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末天津重审城市的“近代性”
20世纪90年代，北美中国学界在研究中国近代化的议题时，因深受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论的影响，曾掀起讨论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热潮，身与其役者所在多有，其中大多是从事区域史、城市史研究的学者。较为著名者有以浙江区域研究见长的冉枚烁（Mary Rankin）和专攻汉口城市史的罗威廉（William Rowe），他们坚持认为中国存在着与西欧相似的“公共领域”。然则孔飞力（Philip Kuhn）和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明清及近代中国虽存在着一定的非官方空间，但个中势力多半扮演着辅助官方的角色，例如魏斐德的警察史研究即揭示了，近代化过程中官方权力实则在不断扩大，所谓自治群体并不具备挑战官方权威的能力。值得申说的是，与争执双方不同，黄宗智指出以上解释实则预设了近代西欧“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前提，而这种解释难以运用于中国，他进而提出了“第三领域”的观点（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受北美学术潮流影响，“公共领域”的讨论很快在中国、日本以及欧洲等地的中国研究界流行，尤其成为城市史、社会史、资产阶级研究等领域在“追寻现代中国”时绕不开的话题。《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便是一部赓续上述讨论，并有所反思、有所发覆的著作。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日文版最初由名古屋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初稿完成于1999年末，系作者吉泽诚一郎教授的博士毕业论文。吉泽教授于1987年入学东京大学，学部四年级后转到东洋史研究室，受滨下武志、岸本美绪教授影响颇深，开始关注“近代化”与城市的课题，在就读博士课程期间曾赴天津、台北、英国等地访学。吉泽教授的学术成长期贯穿整个1990年代，是时，正是中国“近代化”问题讨论、“公共领域”论争、福柯（Mi⁃chel Foucault）与后现代理论等议题方兴未艾之际（林易澄、魏玛珑：《专访吉泽诚一郎教授》），上述思潮皆体现于《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一书中。其中，作者探讨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是否存在北美学者所提出的“公共领域”；（2）“近代化”进程何以促进社会控制的强化；（3）国民意识和民族主义“公愤”如何生发，有何影响。
一、反思“公共领域”论
与西欧“公共领域”议题中将商品经济发展、市民社会、自治机构等因素视作“近代性”不同，作者引用法国学者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的论文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认为，“魏丕信想要说的是无法把‘近代性’（modernité）预设为一种明确的实体概念”，“魏丕信并非仅想把历史理解为充满各种矛盾动向的无意义存在。在我看来，他其实是想批判那种预设固化的、抽象的近代性且总是以此为标准来梳理历史的懒惰做法，尝试探索一种用自己的眼光来整理和认识复杂现象的新视角”（《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第4页。下引本书仅列页码）。基于此，作者表示自己并不认同以固化的、抽象的“近代性”标准来解释中国，带有先验预设的西欧式“公共领域”的概念并不能直接用以理解中国，进而提出要“把清末天津的若干‘崭新’社会情况视为近代性，通过关注这些新情况来考察清末城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的历史变迁”（第5页），实则意欲通过天津探寻“近代性”的具体标准。上述思路在其诸多章节的写作实践中皆有所体现。
第一章中，作者探讨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时期的天津团练。作者在分析危机中的天津团练时发现，这些团练虽由地方士绅主持，但其帮办团练之目的端在于获取社会声望乃至谋求升阶。质言之，团练存在之正当性乃出自于其护持王朝的功能，并无与朝廷相颉颃的地方主义意图。由此，作者指出：“我认为不应当把本地实力人士的团练事业视为地方主义的温床”，“这些活动并非源于罗威廉所主张的城市自治体意识”（第64-65页）。第二章中，吉泽教授讨论了天津火会与教案的关系。本质而论，火会与团练相似，是由地方士绅出资设立的消防组织，是一种“义举”，而“在地方上本地实力人士的‘义举’和官僚的‘善政’是互为补充的”。不过值得申说的是，在城市危机时刻，火会亦可能发挥防御作用，与团练配合负责地方防卫，太平军逼近天津时火会参与城防即是一例。对于火会工作的性质，作者也认为此般“义举”并非昭示着地方主义之勃兴（第98页）。然而，天主教的慈善事业冲击了上述平衡，动摇了地方士人的权威和社会统合秩序，最终引爆了指向教会的谣言，酿成教案。
相似的观点亦体现于第三章对光绪初年旱灾与广仁堂关系的探讨中。广仁堂的设立并非出于地方士绅的自发意愿，实乃李鸿章鼓动天津善士李金镛等人的结果。进而言之，该组织成立后能够正常运转，参与救灾、收容乃至开办职业教育，其动因实系官绅两方的共识。作者表示：“我认为19世纪的善堂并非像兰金（即Mary Rankin,当下多译作“冉枚烁”）所说的那样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的民间活动领域，而是普及‘正确’价值观以建设理想社会的宣传机构。正是这种将民众改良到某种理想状态的美梦，引发了善堂管理者的热情。”（第125页）在他看来，官方的推动才是善堂得以发轫的原因，官绅之间的共同理念和价值观才是善堂救济事业得以运行的动力。值得赘述一句的是，作者将善堂视作“宣传机构”，然行文中似乎并未明言官绅两方面的宣传意图，具体宣传的价值观等细节，最终于末尾突然揭示这一概念，似有些难以理解。
除上述三章所言及的非官方机构外，著作亦关注看似独立的群体与官方权力的关系。在第四章关于义和团的讨论中，作者一方面指出义和团具有看似“反体制”的行动表征，但同时又指出，在义和团民的认知中，他们的行为是在“代行并协助办理官员本应采取的举措”（第161页），是一种与官方权力的联合而非分裂。又及，在第十章关于体育会的研究中，虽然作者并未点明体育会的性质，但根据其展示的史料可以发现，体育会实际上是巡警、自治组织的合成体，其关键人物杨以德兼任着巡警局的工作，这意味着体育会看似是一个民间组织，但在实际层面与民众的自发组织相差甚远。如此看来，仅凭民众自治组织的名号完全无法作为判断是否带有“公共领域”性格的依据。
综上视之，天津的团练、火会、善堂、体育会、义和团等一系列看似非官方的组织，在其行动上或多或少与官方存在着联系：或是官方推动设立，或是攀附官方以谋求升阶，或是由官方背景的人物占有主导权，或是主持者与官方共享相似的理念，或是看似独立实则直接受制于官方权力。上述种种现象均可见，所谓西欧式的、具有对抗性的、与“国家”相左的“公共领域”并不存在于天津，而“天津的近代”更像是一出官方和自治组织共同出演的戏剧，他们基于相似的利益、理念而开展循环往复的共谋。
实际上，不少同时代的论者亦持相似观点，或可代表彼时反思“公共领域”论的学术思潮。梁其姿认为明清时代“士”的地位不断受到庶民的挑战，象征性文化资本的边界愈加模糊，为了维护“士”的文化，地方士绅试图通过开办善堂、与官方谋求合作的行为以保持其地位。（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时代的慈善组织》，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9页）另外，经由余新忠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清末亦未必存在“官退绅进”的现象，实际的情况更类似于官绅合作，进而出现士绅以制度化的形式参与公共事务的现象。（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288页）不过，有待补充之处在于，作为城市“近代性”的重要一环，谘议局和地方自治组织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近年佐藤仁史在关注清末新政时期的地方自治时曾注意到当时存在着“民族国家制度被引进地域社会、地方被纳入民族国家机构的过程”，他将该现象命名为“地方的制度化”。（佐藤仁史：《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与地域社会》，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其中，尤须注意者为地方的代议制机构，该组织与火会、善堂等非官方组织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随着预备立宪的推进，各地谘议局、地方自治的开展实乃“地方制度化”深入的表现，获得参政机会的士绅进而被授予了参政议政的合法性，他们和政府的关系呈现何种样态，仍有待揭示。
二、关注“近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控制
20世纪70年代以降，近代“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议题一直颇受欧美学界关注，该议题聚焦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如何塑造普通人的行为、生活，如何改变政府的施政模式等问题，其中财政榨取、国家机构重组、社会控制强化、抗争政治改变等现象在该议题中居于重要位置。例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近代战争创造空前的财政需求，促使国家必须控制“资本”并施行“强制”的策略，由此出现了着力于税收的财政机构和独立于军队的警察部门，前者用于提高榨取效率，后者用于加强社会控制，由此激发了民众的反抗，自此国家在与国民的互动中逐步调整行政机构，推动近代国家形式的出现。（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5-35页）又如，斯科特（James C.Scott）提出“社会简单化”的概念，指出近代国家为方便征收赋税、推行兵役制度、强化社会控制，努力以数字表格、标准地图、标准语言等形式简化社会管理。（詹姆斯·斯科特著，王晓毅译，胡博校：《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7，23-25页）
由此可见，“近代化”进程往往伴随着社会控制的强化。吉泽教授的论著中有两章探讨天津“近代化”中的社会控制问题。然而据他回忆，关注社会控制并非出于对“国家建设”理论的关注，而是间接受到了福柯的影响。在第五章中，作者讨论了天津巡警的情况，回顾了天津在庚子事变后吸收日本和欧美经验开办巡警的经过，并归纳了巡警的职责、任务和处置手段，进而指出设立巡警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增强行政力量的社会管控功能的需要”（第204页）。通过设置巡警，一方面分担了县衙的职责，另一方面在整体上强化了官方的行政能力，加强了社会控制。社会控制的具体表现体现在巡警维持“风俗”的任务，作者认为“风俗论为巡警代替县衙门行使具有更高实效性的社会管控提供了观念基础”（第199页），如此一来，巡警便出现在戏园、游览所，甚至介入卫生事业、婚嫁事务中，行政力量对社会管控的范围确实大为强化。同时巡警的出现还创造了新的社会秩序意识，曾经的城隍庙在八国联军占领期被改造为军队宿舍，归还后改为巡警局，该行为被视作以“文明”的近代制度取代“野蛮”的民间信仰的表现。可以揣想，用以强化社会控制的“近代化”施政行为，正是因为其“近代化”倾向，日益被赋予了“文明”的意味。
关于社会控制，类似的还有税收的例子。第六章“捐与社会管理”中，作者提醒人们重视税收的控制功能。一般而言，论者分析清末新政时期的税收多着眼于两个层面，或认为新政时期加税系出于因应庚子赔款、开办新政而突然膨胀的财政开销，或主张对工商业加税是传统财政向近代财政转型的表现。相较于以上两类通说，作者看到了税收与社会控制的关系，提出“向杂业层收捐这种行为本身对于确保经费来源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尤其是这些行业原本就是分散经营，征收时需要耗费相当多的劳力（巡警局、卫生局等部门的劳务费）。不过，如果加强对底层都市民众的统治、维护都市社会秩序被视为必要的话，那么捐作为经费来源的意义也就处于次要地位了”（第235页）。在作者看来，向下层社会征收“捐”，经济目的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通过收捐和纳捐确立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确立经济活动须由当权者授权的秩序，其中对摊贩、人力车夫、妓女、戏园等被官方视作有待监管的人群/场所加以捐税控制，其目的即出于此。
由前文所举两例可征，作者通过分析巡警、捐税刻画出天津“近代化”中社会控制的情形：一方面利用巡警加强对城市的管控，并对巡警整饬社会秩序的行为赋以“文明”的含义；另一方面以向杂业层征收捐税的方式确立对人力车夫、娼妓等下层社会群体的控制。然则，倘深入观察，或可发现无论是研究巡警还是讨论捐税，作者主要着眼之处依然停留于相对宏观的层面。如此分析虽可看到“近代化”进程中确实出现了社会控制的现象，但是却无法明了社会控制的细节和过程。倘若要究明社会控制的细节，或许需要阐明巡警如何履行职责，对控制对象的管控到底到何种程度，还有，政府经由捐税控制下层社会的程度与传统社会相比究竟有何不同，对其生活、经营究竟造成何种实质性的影响。或许是囿于史料有限，加之以仅依靠天津一隅难以窥其全貌，该问题的深化有待结合其他地区的史料进一步探讨。
三、分析爱国主义“公愤”的形成
在著作的第八、九两章中，作者着力于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民族主义是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形成的？ 正如绪论中所申言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史书写模式引领了学界对历史事件的评骘，进而引导研究者以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视角来看待鸦片战争以降的各类事件。事实上，所谓“民族主义”是近代化的产物，中国人开始形成“中国人”的意识是“近代化”的结果而非前提。阅读魏斐德关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可知，三元里抗英事件之肇因更似保乡而非卫国。鉴乎此，作者试图通过审视天津来寻找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原因。
在本书的第八章中，作者讨论了清末的抵制美货运动和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之关系。可以看到，过去自然地将民族资本和抵制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解释角度大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热衷于抵制者并非民族资本家，而是学生界、新闻界人士和部分销售国货的商人。只是因为抵制运动者通过报纸报道、转载以扩大诉求，经由阅报处、宣讲处等启蒙设施以扩大宣传，塑造出一种“万众一心”的气势来，城市精英在这种“为了中国”的话语中共享“中国”的表象，进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进一步，正是因为受到“万众一心”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文明排外”的时代思潮开始涌现。
第九章中天津电车肇祸引起的民族主义情绪亦颇具看点。电车作为一个外来物件，其引入天津后随即便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动，它破坏了交通业，影响了车夫的生计，外国资本操控运营亦给人们带来恶感，加之电车肇祸后公司态度恶劣，更是激起了“公愤”。作者认为在事件的处理中时常出现的“公愤”一词颇值得关注，通过使用这一政治性修辞，行动者能够将自己的诉求普遍化，借民族主义情绪之力将国家议程引入地方政治，塑造中外对立，强化自己诉求的影响力度（第337页）。
结合以上两章的叙述或许可以发现近代新式传播与新式话语在塑造民族主义情绪方面所产生的催化作用。诚如作者所言，“如此广泛的团结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得力于各地商会的合作、创办学堂热潮中教育界人士与学生的积极活动，以及报业的宣传。尤其是报刊对省会及通商口岸等大城市的抵制运动进行了细致报道（报刊间相互转载报道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由此唤起的关心与共鸣才使运动得以在各地同时展开。而信息能够即时传递，电报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第292页）。在分析原因时作者提及以下四个方面：（1）学堂的活动；（2）报业的宣传；（3）电报的信息传递；（4）阅报处、宣讲处的传播。具体而观，作者通过分析天津《大公报》的报道以及当地学堂、宣讲处的活动论证民族主义的生发情况，如是分析方式和论证逻辑并无问题。笔者不揣浅陋，最后拟赘以数言，提供一些可资补充之处。新式传播媒介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并非如作者所分析那样仅限于传播抵制美货言论、强调“中国人”身份认同那样简单。新式报刊披露观点，其行为本身就具有将“私见”化为“公议”的作用。同时，地方社会可能会因为报刊流风所被，众人争相阅读，使得互不相识的读者们产生“此时大家都是中国人”的想法。
总体来看，作者通过全书的十一个章节的内容充分揭示了天津这座城市的“近代性”，其中尤为突出之处在于展示天津的“非官方”组织与官方的联结和共谋，对1990年代“公共领域”的论争作出充分回应，以实证研究彰显中国近代城市“非官方”组织与官方互动的实态。值得关注的是，作者提醒研究者们重视“近代化”过程中社会控制强化的现象。虽然相关章节的论述略显简单，但这一思路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窥探城市近代化的绝佳视角。进一步讲，民众在抵制美货运动、抵制电车公司运动中所揭櫫的民族主义“公愤”亦颇值得玩味，如此塑造“公愤”的手段对于理解近代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行为逻辑很有借鉴意义。
如今，虽然《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一书中文版面世未久，但其日文版初稿杀青付梓业已二十余年。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该著作在学术史上承上启下式的地位，作者充分梳理了中、英、日的研究成果，并通过实证研究展开对话，提出新见，其学术史意义值得重视，在当下亦是常读常新，颇具启发。
（刊于《中华读书报》2022年12月14日第9版“书评周刊”，作者：吴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