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韩国历史中的“狂妄”和“自卑”（朝鲜如何从小弟一步步蜕变成YY的小弟）
作者： 汗八里文艺之声
2021-03-17 10:14:17发布于北京历史领域创作者
一直以来，古代朝鲜就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元朝以后，成为了中华正统秩序下藩属国中的典范。
不过，从明朝开始，双方的民间交往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文化交流的频率也逐步走低。尤其是进入19世纪80年代后期，双方可谓渐行渐远，朝鲜（韩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也日趋负面。到了今天，中韩两国在一些历史及文化领域的问题上，频繁出现了“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认知鸿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对朝鲜（韩国）人的“中国观”按照时间线进行了简单梳理，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1）“北伐论”与北方领土意识的萌芽
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前，朝鲜一直是中原王朝的藩属国之一。在明朝，朝鲜积极从中国输入文化，对“华夷之辨”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对于勃兴于东北的满洲（清），朝鲜一直视其为夷狄，即便八旗入关入主中原，也不承认其在中国的正统地位。
在明清易代的事实面前，朝鲜人对本国和中国的认识，均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首当其冲的，便是朝鲜人从对“清朝”的否定，渐渐演变为对“中原正统”的否定。尽管双方使节往来不断，但他们已不愿再从中国（清朝）输入文化，中国文化对朝鲜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弱。 这种“自大”的心理，不仅造成了普通朝鲜人对清朝（中国）的无知，也助长了他们对本国文化的“自尊意识”。
一些朝鲜士大夫已不再满足于“夷狄”的地位，开始以“中华”自居。朝鲜学者李种徽（1731—1797）认为，朝鲜自“箕子用夏变夷”之后即已成为华夏，尽管新罗和高丽虽然又沦为夷狄，但如同中国经“五胡乱华仍为中国”一样，并不损害其“东夏”地位。
还有一些朝鲜知识分子认为，出生在中国（清朝）是一种不幸，出生在朝鲜是一种幸运。金元行（1702—1772）认为：“人不为女子而为男子，不生于今之中原而生于我东，肢体完具而不病，耳目聪明而不塞，顶天立地好个身，岂可虚过了一生？须识得为人之道，行得为人之事，方是真个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感逐渐演变成了所谓的“大国意识”。如学者尹愭（1741—1826）认为，只有朝鲜“独保崇祯后日月，则其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
文化上的自大，已不能满足部分朝鲜人想成为“大国之民”的心理。受清朝入关前两次侵朝战争的刺激，他们开始关注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进而滋生出了“恢复旧疆”的强烈愿望，进而演变出了“北伐论”的观点。
这些疯狂的朝鲜士大夫认为，“恢复旧疆”的第一步，就是占有辽东。学者成海应（1760—1839）认为，朝鲜“北伐”时应水陆并进，水路在山东半岛登陆，直捣京津地区；陆路从辽东出发，攻击山海关。北伐成功后，可拥立明朝皇室后裔为帝，朝鲜退守东藩
尽管面对八旗骑兵时，朝鲜军队一击即溃，但并未打消士大夫们“北伐”的积极性
在清朝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双重打击而出现衰亡之象时，“北伐论”再一次死灰复燃，成为了朝鲜士大夫讨论的焦点之一。
朝鲜学者申箕善主张，北伐成功后拥立明朝皇室后裔，光复大明；另一个学者金平默则明确指出，如果朝鲜孝宗（1619—1659）当年北伐成功，将是“孝宗称帝，而非复兴明朝”，现在也是如此，“朝鲜人应该有此种觉悟，尽早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随着大韩帝国（1897—1910）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清朝为民国所取代，“北伐论”已然失去了存在意义。不过，韩国人对于中国的认识并没有改观，一直沿着老路快速发展了下去。在今天看来，一些观点“十分无语且可笑”。
当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胜后，韩国人希望自己在经过“十年的努力”后，成长为“富强的国家”。像日本一样打败中国（清朝），迫使中国（清朝）割让辽东和整个东北地区，赔偿八亿元。
日俄战争爆发前，朝鲜学者李沂希望日本“在控制东北地区后”，“将其划为三部分”，即“东部归日本，西部归中国，南部归韩国”。
2）启蒙运动与“北方史观”的兴起
1905年前后，“大韩帝国”为日本所控制。代表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韩国知识分子们，试图透过结社、舆论、出版、集会等手段，启发韩国民众的自立自强精神，加强民族团结意识，最终实现“独立自主”——这便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爱国启蒙运动”。
显而易见，历史学成为了启蒙思想家们启发民族主义精神的重要工具。以申采浩、朴殷植等为代表的民族史学家们，以北方高句丽政权为中心，重新构筑了韩国的历史体系，进而提出了“北方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对中国的认识。
首先，在领土问题上，他们渴望占有中国东北地区。申采浩强调，“韩民族得满洲（东北），韩民族则强盛；他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则劣退”，进而提出了“高句丽旧疆收复”论。
其次，为了唤起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他们大肆宣扬朝鲜（族）对中原（汉族）的侵略 “光荣史”。在他们的笔下，古朝鲜和高句丽被形容为“古罗马一般的大帝国”，匈奴、女真（满洲）、蒙古、鲜卑等北方民族，统统成为了韩国人的“同族”。
譬如在申采浩笔下：檀君是“征服英雄”，华夏是古朝鲜统治下的一部分，帝喾、帝尧、帝舜不过是古朝鲜五部的“长官”；在介绍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历史时，一直强调“三国”对中国的“侵略事迹”。如福建的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百济曾一度占领了中国的山东、浙江一带。
《三国遗事》认为，檀君是太阳神之子桓雄与熊女结合而生，在位1500年，后隐居阿斯达为山神，活到1908岁
曾多次到访中国，并向康有为等人学习过今文经学的李炳宪，观点更为夸张。他认为，伏羲兴起于长白山，伏羲、舜和女真都是朝鲜族，伏羲、舜、金、清的历史，是朝鲜族先后四次占据中原的历史。他进而得出结论，“满清不是夷狄，而是值得称颂的对象”，“若主之正，莫尚乎满清”。
为什么他们如此“肆无忌惮”地“再造历史”？原因很简单，已经沦为“被殖民者”的朝鲜民族，需要“伟大的历史”来维系自己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
一言概之，这些“再造史成果”，更像是“特殊时间、特殊背景下孕育出的特殊产物”。对于这些“观点”，只需一笑了之即可，没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辩驳。
3）对中国认识的变化
前面提到，认同“华夷之辩”的朝鲜知识分子们，视清朝为蛮夷并尊崇明朝，认同“理想中的中华文明”。可进入近代，强势的西方世界用大炮重新定义了“文明”的概念，中国和朝鲜都沦为了“半开化国家”，“华夷之辨”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面对着国家惨淡的境地，朝鲜的士大夫们认为，“中华文化”是导致朝鲜衰落的罪魁祸首，并受到了他们的强烈批判。
譬如中国（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朝鲜《独立新闻》就撰文指出，中国（清朝）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未能文明化”；儒学和中国古书，对中国和朝鲜两国而言，“都是有害的东西”。
爱国启蒙运动兴起后，申采浩等人对朝鲜人的“慕华思想”，进行了激烈地批判。譬如申采浩强调：
三国（高句丽、新罗、百济）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以中国为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收藏汉文书籍，读汉文书籍，导致韩国国粹被埋没，汉土风教夺去了韩国国魂，人民充满奴性，国家长期陷入奴隶境地。
诡异的是，他们在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还强调“中国的古代文化源自朝鲜文化”。
申采浩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东西”都来自朝鲜文化，只是到了秦汉以后，中国“狭隘的国粹主义”盛行，使得“尊尚朝鲜的学说”不能流传于世；学者李炳宪的观点更为“激进”，他认为，长白山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世界文明都起源于朝鲜族。
还有韩国学者论证出了“汉字的起源”。凤凰从东方君子国（朝鲜）衔来图纸，黄帝得到后依样制作了汉字，“中华万世的文明事业，总的来说不过是东方的一神鸟为其定了指针，开了运路而已”。
朝鲜学者在全面否定中国文化的同时，自然也会对中国民众进行否定。《独立新闻》曾发表文章批判中国人，“人民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为国献身之心，即使受人贱待也漠然不知，受人蔑视也毫无怨言。”
朝鲜近代政治家俞吉濬（1856年—1914），在甲午战争后“完全倒向了日本一边”，对中国人持非常苛刻的批评。他在1895年出使日本时，从伊藤博文口中得知“有中国百姓愿为日军提供劳役”后，连连感叹：
“若哉！人民之无自立之气如是哉！清国之民，自来若是，故汉人所谓四夷八蛮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国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顺受而君事之，自晋魏以来至于今日也。”
4）对“事大主义”的批判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叫邻”。所谓“事大”，即朝鲜的对华政策，其内涵包含了称臣、纳贡、尊崇中华文化、以藩属自居等内容。
到了近代，中朝双方朝贡制度中不平等、不符合近代习惯的礼仪制度与朝鲜日益增强的国家主权观念之间的冲突日渐突出。尤其是在朝鲜与西方各国签订通商条约以后，原有的朝贡体制出现了裂痕。
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被迫向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主权国家”。在朝鲜国内“庆祝独立”的同时，官方在第一时间就撤除了过去为迎接清朝敕使而特意修建的迎恩门，并将之改建为独立门。“不管怎么说，这肮脏、耻辱的（迎恩）门必须拆掉”。
与此同时，朝鲜知识分子们也开始向“事大主义”全面开火。实际上，对事大主义的批判，同样是启蒙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申采浩号召韩国人“做二十世纪的新国民，昭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
因此，在朝贡、册封制度中存在的礼仪层面上的不平等因素被无限扩大，甚至还出现不少带有文学色彩的描述。譬如朝贡制度被形容为“将本国的财宝献给中国，还要用金银财宝来招待中国敕使”的耻辱行为。
于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了。在强调韩国的独立性时，宗藩关系会被朝鲜士大夫们形容为“毫无实质意义的礼仪关系”；但在强调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压迫时，宗藩关系的不平等性又被形容得非常实际，一定程度上“殖民关系”无异。
一言概之，在朝鲜知识分子看来，朝鲜奉行的“事大主义”和中朝两国的“藩属关系”，是朝鲜的耻辱史。要想建立民族认同，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也要批判“事大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批判中国”也就顺理成章了。
5）日据时期的“排华”浪潮
在大韩帝国时期（1897—1910），中国在韩国新闻媒体中的形象，主要以“蔑视对象”为主。到了20世纪20—30年代，这种蔑视中国的情绪，在日据朝鲜已经非常普遍且强烈。
1928年，语言文学学家魏建功在京城（首尔）帝国大学担任汉语讲师期间，曾亲身目睹了朝鲜人对华侨的欺侮。朝鲜人见到华人就寻衅，故意碰打或嘲骂；华人在偏僻的胡同里走路，经常遭到群殴，被骂“妈啦格口”更是家常便饭。
对于朝鲜人“排华”的原因，魏建功认为，对于普通朝鲜百姓而言，主要是经济因素，因为中国人到朝鲜抢夺了朝鲜人的经济利益。
针对朝鲜人的“排华”行为，韩国诗人李相殷，做出了更为深入的分析。他认为，韩国人仇视华侨大部分原因在于韩国人自身。
他注意到，越是年轻的韩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侮蔑感情越是强烈，儿童见了华人还会唱起“支（中）那（国）人，清国奴，咪啦，咪啦”的侮蔑性儿歌。考虑到大部分朝鲜年轻人接受的是日式殖民教育，中国乃至中国人的形象，不可能是正面的。
李相殷进一步指出，韩国知识界在树立民族意识的过程中，对中朝关系历史的改造，是“排华思潮”的根本原因。
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朝鲜知识界只能通过文化运动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不过，通过研究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利益。因此，他们只能从古代中国有关的部分入手，将与中国有关的历史和文化关系进行改造，刺激国民的民族意识。
一言概之，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朝鲜人不敢将怨恨发泄到日本人身上，因此只能将怨气发泄到华侨身上。
对于这一现象，日本倒是喜闻乐见。在日本人看来，批判中国不仅对日本无害，还可以冷却朝鲜对中国的感情，因此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鲜年轻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嫌恶和蔑视心理日益加深。即便在今天，不少韩国人依然对中国充满了偏见。
6）“在野史学”的历史观
在韩国史学界，存在一个有着很强社会影响力的分支，即“在野史学”。所谓“在野史学者”，指非科班（在大学历史学系或正规历史研究机构任职）出身，从事历史研究和教育的民间学者。
日本战败以后，以李丙焘（1896—1989）、申奭镐（1904—1981）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者”，尽管在韩国史学界处于主导地位；但在韩国民间，已经涌现出了以崔栋（1896—1973）、文定昌（1899—1980）、李裕岦（1907—1986）等为代表的非科班出身的“民族主义史学者”。
实际上，在日据时期，他们的活动就比较活跃。日本战败后，这些人开始深入研究韩国古代史，出版历史著作，甚至在首尔市立图书馆举办免费民族史讲座，宣传他们的主张。1976年10月，文定昌、李裕岦等人组织“国史恢复协议会”，开始从事所谓“国史恢复运动”。
这些“在野史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集中在韩国上古史，尤其是檀君和檀君朝鲜方面。他们所依据的主要史料来自《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书。实际上，将《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书“是否可以看作信史”，是正统史学和在野史学的分水岭。
以《桓檀古记》为例，据说为桂延寿于1911年所编。到了1949年，桂延寿将书稿交给弟子李裕岦，并嘱咐他到庚申年（1980）再将此书公诸于众。因此直到1979年，《桓檀古记》才得以影印出版。此书的作者究竟是谁，早已无从知晓。但可以肯定的是，本书的可信度有待商榷的。
《桓檀古记》分为三圣记、檀君世记、北夫余记和太白逸史四部分。其中，三圣记为假托新罗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著，不仅认为檀君朝鲜是真实存在的，还认为在檀君之前还有桓国（桓因）和神市（桓雄）两个时代，其观点为后来的很多在野史学者所接受。
韩国在野史学者的主要工作，就是证明檀君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文定昌认为，韩国本来拥有20多万卷史书，但大多数与有关檀君朝鲜古代史书籍，被日本殖民者销毁了。
在朴正熙政府的支持下，檀君和檀君朝鲜迅速成为了国民共识。即便是檀君朝鲜之前的桓国时代或神市时代，也是相信者居多，并认为它们合在一起组成了韩国史的“三圣朝时代”。凡是主张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都被在野史学者批判为“殖民史学者”。
一些在野史学者唉认为，自桓国时代开始，韩民族就建立了几乎统治着整个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也就是说，韩民族是世界文明的创始者，韩民族是世界人类的母体；更有甚者，称“韩民族的历史舞台在中国大陆”。
他们不仅相信“传说中”的桓国、倍达国和檀君朝鲜，曾经统治着中国大陆的全部或一部分，甚至认为马韩、弁韩、辰韩也在中国大陆，为“大陆三韩说”；或者认为高句丽、新罗、百济也都在中国大陆，是为“大陆三国说”；一些在野史学者认为，高丽、朝鲜也都曾在中国大陆，并提出了所谓“大陆高丽说”和“大陆朝鲜说”。
不少在野史学者相信，桓国和倍达国的疆域在中国大陆。有的认为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或东北地区，而有的认为在西部，后来逐渐迁移到中原地区；他们还认为，汉四郡并不在朝鲜半岛，而是位于辽宁省或河北省一带，从而推出古朝鲜的疆域也在中国大陆。
由林均泽主编的《韩国史》中，将“地图开疆”发挥到了极致。
在书中，百济不仅控制着整个朝鲜半岛，华北大部与西藏也被纳入进了版图。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在内的长江以南的大片区域，被纳入到了新罗版图。百济以北的大片领土，均成为了高句丽的领土。至于唐朝的疆域，仅局限在云南、四川的部分地区。
在描述高丽历史时，高丽疆域北起远东部分，南至云南，是“东亚版图最大的国家”。同期的北宋，只是个“统治着两广、福建、湖南等几个省的小国”，契丹（辽）的位置被“平移”到了大西北。
历史教科书的微妙变化
2009年，韩国拟定了新版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基准方案，进一步增加了关于“韩国正统性”的相关内容。
关于古代朝鲜的起源，教科书认为是“檀君建立的古代朝鲜”而非“箕子朝鲜”，还刻意淡化了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各方面影响，否认“曾是中原王朝藩属”的事实，“旨在突出韩国历史发展的独立性”。
在叙述高句丽历史时，教科书中如是写道：
“5世纪末，高句丽占有了包括朝鲜半岛和辽东在内的大片东北土地，作为东亚强国而名扬天下”。“宋朝、契丹（辽）、高丽成为各地域强大的统一王朝，主导了东亚世界，形成了多元的国际秩序”。
另外，诸如“古朝鲜的势力范围，曾以东北和韩半岛北部为中心”、“在东北地域产生了夫余和高丽”、“渤海国的建立，在我国历史上形成了统一的新罗和渤海分治的南北两国的形势”等有着极强争议性的内容，可谓比比皆是。
坦诚说，这种培养学生民族自豪感的做法，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滋生，起到了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文化层面来说，不仅有“韩民族汉字创制说”，甚至还有学者认为，“汉字起源于古朝鲜发明的神志鹿图篆字”。在他们眼中，韩国是世界四大古文明的“总发源地”，桓国曾统治着以天山为中心的欧亚大陆：
一支向西迁移，创造了古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一支向西南迁移，创造了古印度文明；一支向东南迁移，创造了黄河文明；一支向东迁移，建立了桓雄的倍达国；还有一支向东北方向迁移，最后到了美洲。
在野史学家李重宰认为：韩民族是人类祖先“三苗族”的后裔，中国的三皇五帝都是韩民族的祖先，周也是韩民族的国家，韩国历史上的“三国”，就是周的封国晋分裂而成的韩、魏、赵三国；
在野史学家金珊瑚则认为：伏羲、少典、九黎、青丘（蚩尤天皇）、殷、鲜卑、燕、契丹（辽）、金、蒙古、大清帝国，都是韩民族征服中国后建立的、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国家；他还认为，黄帝是蚩尤天皇时的官名，轩辕为反抗倍达韩国的殖民统治而发动战争，结果被蚩尤天皇所打败，蚩尤天皇任命轩辕为黄帝，相当于诸侯。
总而言之，在野史学者的重要宗旨，就是通过改写韩国历史，消除一般韩国人脑海中“朝鲜曾为中国藩属”的历史记忆和“日本殖民史观的流毒”，并且宣传“主流的韩国历史”是“中国和日本隐瞒、歪曲和捏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韩国人对中国乃至日本的认识，都发生了比较“跑偏”的变化。
实际上，无论是以申采浩等代表的活动家, 还是当下活跃的在野史学者, 都想试图通过“改写历史”来塑造朝鲜（韩）族的民族形象，进而提升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
鉴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前者可以得到大多数旁观者的理解（哪怕不认同），但后者除了有哗众取宠之嫌以外，毫无意义和价值。毕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倘若还拿“我的祖宗有多阔”来弘扬民族自信，确实蛮让人一言难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