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诉罪书

——这是给我自己的生日礼物，我的诉罪书。

24岁的我宣判了母亲的死刑。

最近的一段时日我住在家里，家里极乱也很小，我只能睡在母亲的卧室。每天早上母亲都会进屋打开窗户并且试图叫我起床吃早饭，于是每天早上我睁开眼睛就会开始暗自在心里咒骂母亲，咒骂她为何直接走进房间，咒骂她为何不让我多睡一会儿，咒骂她为何不问我是否寒冷就开窗通风。然而这仅仅是我日复一日伤害母亲的、最简单不过的一天的开始。三年前我大学刚刚毕业，那时的我朝气蓬勃，洋洋洒洒写下“万字巨著”《写给我母亲的一封信》，觉得总有一天能将这封信献给母亲，并盼望着我与她的和解与相互救赎。然而三年的光景里，每一次沟通都是徒劳，我愈试图接近她，愈觉得自己被她巨大的悲怆与近似于绝望般的爱所击倒。当灰暗已经铺满整个房间的时候，两人便只剩下了互相折磨与互相伤害。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仅凭我的力气，我没办法拯救两个即将坠入深渊的人。终于我开始考虑是否解下捆绑在我腰间与母亲连接的锁链，然而这个行为不亚于我亲自判了我母亲的死刑。

在这个时代父母一辈的女性所拥有的悲剧宿命中，我的母亲大概是最典型的一个写照。有形的大手把母亲们从泥塘中拔出来，丢在戈壁滩上暴晒，期待着这些恹苗能够长成阻挡风沙的白杨树，并美其名曰“妇女能顶半边天”。自从我父亲失踪后，母亲的确靠着她的劳动抚养我长大，并总算在北京拥有了狭小的一席之地。然而此时，她和我都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完整健全的人了。在物质上，母亲的确给予了我成为人的机会，这一点我永远无法忘却并自觉穷尽一生都无法报答完全。但在精神上，我成为了母亲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她厌恶社会，冷漠地对待每一个人，却将仅剩的期盼留给我。她期盼着我无时无刻的回应，她期盼着我成家并亲口说需要一个“男孩”去传宗接代，她每过几天就问我会不会给她养老，同时每次我离开家的时候，她都会说“这个家留不住你了”或是“我看你已经烦透我了”云云。我并不责怪她，这是在这片贫瘠且病态的土地上求活仅有的办法了。我也很快意识到，我无法改变她的想法并给予她安全感。所以我只能独自背负这份沉甸甸的爱，当我每走一步时，我都并不是自己在走。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且不再诘问命运，但只是今年的我实在是过于糟糕了。我的双手不再有力气，双脚也不再能承载两个人的重量了。我只能考虑解下我与母亲所连接的锁链，亦或是将背负在背上的母亲放在原地。我必须先拯救自己，才能够有机会拯救母亲。我只是暂时离开，并不是逃避，当我放弃母亲的时候我会正视她的眼睛，正如中世纪即将行刑的刽子手。我将背负着弑母的罪恶继续前行，如果将来我有幸能拯救自己，那么我还有机会拯救母亲；如果没有，我便去地狱偿还自己的罪行。

24岁的我与她分开了。

去年年中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有在反复地吵架，但最终似乎我们还是解决了彼此的问题，从此我便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分开了。但现实对于每个人的蚕食从不停止。我至今还记得她和我母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面的场景，她们都因我而展现出了自己最厌恶的一面，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直接在饭桌上崩溃得痛哭出来。三天之后，她便和我提出了分手。一直以来我太过于依赖她，以至于在一起的三年内我反复在想如果将来我们分开，会是什么样子的。而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结局。在分开最初的时日里，似乎也只有痛恨对方才能支撑我作出对现实最基本的反应，而如今我却已经可以云淡风轻地点开她在朋友圈分享的音乐了。

最近在读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我觉得在我们的关系里，她是无时无刻都具有完全的主体性的，而我则是一直在寻找，却持续在迷失。因此导致这段关系糟糕的本质在于，一方面我的主体性缺失（主体性客体）与她具有的完全主体性，这里就会导致一个完全失衡的权力关系。我愈把付出当做一种爱，向对方期待同样的爱的我愈得不到反馈。另一方面，我则把我的主体性缺失所带来的糟糕感受全部怪罪与她。我不断言说母亲的爱使我痛苦绝望，而我却转头将同样的爱铺盖在她身上。最终，我们两个人实际上产生了我的主体，我的主体性客体，她的主体三者，因此形成了“他人即地狱”。如果姑且按照比例来讲，的确我要付三分之二的责任。苦笑。

24岁的我离开了已经居住了一年半的大理

虽然一直以来我总是自以为是地对于风靡大理的身心灵观念嗤之以鼻，但的确在大理的这段光景里，是我直视于内心最久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我同样在大理发现了许多似乎和我一样直视自己内心，甚至更进一步，开始清扫自己内心直至圣纯光洁的一群人，就在大理这片土地上。注定遗憾的却是，我并不歧视身心灵，只是现阶段的我依旧是一个向现代性转向的问题。后现代无法解决我的问题，正如大理这个地方无法解决我的问题一样，但总是应该往好的方向看，至少在大理的永不停歇的徐徐清风多多少少能吹散些内心里的阴霾。

在去大理之前，我的第一个剧本《燕子》刚刚拍摄失败，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拍摄，主创们就都溜走了。我没办法面对我在剧本里的声嘶力竭变成谑笑科诨，但我更没办法面对的是她苛责于我对她的忽视。为了逃离疫情，也为了拯救我们的感情，我们扔下来一切来到大理。可能我们的关系从那时或许就不应该再继续了。初到大理的前几天，我依旧走不出《燕子》的失败。那天下午我在房间里躺了许久，等来的是她兴奋地与我分享她一整天独自游逛大理的经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她可能永远无法像我期待她爱我的那般爱我。但我实在是太过孤单，又懦弱极了，我根本无法逃离对她的依恋。所以当冬冬出现的时候，总有一些东西开始变得不一样了。那场话剧的排演刚好在我与母亲通电话的那天晚上，我想和她继续呆在大理，因为大理的舒适、也因为大理有她，因此我在电话里一个又一个谎言欺骗着母亲，给母亲编织着我们一直走在所谓主流道路上绝不离开的梦境。而那天晚上我却看到冬冬在舞台的聚光灯下翩翩起舞，一会儿变成一位母亲，一会儿变成女儿，两人之间互相苛责，互相质询，互相挖掘心里最难以面对的东西，最终相互和解。可能这才是真正的梦境吧。我在台下沉浸在这个梦里嚎啕大哭，但我终究没办法和她去诉说这种情感，我怕她的不理解，也更加害怕她的离开。于是我告诉她我可能喜欢上冬冬了。最终我尽我的一切努力试图解决这个选择所导致的可怕后果，也似乎算得上是成功。她和冬冬成为了很好的朋友，但自从我们三个都离开大理后，她们两人马上就要从我的生活中隐去了。我其实很喜欢这样的结局，这太像我笔下难以逃脱的宿命般的桎梏了，从恐惧孤独中来，最终总要遁入孤独中去。只是在这个道路上，我不知道可能伤害了多少的人。

24岁的我拍了第一部电影

在大理的日子里我拍了第一部电影。我觉得我在大理最大的幸运，便是碰到一群可以一起创作的朋友。我曾一度以为，我已经学会如何交到朋友了。在我拍摄一帮人聚在一个院子里谈天说地时，复杂的调度与大量的群演使我几近崩溃，只有清钧站出来，用我自觉我一辈子也无法做出的滑稽的方式使尴尬的冷场又重新热了起来，仅此一项，我想我应该可以为他做任何事。但在他拍摄电影时，我却没有全力以赴。Lava是她电影里的女主角，但她却在深夜与她的男友，同时也是这部片子的制片Eric互殴。我从清钧的只言片语以及楼下斑驳的警灯里获悉了这一切。我不明白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当我听到Eric和我说“lava的真名叫张可，代表着她父亲希望张家再添一丁”时，纵使lava做了再过分的事情，我也无法评判和怪罪她。这也使我对于清钧之后的所作所为感到十分不解。“你觉得他这部片子拍得怎么样？”我甚至直接在片场会这么问其他拍摄的朋友。

我在大理拍摄的这部电影讲的是人们之间的误解与不可交流，但幸运的我却得到了很多人与我的交流。人们从天南海北来到大理，愿意帮助我一同完成这部电影，我却慢慢失去了与他们进一步交流的机会。在拍摄时，巨大的压力终究击倒了我，我慢慢失去了对于现场的掌控，而当朋友们想与我沟通时，我却再三回避。当我看到素材时，朋友们的拍摄，朋友们的表演，最终形成了这样丑陋的影像。曾经能够使大家汇聚在一起的我笔下的角色，因我也变得如此可怖。当然这种可怖与丑陋可能是因为我所一直带着的自卑滤镜，但我依旧会对于帮助我的朋友抱有巨大的愧疚。当拍摄结束时，有的朋友就散去了，也有的朋友至今与我仍在联系，我不知道他们会何时散去。日后清钧曾和我说，当时他与我相约一起拍电影的时候，他陪着我做了很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只是为了与我熟络起来。如果他不告诉我，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你把自己封闭的太紧了，有时你的朋友也是需要情绪的反馈的。”他又和我这样说。只是当他说这句话时，我们已经离开大理了。

24岁的我相信了神的存在

我相信的神并不是拟人化的自然神或是一元神，也不是诸如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信仰。我信仰神并不是信仰存在或可行之物，而是信仰不存在或者不可行之物。我认识到了人的局限性，认识到人与人的不可交流性，因此我才会对除我之外的一切感到敬畏。我畏惧人终将无法洞察真理，无法明晰真相，无法真正交流。但在畏惧之后，便生敬意。无法洞察真理，才要认识世界；无法明晰真相，便诉诸法律；无法真正交流，更要借助所有的媒介和艺术形式。每个人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每个人才能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是孤独且无法被理解的，因此每个人才都有权被尊重。当我真正明晰这一点之后，我自感有了全部的力量去继续前行。不仅是因为我所拥有的理想主义，也是这一句话：“任何人放在我的位置上，观我所看，感我所感，都不会比我做的更好了。”

2025年2月15日凌晨2点56分，我看到了一句在我印象中最接近神性的语句：“自由和命运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名称。”在当下，它似乎给了我无限的力量。

24岁的我入职了一家pr公司

在大理的时光里，我和她，同时与一帮朋友们接到了一个去巍山希望小学拍摄耐克公益宣传片的项目，那是我们在大理散漫的时日里极少数紧张起来的经历。当时她看着一群群耐克pr公司的工作人员感叹道，“我再也不想从事这种机械的、无意义的工作中了。”我不置可否。然后她向我说道，“看起来你可以接受。”其实她是在向我索取支持，毕竟走一条不寻常的道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面对这样的话语，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那时的我们都不喜欢进入职场工作，我似乎相比之下比她更能接受职场，是因为我实在不知道现实的代价我不承担，还有谁能承担呢、但现在，她不仅向我寻求理想的支持，同时也认为迈向理想的努力要比承担现实的努力高尚许多。我最终没有给她一个满意的反应。回到北京，与她分开后，我便入职了一家pr公司。

在入职之前，我痛苦至极，也觉得无比孤独。因此我需要一种繁忙的状态来让我忘却这些，甚至即使是与同事、与甲方的沟通都能缓解我的孤独感。但恍然间，我却发现在这种环境下，我居然才是情绪最稳定的一个。在这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要竖起最厚的盾牌，拿起最锋利的刀剑，而从甲胄中露出的真诚可爱却越来越少了。不过总要有人为这群人写一些故事，于是便有了我最新的想法。在这次的工作里，我不想去分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我也不用再分时间去关注她。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只是一段我所选择的，阶段性的，能够使我心境安定下来的生活方式而已。

24岁的我看了第六遍老友记。

我在大二的时候第一次开始看老友记，然后便没有停歇地连看了三遍。等到大四，当我看完第四遍之后，我便碰到了她。独自在大理的日子里，我每每会在睡前打开老友记，就这样看完了第五遍。然后便是现在，只有当我调出老友记的声音，我才能安然地躺在床上沉入梦想。而这便是第六遍。

24岁的我决定重新出发

我从来不会去苛责命运，相反我往往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在我最迷失方向的时候，我马上就遇到了精神分析，使我迅速找到了前进的方向。我感觉此刻的我比之前所有时刻的我都要清晰。此刻的我需要甩掉以往我认为可能还会存有价值的包袱，甩掉我臃肿的思想，只有层层剥去，我才能真正地穿越幻象。毕竟再正当的信仰也会异化人的。我将面对面地与母亲告别，从家里离去。我将租下一个最简单的屋子，屋子里只会有床垫，小桌子和衣架。我希望我拥有的东西保持在最少的量级上，直到我感受到我可以完全掌控它们。我已经失控太久了。我以为我需要了解很多思想，了解很多分门别类的知识，并幻想着有朝一日我拍摄的电影可以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以解决我的温饱问题。但如今，我第一次真正想要做一个芸芸众生，想要去做这个社会记忆与感受的承载者，或许在这个时候，我可能能够叫上自己一句艺术家了。我是一直肥胖着的。我从不在意自己的身体，我的身体也没有认真对待过我。我从未有过如此坚定的希望，认为我将来会有一个能够展现自己身体性，并可以作为艺术媒介的身体。当我是为了我真正想要的艺术表达，而不仅仅是来自己大他者的凝视的时候，我无比相信我这次的减肥是可以成功的。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重拾对自己的掌控。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穿越幻象，我期冀着未来的我能够与人更加健康的交流，我能将我的所有交给这个世界。我还需要去拯救我的母亲以及其他的人，我还需要去做的事情有很多。

24岁的我已经过去了，今天是我25岁的生日，也是我初生的日子。我带着丑陋与混沌问世，并期冀着属于我自己的纯真和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