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性别批判对上性别废除： 论最近出版的三本有关性别的书籍》格蕾丝·拉弗里（Grace Lavery）

原文：Lavery, G. (2023). Gender Criticism Versus Gender Abolition: On Three Recent Books About Gender. [online] 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Available at: https://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gender-criticism-versus-gender-abolition-on-three-recent-books-about-gender/ [Accessed 17 Oct. 2023].

作者：格蕾丝·拉弗里（Grace Lavery）

译者：许颛顼（she/they）

译注：本文的翻译经过了两段时期，所以对于transsexual, transsexuality 等词有不同翻译，目前译者倾向于翻译成‘变性’，不过似乎也不是好的翻译。一些标点符号、人名的翻译使用也有差异。译者同时也尝试缩减英文出现的频率，不过读者仍可以通过下载pdf来自行修改使用。其它词汇的翻译基本沿用译者以往的习惯。

性别批判对上性别废除： 论最近出版的三本有关性别的书籍

（Gender Criticism Versus Gender Abolition: On Three Recent Books About Gender）

【垃圾，译者注】

《跨儿：当意识形态遭遇现实》，海伦·乔伊斯著（Trans: When Ideology Meets Reality by Helen Joyce）

《为女人的女性主义：对解放的真正致敬》，朱莉·宾德尔著（Feminism for Women: The Real Tribute to Liberation by Julie Bindel）

《物质女孩：为什么现实对女性主义至关重要？》，凯瑟琳·斯托克著（Material Girls: Why Reality Matters for Feminism by Kathleen Stock）

女人（Woman）？那些喜欢简单答案的人会这觉得非常简单，那些人会这么说：她是一个子宫，是一个卵巢；她是一个女性（female）：这个词就足以定义她了。

——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维多利亚时代的辩论家弗朗西丝·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在 1869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女人的最终事业》（“The Final Cause of Women”）的小册子，开始了说服新兴女权运动的一场征战，其认为任何基于生物基础来定义女人的尝试都将导致理想主义和抽象。“我们决不能陷入一种荒谬的想法，即认为所有女人都可以适应于一种单一的类型，或者我们谈论‘女人’（总是用大写字母‘W’来书写），就好像是在每一个物种中都能找到相同的特征一样”。科布的观点是，“女人”这一类别是一种法律虚构（a legal fiction），其使得男人可以剥夺一类人类同胞的法律和公民权利【1】。就像维多利亚时代工厂里的工人一样，除了社会等级（social rank）之外，女人们可能几乎没有其它共同之处——当然，有些人可能因其假定的生殖能力而被嵌入父权制，而另一些人则可能是被安排在父权制下以便从事其它种类的生殖劳动（reproductive labor）。女人之间的联系既不是生物上的，也不是绝对的，而是衍生于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

【1】 感谢凯瑟琳·霍布斯（Katherine Hobbs）向我介绍了科布精彩而复杂的女性主义。

科布的观点在写作时并不是没有争议的。但到了 19 世纪末，这一观点在女人权利运动者中已无处不在。对女人选举权（suffrage）的要求植根于这样一种观念，即“女人”并不是一种自然形成的类型，可以根据自然理由（natural grounds）与男人区分开来，而是说女人仅仅是被剥夺了法律平等（legal parity）的一群人。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一位重要的早期妇女参政论者（suffragist），她在 1869 年写道：“ ‘女人’是一个庞大而全面的词”，她认为，在与工作（work）相关联的情况下，承受这一称谓的类别（class）由此产生；因此，她以女人解放为主题的论文集并没有像约翰·斯图亚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的《女人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 年）那样冠以宏伟的标题，而是根据巴特勒试图提升的那些人的生活和劳动（lives and labors），命名为《女人的工作与女人的文化（Woman's Work and Woman's Culture）》（1869 年）。

在 20 世纪的战后女性主义中，“女人”是一个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y），而非自然形成的类型（a naturally occurring type），这一观点变得更加充满争议，尤其是因为进化论的制度化似乎证实——尽管“男人”和“女人”（“man” and “woman”）可能是社会类型——但“女性”和“男性”特征属性（“female” and “male” attributes），尽管如此，在所有哺乳动物物种中是相对相似的。因此，当西蒙那·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woman）”这一著名论点时，她批判的对象不是父权制，而是生物学。她紧接着的句子是“没有任何生物的、心理的或经济上的命运能决定人类女性（the human female）在社会所带有的形象”。波伏瓦的女性主义是取决于拒绝接受——不同的性特征（different sex characteristics）产生不同性化的生物体（differently sexed organisms）——这一观点，并坚信，虽然生物特征可以被性化（sexed），但整个人却不能以任何可靠或全面的方式被性化。正如她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1949 年）中写道：

异种配子（heterogenetic gametes）的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两种不同的性（sexes）；生殖细胞的分化往往不会将物种分为两种类型：两者可以属于同一个个体。植物中常见的雌雄同体物种（hermaphroditic species）就是如此，许多无脊椎动物（invertebrates）也是如此，其中包括环节动物（annulates）和软体动物（mollusks）。生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由自受精（self-fertilization），另一种是由交叉受精（cross-fertilization）。一些生物学家利用这一事实来证明既定秩序的合理性。TA们认为雌雄异体（gonochorism）——即不同的性腺（gonads）属于不同独特个体（distinct individuals）的系统——是对雌雄同体（hermaphroditism）的改进，是通过进化来实现的；与此相反，其它人则认为雌雄异体是原始的：对这些生物学家来说，雌雄同体是它的退化。无论如何，这些关于一种系统优于另一种系统的观点涉及到非常有争议的关于进化的理论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两种生殖方式在自然界中并存，它们都使物种得以延续，配子（gametes）和产生性腺的生物体（gonad-producing organisms）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似乎是偶然的。因此，个体分化成男性和女性（males and females）作为一个不可简化的偶然事实（an irreducible and contingent fact）而出现。

因此，根据波伏瓦的说法，性（sex）在细胞的尺度上是可以区分的，但由于存在着两种性的性细胞（sex cells of both sexes）都有的生物体（organisms），因此我们不能将性二态（sexual dimorphism）这一事情作为对个体或群体进行 性分类（sexual classification）的基础。这并不是说波伏娃完全拒绝谈论女性生物体（female organisms）——她经常这样做——而是说这些生物体是推断出来的（inferred），而不是完全成型地显露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人喜欢这么说，“在出生时被指派（Assigned at birth）”——或在出生前，或在出生后。用波伏瓦美丽而神秘的措辞来说，女性性质（Femaleness）是“不可还原的和偶然的”。她对进化生物学（evolutionary biology）的明显问题的回答得到了欧洲、美国、和英国女性主义者的广泛认同，一些蕾丝边女性主义者（lesbian feminists）甚至认为“女人（woman）”一词与女性主义组织活动（feminist organizing）已不再相关。例如，莫妮克·维蒂希（Monique Wittig）臭名昭著地宣称“女同性恋不是女人”——意思是说，没有任何生物基础或者（or）社会基础，可以作为说明，那些被强制异性恋（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置于性被动地位和从事繁殖劳动（sexual passivity and reproductive labor）的人与社会角色完全不同的蕾丝边有任何共同利益，的依据。

在本世纪末，一些蕾丝边女性主义者（lesbian feminists）从男同性恋社群和女同性恋社群的新兴社会规范出发，以寻求建立新的性分类法和政治分类法（new sexual and political taxonomies）。酷儿女性主义（queer feminism）或酷儿理论（queer theory），一方面由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盖尔·鲁宾（Gayle Rubin）等蕾丝边女性主义者提出，另一方面由 D. A. 米勒（D. A. Miller）和利奥·贝尔萨尼（Leo Bersani）等男同性恋者提出；其核心是试图将异性恋的忧郁症（the melancholia of heterosexuality）从其作为女性主义组织活动和社群的隐含基础（的地位上置换出来。如果女性主义主要是关于女人的工作和异性繁殖（work and heterosexual reproduction），那么对于那些对生孩子没有兴趣、并且妻子生理性（biological sex）不是自然的家务劳动分工（the division of domestic labor）之基础的社群来说，女性主义又有什么用呢？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生物性是“话语性的（discursive）”，这一论点将波伏瓦（Beauvoir）所追求的实用科学（practical science）转化为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语域（a psychoanalytic register）； 例如，公开宣布（pronouncement）一个新生儿“是个男孩”，可能是来自于医生对婴儿性特征的观察，但如果我们同意波伏瓦的观点，即性特征（sexualcharacteristics）并不是指定一个生物体的性（designating the sex of an organism）的依据，那么，无论这一公开宣布有多么重要（consequential），它都不是对他（假设是他 presumptively he）所观察到的数据的自然或必然的推断（neither a natural nor an inevitable extrapolation）。

性别批判运动（the gender-critical movement）来了。除了朱莉·宾德尔（Julie Bindel）这个重要的例外之外，这些作家在女性主义理论方面所受的训练相对较少，但TA们的思想或许已成为当代英国哲学的主流趋势。海伦·乔伊斯（Helen Joyce）是一位爱尔兰数学学者，曾担任过《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财经版的编辑，在《跨儿：意识形态与现实相遇的地方》（Trans: Where Ideology Meets Reality）一书的 2022 年再版时，她写下了如下文字：“本书的论点基于直到最近才被普遍接受的事实：人类无法改变性（sex）；男性（males）平均比女性（females）强壮得多，几乎所有暴力犯罪和性犯罪都是男性所为”。

乔伊斯对她所称的“性别自我认同（gender self-identification）”立场之新颖性（novelty）的强调，为那本书接下来的内容奠定了基础。这就好像乔伊斯在课程的倒数第二讲时闯进教室，宣称女性主义哲学本身就是垃圾，要求亲自讲授最后一课的权利，并莫名其妙地获得了讲授权。这些书中唯一的新颖性在于，那些要求——“基于性的权利（sex-based rights）”，认为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应该（should）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给不同 性阶级（sex classes）的成员，弗朗西斯·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约瑟芬·巴特勒（Josephine Butler）、玛格丽特·奥利芬特（Margaret Oliphant）、西蒙那·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和朱迪斯·巴特勒（ Judith Butler）17 年来一直反对的观点——的人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不过这个词已经被采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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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斯托克（Kathleen Stock）的新书《物质女孩：为什么现实对女性主义很重要》（Material Girls：Why Reality Matters for Feminism）的副标题中也意外出现了（crops up）“现实”一词。在她的第一本书《只有想象：小说、阐释、与想象》（Only Imagine：Fi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Imagination）（2017年）一书中，斯托克，一位文学哲学家捍卫了她所谓的“极端意图主义（extreme intentionalism）”原则——即文学文本的含义不超出、不低于、或不会不同于作者的意图的观点。当然，这取决于“意思（means）”一词的意思——热衷于阅读法国小说的斯托克知道，意思（to mean）的法语动词，意指（vouloir dire）的直译是“想说（to want to say）”。但是，斯托克对女性主义的批判中充满了一种法国人（the Frenchies）对英语语言的不怀好意（up to no good），把《物质女孩》归入了英国对“后现代”法式高卢废话的批评的伟大传统（the grand tradition of English critics of “postmodern” Gallic nonsense）——与其说是波伏瓦的继承者，不如说是 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的《理论的贫困》（“The Poverty of Theory”）（1978 年）的继承者。

对于斯托克来说，“现实”的敌人也是“性别身份理论（gender identity theory）”，她和乔伊斯一样，都没有费心去定义它。尽管如此，这个理论据她所称很新颖（“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完全出乎意料地——一个关于‘性别认同’的哲学理论对公众意识产生了影响”），并且被描绘得带有知识分子的可信度，而且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多个国家” “一致商定（concerted）” 努力的目标，“要求修改平等法（equality law）以保护性别身份”。奇怪的是，既然“性别身份理论”无处不在、来势汹汹，斯托克却找不到这一“哲学理论”的任何哲学来源。我们能得到的最接近值得争论的文本是 LGBT 倡导组织“石墙（Stonewall）”——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学术实体——制作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它将性别身份定义为“[一个]人对TA自身性别与生俱来的感觉（innate sense of their own gender），无论是男性、女性还是其它[......]，这种感觉可能与出生时指派的性（sex）一致，也可能不一致”。有时，斯托克的批评矛头直指“政客、官员、和其它公众人物”（大多不具名 ），以及《哈利·波特》电影中那些忘恩负义的淘气鬼（ungrateful brats），“这些淘气鬼它们的名声是在 [J. K. ]罗琳小说的电影中建立起来的”。

不过，正如在斯托克“对性别认同理论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进行的短暂展示巡礼（whistle-stop tour）”中变得日益明确的那样，她的真正目标有一个比她所暗示的更简洁的名字：那就是女性主义。她对波伏瓦挥手使出缴械咒（expelliarmus）（“无论波伏瓦是否真的有意在概念上将作为女性（being female）与女人身份（womanhood）分开，这都是没有意义的 （moot）。我认为她没有。”）；后来，她又向我们保证，“波伏瓦显然只是在谈论女性（females）”——比起这个，波伏娃的论点主旨显然是，“仅仅是异源配子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heterogenetic gametes）并不一定意味着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性（sexes）”。维蒂格（Wittig）的贡献只值得描述成对“地球”的智识上（in intellectu）和事物本身（de re）定义进行一种乐此不疲的神秘化（cheerful mystification）。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是性别批判的头号敌人，其出现只是为了“告诉我们性别是一种表演（performance）”——这是对巴特勒的“操演性”之意（sense of the “performative”）的可笑误读，这是许多一年级大学生都会被上钩的点，但对于这位自J.L.奥斯汀（J. L. Austin）以来第一位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the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哲学家来说，斯托克肯定能很容易就理解巴特勒的观点对吧。其它女性主义文本——朱利亚·塞拉诺（Julia Serano）的《鞭打女孩：一位变性女人论性歧视和女性气质的替罪羊》（Whipping Girl: A Transsexual Woman on Sexism and the Scapegoating of Femininity）（2007年）、日惹原则（Yogyakarta Principles）、与密歇根女人音乐节（Michigan Womyn’s Musical Festival）有关的反恐跨女性主义者的博客文章——这些都是在通往不如意的当下的途中被叙述的，此时，大约一半的人是（are）男性，剩下的是（are）女性这一概念，似乎最终失去了一些它的自明性。

当然，斯托克并没有为这一观点辩护，乔伊斯和宾德尔也没有。何必呢？这些书的修辞形式与其说来自《皇帝的新装》，不如说来自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在你心里，你知道他们是男人（in your heart, you know they’re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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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作者们很可能不愿意将自己与戈德华特相提并论——她们大声宣称自己是左派，而朱利·宾德尔至少听起来是可信的。英国保守派坚持认为TA们（they）才是真正的左派，并坚称左翼运动已经迷失方向，在这一伟大传统中，TA们最大声宣扬其影响力的作家是写《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 年）的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乔伊斯将小说中的名句“自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放在了《跨儿（Trans）》引言页上奥德丽·洛德（Audre Lorde）的引文之下。看到奥威尔被赋予女性主义者的角色有点奇怪，这是他肯定会摒弃（abjured）的角色，无论是在他的小说中还是在他所写的其它东西中，他对女人的描写都充满了令人惊讶的性歧视（sexist）。（多年来，已有多部长篇女性主义作品对奥威尔进行了批判，其中包括达芙女·帕泰（Daphne Patai）的《奥威尔的奥秘：对男性意识形态的研究》（The Orwell Mystique: A Study in Male Ideology），并且，出版于1984 年）。如果说奥威尔和性别批判作家之间除了对辅导算术（remedial arithmetic）的偏好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密切关系（affinity），那可能是源于奥威尔对女性气质的传奇般憎恨。在创作《一九八四》之前的岁月里，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没有使用他著名的笔名，而是在常识上的左派杂志（commonsensically leftish journal）《论坛报》（Tribune）上开设了一个专栏，经常讨论“女人问题”，他认为“现代女孩（the Modern Girl）自古两千年来都是一样的”，并且“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阻止女人涂脂抹粉”。化妆不好，涂指甲油更糟糕：“不认为把指甲涂成猩红色是一种恶心习惯的男人很少见，但成千上万的女人还是照样做这同一件事”。

对于斯托克、宾德尔、和乔伊斯来说，一提到“化妆”，“刻板印象”这个词就不甘落后。尤其是宾德尔，其似乎非常确信，只有在父权制的强迫下，人们才会化妆（这与奥威尔的论点正好相反，即父权制无法防止女人装饰自己）：

在早期的第二次浪潮中，女性主义者被批评为攻击那些想要化妆、结婚、或选择留在家抚养家庭的女人。但女性主义者过去没有并且现在也没有攻击因为其它女人所出的选择而攻击她们。相反，我们是在问：“是什么力量形塑了选择？”

当然宾德尔拒绝了霍布森选择的新自由主义式后女性主义（the Hobson’s choice of neoliberal postfeminism），这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她关于那些“恶毒的” “跨儿活动分子”的章节拥有一个代表着典型性别批判修辞（要么是奥威尔式的直言不讳 Orwellian plainspokenness，要么是戈德华特式的混淆视听 Goldwaterian obfuscation，这就要取决于你的观点了）的标题：《实话实说》（“Saying It As It Is”）。奇怪的是，这一章的开头是一个没有人照实说的（nobody says it as it is）叙事，班德尔计划去肯尼亚的乌莫贾村（the Kenyan village of Umoja），那里禁止男性进入，但她的编辑打电话告诉她，村民们要求她不要去，因为她恐跨。然后，“我花了整整十秒钟才明白他是在开玩笑”。后来，一位名叫克莱门汀·福特（Clementine Ford）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撰写了一篇社论，回应宾德尔发表的关于乌莫贾的文章，指出“大约 50% 的跨性别者（transgender people）一生中都会遭遇性暴力，尤其是有色人种的跨性/别女人（trans women of colour）面临这种形式暴力的风险更高”。福特认为，鉴于跨性别女人和顺性/别女人都有遭受性暴力的经历，乌莫贾项目的居民 “必须包容所有女人，无论她们的种族、身体能力、或染色体组成如何”。宾德尔对福特社论的反应着实令人叹为观止：“我给那位编辑发了封电子邮件，就是在旅行前曾开玩笑说我被村里的长老指责为恐跨的编辑。我告诉他：‘戏仿已经死了（Parody is dead）’。”

我不知道宾德尔究竟为什么要讲述这样一个轶事，其中的笑料是不准确的种族主义笑话，轻描淡写地描述黑人跨女经常遭遇强奸这件事。但她拒绝告诉读者，乌莫贾是否确实将跨女排除在社群之外，如果确实是如此，是依据什么——核型（karyotype）、生殖器检查、直觉（hunch）等。乌莫贾的网站拒绝提供“女人”的任何定义，而是选择将重点放在其成员开展活动的议题上，包括着性暴力、切割女性生殖器、干旱、配偶虐待、以及其它议题——其中一些影响到顺女，另一些影响到顺女和跨女。宾德尔坚持认为，性（sex），而非性别（gender），是所有女人（也只是女人）可以相互了解的唯一基础，她中断了乌莫贾轶事，讨论自己在同学们目光面前经历月经时所遭受的创伤，以探索这个观点。但或许她可能想到，这种经历总的来说与在没有自来水或存在切割生殖器实践的地区长大的创伤经历并不太一样。一般来说，为女人提供服务并不要求对女人做出任何全面的定义——至少，乌莫贾项目的网站在没有定义的情况下似乎做得足够好。宾德尔的经历与她自己的说法相矛盾：女人们不需要共享所有经历（也不是所有女人都需要共享任何个人经历），就可以在乌莫贾感到接纳。跨女遭受配偶虐待和性暴力的比例高于顺女，她们受到接纳的理由似乎与宾德尔本人所阐述的相同，宾德尔本人经历了乌莫贾项目为其提供庇护所要应对的某些但并非所有形式的压迫。

无论如何，乌莫贾项目的叙事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所揭示的宾德尔的风格：在可以想象的最不得体的时刻开粗俗的玩笑的幸灾乐祸倾向（“戏仿已死”）。在这方面，宾德尔属于马格达伦·伯恩斯（Magdalen Berns）的文学流派，马格达伦·伯恩斯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反跨活动家，已于 2019 年去世。伯恩斯以将跨女，或者甚至是未能对染色体做出承诺的顺女，的任何自我关注或者甚至一丝自我反省的想法变成小笑话而闻名，这些小笑话通常是关于屌或手淫的笑话，这些笑话完全不需要进行思考。

也许这很自命不凡（sophomoric，perhaps），但这就是这些作者所认为的勇气大胆（gutsiness）。在写下《物质女孩》（Material Girls）的几年前，斯托克写过一篇题为《当宾德尔斯开口说话时》的博文，她在文中陶醉于她同事“生动的拉伯雷式讽刺（Rabelaisian）”散文风格，以及杰曼·格里尔（Germaine Greer）的散文，这感觉“就像在几天的潮湿空气之后，一桶冰冷的盐水倾盆泼在了我的身上”。

与《跨儿（Trans）》或《物质女孩（Material Girls）》相比，《女人的女性主义（Feminism for Women）》更接近于一部关于实在的反跨行动主义的女性主义历史：即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激进女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反跨女性主义。对这些女性主义者来说，跨女的人格主张（claims of personhood）没有任何让步的必要，并且是不能容忍的：女性主义活动家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在 1973 年西海岸蕾丝边会议（West Coast Lesbian Conference）上发表主题演讲，谴责跨儿民谣音乐家贝丝·艾略特（Beth Elliott）是“机会主义者、渗透者、和破坏者——具有强奸犯的心态”。相反，乔伊斯和斯托克不遗余力地坚持要求“富有同情心的让步，让受苦受难的少数群体能够安全、有尊严地过上完整的生活”（乔伊斯，令人作呕）并宣称跨性别者“应得到法律和政策的适当保护，以免遭受歧视和暴力”（斯托克，明确地拒绝解释“歧视”是什么意思）。

然而奇怪的是，这些书中没有一本准备与早一代排跨女性主义者进行交流，甚至不承认她们的存在。对摩根来说，“女人”是一个生物学范畴；她会同意乔伊斯的说法：“性（sex）是女人受压迫的原因（why），而性别（gender）是女人受压迫的方式（how）。（这个机敏的句子，确实，可能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被列为《跨儿》中最琐碎的一句话：轻快、自信、用词简单......但只要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它完全是胡说八道）。珍尼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曾在 1979 年臭名昭著地写道：“变性主义这问题（the problem of transsexualism）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在道德上强制它消失”。斯托克同意吗？她写道：“任何有时（很少）出现的哲学批判——尤其是来自非跨性/别学者的批判——通常都被视为等同于对跨性/别者的实际攻击。”那么，为什么不引用珍尼丝·雷蒙德或罗宾·摩根的观点呢？这对新颖性的承诺，对一个早在现代主义之前就存在的问题的独特“后现代”维度的断言的承诺，也许是这部著作极其无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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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被乐观地称“跨儿临界点（trans tipping point）”以来的十年间，我们见证了这三本书所取得的成功，以及它们帮助更广泛的性别批判运动所取得的法律和政治成果。这场运动说服了表面上理性的人们，让这些人相信给已经称自己是跨性别的青少年开激素阻断剂会导致这些青少年过渡，让这些人相信“基于性的权利（sex-based rights）”一直是女性主义组织正常而自然的目标（就像大洋洲一直在与欧亚大陆交战一样自然），让这些人相信写了一套关于一所为特殊巫师设立的私立学校的沉闷小说的亿万富翁作者受到了审查——尽管审查的方式、被谁审查、或审查的原因从来没有真正明确过。《物质女孩》、《跨儿》和《女人的女性主义》在右翼和左翼报纸上获得了全面的好评；它们激起了迄今为止沉睡的大学教授们（dormant dons）变成了文化战士的狮子般姿态（the leonine postures of culture warriors），并且从英国文化建制的重量级人物（grandees）——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安德鲁·戴维斯（Andrew Davies）、和人们期待更多的其它人那里，获得了一连串充满激情的公开信，信中充满了对言论自由（free speech）的宏大而完全不当的赞歌（hymns）。

性别批评思想的成功是如此显著，对英国公共领域的捕获如此全面，以至于即使是幼稚地指出并询问这种新哲学所穿着的华丽服饰是否真的，呃，存在（exists），也会招来被认为是进行了取消文化的指控。事实证明，基于言论自由而非其本身的优点来推广这些观点，是一种战术上的天才之举。想象一下，如果昨天的简单化哲学秘方（nostra）——比如说，笛卡尔式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或者柏拉图主义形式论（the Platonist theory of forms）——没有被精炼出来，反而实际上被审查了，人们可以获得到多少打破旧习的快感（the iconoclastic jouissance）！愚昧将变为智慧；无知，将变为力量。自由将是把“2+2=4”作为纯数学博士论文提交，并期待着对其，拒绝挑战普通人的假设（the assumptions of the proverbial man on the Clapham omnibus），的原则否定，进行热烈赞扬，的自由。我很难在战后英国历史中找到一个类比——我能想到的最接近的类比是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9/11事件和入侵阿富汗事件发生的12个月后，英国各党派的大批活动分子决定，当下的主要政治问题要么是执行猎狐禁令，要么是废除这一禁令。现在，在经济崩溃、生物政治危机、国家分裂、和生态灾难的时刻，没有什么能比有机会追逼一位下级影子大臣（junior shadow minister）定义“女人”并坚持到她说出某个特定的三字诀（three-word shibboleth）更能激发出更多热情的名人背书支持了。一部关于一些滑稽牧师的温和1990年代情景喜剧的作者，变成了一个恐怖的夜行狂魔，每一个醒着的小时都在贬低某个外乡青年（provincial teenager）的外表。更糟的是，他似乎认为这样做使他成为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更糟糕的是，一些女性主义者似乎在纵容他的这一妄想——不过值得称赞的是，凯瑟琳·斯托克拒绝这样做。

不过，虽然这些书都很有戏剧性，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有点不公平了。《物质女孩》是一个反女性主义的小丑作品（gadfly），其绕过同行评议，谈论她并不真正理解的哲学家；《跨儿》是一位特别无趣的作者的一套不连贯的乏味论战，是三本书中最不可信的一本；而《为了女人的女性主义》则是一个反动保守的女性主义者的呐喊（cri de coeur）——在其最好的部分下，甚至对于那些不愿意为宾德尔更耸人听闻的残酷行为喝彩的读者来说，这本书也是真正激动人心的。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奇怪的联系： 宾德尔和斯托克都认为“性别”一词是被用来作为“性（sex）”的“礼貌”委婉说法，这是一个奇怪的想法；将朱迪斯·巴特勒当作酷儿女性主义和蕾丝边女性主义的替罪羊无处不在，尽管只有在《跨儿》中，人们才会怀疑这位哲学家的犹太人身份（Jewishness）可能是那本书作者关切的部分。令人担心的是，乔伊斯将“性别自我认同（gender self-identification）”的兴起归咎于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和其它“塑造了全球议程”的“富人”，这是一种在每日风暴网站（The Daily Stormer）中不显得突兀的措辞。乔伊斯这一说法的来源似乎是詹尼弗·比莱克（Jennifer Bilek），乔伊斯曾与她一起参加过活动，并在推特上发过推荐书目，她还写过一篇关于“为什么参与跨性别/超人类议程（transgender/transhumanist agenda）的男人中有这么多人是犹太人[原文如此]”的理论文章。乔伊斯否认自己是反犹太主义者，并威胁要对那些在《跨儿》中发现反犹太内容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全面披露：在得知海伦·乔伊斯为辩论活动选择的主持人发表了我认为是反犹太主义的文章后，我退出了原定与她的公开辩论）。

不过，这三本书的一个分歧点在于，跨女是否有可能以女人的身份过关。乔伊斯认为这种情况非常罕见：“很少有跨性/别者‘过关’成自己渴望的性（sex）”。当然，这需要引证。宾德尔，人们怀疑她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过一位变性人（transsexual）——也许这还是在凯特琳·詹纳（Caitlyn Jenner）被列入《Glamour》杂志“2015年度女人们”之前——她更关心的是什么“被认为是女性主义（passes for feminism）”，而不是谁过关成女人。在《物质女孩》中，跨女似乎经常可以过关，不过斯托克小心翼翼地指出，真正的后现代怪人似乎并不想这样做，“这与朱迪斯·巴特勒关于性别作为表演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如果她们可以过关，那么要将她们排除在公共场所之外，就需要一种方法来检查所有出现在庇护所、监狱、或乌莫贾项目（Umoja）中的女人。此外，人们还需要对自己所要检查的东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生殖器、染色体、和配子都有可能成为性别批判的圣杯（the holy gender-critical grail）。

从弗朗西斯·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至今，女性主义都有一个不同的、更好的答案：性别废除主义（gender abolitionism）。废除性别论者并不关心女人是什么，谁想成为女人，或者为什么成为；TA们反对一切法律上对男女的歧视。是的，这将意味着性别承认证书的终结，以及我们所认为理所当然存在的许多其它法律隔离因素的终结。但是，这会更好地反映科学家和女性主义者自 19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一直坚持的现实：“男人”和“女人”是根据性特征推论出来的，而这其中的一些特征发生了改变并且是可以改变的。性别（gender）是女人受压迫的方式（how）；性（sex）是父权制压迫女人的借口（excuse）。对于女性主义来说，现实——由存在于世界上的实在女人所共享的现实——确实很重要。对“女人”这一类别的形而上学定义真的真的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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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丝·拉弗里（Grace Lavery）是一位现居纽约的作家和学者。她的著作《古朴、精致： 维多利亚美学与日本这一概念（Quaint, Exquisite: Victorian Aesthetics and the Idea of Japa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荣获北美维多利亚研究协会（ North American Victorian Studies Association）的 NAVSA 年度最佳图书奖。她是一位著名学者和杰出的跨儿活动家，著有性别过渡回忆录（the transition memoir）《请，小姐（Please Miss）》（2022 年）和近期出版的《关于笔名、改编版本、以及其它跨儿方法的快感于功效（Pleasure and Efficacy: Of Pen Names, Cover Versions, and Other Trans Technique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