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记】

张仲民：《理论很重要，但史料才是根本》，刘亚光采写，《新京报书评周刊》，2020年9月19日。

（刘）对于不同的学者类型，弗朗西斯·培根曾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比喻：蚂蚁、蜘蛛和蜜蜂。蚂蚁重在搜集、搬运经验材料，而蜘蛛则永不停歇地编织着自己的“理念之网”。而对历史研究来说，一个学者仅仅具有“蚂蚁”式的史料功夫或是“蜘蛛”式的理论储备，似乎都难以做出一流的作品。如果按照培根的比喻，最理想的历史学者应该是“蜜蜂”：搜集“原料”的功夫了得，也懂如何加工，能实现理论和历史的完美结合。然而对于研究者来说，现实往往不尽完美。理论如果运用得当，自然能点石成金，对解读史料大有裨益。但倘若使用不当，也可能“喧宾夺主”，出现对史料的过度解读问题。

（张）这些年学习下来，个人觉得或可以这样看待阅读史研究。把阅读史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就是关注书籍、报刊、图像等文类被阅读和接受的历史；广义来说，阅读史的研究对象就是关注文本发生、传播的历史、被受众如何接受使用的历史，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经常关注的是思想、文化、制度、事件等自身的情况是怎么样，却不太考察它们如何被大众接受、如何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又是如何被人们接受和表述的。

（张）而阅读史把“受众”放在更关键的位置，这种视角颇让我心有戚戚，后来自己的一些研究虽然没有用阅读史的名义呈现，但思路和方法都是一以贯之的——就是用传播的视角、接受的视角去分析问题，即关注所谓的“接受政治”问题，这让我对近代史的很多问题有一些新的理解。

（张）首先是，阅读史是欧美引领的一股学术潮流，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更好吸收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而不是自说自话或随意牵强附会，依然比较困难。此外，最重要的问题或难点在我看来，是阅读史研究所遇到的一个无法解决的“瓶颈”问题。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阅读史研究都存在一些障碍，就是受众通过阅读所引发的变化必须是有迹可循、有材料记载的，研究者对此进行研究又全部是建立在后设的立场和后天可以得到的材料基础上。

（张）然而事实上，从我们个人现实的经验来看，很多时候我们认知发生转变或剧变的时候，并非源于阅读外部世界的影响，却经常是发端于一些很偶然的突发异想或自省、顿悟、断裂。通常这样的瞬时变化是缺乏史料记载的，有时甚至当事者本人都不太清楚自己的这个转变过程。这就给阅读史研究带来了挑战，如果只根据常规的史料呈现于后设叙述，我们的确可以建立一套比较具有连续性的受众阅读、接受与使用的系谱，但这样一种再现显然忽略了史料不存在或无法呈现的那些情况。这个瓶颈或许可以运用一些理论介入来得到一定的弥补，而很多阅读史的研究者也的确喜欢使用理论来弥补史料不足的问题，但根本上讲我觉得这个障碍还是没法克服。

（张）一些理论的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理论”，基本上是西方传入的，在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时面临着比较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历史学者都比较喜欢用理论、用一些概念术语，研究近现代史的一些学者，尤其喜欢动辄把自己研究的个案同近（现）代化、传统、民族主义、社会转型、本土化、民族国家建构等大叙述结合起来，而不去探讨这些概念或理论本身的适用性，以及它们同自己具体研究的个案、所使用史料的契合度。这就导致现在很多历史研究选题看起来丰富多彩，但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或研究旨趣大同小异，是在为理论或某些研究做注脚，难免陷入低水平重复或同质化的泥潭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如不用理论，不如将功夫更多花在史料的收集、解读和表述方面。

（张）简言之，理论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史料才是根本，只有充分掌握了史料，我们才有更好与理论对话的基础。盲目的“理论饥渴”或理论滥用，造成的问题比不用理论大得多了，这样的前车之鉴太多了。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这些理论和概念被一些汉学家运用于研究中国明清史特别是近代史之中，很多国内研究者也跟风而上。如今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初曾红极一时的此类研究现在几乎不再有人看，被认为大有问题了。当我们占有了大量史料之后，就会发现很多类似的时髦理论化选题本身其实大有问题，很难做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