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互联网八年“抗战史” | 三十之辈12
1995年，中国出现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
1998年，腾讯（Tencent）成立；1999年，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成立；2000年，中关村里百度（Baidu）起家。
短短五年时间，互联网三巨头BAT集结完毕，在21世纪初，主导了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后续出现的一系列大型互联网公司，如京东、字节、小米、美团等，均被冠以“互联网大厂”称号。
互联网行业的蓬勃红利，让进入大厂工作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向往。计算机专业一度炙手可热，产品经理、运营等岗位突破文理分界地让人耳熟能详。获得大厂工作，意味着可观薪水、镀金的职业履历，乃至百万年薪、财务自由的可能未来。
2015年，杨佳成为了互联网大厂里的一员。八年间，她先后经历了三份互联网工作，均是在知名互联网企业，有的还经历了企业的早年初创期。当我问她，算不算吃到互联网红利的那波人时，她说自己并不算。
当一波人趁着互联网红利走向财务自由的时候，还有一些人更多地是沉浮于这股浪潮里，想努力地维持住自己的生活。
一 从一个月到四天
我研究生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北京一家市场调研公司，客户主要来自传统快消领域。当我看着领导奔走客户间、斡旋酒桌上的时候，我不想自己十年后也变成这样。
我一直喜欢新东西，对于新事物的嗅觉比较敏感。找第二份工作时，我就转到了互联网方向。当时收到两个offer，一个是偏之前做过的用户调研，还有一个是做产品经理。跟随直觉，我选择了从未接触过的产品经理。
当时要去的X公司还是创业阶段，办公室租在一个并不洋气的大楼里。面试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和以往工作完全不一样的氛围。大家普遍都很年轻，思维活跃，节奏很快。当时的面试官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后面聊起来，TA说当时会有意加快问答节奏来考验我的反应速度。但凡我反应慢一点，就会被刷掉了。
面试时有个问题，大意是问一个项目的用户需求调研要多久。在前一份工作，从前期设计到执行到分析，我们往往需要一个月时间。当时我的回答是纯线上操作，把执行期压一压，数据分析再自动点，大概是四天。同事说，一旦我还是按以往模式去估计，面试一定通不过。
很快，我就投入到了互联网工作的快节奏里。
一开始我住得离公司很近，早上十点上班。但其实到公司前，就已经要在手机上处理各种消息了。白天一般是各种会，几乎约满。
一些是和自己项目相关的会，比如和算法、运营等其他部门同事沟通。还有一些是相关度不大，但你必须到场的，免得到时有事说不清，可能人家开会埋了个雷在那，或者拍板之后想改也改不了。大家每人抱着电脑过去坐着，轮到你负责的部分时，就专门听一下。
总之就是会不停地有人找你，不停地要去开会，差不多晚八点之后才有能让自己专注下来的时间。加班不是说要做给领导看，或是效率拖延，而是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做不完。
当时我感觉我在习惯性加班。因为住得近，吃过晚饭会在公司再工作一会儿，这时很少有人来打扰了，一般会待到晚上十点以后。回去的话刷刷手机就睡了，也没什么精力去看书或做别的事情。
当你看到自己的项目或策略起效，数据反馈良好的时候，还是会有成就感的。互联网的快在于要不断验证，然后迭代、优化。有互联网公司进入的行业大概率都会被带得卷起来。
我有位从互联网转去外企的同事，TA说外企节奏太慢了，每天19点就下班了。TA想回到互联网的高密人才环境里。慢下来，怕自己会被淘汰。
二 快速迭代里被优化的“数据”
那位去了外企的同事是被裁员的。我经历过两次被裁。其中一次是变相裁员。
当时在X公司，我们是每半年制定一次OKR（英特尔创始人发明的管理工具，2014年传入中国后被大厂广泛采用，用于明确目标和每个目标达成的可衡量的关键结果）。我们会根据领导给到的目标，列好各自OKR。大部分情况都会列得偏理想化一些，实际并不能全部完成，往往只能把其中重要部分给推完。以往，这并不会影响到绩效考核。
在X公司工作了一年半多，有一天，领导叫我到办公室，TA给了我一个低绩效考核结果。TA说我最近状态不好，产出偏低，OKR没有全部达标。我想着，之前不都是可以的么，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
更让我愤懑的是，价值观打分也是低分。一般我们在360度环评时，很少会给同事打低分，而我当时和团队其他成员的关系都还不错。领导给的价值观低分简直让我觉得士可杀不可辱。
沟通半天，领导丢来一句，你去和HR说吧。HR“厉害”的地方在于TA不会和你纠结实际业务。TA对着我问，你觉得自己做得不错，那你怎么证明你完成得还是不错的？和行业内最优秀的其他人比呢？你给自己打多少分？总之就是从你的职责、作风上进行一系列贬低。
我的最终决定是，我宁愿离职也不愿接受这份绩效考核。最后公司给到的结果是，下个月我可以不来上班，但工资和社保照给，等于给了一个月的补偿。当时，我们有一批人都是这样离职的。其实照理应该有一个N+1的裁员补偿，但我们那时也不懂，它等于是变相裁员了。
在公司扩张迭代的过程里，我们成了被优化掉的部分。这次经历对我的打击在当时还是挺大的，一个人在卫生间偷偷哭过。难受了挺久。
第二次被裁是在上海一家互联网独角兽企业Y公司。虽然规模上不算大厂，但其实工作模式和氛围都很大厂。
当时我的工作走入了瓶颈，领导想要看到的是项目更好的样子，但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样是更好的。和以往不同，它没有一个既定目标让你去找路线迭代，它是一个开放性探索。我没办法很快做出可以看见的成绩。
虽然有过第一次经历，这次的“被优化”依然让我颇觉意外，难以接受。2022年，当时还在疫情期，全城被封。在家没几天，我就被确诊感染，然后被送往FC。第二次被裁的感受和紧随其后的FC经历糅合在了一起。
当时的厕所是像音乐节那种简易搭建的，没专人打扫，很多“遗留物”也没被冲掉，纸张满地乱扔。每次想上厕所时，我都很紧张抗拒。
我本硕是心理学专业的，知道“具身认知”的概念，人在某个环境里的生理感受会影响到TA的心理状态。面对脏乱的厕所环境，我当时产生了很严重的自我怀疑，觉得自己是不好的，觉得是我做错了什么，才要到这个地方受这种罪。
所幸后来增加了工作人员，环境得以改善。一周后，我也痊愈出来了。不过内心的创伤并没有那么快痊愈。
后一份工作，我又回到了北京，去了一家知名互联网企业Z公司。猎头和对方的HR都说，Z公司的节奏比较慢，不太卷，一般19点就能下班。这点比较吸引我，经过两份快节奏的工作，我想找一个在互联网里可以躺平的位置。
另外，当时也有一种受害者心态，觉得之前吃了很多苦头。这份offer给到的薪水我很满意，满足了我要“把之前失去的都拿回来”的心愿。高职位、高薪水，它让我觉得自己的价值被看见了，受到了认可。
然而事实证明，在互联网躺平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该要处理的事一个也不会少，还会有别的糟心事。高薪职位背后可能是迎接着你的火坑。相对整体行业而言，Z公司的研发资源偏少，我的项目在优先级上一直排不上档期。双方期望值的不匹配让这份工作停止在了试用期。
2023年六七月到现在，这大半年来我是GAP状态。有点像回到高三毕业的那个暑假，脱离了外在压力，去处也还未知，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阶段。
过完龙年春节，很快就是我35岁阳历生日。其实和你聊我的30岁，内心会有种忐忑。目前，我没结婚也没工作，在传统的社会评价里，这是一种挺尴尬的状态。
三 早早于35岁开始的焦虑
35岁，在互联网行业是一个年龄分水岭。我会有年龄焦虑，但其实我的焦虑早在还没毕业时就开始了。
小学时，我经常看一本动漫杂志叫《漫友》。那里的编辑能接触到最新的日漫资讯，然后给读者做优质内容推荐。他们也会写自己的生活故事，和小读者们聊人生聊理想。我非常喜欢这本杂志的内容和氛围，觉得编辑们的生活很酷，感觉找到了人生目标，并想为此努力。
小学四五年级，有天放学回家，我满怀欣喜地和妈妈分享我的人生理想，我说长大后我要做一名杂志编辑。结果妈妈哈哈大笑，她说我没出息，梦想居然是这件事情。就像一团火立马被浇了一盆冷水，当下我便沉默了。
可能我妈当时就觉得好笑，但她的话确实伤害了我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和亲密的人袒露自己喜欢的事情，却迎来嘲笑。对弱小的孩子来说，TA更想寻求来自权威的认同感。而爸爸妈妈是小朋友眼里的最大权威。
大概是受这次经历影响，我几乎不和人聊自己心里喜欢的事情，深处的东西都不太想说了，隐隐会怕被嘲笑，怕被说不切实际。对于喜欢的东西也不太敢尝试了。
大学的心理学专业是志愿调剂的结果，读下来后，我发现自己还是挺喜欢的。原本我已准备去北师大继续深造心理学，但期间出现了一场意外。老家有位姐姐家里发生了性质严重的亲人谋杀案，我爸爸觉得我是读心理学的，加上面子原因，他硬是要我去给这位姐姐做心理疗愈。
这其实是一个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个案了，哪怕对高资历的咨询师来说，接这种个案也是一个挑战。而当时的我没有任何咨询经验，也没有做任何心理防护就硬着头皮去了。聊到最后，我和姐姐两人抱头痛哭。
这次给别人做的“心理疗愈”，给我自己带来了很大冲击力，导致我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再走心理学这条路。
中间我也参与过电视台纪录片组的实习。研究生在台湾交流期间，放飞自我地去了课外各种展览、做学校艺文中心电影组志愿者，完全跟着自己的兴趣走。这也想做，那也想尝试。那段时间过得特别开心。
（从交流的学校可以看到台北101/杨佳供图）
（交流期间看的乐高展/杨佳供图）
然而交流回来，面对具体择业，对于以后要做什么，我却变得越来越焦虑。我在台湾做了很多感兴趣的事情，但我也怕真的当成职业去做以后，那份兴趣又会消失，或者兴趣和实际体验到的是两个样子。比如像我小时候的媒体梦，大学时我其实选过双学位的新闻学课，但接触后，发现课程大多是在讲新闻史一类理论，和我的期待并不相符。
我什么也不敢尝试，只觉得焦虑越来越浓，而这又加大了压力，让我越加动弹不得，只能想着先完成毕业论文。现在回想，其实当时也是可以有解法的，比如找学长学姐多聊聊，或者找一个长期来看相对不错的方向先尝试。但我那时从未和别人聊过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
后来在Y公司那次，我在项目开放探索里的裹足不前，有点像回到了毕业前的状态。当焦虑感过于浓郁，它就会压制住我的思考和行动，哪怕你面前是无限的可能性。你会很慌，有很大的不确定感，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觉得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很害怕。
工作后，焦虑依然在，只是焦虑的对象变了。在北京做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就想着一定要靠自己在北京买房。
家里爸妈并没有直接给到什么要求或压力，但你能感觉得到。比如我妈会在聊天里提起谁谁谁在哪工作，赚了多少多少钱，你看谁的小孩很有本事之类的。他们心里边在想什么其实还是挺明显的。
当你自己的力量还很薄弱，也没能力去追求活出自我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内化家人的期待，因为它好像很安全，同时它也是对父母的一种交代。这种期待下衍生出的焦虑感就是，我要很努力，我要出人头地。2014年第一份工作，我的税后月薪不到五千，去掉房租，也就剩下三千来块。而当时北京的平均房价是两三万一平米。
当时在英国留学的朋友来北京聚会，我们一起去看了展，然后吃了一次下午茶。那个下午茶人均花费要两百来块，表面若无其事的我，实际心在滴血…后来有次我回翻到了当时看展的合影，突然发现当年脸上的焦虑和紧绷真的是肉眼可见，满脸写着“钱赚少了”的哀怨。
在X公司时，这种焦虑一度慢慢累积。2016年，我当时去医院做了检测，发现是中度抑郁状态。医生给开了药片。吃了药后，你会发现自己处于无欲无求的状态了。不会太负面，也不会太正面，好像被一个阀门控制着。
2017年被裁那会儿，刚好是在减药的过程里，那个情绪一下子反弹得特别厉害。那个阶段我大概八九点就下班了，走得比以前早，周报上的产出也相应少了些。这些表现也让当时的领导觉得我状态不太好。
后来和同事聊起我吃药的事情，他们都觉得很惊讶，一点也看不出我的情绪变化。我的焦虑情绪很少有外在流露。而其实，当时我已经陷入了深深的自我否定。
第一次在X公司被裁的时候，我便发现公司的评价体系在深刻影响着我对自己的价值看待。
四 被入侵的自我价值
我有一位互联网界的年轻同事，95年的TA非常想升职加薪，特别急。在微信群聊的时候，我就问TA你在急什么，TA说这是一种对自己的认可，想证明自己。我问了TA几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证明自己，谁让你证明自己，你要向谁证明自己。
我其实想委婉表达的是，想升职加薪是正常的，但如果是非常急地想这件事，那这份动机里多少掺杂了一些其他东西。
过去几年，我也是一个十分看重薪资高低的人。如果对方给到的薪水很少，我会觉得你是不是看不起我。而如果对方能给到比较满意的薪水，我会觉得你看到了我的优点。一旦在公司长时间没有得到升职加薪，拿到的钱又比较少，我就会焦虑，觉得是不是自己这人不够好。
薪资职位，包括绩效高低，它们都和我的自我价值直接挂钩。当在X公司第一次被打低绩效，除了意外惊讶，还有自身价值被彻底否定的冲击力。
有意思的是，上学时，我的一门选修课论文也曾被老师打过低分。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觉得自己不好，而是觉得是老师有问题…这和职场里是完全不同的反应。
上学时，我的成绩一向很好。也就是说，我的表现和分数评价体系是相顺的，就算中间哪次考差了，我做个调整马上就能看到提升效果。低分数并没有影响到我对自己的认同感。
工作后，好像慢慢地我就把自我价值和公司的评价体系挂上钩了。而这次，我并不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当我的表现并没有获得当下评价体系的认可时，我发现内心对自己的认同感里出现了很大裂缝。
其实，我骨子里并不认可大厂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评价体系，挺粗暴的。我更看重的，是能够活出自我，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但现实里我并没有勇气和能力去实现这个追求。
等于说我已经牺牲了自己的真正想要，来这里好好赚钱和工作了，但结果我连这件按部就班的事都做不好。当领导在我面前拿出低绩效考核时，有愤懑有受辱，也有一股对自我的羞耻，对自己的怨恨。
面对低评价，如果再重来一遍，我想我会加强和领导的想法沟通。在互联网企业，我的领导并不算传统意义上的权威。TA会给到目标、协调工作，但我和TA之间本质还是同事关系，是双向的流动沟通，而不是单向的一言堂。只是在前几份工作中，我并没能这样自如地去看待和处理与领导的关系。
就像小时候在家里寻求父母的无条件接纳一样，职场的领导成了潜意识中这份“权威”角色的延续。我顺从地接受领导的任务安排，尽量听话，很少主动直接表达内心想法，只想着努力去完成领导要求，然后争取在TA那获得好评价，赢得“权威”的认可。
后来我慢慢明白，无条件接纳是没办法他求的，只有自己才能无条件接纳自己。
五 和互联网对抗的个体们
虽然我在互联网领域工作了七八年，也算是大厂出来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吃到了互联网红利。我身边很多人都是抱着挣快钱的心态进来的，想着赶快升职加薪，奔向财务自由，然后提前退休。我有一位大厂离职的同事，已经在环游世界了。
有些人就是会比较适应大厂的快和卷，最后拿到了百万年薪或期权之类。之前一些互联网企业决定改大小周为双休时，我听到同事的第一反应不是觉得开心，而是焦虑“钱要少了”。
那些吃到红利的人的背后，其实也是拿代价交换的。因为这个行业很消耗人。大家都说工作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开心的人。很多人赚到钱了，但其实做得也并不开心。互联网里的人，一方面依赖这行业赌博式的红利，另一方面又在工作的消耗中艰难对抗着。
我刚开始做互联网的工作，就感觉到它对我生活边界的迅猛侵蚀，从生活作息到心理状态。一开始我住得离X公司很近，每天晚上十点后下班，几乎没有自己的业余时间。在互联网工作久了的人，一边会对工作的入侵状态渐感麻木，一边也会慢慢去找自己的对抗方式。
我当时做出的调整是搬家。我有意搬到一处离X公司远些的地方，用更远的通勤距离来强迫自己早一点下班。搬去的房子在一处胡同里，路上会看到大爷大妈遛狗蹲鸟，会听到树上清晰的鸟叫，还有小猫跑来跑去。每天散步的时候，你会感受到工作之外的实在烟火气。是难得的安静时光。
我周围很多朋友，都是工作几年后，有了自己的调节方式。比如有人中午去运动，有人强迫自己睡前做瑜伽早睡，还有人下班去夜跑之类。在侵蚀感的工作面前，每个人的本能都是想自救的。我有个同事很有意思，TA写过一篇文章，用约会对抗996，见到有趣的人就聊，然后约着吃饭或喝酒之类，以此来调剂大厂生活。
就这样调剂再消耗，调剂再消耗。
你会发现互联网里的每个人都是很忙的样子，或者说它会营造出一种你很忙的感觉，让你有一种产出很多的假象。尤其在DAU日活跃用户在上亿量级的APP产品工作时，你会有种错觉，就是自己真的在做很了不起的事情。但实际上，这里边有多少是由你自己的价值带来的？这份看起来的成就感又是你拿什么东西交换来的呢？
我经历过初创互联网企业走向规模扩张的过程。可能一开始你做的事情真的能影响到公司，但随着业务、人员的扩大，你会发现自己和公司越来越没有关联。它不断地分工细化，比如有数据产品经理、策略产品经理，还有平台产品经理…而要优化的数据指标也越来越微观。你明白这些数据的含义，但你不明白做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
分工细化的结果是，你在大厂里有价值，但你跳出来后很难有价值。我现在想做的，就是找回我作为独立个体的自我价值感。
最近我有在断断续续接受面试。一个是T公司海外业务部的。这个面试我能深刻感受到互联网对我的吸引点在哪。它的薪水不错，同时我还有机会去到海外，会是一段很有意思且很光鲜的经历。面试官带着熟悉的大厂风格，精英化、强理性、反应敏捷，那种很追求效率的聪明。我不知道TA是原本就这样，还是在大厂思维里被规训出来的。
面试完的那天晚上，我有点纠结。这份工作有它的吸引点，但同时我也意识到，我和强理性的面试官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还保留有我的直觉感知。哪怕领着高薪，我担心做着做着，又会陷入意义感的缺失。有人会说你不要在工作里找什么意义，但我觉得作为一个长期工作来看的话，我很难不给它一个意义。
不过，和之前的职场状态不一样的是，现在我不会再将薪水等来自公司的评价体系挂钩于自我价值。我看清的一点是，薪水只是公司为这个职位开出的价码，它关联的是你在这个岗位要做的事情，以及职位所能创造的价值。它和你的自我价值可以是分开的两件事。
几天前我刚经历了一次面试被拒，这件事现在倒也没有引起自我贬低了，好像我能更坦然和客观地面对外界评价了。不是我不好，而是我们并不适配。
我想这大概归因于我对自己的慢慢接纳吧。一方面经历了很多事情，另外，我在2018年开始了心理咨询，作为来访者。这些过程里，慢慢地你会增加对自己的了解，然后某一天你突然觉得好像一下子比以前要想通一些了。
2015年时我读到一本书叫《当下的力量》，作者说他现在拥有的就是最好的。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当下的我是最好的，明明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没有钱也买不起房，怎么可能是最好的呢？八年后的现在，我大概懂他的意思了。
之前想得比较多的是我没什么，现在，会越来越多地看到自己好的这方面了。
六 承上启下的新生
我也在尝试找回自己喜欢的事情。
GAP阶段，我找到了一份在财经媒体的实习，目前是兼职状态。尝试中，有了对自己兴趣点的新发现，就是比起做纯观察类的表达，我更喜欢做能带来具体影响的实际事务。
和我的咨询师，还有心理学专业的朋友们聊过后，我看到了自己当初受挫的心理咨询尝试到底发了什么，这份创伤也在慢慢平复。之后，我打算以副业方式回到心理学领域。和互联网的青春饭不一样，心理学会随时间累积起能力和资历，它的进度会很慢，但让我有安定感。
当然，我还是想赚钱，但不想像在互联网里那样特别消耗地去赚快钱，我希望有一个领域能让我更长线地去付出，然后相应获得一些回报。
所以目前没有计划要回到互联网企业，我想继续追随我对新鲜事物和实际事务的兴趣，未来打算去科技类公司。之前一直在和数据、策略、机器打交道，我想回到和人的接触。
毕业前开始的焦虑一直都在，只是会以不同程度、不同面貌出现。这么多年了，感觉它像相处久了的一位老朋友。我知道自己焦虑的时候会有什么表现，也知道怎么去应对和缓解了。这也是为什么，之前从来不会和别人聊这些的我，会开口分享了。
虽然接近35岁，没结婚也没工作，但我很想用两个比较俗的字来形容现在的状态，那就是“新生”。
【访后记】
我从未去过大厂，和杨佳几次合起来近9小时的聊天，让我沉浸式地体验了一把大厂工作。当我问杨佳，你觉得互联网带走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时，杨佳说，她的第一反应是，她不想被互联网带走任何东西，她希望自己还是自己。这八年，是从入局到剥离的过程，是一个人和工作侵蚀感的八年“抗战”。
而其实八年之外，这份侵蚀感早在童年时就已开始。而职场之外，年龄、婚育、相貌、收入…这些都可以成为社会环境对一个个体的侵蚀入口。存在，即是被侵蚀。哪怕是拥有全A成绩单的优等生。
当我们没有真实的自我骨架支撑的时候，全A和全C的评价没有任何区别，它们都只是外界植入我们意识里的假体，让我们看似正常，实则内里空无，或是趋于残破。
接近35岁时，杨佳完成了一场属于她的自我保卫战。尽管这场战役还远未结束。对于你、我，皆是。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名和公司均为化名）
【三十之辈问答】
1、如果回去给二十岁的自己写信，你会想说些什么？
杨佳：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那么不安全。
2、你打算如何度过接下来还未过完的三十岁？
杨佳：再勇敢一些，尝试想做的事情并发展出适合自己的人生路径。
3、对四十岁有期待么？有的话是怎样的期待？
杨佳：蔡依林在演唱会上的话对我很触动，她说40岁“feel damn good！”我觉得也有被鼓励到，因为随着越来越了解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人生的感受会越来越好。
杨佳，89年生人
访谈发稿时34岁
王大安
场域活动孵化人 / 非虚构写字者
公众号：大安于隅
记录探索真实的自我和世界
凡真实的，必会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