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笔记】Allegories of Reading (Paul de Man, 1979): "Semiology and Rhetoric"（I）

在Allegories of Reading 中，保罗·德·曼指出想要发展一种基础的阅读理论，以解决现存的文本阐释问题，所用的方法就是deconstruction(解构)，但与七八十年代所盛行的、具有高度政治意味的“解构”不同，德·曼表示所使用的本词仅限于技术意义（technical）。本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对一系列作家（大多随机选择）的文本分析，并在分析中建构“修辞结构（rhetorical structure）”的理论；第二部分则通过对卢梭的文本分析，解构“比喻转化（tropological transformation）”（但这究竟是啥我还不清楚）。

"Semiology and Rhetoric"为本书第一部分第一章，本章中，德·曼以叶芝的“在学生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部《在斯万家那边（Swann's Way）》中的选段为例，展示了对文学文本的解构主义符号学操作。在进入其中心观点之前，本文生发的文学批评历史语境以及有几个关键概念需要阐明。

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新批评（new criticism）”的兴起，文学批评进入理论时代。新批评派不仅如同旋风一般席卷了整个欧美文学批评界，更是为文学批评打下了背景色，自此半个世纪，文学批评理论无论是发展还是逆反，都是建立在新批评的话语基础上了。新批评派延续自俄国形式主义，主张以文本自身——或称文学的“形式”为研究对象，拒绝作者、文化、历史等文本之外的因素，该流派著名的批评家包括俄国的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有赖于文学独特的语言特征），剑桥学派的利维斯、理查兹（著有《文学批评原理》、《实用批评》等极具实操性的文本批评演示作品），美国的兰瑟姆、泰特、布鲁克斯等人。然而20世纪60年代之后，主张纯审美路线的新批评开始走下坡路，逐渐成为陈词滥调，文学批评开始思考文本之外的因素对意义生成的影响，到了七八十年代，新批评已经成为“落坡凤凰”，正如德·曼在本书中所说，人们似乎觉得文本之内的问题已经被解决完了，于是都走向了文本的外部指涉，包括作者、读者、文本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等。正是在这时，德·曼提出了质疑：通过新批评的阅读方式，文本之内真的没有问题了吗？文本自身的意义真的可以被阐释完吗？

对于这个问题，德·曼的基本认识立场便是：文本不是恒定、因而可以被穷尽的指涉系统，且一切针对文学形式的阐释都会有所欠缺（reductive）。也就是说，文本的意义永远留有空白，文本是可以被无穷阐释的。但在阐释这个观点之前，德·曼首先质疑了“文本内/外”这个二元对立的划分。传统意义上讲，文本之内就指文本自身，包括语言文字、语句结构等，文本之外则是文本所处的社会现实的一切。但德·曼认为，这个划分仿佛将文学简化成了一个盒子，内是内，外是外，然而事实上，内外是在不断交互的，并没有绝然界限。在后文中，德·曼援引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作为打通文本内外的理论基础。

此处稍作补充，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11年3月26日- 1960年2月8日)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德·曼对他所提出的grammar/rhetoric的理论支持。奥斯汀是英国语言哲学家，普通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的主要倡导者，以发展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而闻名，其代表作为《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简单来说，“言语行为”即指一个人通过言说不仅表达了信息，而且还进行了某种行为，言语行为大概可分三种：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语行为（illocutionary act）以及言后行为（perlocutionary acts）。语句（locution）是实际的话语的语音、语义等，语内表现（illocution）是在特定语境中的言语表达行为，如许诺、恐吓等，言后（perlocution）则是言语表达的效果、结果。

文字符号一旦被说出便具有了影响现实世界的力量，而修辞的基本目的恰恰是劝说（persuasion），因而比喻等修辞又怎么能说不是一种行事的语言呢？从这一角度来讲，文本内外之别也是不成立的。那么是否可以找到不那么二元对立的术语呢？

德·曼认为可以采用法国符号学（semiotics）研究中的grammatic/ rhetoric 这对概念。法国符号学以索绪尔的理论为基础，后者否定了能指（signifier，sign）和所指（signified，referent）之间的绑定关系，认为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是滑动的，一个能指符号并不指向意义，而仅仅指向另一个能指符号。因而由一系列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也不具有稳定的意义。将符号学运用到文学中，便产生了语法（grammar）和修辞（rhetoric）两个领域，前者规定了语言符号系统的横向规则（不同的符号承载着不同的功能，这些具有不同功能的符号根据特定的规则进行组合，从而形成共识性的表意），而后者则指文本的纵向替换（即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的词汇的替换），比喻（metaphor）就是典型例子。一般来说，grammar的目的便是消除文本的可能歧义，使文本意义趋于确定；rhetoric则由于替换词的多变而具有不确定性。德·曼在这一点上赞同雅各布森的说法，认为修辞性是文学的根本属性。然而，德·曼并不完全赞成由托多罗夫所提出的比喻的纵向替换（substitution）观点，他认为，比喻是一种特殊的“聚合”（具有潜在联系），换而言之，修辞也是有语法的。

这便引出了德·曼的根本观点，即语法的修辞化（rhetorization of grammar）、修辞的语法化（grammatization of rhetorics），合起来就是“rhetorical grammatization of semiology”（符号的修辞性语法化）。

这个拗口的组合是什么意思？请待下一篇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