与新事物难以截然区分开，不过也正是新旧事物的相互渗透才凸显了现代早期作为现代的一部分所具有的特点。然而，人们倾向于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认知社会，因此，“革新”很少被接受。不过，当变化难以避免的时候，就要使用特殊的手段去处理这些变化了。这些方式手段经常试图让事物保持在不变的秩序中。
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就是典型例子，尽管它们具有革新的内核，但只是一种对古典时代的想象性回归。
布克哈特认为宗教改革具有革新性，宗教改革带来了教派化多元的教派成为了欧洲多元文化景观之一。然而现代国家受益于教派化，教会的基督教化需要国家权力的帮助，而国家在此基础上获得了新的权力、资源，巩固了意识形态，推动国家体制走向制度化。欧洲各方面都产生了变化：
军事方面，常备军和军队体制的建立
政治方面，国家权力提升，个体政治权力下降。在英国、波兰等国，法律规定 拥有大片土地、庄园的人能参与国家权力。其他国家与地区则通过法律固定社会等级制度，任命贵族在宫廷社会中的新文化角色来加强贵族的主导地位。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差距扩大了。
经济方面，欧洲经济的大部分都保留了其封建与农业特征。在传统框架中，市场经济的新力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事手工业生产，如纺织业；受地理大发现影响，商业发展；新的货币交易形式出现了，国家信贷发展。
“现代早期史”有效性探讨
当然，对现代早期欧洲的描述大部分是正确的，但现代早期真的是一个能用时间来界定的历史时期吗？建构现代早期的独立性跟德国主要历史学家在二战后的思想状态有关。1945年纳粹德国的终结令学者们开始关注旧帝国的历史。
一、欧洲各国视野下“现代早期”有效性
欧洲国家各自的撰史立场完全不同。
意大利和法国：意大利语中的“现代历史”和法国的“现代历史”指的是中世纪之后的时期，“当代史”也在19世纪末产生了。其原因都在于政治上的变化：意大利实现了国家统一，法国大革命的党派建立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对意大利而言，1500年不能作为人文主义、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分割线，人文主义与文艺复兴从14世纪一直持续到15、16世纪。此外，没有学者将1494年意大利战争的开启作为意大利历史的转折点。
葡萄牙：以王朝变化为基准的历史分期，被以社会形态与制度的发展为基准的分期取代。当代历史学家维托里诺· 马加海斯· 戈迪尼奥（Vitorino Magalhaes Godinho）定位了葡萄牙在世界经济版图上的位置，并据此在15世纪中期建立了小分期，15世纪中叶葡萄牙帝国开始海外扩张，国内危机出现在1545-1550年，危机恢复于1670年-1680年左右，最近的葡萄牙通史试图以一系列关键日期串联历史，1514年，1495年，1580年，1640年，1750年。
显然，不同的国家出于各自的原因使用不同的分期标准。西欧政治进步和德国宗教改革创造了1500年这一历史门槛，但葡萄牙和意大利难以融入这个框架。此外，不同的历史领域，如政治、宗教、文化和经济，都有自己的发展节奏，因而也有各自的分期。因此，我们无法证明，欧洲各地大约在1500年左右共同开启了“现代早期”。
二、结构史学维度的“现代早期”有效性
结构主义历史学家强调，现代早期的社会模式其实在1500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如农业经济、土地等级制度、基于私人关系的政治秩序、占据优势地位的基督教。
1974年《历史研究杂志》创刊，收录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研究。该杂志的编辑将后古代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古典时期止于11或12世纪，旧欧洲时代从12世纪开始到19世纪，工业时代是从19世纪到当代。对分期的争论似乎回到了意大利传统，现代史包含了罗马帝国没落后的一切。简而言之，用“旧欧洲”取代“现代早期”也无法在不同历史时期之间创造出一个更具区分度的时间界限。
从结构史学的角度来看，这难以避免。因为不同结构的开端和结尾几乎从不会在时间上重合。一个历史时期可以由某些同时存在的基本模式存在来定义，这些模式在不同的时间开始和结束。然而，我们不知道平行结构之间是否存在互连，也不知道它是如何运作的。因此，对于一个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来说，探讨某个历史时期的总体性问题，是一个不成熟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问题。它太符合历史主义的意识形态，但完全不符合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
结构上不可逆转的变化被称为“革命” ，将“革命”的这一严格定义应用于法国大革命，将法国大革命定义为“现代早期”的终结，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大革命中，结构性变化只发生在政治层面、法律层面、也许还有思想史层面，而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结构却保持不变。甚至在文化和政治层面，法国国内外的历史研究也发现了许多延续到十九世纪甚至二十世纪的因素。当代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将他们的“现代历史”延伸至1830年甚至更晚，这与法国大革命将自我解释为“一个激进的历史新起点”密切相关。因此，在接受法国大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明确划分时，这也意味着历史学家接受了革命者自我宣传的形象。
这使我们又回到了卡姆拉的论点，创新的自觉意识被认为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因此，现代性在法国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这种对现代性的主张，与其说阐明了历史的实质变化，不如说凸显了创造自我形象的心理，形象的创造来自于“历史的时间化”以及人们对未来不断进步的期望。
然而，这种对时代的自我定义，以及对时代的总体思考，是一元论历史观。所谓一元历史观，指的是主张历史最终只有一种本原。与“多元论历史观”相对。有唯物主义一元论历史观和唯心主义一元论历史观之分，前者认为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后者认为神秘的理性或少数历史人物的意志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时间化”是创造更高层次的历史个性的必要前提。但是，后现代哲学表明，这种单一思维已经过时了。因此，“现代时期”是唯一曾经存在过的时代，因为它将自己定义、构建为“一个历史时期”。而且永远不会再有另一个时代，因为对时代的思考已经和“现代时期”的现代性一起终结了，“早期现代史的观念”已经成为一个悖论。这意味着，“早期现代史”的观念来自于意识形态，时代将自己定义为一个充满革新因素的时期，但是，这种试图在一个时期寻找出时代本质并将之定义的做法是典型的历史一元论，它没有看到历史中的多元化，如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领域，他们对于自身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难以用一个统一的概念将之概括起来。
沃尔夫冈认为“早期现代史”(Geschichte der frühen Neuzeit)仅仅是历史学科内的一门实用主义专业，一方面基于艺术的某些传统，另一方面出于处理当时特定史料、理解交流过程和理解社会制度的需要，才出现了这一专业。
总结：“现代早期”的现代性来源于人们对时代革新的自我认知、对未来的期许，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循环往复，人们认为未来不应是过去的延续或重复，而是有可能与过去截然不同，或者超越过去已知的范围。这种距离或张力，就是科泽勒克所说的“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也是卡姆拉所言的“革新的自我认知”。
在这层意义上，变化的不仅仅是历史进程本身，也是人们的意识形态，意识到时代在进步、在革新，这本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
然而，这种对时代的自我定义，以及对时代的总体思考，是一元论历史观。因为我们难以定义真正意义上的革新，首先，不同的历史学家的标准不一样，卡姆拉认为从笛卡尔开始才实现了真正的时代革新，对宗教改革的革新性充满了怀疑；而布克哈特却认为宗教改革带来了许多社会层面的革新与变化，且同时代人们感知到时代的剧烈变动。其次，不同国家、不同地域，对于现代性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无法以一个分期标准统一；再者，在结构史学层面上，不同结构的开端和结尾几乎从不会在时间上重合。一个历史时期可以由某些基本模式的同时存在来定义，这些模式在不同的时间开始和结束，所以对于结构史学家而言，并不存在“一个时代的总体问题”。
接下来是两个问题，以供大家思考
1、Early modern有几种译法，常见的译法是译为“现代早期”（早期现代）、“近代早期”，以及直接译为“近代”，这几种译法中哪一种更为恰当？在中文语境里，“现代”和“近代”有比较明确的划分，那么两者在西方语境中是否有严格区分？
2、沃尔夫冈指出，“早期现代史”是出于实用主义而划分的历史学研究领域，那么它的实用价值何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