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武德殿”：从演武之地到文化之所
在南京路与鞍山道交口，有一座日式风格的建筑，这就是昔日的“武德殿”。与原日租界公会堂等租界内的其他公共建筑不同，这座“和风帝冠宫廷式建筑”颇具特色。所谓“帝冠宫廷式建筑”，是指在西洋建筑的躯体上以日本的城郭样式为形式的建筑物。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内国粹主义日益高涨，表现在建筑式样上就是产生了这种日本独有的混合式风格建筑，主要分布在东京等大城市。如金泽庸治设计、建成于1935年8月的东京艺术大学正木纪念馆，其建筑风格与天津“武德殿”颇为相似，只是体量较小。此外，在中国长春和韩国首尔也有类似建筑。
说起“武德殿”，就不能不提“大日本武德会”。有学者认为天津“武德殿”是由“大日本武德会”天津支部于1941年提议建设的，作为日本驻军和日本侨民习武健身之场所。“大日本武德会”原是民间组织，成立于1895年，此时正是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国内尚武之风高涨，到处鼓吹武士道精神。在此背景下，由京都府警察总长田中贯道加和实业家饭田新七等人发起，后来又有一批社会名流加入其中，遂于1895年4月召开武德会发起人总会会议，决议通过了《大日本武德会设立宗旨与规则》，选举渡边千秋为会长，壬生基修为副会长。“大日本武德会”以弘扬剑道、鼓吹武士道精神为宗旨，主要开展五项活动：一是建设“武德殿”，二是每年举办武德祭，三是出台一批优待武术家的政策，四是制定了全日本统一的柔道、剑道的“形”，五是培养武道教员。由此可见，建设“武德殿”本就是“大日本武德会”的重要工作之一。正是这样的宗旨和活动，使其从成立之日起就得到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武德会也迅速在日本各地设立了众多支部，到1926年武德会会员人数已达224万人，成为一个庞大的组织。
“大日本武德会”的宗旨，暗合了当时日本推行军国主义道路和对外扩张政策，其在日本的海外殖民地或租界积极设立支部，在中国的有些支部甚至还邀请中国青年官吏参加，尤其是宪兵警察，可见其行为是别有用心的。在建立支部的同时，为了方便开展活动，各支部还试图在各地建立“武德殿”。如在北京，1940年日方花费26万元在帅府园建成“武德殿”；“上海支部”和“满洲支部”则于1939年分别计划在北四川路和大连中央公园内建造“武德殿”。因此，“大日本武德会”天津支部提议在天津建立“武德殿”是完全有可能的。天津不仅有日租界，也是日本侵略华北的前沿阵地，20世纪40年代在津日侨也达五六万人，具有这方面的需求，也有这方面的实力。虽然根据现有资料尚无法知晓“大日本武德会”天津支部具体参与的情况，但显然与其脱不了关系。1946年，“大日本武德会”被视为传播日本极端国家主义思想的组织而被解散。
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天津日租界地图来看，“武德殿”所在地当时是原日租界发电所，后来或许就是为了给“武德殿”腾地方，发电所迁往别处。根据《武德报》《晨报》等日伪报纸的报道，为纪念日本纪元两千六百年，同时“期奖励日本国粹之武道，并将日本精神之精华，显扬于世界”，1940年2月，由在津的“有力”日本官民提议，成立天津“武德殿建设委员会”，决定在日租界内建设武道馆，并由时任驻天津日本总领事武藤义雄担任会长，日本居留民团长臼井忠三为副会长。最初打算建在日租界的中心地大和公园内，经费以居留民团助成金及一般捐款充当。当时的规划是占地2400平方米，为二层建筑，风格则是和洋折衷式建筑，楼上设柔道、剑道、弓道道场，周围设观览席，楼下有接待休息厅堂、脱衣室等房间及浴场洗浴设施等，并定于当年5月初举行奠基典礼，计划在10月下旬完工。
然而，不知何故，此后工程迟迟没有推进，一直到1941年9月才开始动工，历时一年有余，1942年10月完工。而此时的“武德殿”建设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是地址从大和公园改为日租界住吉街（今南京路）三号，总面积也扩大不少，占地面积约28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为二层建筑，有大会议室和三个谈话室，事务室中有两个更衣室，还有澡堂，设施颇为完备。工程由日本花冈组负责。1942年10月10日举行竣工仪式，在津日本军政要人皆出席。
“武德殿”建成后，在津日军和警察经常在此开展训练比赛和剑道等活动。不过，由于此时日本已经深陷战争泥沼，不到三年就战败投降，试图通过公共建筑彰显日本国威和武士道精神的迷梦也随之破灭。“武德殿”后被接收，划归天津中央医院使用。1949年至1955年，为天津护士学校使用。1956年，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迁入，内设阅览室、期刊陈列室、采编室、办公室和书库等。1963年天津医科大学新校区建成后，当年底至1964年初，学校图书馆从原“武德殿”迁至现气象台路校址。后“武德殿”曾为天津总医院附属幼儿园使用，之后改为医院图书馆使用至今。
昔日“武德殿”早已褪去了它的“演武”色彩，成为文化设施。建筑就在这样的变迁之中获得新生。
刊于《天津日报》2024年3月22日第12版“满庭芳”，署本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