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芒对三岛由纪夫评论两篇

选自翻译家李芒的日本文学评论集《采玉集》，文中观点不代表本人观点，仅供友邻参考。

第二篇的论战文，应该还有自己的时代背景，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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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析三岛由纪夫的长篇小说《春雪》P258

三岛由纪夫的《忧国》（1961）流露出他法西斯激进派的反动思想。然而，《怒吼的海潮》（《潮骚》，1954）却描写了比较健康的故事。青年渔夫战惊涛、斗恶浪，为渔轮结上拉断的缆绳，博得老板的青睐，得以同其爱女喜结良缘，了却夙愿。这说明，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政治思想之间，既有一致性，也会有矛盾。三岛最后的四部曲长篇小说《丰饶之海》（1971）的第一部《春雪》（1967），也独树一帜。这部作品的背景是1912年，明治时代（1868 1911）刚刚过去。看来，作品对那个时代颇有非议。主人公松枝清显指着学习院刀术部的同学，表示“打心眼里”“蔑视他们”。原因之一是“那帮家伙”“疯狂地崇拜”乃木大将，还要“每天早晨都去打扫明治天皇亲手栽种的杨桐四周，而感到无上欣悦”。接着，他的好友本多繁邦就给那个时代做了结论：“在这个时代逝去以后”，立刻“就会明白它不过是一种错误思想”的反映。

所谓“这个时代”当然是指刚刚过去一年的明治时代。应该指出，它在实现日本现代化方面有所作为；然而它也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乃木大将又是这两次战争的参加者，特别是日俄战争，他担任了最高司令官。但是，《春雪》居然肯定那是“错误思想”的时代，并对明治天皇及其宠臣乃木大将的崇拜者采取蔑视和揶揄态度。可谓语出惊人，不同凡响。无怪日本评论家條田一士指出：《春雪》“探索的乃是向绝对挑战的严肃的形而上式的命题”。但是，他否认《春雪》是恋爱小说，却不无片面之嫌。本多就说：“战争年代已经随着明治时代结束了”，“青年人再也不会到战扬上获萃死工。然而，行动上的战争结束以后，密情上的战争年代接着开始了”。为这场“无形的战争特别挑选的年轻人”，清显“就是其中的一个”。千真万确，这部作品着重描写了松枝清显和绫仓聪子的爱情纠葛和悲剧结局。由于清显的骄矜任性和优柔寡断，而使他俩的结合失去良机。然而，他居然在聪子无奈只好遵从父母之命，与亲王之子定亲以后，又燃起对聪子的爱情之火，几度幽会，直至使她怀孕。这当然是亵渎皇族的大不敬之举。面对亲王这个绝对权威，双方家长只得让聪子躲到大阪去堕胎。殊不知聪子宁肯终生不嫁，而遁人空门；清显也因思念聪子，苦恼郁结而死：二人一同做了“无形战争”的光荣牺牲者。

关于清显和聪子的爱情，三岛写来可谓缠绵婉转，波澜起伏，跌宕有致，扣人心弦。自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以来，日本古典文学的美学特点，不外是本居宣长所谓的“感物兴 ”（物の ），而“感物”最深者莫过于爱情的缠绵。因此，文学以爱情为主题者，比比皆是。上自《源氏物语》作者紫式部，下至唯美派大作家谷崎润一郎、唯美派倾向很重的川端康成，以及艺术至上主义者三岛由纪夫，都是描写爱情的名手。原来唯美主义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经常在生活中搜寻美的对象和足以成为艺术题材的事物。应该指出，事实上他们很多时候找错了，往往把现实中的丑当做美（假如当做丑的典型加以塑造，又当别论），披上艺术的外衣，结果是其作品难以在思想倾向上成为经得起推敲的艺术。但也的确有时找对了，把现实中真正美的事物和艺术题材，加以攫取，使他们的唯美主义和艺术至上主义天才得到酣畅的发挥，于是一部惊人的艺术珍品就会展现在读者面前。诸如谷崎的《麒麟》和《细雪》，川端的《伊豆舞女》和《古都》，以及三岛的《怒吼的海潮》和《春雪》等，就都是恐挂在艺术长空的彩虹。总而言之，世界是复杂的，作家的思想和艺术也是复杂的。问题是充分认识这种复杂性，承认它，尊置起、谢物存找，去粗取稍，把愿想上和艺术上與正美好的乐西加以肯定，翻译出来，献给读者。

综观三岛由纪夫，一个彻头彻尾的勤王派反动作家，都对上自天皇，下至亲王。采取了大不敬的揶椅和冒渎态度，甚至绝口赞扬二•二六“事件及其发动者青年法西斯“英雄”，反对老一代法西斯当权派的武装政变，究其原因，无非是当时的法西斯阵营中，青老两代之间存在着“代沟”，以至在对外侵略的政策和个人婚姻等道德规范方面潜伏着严重的分歧，一遇时机即暴发出来，轻者造成类似清显和聪子的悲剧，重者酿出同室操戈的流血事件。

最后，应该把三岛由纪夫的生平简要地介绍一下。他1925年生于东京，是优秀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本名平冈公威，经过学习院高等科，1947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律系。从1941年开始小说创作，特点是纤细中蕴含着粗犷的艺术主义和唯美主义。战后，他发表作品很多，表现了各方面的才华。他惟一的致命行为，就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是一个“挫折”，而妄图复活军国主义，并因这一图谋未遂而剖腹自杀（1970年11月25日），我们只能对他的艺术天才表示惋惜而已。

1988年2月•北京

二、三岛由纪夫的反动言行不能翻案 P253

1995年是全世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全世界都隆重地举行各种纪念活动。就在这个时刻，日本《期日新闻）干8月1目却发表了中日美三国日本文学研究者为目本反动作家三岛由纪夫翻案的署名报道。

这篇报道是根据我国社会科学院两位研究人员对该报道作者的谈话，以欣慰的笔调撰写的，有根有据，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这篇报道的真实性。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篇报道的大标题：“中国举行三岛由纪夫国际研讨会”，“以国际的评价为背景，反动对待一转（以反动对待三岛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变）”。这个大标题，也是根据两位先生的谈话所加的。报道说某先生等“强调说，由于三岛独自发展了日本文学的传统，赢得了国际声誉，才得以实现评价的大转变。”《朝日新闻》的报道说，这一为三岛翻案的活动，受到了日本教授和美国日本文学研究者的支持与合作，以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资助。中日美三国日本文学研究者均将参加9月27日起在中国某大学举行的三天研讨会。报道还特别援引两位先生的谈话，说明“领导中国文艺政策的社会科学院干部“也将参加，显然是暗示此次翻案活动业已 得到社会科学院批准。然而，据悉似无此事。翻案活动的日本合作者更是大放厥词，胡说什么“入们从意识老态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议论的“时机已经来到了”。

大家知道，像三岛这样顽固反华、反共、反民主，为法西斯激进分于大唱赞敬的反动作家，不管他“在国际上“获得了生么商的“两背”，在中国十二亿中国人民面前，为他翻案，都是颠倒黑白，请理难容，注定是枉费心机的。据说，组织者策划的这次研讨会受到有关部门的制止，完全必要，这代表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凡还有一点点民族良心的人都会衷心拥护，任何对此发表不满言论，或再以“紧箍咒”加以污蔑，都必然要受到驳斥的。

那么，为什么说三岛是反动作家呢？只要认真地观察一下他的作品和言行，就会一清二楚。下面，就让我们略加阐述。

（一）三岛自称“集中了我的各种素质”的短篇小说《忧国》（1960），歌颂了日本“三•二六事件”的发动者。臭名昭著的“二•二六事件”，是一批激进的青年法西斯军官，不满老一代法西斯当权派的因循守旧，腐败无能，特别是在对外侵略方面的行动迟缓，而于1936年2月26日发动的武装政变。这批政变发动者杀死部分阁僚，试图夺取政权，结果是受到了当权派的镇压。“二•二六事件”发动者的反动嘴脸，清楚地表现在他们的《崛起趣意书》（宣言）中。他们疯狂地叫嚷：日本“同俄国（即前苏联）、中国、英国和美国正处于一触即发之势。祖宗之遗垂，即此神州，正堕人一掷破灭”之境地。因而“目前正是完成向万邦开显进展之秋”。所谓“开显”，乃是佛语，即开权显实之意，权者方便，显者真实，开方便之门以显真实，叫做开显。“向万邦开显”，不外是出入万邦，显示实力，即扩张侵略。事实上，此次事件确实使当权派受到冲击，翌年即提前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全面侵华的战争。日本岩波书店的《昭和史》（1959）说：“二•二六事件”“这个法西斯运动”，“推进了法西斯化”；受到镇压后，造反的“青年将校和民间右翼分子，已经从主角变成受役于••••当局的角色了”。《周刊读卖》（1968.2.28）也指出：“二，二六事件开辟了军部走向法西斯道路和日本堕入黑暗峡谷的时代”。这一切都雄辩地印证了“二•二六事件”的发动者，比之老法西斯分子的反动面目更加狰狞。

那么，三岛的《优国》又是怎样歌颂这批猖狂的青年法西斯分子呢？小说的男主人公武山信二中尉，埋怨亲密的战友们发动这次武装政变事前没有通知自己。事件发生后，他估计到镇压这群哥儿们的任务一定会派到自己头上，而他又“不愿”“指挥部下去袭击”战友。于是便剖腹自杀，以示“死谏”，并期待能够同即将受到诛杀的“英雄”们“相逢于冥途”。妻子也决心与丈夫同归于尽。作品盛赞这正是“烈夫烈妇的归宿”。三岛在1968年撰写的《关于二•二六事件》一文，还赞扬“二•二六事件永远美丽，它的精神值得镂刻在历史上”。

（二）三岛在《英灵之声》（1966）等作品中，将二战中死于侵略的士兵的鬼魂赞“英灵”。

（三）三岛在 1963年写作的话剧剧本《欢喜的琴》，歌颂日本警察的机智，污蔑共产党地下党员潜入目本企业，煽动日本员工反对政府。

（四）三岛在论文《文化防卫论》（1968）中，鼓吹修改宪法，恢复天皇的神格，重新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实行战前的独裁统治，以防止共产党利用议会民主“夺取政权”。

（五）著名日本文学研究家文洁若女士指出：三岛对日本战后的现实“十分不满”。他认为，日本投降是个“挫折”，照此下去，日本的文化及其传统“将从意识上遭到破坏”，“应考虑发动一次昭和维新”。于是他就在1967年、1968年两次率领三十多名右派学生前往自卫队受训，并以“三岛小队”为基础成立了由一百来名反共私家兵团组织的“盾会”，自任队长。最后于 1970年11月25日率领盾会的四名会员“占领”一处“自卫队总监室”，“向一千名自卫队队员发表演讲，攻击日本宪法”关于二战后“禁止日本重新武装的条款给日本人带来了耻辱”，试图煽动自卫队“哗变”。但因无人响应，他便按照日本传统方式“剖腹自杀”。

综观三岛的反动，既有言又有行，白纸黑字，昭然若揭。他在小说《忧国》中，描写 1936年主人公为抗拒镇压激进的法西斯“英雄”，初以死谏；1970年则更进一步在实际行动上又以死谏煽动自卫队哗变：两次死谏，都为的是贯彻自己的反动主张。

写到这里，我们没有忘记，1996年1月19日的《文艺报》发表了《三国学者座谈中日文学》的座谈会记录。这次座谈会，《文艺报》邀请了这次策划为三岛翻案的中日美三国学者座谈中国研究介绍日本文学的工作。席间，某先生先说，“经过多年的努力，对三岛的评价，从‘文革’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声音，变为现在的多种声音，并出版由我国学者（按：即指自己和某女士）撰著的三岛由纪夫传以及许多有关三岛美学，尤其是关于他的代表作《金阁寺》的美学论文，为我国的三岛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路”。某女士紧随其后，互相标榜说：“有两点成绩是不能忽视的，首先打破了过去的单一研究模式，采取了多学科立体交叉的研究模式，实践对三岛研究的多样化，其次重视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性根植于美学哲学”等等，“使三岛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综观上述发言，除了笔者以黑体标示的词句尚有待具体解释之外，居然自我赞扬自己的文章“打破了过去单一的研究模式”，“为我国的三岛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路”，使之“进人了新阶段”。果真如此的话，当然要为之举杯祝贺！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令人鼓舞。无论任何人，要在学术研究方面真正成为“开辟新路”，使之“进人新阶段”的学者，一则绝非轻而易举，必须虚心追求，刻苦努力；二则又非取巧可得，必须踏踏实实，树立良好学风。尤其重要的是，关于祖国和民族尊严的问题，绝对不能去讨好异邦右派，或迷信什么“国际评价”，这乃是做一个正派学者的起码的前提。只凭空洞的“美学哲学”和“多学科立体交叉的研究模式”，就从政治上为反动作家翻案，谋求在异邦和国内掀起轰动效应，难以服众，殊不可取，实为至明之理。

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大量屠杀中国人民，乃是我国有史以来受外国侵略时间最长、创伤最重的国耻，是凡忠于祖国的中华儿女都不会忘记这个惨痛的教训。因此，任何不忘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日本反动势力及其吹鼓手，不管是政客还是学者，我们都绝对不应为他们提供讲坛，因为这是关乎政治大局的大是大非问题。

笔者于 1995年秋看到《朝日新闻》的上述报道以后，出于忝任日本文学研究会会长的责任感，除立刻向有关部门反映之外，本应早日撰文予以驳正，只是由于殷切希望始作俑者的活动受到正当的限制以后能够有所醒悟，也就延宕下来了。但是，时至今日似乎依然未见有所改善，又思及其翻案活动等可能对一些不明真相的学者、作家和编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产生蒙蔽作用，而应予以澄清。加之，为参加“研讨会”而前来武汉的日本教授，回国后发表文章表示研讨会受到制止不能理解，大有讨个说法之势。《朝日新闻》等媒体也向中国学者试探对待三岛的真正态度。为此，发表此文以正视听，虽然迟了些，亡羊补牢犹为未晚。区区苦衷，谨祈鉴察。

1999年3月15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