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变化

写下这样的标题，源于我和武汉大学张杨波老师的关于我的新书的对谈。我说，我初中读《简爱》那些欧美文学名著，我读的时候会被那些女主人公坚强和对爱情的忠贞所感染。但是，到现在我再去品味这样的读物，我觉得那些作品终究是没办法逃离作家所生活的圈子，所生活的时代。

1813年的《傲慢与偏见》，1847年的《简爱》，1868年的《小妇人》，1891年的《德伯家的苔丝》等等，这一个时期关于女性的作品，虽然有他们的进步性，但是整体的价值观是很难突破她们生活的小乡村的。

整体事件的描述也依然是我或者我的姐妹们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到底应该嫁给谁？《傲慢与偏见》堪称大型玛丽苏戏剧，就是达西少爷一个富家少爷，为了追求一般家庭的伊丽莎白费劲心思。女主作天作地，骄傲的不行，男主毫无怨言帮女主家里打点各种钱。最后，他俩生活在了一起，伊丽莎白还不准达西少爷叫她“亲爱的”，说你如果特别高兴，可以叫我“达西夫人”。

其他几本书可以说，在整理故事的叙事脉络上，都跟《傲慢与偏见》有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女性大抵是为了嫁入一个好人家来完成阶级的稳定甚至跃迁。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跟当时的法律也有关系，当时的法律女性是不能继承财产的。她们想要获得稳定的生活，就必须去跟当地显赫的家族进行联姻。所以，当时的小说题材基本上也以此事为主要的书写脉络。

本质也与那些王子和公主的故事的内核，并无二异。依然是在期待另外一个男子的拯救，去以此获得美好的生活。也就是说，一位女性钢琴弹的再好，手工做的再无懈可击，如果她没有被一位男人领回家，她的个人就是没有价值的。不管是《小妇人》中或者简奥斯汀笔下的女性们，在书中更多的充当的是一个娱乐属性的角色，他们需要在晚会的时候穿好的衣裳，处心积虑的在晚会中优雅的跳舞，以及非常熟练的弹钢琴，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找到更好的归宿。作品中即使想要表达某种女性的先进性，试图冲撞世俗的牢笼在那个社会条件下也是非常局限的。

在同一个时期易卜生创作了《玩偶之家》，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讨论。一个被豢养的女子，突然女性自我意识觉醒，要逃离家庭牢笼的故事。

鲁迅看了易卜生《玩偶之家》发表了一篇为《娜拉出走怎样》的文章，说在那个时期，作者写了娜拉终于冲破了牢笼，离家出走。作者可没有写以后，出走以后呢，她作为一个女性，在当时当下是很难获得一份体面的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的。所以，即使这篇著作有极强的煽动性，使得当时中国社会的离婚率一度飙升。但是，鲁迅先生也清醒的说，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当时的社会根本容不下这样的女性。时间来到20世纪，我们终于能从另外一些文学作品中嗅到更为进步的气息。女性终于不再去等待“男性的审判”。在这个时期，伍尔夫在各个大学的演讲，集结成一本小书《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有翻译成《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书的开篇写的是虚拟了一个玛丽的女子在“牛桥大学”的经历。一群年轻的绅士踩踏着草坪，玛丽想跟着去的时候，却被告知女性是不可以踩踏草坪的。在这一段的描述中，我时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难道草坪是男性，女性踩踏完就会怀孕？而后玛丽又去图书馆借书，被告知女性是不可以借书的，如果要借书必须要在一位男性的陪同下。书中还分析了简奥斯汀的例子，说奥斯汀在被各种家庭琐事打扰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写作，实属不易。作者又分析了《简爱》的作者，说作者勃朗特生活不富裕，一年那么辛苦大概是300磅的收入，在经济上无法有更多的辗转腾挪。所以，勃朗特没有去过伦敦，也没有见识过真实的上层社会的生活。因此，在她的书中，你可以看到人性的变化，但是看不到人性的丰富性，人甚至是呆板刻板的，只有某一种维度的刻画。简爱是如何跟罗切斯特先生产生了对等，这种对等是简爱继承了遗产变得有钱了，而罗切斯特遭遇了火灾，又丑又矮，脾气还不好。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爱是平等的。

我大概初中的时候读简爱，虽然我折服于作者在书中对于自然景象的描写有诗歌一样的语言。但是，这种爱情的关系我其实是体会不了的。有多体会不了呢，我一度觉得小学时候读的元朝1295年左右的《西厢记》我还觉得人物的刻画和编纂要可爱些，至少是充满人味儿的。

所以，作者分析了很多的女性作者以及女性作者的写作的现状。她得出一个结论，说一个女性作者如果能冲破家庭的桎梏在写作上有一些建树，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就是需要一年至少有500磅的收入。第二，就是需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这种具象的要求，其实不难理解。无非是首先是物质的独立，带来可以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其实是精神的独立性，精神的独立和松弛才能创造出好的作品。

当然，这本书最厉害的点在于提出，真正优秀的大脑是雌雄同体的。

波伏娃在20世纪的中叶约1949年左右，书写了《第二性》。她在这本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女性不是先天形成的，她是后天逐渐形成的。我初读这句话的时候，我无法真实的理解这句话。等我接触这本书好几年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何为女性这个性别不是先天形成的，是后天养成的。我就想到我的小时候，我的堂弟就可以无条件的受到全家族的喜爱和夸赞，甚至是长辈们的偏爱。但是，到我这里，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可以对我进行一些贬低。即使到今天我越来越不喜欢参加家庭聚会或者拜访亲友，我骨子里某种被长辈称之为奇怪的自闭是哪里来的？想起来就是怕在大家繁杂的价值观中，这种琐碎的你一言我一语中徒增烦恼。

我有个女性朋友，活了快三十年了。有一天闲聊的过程中，突然说起，自己对于自己的脚的尺码一直活在某种自卑中。说小时候她奶奶说，她的脚太大了，作为女孩子非常不美观。但是实际上她170的个子也就是37码的脚。但是，她活在这种她奶奶碎碎念的自卑中活了快三十年。我想想我大概也在无数的场合被长辈们点评过外貌的不好看，但是这种规训，或者这种审美意识，实际上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因为，我不会因为我的什么二姨奶奶说我好看，而有变现。

有一部电影叫《花神咖啡店的情人们》，描述的就是萨特和波伏娃“open relationship”的故事。在整部电影中，我瞥见的是萨特的风流，到处沾花惹草和波伏娃的隐忍与包容，她时常是在某种挣扎和追求这种关系的自洽中的。因为，爱本身是具有独占性的，它是不能与人共享的。但是，在萨特这里爱就是可以与人共享且可以是多种形态的呈现的。且爱是无法证明的，当波伏娃越想证明萨特是爱自己的，其实就会陷入到某种无法自证的痛苦中去。去过法国的花神咖啡厅，想象着过往的历史上的大文豪们在此谈天说地，舞文弄墨。但是，波伏娃在和萨特的关系中是真正的快乐的嘛？我无从知晓。有一本书叫《成为波伏娃》，我一直觉得波伏娃之所以成为波伏娃其实是有某种痛苦，反思，挣扎在的。如中山大学裴逾新老师在出租车上对我的说：女性学者要敢于做一些抗争，不要被世俗淹没。

杜拉斯以自我的亲身经历在19世纪末年出版了《情人》。我一直觉得杜拉斯很妙，妙在我觉得她是有某种自恋的。大家都默认《情人》是写的她自己的故事，而这个故事的来源，是源于一副照片，这个照片并没有存在过。但是，在她的脑海中，这张照片应该存在于某种影像中即，她在西贡湄公河上坐船时的装束。她想象着她应该很美，带着男士的一顶冬款的礼帽，非常扎眼。略显陈旧的布满很多水钻的玛丽珍鞋，真丝质感的沙色连衣裙，包裹出她刚发育的身体，她依偎在船的甲板上，跟船上黄种人的造型格格不入。但是，在此刻她被一个中国男人注意到了。

非常多细节的表述，又不失某种语言的简练。特别是在全文的开头，说的那段话，那个时候我已经老了。你径直向我走来，告诉我，那个时候我很美。但是我更爱现在的你。你说整个书最美的东西在哪里？就是在言语间作为一个女性，不再是一种等待被挑选，等待被男人赋予物化的意义，是在轻松自如的享受某种在那个时候不被允许的跨种族的恋爱。这种自由是迷人的，代表着某种女性意识的觉醒。

到了21世纪，我们虽然还是生活在以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但是，我们广阔地认知到我们可以拥有多样的生活，甚至不用完全的依靠男性。

在这个时期，在女性主义写作中，非常具有时代意义的。

安妮埃尔诺一系列的作品中《一个女人》以及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这两位作者的出身是有某些相似性的，当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离开了小城市，她们是有强烈的不安感的，他们在追求积极的融入到当地的城市的环境中。她们交了当地的知识分子家庭的男朋友，很难说，她们是真的爱她们当时的男朋友。但是，她们需要男朋友带来安全感，融入感，权威感。这种东西的获得可能比真实的爱，在当时当下的她们更为重要。

不管是安妮埃尔诺，还是费兰特都在她们的书中描述了大量的一个女性在要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性，一个优秀的作家所要面临的巨大的困难，即她们要面对丈夫的对于她们书写意义的嘲讽，不理解，她们需要大量的时间去处理家庭和生活的琐事。等她们把那一系列的琐事处理好后，仅存的那些时间和精力再去写作和工作。此时，她们会发现自己精疲力竭，也很难产出什么思想的火花。费兰特就在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的第三本书中写道：她的丈夫尼诺是和她有类似的出身，他们两本应该都有美好的未来，为什么女生会在某个时期暗淡？是因为我是个女的？是因为结了婚？生了孩子？要给孩子洗尿布？

她开始反省自己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她的童年的玩伴早早地放弃了学业，步入家庭。而她选择继续读书，变成所谓的知识分子。这一切的努力并不是为了让自己再次封闭起来，只是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

他们俩在对于自己原声家庭的剖析也充满了疏离和犀利。安妮埃尔诺说自己的父亲努力将自己要送到他这辈子都无法到达的阶层，她的妈妈也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为生活的蓝本。但是，等安妮埃尔诺被父母送到那个阶层的时候，作者本人却发现她和父母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大。费兰特也做了类似的描述，大意是说，自己努力学习，看似到了体面的知识分子阶层，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她依赖她丈夫的原因，是因为只有她的丈夫能让他摆脱父亲卑劣的机会主义和母亲的粗鲁。

我觉得这两位的写作，是有某种相似性的。在21世纪，从自己的小镇出来，通过嫁人去实现了阶层的跃迁，享受到了红利。但是，实际上她们一直都处于两种社会关系的拉扯中，一种是自己出身时候的社会关系，父母都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屁民阶层。另一种是自己留在了大城市，通过自己的读书，社交而建立的新的圈层。她们一面奔走相告，用自己的努力和行动来倡导，女性是要独立的，女性是要活出自己的价值的，女性要有一定的反叛精神的。但是，实际上囿于自己的出身，她们需要都市里面的男性去帮他们重新定义自己的阶层，而活在男性为她们提供的豢养的环境中。

最近大火的90后爱尔兰籍作家萨莉鲁尼的所有的写作中，充满了女性主义的视角。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男性角色都是温和的，温暖的，体贴的，帅气的，带有某种女性的幻想在里面。当然，她的出身情况跟安妮埃尔诺和费兰特很像，只不过她出身在千禧年，她们物质相对丰富，这种信息的鸿沟没有那么巨大。因此，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更为自由，开阔。更多的描述是女性向内探索的一种自我照料。不管是《聊天记录》或者是《正常人》或者是《美丽新世界，你在哪里》女性的生活姿态更加轻盈和自在，没有那么多的时代的枷锁。

我为什么展开这样一个议题，我只是在验证。我的近来越发强烈的身为女性的矛盾是否有这种合理性。当我们展开历史的卷轴，去看每个时间段上我们后来成她们为伟大的女性，在实现自己的过程中，需要跨越那么多的阻碍。男性似乎要轻松很多，他们只要拥有权利或者金钱，就可以忽视掉很多问题。他们在谈论自己的时候往往非常的轻松easy，相反他们在谈论女性的时候，或者规训女性的时候，时常会像是一个人类在对一个黑猩猩的品头论足。你们女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不仅要长得好，身材好，工作好，还要温柔，顺从，提供情绪价值。当我们男人要跟你们谈论某些宏大议题的时候，你们还能做到某种积极的回应。

有一天一位教授说，在进化的过程中，男性是delay的。这句话从一个男性教授的嘴里说出来，我甚至是electrify一般的感受，就是像是被什么电流触动了一下。

我的渣男朋友们，时常在面对自己养的鱼塘，对自己不乏自我安慰或者救赎的口气说道：人嘛，是一种很复杂的动物。

此时，我会追问一句，如果你的老婆或者女朋友在外面像你这样，你会怎么样？答案多半是一种冷峻的决绝：那当然是不可以这样的。

我时常在某种矛盾中，我观察到，越有社会地位的男性，私生活越丰富。但是，大部分有社会地位的女性，在私生活中保持克制。原因是什么？因此，在这个社会的戒尺，对于男女在这方面的要求就是单向的。即成功男性，总是一句带过：男人嘛，正常。但是，我们评价这样的女性，就会被荡妇羞辱，她之前所有的社会成就都归零，会在被人发现她私生活丰富的时候，就被钉在道德的十字架上，你现在什么社会地位都不是，你就是个放荡的普通女人。

我倒是不那么教条的期待，男女关系的绝对平权，因为忽略掉差异谈绝对的平权，是不理智的。

但是，希望男人在期待女性管好下半身的时候，能不能也自我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