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之旅 | 让北朝再次伟大

这些年的旅行中，我一直在探索中国古典时代的“内地边疆”，内地边疆并不是真正的帝国边境线，而是异质文明交汇、不同民族与文化多元融合繁荣的地带，也不一定很偏远，甚至可能靠近汉文化核心地区。中国文人一直有向往内地边疆的传统，当他们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时候，常常会选择去边疆践行社会理想，但通常不会去真正的边疆，而是选择汉文化核心地区向外融合延伸的部分。

在北方，这条内地边疆地带沿袭辽国与北宋的边界，一直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我这次要去的大同，北魏故都，辽金西京，正是内地边疆重要的一座城。

我每到一个地方旅行，总是会试图建立此地与我故乡之间的关联，历史上的关联，或者我臆想的美学上的关联，这种关联越强烈就越让我兴奋，反之则兴趣寡淡，无论是鲜卑人的国度、辽金遗存，还是作为大工业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大同总能引起我对东北故乡的投射。

作为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者，“真实”的历史对我而言是一个可供幻想的空间，与其说是科学更像是艺术，一个普通人的历史观并非大事年表一样基于考古证据的史实堆积，而是他对历史关联与发展的理解和感受，是为了阐述自己当下处境的塑造过程，以及探索未来的方向。

大同，为我的幻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是一座让我兴奋的城。

1.烧麦

从北京到大同高铁只需要两个小时，大同阳光明媚，却也冷得让人精神一振，北京已经在乍暖还寒的温温吞吞中，大同的干冷我很喜欢，寒冷气温下温暖的日光包裹着我的躯体，让我感觉自己是被爱着的，我决定先去吃饭。

从住处走向大同古城南城门永泰门，虽然古城里最知名的几座建筑是辽金时代的，也是大部分旅行者都会拜访的景点，但现在这座城的整体结构却是明初修建的。从北魏到辽金时代的大同城在频繁的战争中早已大部分损毁，明朝初年为了防御北元反攻，作为北方卫所防线的一部分，徐达将大同建造成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朱元璋把他的第十三个儿子朱桂封为代王驻守在这里，所以大同城墙非常高大坚固。

直到隆庆和议，明朝政府终于发现他们无法彻底解决来自草原的威胁，而鞑靼领袖阿拉坦汗也意识到草原摆脱不了对汉地的经济依赖，双方体面地结束了武装对峙，阿拉坦汗在大青山脚下修建了库库和屯城，也就是呼和浩特，大同又成了明朝对蒙古贸易口岸，此后大同与呼和浩特的关联一直很密切，午餐我就要去探访其中一个美味的联系。

山西省以面食多样性著称，对我这种偏肉食、轻碳水、重视主菜的饮食习惯并不友好，但大同作为山西省内饮食最值得称道的城市，还是有一些食物吸引我。大同与呼和浩特经典的早午餐都有烧麦羊杂，但呼和浩特的更好吃，大同烧麦不同于内蒙烧麦使用肉丁，而是更像东北烧麦使用肉馅，所以电影《江湖儿女》里面，赵涛和廖凡在大同说要去呼和浩特吃烧麦，但我去的这家店里也卖内蒙咸奶茶，勉强算内蒙一系。

《江湖儿女》的背景正是大同传统煤炭资源型城市的落幕，2001年到2018年这剧变的20年，旧的大工业衰败转型，新资本进入彻底改造整个城市，一部分人将在这场改造中获利颇丰，如果把这部电影和2015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中国市长》结合起来看，就会对大同这座城市的变革有更深入的理解。

我很喜欢贾樟柯的电影，山西另外两位导演宁浩和曹保平我也很喜欢，曹保平就是大同人，但他好像没拍过和大同有关的电影，倒是陕西导演张艺谋有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在山西乔家大院拍的。

一个创作者对于自己的故乡总是会怀有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一定表现为以家乡为创作背景，也会表现为在创作背景上回避家乡，或者在他者身上投射对家乡的期待与幻想。

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东北籍创作者是相反的，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市场的鼓励，还是东北故事的独特性更容易呈现，东北创作者很喜欢表达故乡，虽然有时候难免用很拙劣的表达方式可以突出故乡的一些刻板印象和并不恰当的文化符号，但强烈的故土表达欲却是很有共性的事情。

我还曾经看过一部在大同取景的很老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很神奇，电影中有来自高层的政治迫害，男主身边有叛逆少女帮手，他会在路上偶遇同样被迫害的老朋友，曾经交给他秘密任务的上级神秘死去，他与反派一群敌人混战是在1500年历史的佛教洞窟中，最后的战斗场景在边境小镇展开，主角与反派如西部片中治安官和匪徒一样在小溪边决斗，电影插曲成为当时的流行金曲，之后通过一位东北著名喜剧演员的舞台表演被牢记，就是那句“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

勉强也算一个大同与我故乡的关联。

2.北朝

吃完烧麦我在古城里漫步，开始探寻这座城里的古建筑。大同与呼和浩特早在烧麦出现之前就已经有了联系，今天大同最响亮的文旅名头是北魏旧都，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在《魏书》中追溯他们是黄帝次子的后裔，以原始部落形态居住在大兴安岭嘎仙洞，后来崛起夺回中原故土，当然这是后世的附会而已。鲜卑人从大兴安岭一路南下到呼和浩特南边的盛乐，建立了他们的第一个国家代国，我之前去呼和浩特的时候还专门探访过遗址博物馆。

同一时期鲜卑人建立的国家不只是北魏，在西晋政权灭亡于八王之乱和匈奴进攻之后，士族们逃到南方拥立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而北方则陷入匈奴、鲜卑、羯、氐、羌五个民族的混战，也就是五胡十六国。

当时我的故乡辽宁的西部也是鲜卑人统治的地区，不过我们那边是慕容鲜卑，大同这边是拓跋鲜卑，两个部落一开始交好，后来互相发动灭国战争。慕容鲜卑中诞生了一位战神一样的人物叫慕容垂，是后燕的开国君主，他在人生最后一场战争中全力突袭北魏攻克大同，当时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十分惶恐，贵族们也无心抵抗筹划西迁。

然而慕容垂的军队路过参合陂的时候，看到前一年战争留下的大量后燕士兵遗骸，慕容垂十分悲伤生了重病，不久抑郁而终。

这一年慕容垂已经70岁了，拓跋珪才25岁，东北中老年男性确实很容易悲伤，本来东北的冬天对老年人就是难熬的一关，再加上看到孙子辈的对手崛起，而自己的后代很平庸，已经能预见自己死后大厦将倾，半辈子打打杀杀葬送了多少乡亲们的孩子，老了还要操这份心，你说人活着有什么意思，就抑郁病死了。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一心复兴大燕的姑苏慕容家有一个绝招参合指，名字就来源于参合陂之战，而慕容家的先祖慕容龙城，名字来自三燕都城龙城，也就是今天辽宁朝阳。

慕容垂死后北魏迅速崛起，两年后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大同称帝，之后北魏开始一系列征服战争，到了公元439年统一北方，与公元420年东晋权臣刘裕建立的刘宋政权南北对峙，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

更多关于北魏走向鼎盛的故事我想留到去云冈石窟再聊，但每个王朝进入鼎盛时期都要面对统治阶层内部矛盾积累的问题，这常常是王朝开始内斗走向衰败的原因。

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留在大同的鲜卑贵族们积累了大量的怨气，他们不满皇帝的汉化政策，当成是对鲜卑传统的羞辱，他们不愿去南方又愤怒于大同失去首都地位，原本已经趋于汉化的大同，民间思潮重新鲜卑化，而且随着柔然的归顺，之前设立的北方军镇失去作用，戍边武士群体不再被重视也没有晋升通道，于是鲜卑贵族与功勋高门联合反叛，北魏政权摇摇欲坠。

虽然六镇起义最终被镇压，但北魏皇室已经失去政治控制力，经过一番混乱的权术与继承之战，北魏最终分裂成高欢控制的东魏与宇文泰控制的西魏，之后两人的儿子各自称帝建立北齐与北周，鲜卑化的汉人与汉化的鲜卑人开始混战。

我在北京生活对北齐了解多一些，石家庄博物院和邯郸北朝考古博物馆都有北齐文物和墓葬展览，北齐君主高家有点遗传精神问题，人格魅力很足但很疯癫，命运也都很惨，两代人自相残杀，虽然北齐实力占优，但北周继承了西魏优越的军事经济制度，最终北周吞并了北齐，再之后北周权臣杨坚崛起反叛，隋唐的历史开始了。

南北朝时期的建筑极少能留存到现在，除了个别佛塔之外就只有洞窟造像，在大同古城南边有一座复原的北魏明堂，现在是北朝艺术博物馆，《木兰辞》中说“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木兰当时觐见皇帝的地方就是北魏平城明堂。这座明堂是孝文帝时期修建的，在汉朝明堂的造型基础上增加了圆形灵台，这是鲜卑文化的特点，就像草原上的毡帐一样，后世武则天的洛阳明堂也延续了这一造型。

木兰无疑是北魏人，她也不姓花，这个名字是鹿的意思，争议在于她是鲜卑人还是鲜卑化的汉人，在大同的文旅宣传中认为她就是大同本地人，从“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来看，她应该生活在一座大城市中，很可能就是大同，但从最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来看，似乎又离大同很远。

通常认为木兰参加的是北魏太武帝时期征服柔然的战争，但诗中说木兰从军十二年返回来到明堂，明堂建成是在公元491年，即使刚建成木兰就回来了，那她参军最早也是在公元479年，而太武帝公元452年就去世了，所以木兰诗应该是有很多艺术加工的多重融合。

3.西京

今天大同古城里最有价值的古迹就是辽金时代的佛寺，忽必烈说辽以释废金以儒亡，大臣张德辉认为金国的衰败不能完全归咎于儒家，但对辽国的衰败原因他没有反驳，而北宋苏辙出使辽国，认为契丹人终日念佛已经没有杀心对大宋有利，总之对佛教的过分推崇确实是辽国衰败的原因之一。

唐朝末期割据混战，大同最初属后唐政权，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借契丹军队灭后唐自立称帝建立后晋，条件是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从此北京-大同一线脱离汉人政权统治长达四百三十多年。

契丹皇室贵族有四时捺钵的传统，不同季节前往不同地方居住，这是游牧民族的习惯，首都不是固定在一个地点，首领的行帐就是首都所在地，辽国设立五京，金国继承了辽国的习惯，到了元朝变成大都、中都与上都。

我的故乡最古老的城市之一辽阳就是辽国的东京，我生活的北京是辽国的南京，大同是辽国的西京，大同往南不远雁门关就是辽国与北宋的边境，杨家将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当时北宋初年与辽国互相进攻各有胜负，老令公杨业的军队甚至短暂占领过大同，之后北宋转为战略防守，宋军再也无力北上。

在宋辽早期对峙中与宋太宗对战的辽景宗在大同行宫去世，临终前把政权交给皇后，也就是著名的萧太后。契丹人中的“萧”是赐姓，由耶律氏赐给述律氏，述律氏是回鹘汗国解体后定居在今天辽宁阜新一带的回鹘人，阜新的南边朝阳是曾经慕容鲜卑三燕政权的都城，所以《天龙八部》里面萧峰和慕容复的祖先来自相邻的地方，都是辽宁老乡，而萧峰一生的悲剧故事也正是在雁门关开始。

在金国灭辽国的战争中，大同几乎被彻底摧毁，建筑所剩无几，但很快金国重建了这座城，金国时期东京依然是辽阳，北京成了中都，南京是开封，大同依然是西京，大同古城里有一座开化寺，现在是辽金元民族融合博物馆，里面介绍了大同在这一时期的过往故事。

在开化寺对面是大同唯二收费的景点之一华严寺，不同于很多佛教寺院坐北朝南，华严寺坐西朝东，梁思成认为辽人拜日所以寺院向东。华严寺始建于辽代，在金代重建，佛像是明代的，壁画是清代的，华严寺大雄宝殿雄壮开阔，真正是辽承唐制，正面“大雄宝殿”和“调御丈夫”的牌匾都是明代的。

我来到薄伽教殿，辽代的塑像保存完好，体态前倾显示出高超的雕塑力学技法，面庞圆润端庄非常高贵，而且寺院做到了审美上非常重要的一点：不要乱擦灰清洁。

离开华严寺，我前往另一座辽代建筑善化寺，中途路过大同清真寺。大同清真寺非常漂亮，正面弧形皇冠状曲线与呼和浩特清真大寺有点像，双望月楼，门口两根石柱意味着有延伸的建筑部分，不知道原来是不是在这儿，原貌如何。清真寺内结构很优雅，中心一座省心楼，与礼拜殿之间有石桥相连，关于清真寺建筑年代说法从唐朝到明朝都有，从后窑殿来看应该是明朝以前始建，很可能是元朝，然后在明朝大翻修。

善化寺沿着中轴山门、三圣殿、大雄宝殿是三座金代建筑，最恢弘的莫过于大雄宝殿，减柱法与彻上明造法让建筑内部开阔吊顶高大，相比之下华严寺大雄宝殿的天顶虽然华丽但空间感略逊色。辽国宗教建筑用料粗壮宏伟显出盛世景象，后世很多建筑体量减小不全是建筑技术的问题，而是巨大的木材越来越难以找到，或者开采地过于偏远。

善化寺三圣殿中的华严三圣与大雄宝殿中的五智如来都以毗卢遮那佛为尊，沿袭了唐密信仰，南宋对金国是赤裸的仇视，视为民族耻辱，但北宋对辽国则是酸溜溜的情绪，也是因为辽的确有争夺正统的资格。

善化寺大雄宝殿里有一块金代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记录了宋朝使臣朱弁出访金国探望被囚禁的徽钦二帝，结果朱弁被扣押14年，他见证了圆满大师重修这座寺院，并受邀把这件事情刻写在石碑上，当年林徽因就是通过这块碑判断寺院年代建于唐毁于辽末重修于金。

我在善化寺里参观的时候，除了一拨来游学的艺术学生之外没有其他游客，天上突然飘落雪花，我独自在千年大雄宝殿内，看着外面点点飘雪，听着风吹铜铃的声音，贵族待遇也就是如此了。

空间气氛对人的历史幻想是很重要的，越是身临重要的历史遗迹，越要排除干扰，去体会这座建筑里的空气尘埃与我自己的关系，那种恢宏的崇高的，或是压迫的胆怯的。大部分人并没有以肉眼判断事物真实年代的能力，这意味着那些翻新甚至重建的历史建筑必须被想象成古老的，我们可以把这当成是建筑上的“转世灵童”，一座建筑只要在原本的位置上保存原本的大致形态，那么它就是原本的那座建筑。

从这一点上讲，修旧如旧与修旧如新只是审美上的区分，并不太影响人们对于历史的想象，完善的复原只是为这种想象提供了更精确的素材。

大同古城里其他的建筑也值得参观，元朝的关帝庙，明朝的文庙、帝君庙与法华寺塔，纯阳宫虽是元朝始建却是新建筑，还有1906年修建的天主教圣母圣心堂，相比之下明代的九龙壁倒是成了可以一眼路过纯粹拍照留念的景点。

大同对待九龙壁的方式也很有趣，围起来变成一个需要预约参观的景点，但是从外面隔着栏杆也能完全看清楚全貌。

在隋唐“中华第二帝国”时代结束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辽金与两宋重现了南北朝对峙的状态，之后如同前朝结果一样，北方再次吞并南方，进入元明清“中华第三帝国”时代，大同的地位逐渐下降。

在大同古城里我品尝了一些独特的饮料和甜品，老陈醋气泡冰美式和老陈醋冰淇淋，山西人独特的饮食趣味在文旅创意热潮的加持下，大同今天还飘雪花，我冷飕飕走在街上喝着酸倒牙的冰咖啡，越喝越想吃饺子。

在大同古城逛了一下午，真是气质古典高贵，高贵这东西有就有，没有也没法学。

4.石窟

参观云冈石窟必须选择淡季，我这种很难早起的人特意起了个大早，在云冈石窟开门前到达，整个石窟我是早上第一个游客，简直就是我自己家的私产一样，玩的就是肃静回避，百丈之内不得有闲杂人等。

云冈石窟景区的步行路线与建造年代是错位的，游客从大门走进去从东向西，会先到中期修建的1-15号石窟，走到中间是早期修建的16-20号石窟，也就是著名的昙曜五窟，最高大的五尊造像，继续往西是21-45号后期修建的石窟，所以比较好的参观路线是先一路走到最西边，然后不要坐摆渡车返回，而是原路步行再看一遍走回大门，这样能看到早期石窟与中期石窟的区别，里面包含着北魏宫廷政治的秘密。

不同于敦煌石窟以壁画为主，敏感脆弱必须限制开放，云冈石窟以石造像为主，开放程度非常高，可以自由进出洞窟和拍照，而且相比龙门石窟大量佛头残缺，云冈石窟造像保存非常完好，损毁基本都是地质原因造成，游览性价比非常高。

一般认为云冈石窟最中间的五座造像代表着北魏的五位帝王，但具体哪一尊对应哪一位帝王，一直有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中间第18窟为尊，代表着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但考古证据表明，第20窟也就是唯一裸露在外的造像左侧系北魏时期坍塌，也就是原本20窟左边计划开凿石窟，但由于地质原因只能移到现在16窟的位置，第20窟就是开国君主道武帝拓跋珪。这尊佛的眼珠看起来非常突兀，其实最初的北魏造像是没有眼珠的，到了辽金时代才加上眼珠。

第20窟东侧的第19窟代表拓跋珪的儿子明元帝拓跋嗣，石窟天顶如圆弧形，就像草原上的帐篷一样，在拓跋嗣统治时期，他重用汉人大臣崔浩推行汉化改革，这些举措惹怒了鲜卑贵族，崔浩因此被诛杀，也是在这一时期，道教开始传入北魏，与佛教展开竞争。

第18窟是非常特别的一尊造像，佛像身披千佛袈裟，代表着太武帝拓跋焘 ，太武帝伐柔然吞北凉统一北方，在他统治时期还南征建康，辛弃疾笔下“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中的佛狸指的就是拓跋焘的别名佛狸伐，佛狸祠就是纪念他南征功绩的地方，此时再也没有外部势力对北魏构成威胁。

也是这一时期残酷的太武灭佛运动开始了，不光拆毁寺院，所有僧侣一律活埋，西游记中的车迟国就是这一时期的北魏的真实场景，这座造像让拓跋焘身披千佛袈裟，不知道是不是为他赎罪的意思。

第17窟是景穆帝拓跋晃，他是拓跋焘的长子，并没有真的做过皇帝而是追认的，拓跋焘南征时期怀疑拓跋晃发动政变因此北返，不久23岁的拓跋晃抑郁而死，因此代表他的造像不是佛，而是弥勒菩萨，表示他并非皇帝。

第16窟我去的时候正在维修没有开放，代表的就是文成帝拓跋濬，在他统治时期北魏恢复了佛教。在太武灭佛后，佛教找到了自己在国家政治中的定位，坚定地站在皇权一边，将君主视为现世佛，北魏皇室成为佛教坚定的支持者，从而留下了云冈石窟与龙门石窟等诸多官方主导的佛教艺术群。

在第16窟往东是中期开凿的石窟，洞窟开始出现漂亮的彩色雕刻，以5-6、7-8、9-10这种并列洞窟居多，并且其中大量出现多宝佛造像，这代表了冯太后与孝文帝二圣并治的政治格局。

多宝佛是东方宝净世界的教主，在入灭之前发愿，如果之后有说《法华经》处，他的宝塔必会出现听佛说法。当释迦佛说法华的时候，多宝塔从地面涌出，释迦佛开启宝塔，多宝佛请释迦佛入塔，让半座给他，于是两佛并坐。

这种造像反映的是当时流行的法华信仰，法华信仰主张普度众生，重点讲述了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菩萨是菩提萨埵的意思，菩提指的是觉悟，萨埵指的是一切有情感的众生，菩萨就是已经觉悟但是以觉悟他人为己任。对于凡人来说，佛距离太远，而菩萨更加亲近，人们常常将生活中的烦恼琐事求助于菩萨。

在并列洞窟中，弥勒菩萨成为弥勒佛，二佛并坐变成一佛独坐，这也是从冯太后摄政变成孝文帝亲政的格局变化。

在孝文帝与冯太后并治时期，如何处理太后摄政与皇帝亲政的矛盾，以及如何解释冯太后对孝文帝父亲献文帝的放逐，包括献文帝可疑的死因，皇室在佛教中找到了关于孝道的阐述，这体现在洞窟的雕刻主题上，如同后世武则天的子孙合理地解释了李唐与武周的关系一样，孝文帝也接纳了冯太后对他的教导，从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的表现来看，他坚定地继承了冯太后的政治理想，祖孙二人的关系也真的恰如多宝佛一般。

随着太武帝拓跋焘征服北凉，大量凉州的僧侣来到大同，凉州佛教极为兴盛，著名的高僧鸠摩罗什就是在凉州翻译了佛教中诸多沿用至今的词汇，凉州僧侣带来他们对佛教艺术的理解与文化融合符号，在这一部分洞窟中，可以看到一斗三升的中国古建筑门楼 ，古希腊的爱奥尼克柱和柯林斯柱，以及一些波斯文化中的动物形象。

1902年伊冬忠太研究奈良法隆寺时，他认为日本建筑最初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希腊，于是启程西行研究，来到云冈石窟时发现这里的石刻建筑形象与法隆寺十分相似，包括后期洞窟中融合了南朝艺术的佛像，秀骨清相，完全是顾恺之画中的审美，与法隆寺飞鸟时期佛像一致。

来云冈石窟最让我兴奋的体验是，这片石窟从开凿就与北魏政治紧密相关，鲜卑贵族与汉化政策的博弈，政治继承人的血腥斗争，太武灭佛后佛教的政治定位，我内心都颤栗了。

在冯太后与孝文帝二圣共治时期北魏进入极盛，凉州的僧侣、南朝的文人、西方各地的商旅聚集在大同，把他们的文化艺术雕刻在云冈石窟里，这一时期的云冈石窟就是辽阔文化吸引力的核心象征，预示着后世隋唐世界性帝国的开始。

晚餐我吃了大同有名的什锦锅，高碳水是让我一直犹豫来山西旅行的重要因素，要是没有这什锦锅，我都有心去乌兰察布吃晚餐再回来，大同饮食是山西翘楚，因为这里靠北边属于辽国区，我暂时还没有勇气越过雁门关。

5.市长

在大同的最后一天我前往大同博物馆，在离大同古城稍远的御东新区。大同的交通非常值得称赞，宽阔独立区隔的自行车道，不会被汽车抢占，在学校门口有很长一条隔离带，提前把学生和社会车辆区分开，避免刮蹭和堵塞。城市公共交通发达，指示清晰准确，游客旅行成本低廉且非常便利。

《中国市长》中的主角耿彦波为大同确定了“一轴双城”的规划，这本是梁思成和陈占祥改造北京城的方案，也就是保留原有古城区域，另外开辟新城区，但建国初并没有足够的成本支撑建设北京新城，这次在大同的实践就是复原明代的古城和历史建筑，同时在东面建设御东新区，包括邀请世界著名建筑师设计建设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大剧院和体育馆。

在2013年耿彦波被调离之后，只有大同博物馆竣工使用，其他场馆都停工，直到2017年为了迎接运动会才复工，《江湖儿女》里面赵涛推着廖凡在一座未完工的体育场里，就是那时的真实场景。

在这几座场馆中漫步，让我感觉像之前去过的鄂尔多斯康巴什区，同样是开辟新城区，同样是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大建设，同样是邀请国际顶级建筑师设计，也同样曾被作为过度建设的批判对象。

我回忆起在鄂尔多斯有过的相似的思考，一个远离发达开放前沿地区的城市，有没有权利以独立的身份向往未来，地方上的资源型城市该以怎样的方式把被中央拿走的钱拿回来用在本地居民身上。

作为外来游客，我们自然是大同城市改造的获利者，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享受优质的景区与便利的公共交通，又不需要承担改建过程中的成本。当我走在城墙上的时候，古城内很多街区依然在建设中，除了历史古迹建筑，古城内也在开发更多当代文旅内容，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艺术体验店铺。

在看《中国市长》那部片子的时候，我的头脑中一直有两个声音在辩论，古城改造无疑给这座城市带来重大的经济利益和对未来的希望，可以说在今天的文旅热潮中大同能够不落下风，也是得益于十几年前充满远见的城市改造。

然而，“市民在城市改造中受益”是一句非常正确但不全面的话，因为收益的人和被改造的人并不一定是同一群人，一座美丽便利的城市也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同等的价值，被拆掉房屋搬迁的人是否真的享受到了红利，或者说为了城市集体的利益，有没有权力要求个体必须做出让步，或者说必须参与谈判接受交易，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接受任何补偿，只想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的意愿是否应该被尊重。

大同和它的前市长的优秀之处在于，坦率地承认自己做不到公平，也没有时间做到公平，必须为了自己更认同的价值取向尽快做出决定，并且他们努力在决定必须实施的前提下，让所有人的结果不会落到最差的地步，在这个国家里，这已经是相当的文明高度了。

在华严寺里有一块耿彦波撰写的警示碑，记录了华严寺及周边古迹建筑改造时犯下的错误，这些错误在中国几乎所有古建筑文旅改造过程中都会出现，而且往往比大同更加严重，但只有这里会被记录下来展示给大家用以警醒，这是一种勇气，也是一种真诚，是本该如此却一直做不到的。

在大同旅行我还有一个感受，这两年的文旅发展对地区本土情感复苏的影响，历史古迹、博物馆、自然物产、民俗文化，在近代正是这些东西组成重要的公共教育，形成民族主义与统一国家的概念，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只要出现一些松动，就会产生“让本地great again”的旗号，而文化正是在其中塑造“历史、土地、乡亲们”之间的关联。

大同作为北魏故都，辽金西京，一座曾经辉煌崇高的城市，不知道在这些当代的大建设当中是否期待着恢复千年前的荣光，我甚至在想当地人是不是很能共情当年孝文帝迁都后那些留在大同的鲜卑贵族们，历史感受从来都不需要真实的关联，只需要想象的共同体就可以了。

一座城市的文旅总是会自然引向本地人引以为傲的历史中，北魏不只是大同的旅游招牌，也是这座城精气神儿的来源，这便是我开头说的，历史给人提供幻想的素材，不只是对外来游客，对本地人同样如此。当你把自己的故乡想象成文明走向最鼎盛时期的开端，你自然会觉得故乡有资格在这个国家对未来的向往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有资格再次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