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 | 智能环境下物体间性的政治哲学
作者简介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要
今天，随着万物智能链接，加速了社会全面智能化的进程，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需要在一个新的背景下进行思考。在库兹韦尔那里，智能社会的降临是一个奇点，在这个奇点上，传统从主体和对象，或者从主体间性出发的政治哲学开始遇到了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发明一个新的概念，作为智能环境下的政治哲学的根基，这个概念就是物体间性。物体间性不仅可以思考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联，也可以思考人与对象、对象与对象、人与智能体之间的政治关联，从而奠定一种全新的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的本体论。
关键词
智能环境；物体间性；政治哲学
一、如何理解智能时代的奇点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的奇点，奇点这个概念，在英文中是singularity。尽管在人工智能时代和数字时代，奇点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在哲学史上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例如，法国思想家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加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巴迪欧（Alain Badiou）、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奈格里（Antonio Negri）、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经常会使用到这个概念。简单来说，在哲学上，我们可以将事物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事物可以用我们知道的知识和逻辑来概括，这类知识对应的事物就是对象，而还存在一些无法还原为认知和逻辑的此时此地的独特的事物，在哲学上，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有限的话语逻辑来概括，这类事物，就可以成为奇点。例如德勒兹在他的《差异与重复》中，就曾经提出过他对奇点概念的理解，对他来说：“它所彰显的始终是一种奇异性，这种奇异性反对服从于法则的特殊之物，它也是一种普遍之物，这种普遍之物反对制造法则的一般性。”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奇点，其实是智能时代和数字时代带来的对原来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替代，甚至可能出现了对人类本身的替代，在这个意义上，奇点概念十分类似于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在《奇点临近》中谈到的奇点，库兹韦尔说：“奇点临近暗含一个重要思想：人类创造技术的节奏正在加速，技术的力量也正以指数级的速度在增长。指数级的增长是具有迷惑性的，它始于极微小的增长，随后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爆炸式地增长——如果一个人没有仔细留意它的发展趋势，这种增长将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在这一类思想家看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体会在奇点上崛起，最后将取代人类，就是这个概念，人类的重要性越来越被边缘化，这是人工智能科学家常常谈到的奇点。
当然，今天我们讨论的奇点问题，既不是传统欧陆哲学理论中不能还原为既有知识体系的源生性的奇点，也不是人工智能思想家们谈到的人工智能体取代人类劳动和工作的奇点。相反，作为当下的理论思想者，我们关心的奇点是，随着某种技术的变革，会导致整个人文知识体系的彻底颠覆，一些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习以为常的思想观念，在今天的时代，或许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概念包括了主体、社会、意识、自由、权利等，例如，自欧洲启蒙以来，尤其自笛卡尔（Rene Descartes）、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康德（Immanuel Kant）的现代启蒙哲学的奠基以来，我们建立了以理性的自律的现代人模型的思考模式，这种人的模型，不仅应用于哲学，也应用文学、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例如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雾都孤儿》中我们不仅读到了他对伦敦阶级分层和肮脏的贫民区的描写，更重要的是，整个《雾都孤儿》是一部让奥利弗·崔斯特从一个济贫院的孤儿经历磨难，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下道德而自律主体的成长过程，而这种人的形象是被现代资本主义启蒙理性树立为正面和积极的主体形象。而对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讨论，无一例外都是以实现这样的理性主体的共存为目的的，换言之，这样的理性主体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诞生的前提。如果说，这样的理性主体，或者这样能够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能够理性地操作现代化大生产的机器的理性人不复存在，那么，各种以人类为中心的学科（哲学、文学、社会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必然会遭遇到结构性的变革。在今天，我们或许正在看到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由于智能体数字技术、云计算，包括算法的发展，随着智能空间、智能环境、智能城市崛起以后，原先的理性的人是否可以天衣无缝地整合到这些智能空间之中呢？显然，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在华为的操作系统中，已经为万物互联开发一个新的LiterOS操作系统，这种技术出现，就是通过数据链接将所有的人与物贯穿在同一个数字平台上来，每一个人不再具有自己的独特性，相反，他们和诸如智能卡车、智能机器人一样，只是这个数据算法平台的一个行动单元，人类在这种环境下，并不具有独特性。因此，理性的自律的人的模型，似乎会与这样的智能环境相抵牾，这就需要我们来发明全新的与智能行动单元匹配的人的概念。例如，从2022年开始讨论的比较热点的问题，就是通用大模型的人工智能，我们最熟悉的就是ChatGPT和Midjourney之类的对话和绘画模型，很多人错误地将ChatGPT理解为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人的形象，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它拥有即时与全球上亿人同时进行对话的能力，这种对话能力使它能够迅速地处理数据，将我们人类的对话智能迅捷地变成算法能够计算的数据模型，并由它自己表达出来，ChatGPT的出现，其价值并不是为我们带来奇点式的恐惧，而迫使我们重新来思考人与技术的关系，以及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中间思考政治哲学的问题，而这就是今后人文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任务。
为了理解万物互联和ChatGPT之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概念，我们可以引入一个核心概念叫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这个词语的构词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于尔根·哈贝马斯（Jügen Habermas），因为在他的著作中，反复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哈贝马斯明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共空间是由话语和对话构成的，不是某个绝对权威的主体对其他主体发号施令形成的，这就是对话伦理的概念，而在对话中，形成了主体间彼此协商对话的必要性，哈贝马斯说：“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那么，在数字社会中，之前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对话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协议和规范，这种方式迅速地被大数据和算法平台下的各种数据交换协议取代，主体之间的对话，让位于各种数字化对象之间的数据交换，那么主体间性，也就逐渐变成了物体间性。
二、作为政治哲学基础的主体间性
其实，在从主体间性变成物体间性的智能时代，冲击的不仅仅是我们之间的对话和交流的方式，而且直接冲击了我们自从启蒙以来的哲学根基，譬如说，从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等人的政治哲学的启蒙，其中一个前提是现代主体概念的出现，也就是我们前文谈到过的理性的能够自律且能够合理地计算自己的利益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霍布斯笔下成为一切人对一切人战争的人，才能去为了自我保存签下让渡部分权利的协议以达成社会契约，也同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洛克的政治学说中，形成所有权的概念。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欧洲政治哲学都是主体先行，任何政治都不是某个上帝将普遍性的规则赋予我们，在世俗世界，即在市民社会中，唯一合法的规范就是作为主体彼此间签订的协议，这就是契约论政治哲学的来源。否定了上帝对世俗世界的直接干预，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的正义性的根基只能在人性的模型中去寻找。所以，最早从霍布斯、洛克，包括后来卢梭、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再到康德，这一系列的西方思想家，给我们的都是以人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在这个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比如说霍布斯的《利维坦》，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设想一个自然状态。在这个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陷入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最后不得不达成一个契约，把自己的部分权力让渡出去：
因为人们的状况正像上一章所讲的一样，是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交战的状况，在这种状况下，人人都受自己的理性控制。凡是他所能利用的东西，没有一种不能帮助他抵抗敌人，保全生命。这样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对每一种事物都具有权利，甚至对彼此的身体也是这样。因此，当每一个人对每一事物的这种自然权利继续存在时，任何人不论如何强悍或聪明，都不可能获得保障，完全活完大自然通常允许人们生活的时间。于是，以下的话就成为理性的戒条或一条法则：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这样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这条基本自然律规定人们力求和平，从这里引申出以下的第二条自然律，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为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然权利。
在这个意义上，为了自我保存的主体，经过精心的算计和辩论，最后达成了协议，让渡了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利，在让渡权利的契约的基础上，最后形成了所谓的利维坦，这个利维坦实际上就是现代资本主义法治国家的雏形，它实际上是一个以自利而理性的人订立的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国家。总而言之，启蒙运动不仅带来了一种哲学上的理性人的概念，也直接通过这个理性人塑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型，奠定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基础。
所以，一旦回到今天的政治哲学的语境就会发现，在一些学院派谈论所谓的政治哲学的时候，谈论的都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些共同体就是理性的人的契约共同体，当然也有以德性概念为基础的人类共同体，但这总体上并没有摆脱启蒙以来的理性且自律的人的设定。最典型的是，在新自由主义崛起的阶段，也就是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德沃金（Ronald M. Dworkin）、诺奇克（Robert Nozick）等人，当然还有德国哈贝马斯、霍耐特（Axel Honneth）、福斯特（Heinz von Foerster）等一系列欧洲的社会批判哲学家，都会坚持这样的一些范式，不过与启蒙时代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的不再是抽象的孤立的主体概念，而是将其转化为具体的对话语境中，例如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最重要的语境就是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的对话和协商，形成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的决策，这个决策是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决策合法性的来源，也是今天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笃行的概念。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自从启蒙时代建构的主体概念，比如说康德的主体，实际上是一个绝对主体，这个绝对主体并不是真实的人，而是一个退场的超越上帝的替代者，当上帝退场，留下了一个空王座，启蒙思想家很自然地把这种抽象的理性的人放在了这个王座上。这就决定了启蒙主体的概念是一个绝对的超越性主体观念，被先天赋予了某种先天综合框架，人就拥有了智慧和概念，拥有了理性，来架构整个世界，也只有这样的主体才能立法，才能作为目的，而不能作为手段。其实，启蒙时代和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年代，主体从来不是从真实的人出发来建构市民社会的政治哲学，而是主体作为一种超越性和先验性给定的概念，占据了绝对的位置，并在这个位置上，为现实的市民社会而立法。可以理解，这就是后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从家庭和市民社会出发反对抽象的大写的人的概念，市民社会中的人，实际上不是一个绝对的人，而是一个有限的人。相对于大写的人的绝对性，市民社会中的有限的人恰恰是卑微地在大地上踽踽而行的人。
黑格尔的这个观念，通过二战之后科耶夫（Kojève）和伊波利特（Hyppolite）对黑格尔的讲座，将这种带有生存色彩的小写的人，带给了法国知识分子，这就是存在主义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自启蒙以来，启蒙的人将上帝的力量赶出了舞台，赶出了神圣的王座，这就是已经宣告了上帝之死的滥觞。虽然直到19 世纪下半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才说亲口说出了“上帝死了！”但是，倘若我们追溯整个现代思想发展史，从启蒙开始就已经埋下“上帝死了”的萌芽。当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等人讨论理性，用观念，用思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俨然已经将上帝的地位悬置了，即便在这个时期上帝尚未死去，但是上帝的形象已经黯然退场，不再在这个世俗世界中现身，也再没有超越科学知识和理性认识的奇迹出现，换言之，这是一个祛魅的时代。所谓的祛魅，就是用科学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概念，清除了现代话语和知识体系背后无法用言语谈论的东西，也就是说否定了奇迹和认知之外的玄学，只有科学知识和理性，才能建立知识和哲学的合理性，也只有知识和话语才能建立主体间政治哲学的合法性。一旦上帝不直接对这个世界发挥作用，而通过他的所谓的科学知识和规律，通过理性的力量，让人掌握了通天塔的力量，理性的通天塔，或者说语言的通天塔，来控制这个世界。我们很容易看到，处在启蒙时代的人，也就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带着光芒万丈的大写的理性人的形象，以为自己只要掌握理性，便具有了力量。拥有科学和理性，大写的人最终会达到一个彼岸，实现政治哲学的圆满企图，最终抵达共同富裕或者共同繁荣的彼岸。
然而，大写的人的理性神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终结了，同时以这种理性人为基础的政治哲学，直接带来的是重新来反思这种理性人的概念，有一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提出理性既有向前进步主义的一面，但它还有一面，即屠戮的一面、残忍的一面。这一点就是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尼采、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把握的资本主义启蒙思想中的阿喀琉斯之踵。例如，当我们阅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撰写的《启蒙辩证法》，他们表达了对启蒙神话和理性的不信任，因为理性并不一定是进步的，也会让现代社会重新陷入到野蛮，“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昏暗的地平线被计算理性的阳光照亮了，而在这阴冷的光线背后，新的野蛮种子正在生根结果。在强制统治下，人类劳动已经摆脱了神话；然而，也正是在这种强制统治下，人类劳动却又总是不断落入神话的魔力之中。”在这些批判思想家看来，大写的人的绝对理性并没有带来现实的卑微的人的解放，相反，这种理性的僭政让有限的人再一次退回到野蛮状态，这种野蛮不是文明之前的野蛮，而是在打着理性旗号的现代资本主义之下，让普通人不得不卑微地臣服于巨大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制的野蛮。
实际上，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之前，作为唯意志论的代表人物尼采已经在他的《道德的谱系》中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的奥秘”，尼采说道：
假设现在那些始终被当作“真理”而被相信的东西果如其然，假设所有文明的意义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化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一种家畜的话，那么，人们就必须毫不迟疑地把所有这些反应本能和怨恨本能看作文明真正的工具，正是在它们的帮助下，贵族及其理念才最终遭受耻辱并被征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工具的拥有者同时也体现了文明本身。更确切地说，事实可能恰恰相反——不！相反的事实如今已经显而易见！这些具有压迫和报复本能的人，这些欧洲和非欧洲的奴隶的后代，尤其是所有在雅利安人之前的居民的后代——他们都体现了人类的倒退！
或许，对于尼采来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一个人（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以无数人（无产阶级）陷入野蛮状态为代价的。我们如果转化为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观念，马克思说：“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资产阶级的繁荣，资本主义社会的繁荣，是建立在无产阶级陷入野蛮状态为代价的。这就是现代社会政治哲学的一个前提，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哲学的核心恰恰是这种进步的人和倒退到野蛮状态的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哲学在于建立了文明的进步的人的共同体，淘汰那些被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变得野蛮和愚钝的卑微的人，让他们无法在话语场域之中出现，无法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的话语形成冲突，从而让资产阶级的启蒙神话可以永远运行下去。
到了20 世纪70 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们直接使用的人的概念，就是有限的人或小写的人的概念，这或许就是存在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带来的后果。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关心作为一个无限主体的人，而是关心卑微的小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人不具有绝对先验的理性。因此在这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与启蒙时期的政治哲学有着很大差别，他们并不指望通过理性来救赎，而是通过卑微的人的共同协商，在这片大地上活着。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以降的政治哲学，要拯救的不是人类主体，反而需要拯救理性本身，那个被启蒙思想赋予绝对性和无限性的理性概念，所以哈贝马斯后来的主题基本上都是我们来拯救理性，理性没有结束，现代性也没有终结，我们可以将哈贝马斯的理性概念理解为通过小写主体协商或拼凑而成的理性的碎片拼图。到了这里，就可以理解哈贝马斯发明了所谓的主体间性究竟是什么目的，因为纯粹主体或理性主体不存在了，我们周围都是小写的有限主体，这些主体的理性也是片段的，有限的，只有通过对话将他们的片段的理性联系起来，才可能产生具有合法性的规范，才能用这种拼凑和联合起来的主体间性的交往理性来为祛魅之后的生活世界定规矩。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协商民主模式依靠对话理性和商谈，而不是依靠以成功为取向的关键个体的合理的动机选择，或国家共同意志的可信性。通过合作寻求共同解决方案取代了公民利益聚合或公民集体伦理。”在哈贝马斯看来，政治哲学就是说达成协议，我们可以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商和对话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达到统一。总而言之，这就是大概20 世纪七八十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体间性概念提出的一个背景，就希望通过主体间的对话和协商来解决一切的政治问题。这也是今天很多政治哲学的基础，不管他们搞分配正义也好，还是讲政治应得的善也好，它都需要建立在人与人的对话协商，或者彼此间的重叠共识基础之上。
三、物体间性与政治哲学
那么，在智能时代，这种主体间性的政治哲学是否还能有效呢？今天的交流，表面上看还是人与人的对话，但实际上人并不是以具体的身体和人类的言说来参与对话的，无论是网络视频会议，还是微信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对话被一个东西中介了，这就是我们的数字化身份，或一个孪生的虚体。微信上完全可以捏造一个不存在的虚拟身份，来参与同具体的人的数字身份进行聊天，比如电影《孤注一掷》中的诈骗团伙就是用一个虚拟的数字身份与被骗的对象聊天，而这个对象却认为自己在同一个真实的对象说话。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在今天提出物体间性的问题？因为进入智能社会之后，我们会发现，仅仅靠人与人之间的协商并不能解决一切政治问题，除了人与人的对话和协商之外，这里出现了一个中间项，原来的“人—人”之间的对话关系，被中介成为“人—物—人（或物）”之间的复杂联系，这就是从主体间性模式过渡到了物体间性模式。今天，大多数政治问题会带有这种媒体化和中介化的倾向，也就是说除非我们经过智能虚体的中介，否则我们很难进行对话和协商。很明显，出现了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问题。
譬如说，今天的年轻人用来交往的有很多种应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应用就是电子游戏，比如“王者荣耀”，这是很多年轻人玩的网络游戏，游戏要求玩家随机“5 vs 5”组队进行对战。在这个时候，玩家是否可以准确判断出是真实的人类在跟你组队，还是一个AI 用户跟你组队，你能保证跟你组队的“队友”或“敌人”一定是人吗？事实上，在很多网络游戏中，游戏公司都会在对战时加入“智能行为体”（intelligent agent），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也可以算是政治哲学问题，因为在现实的场景中，我们很容易判断对方是不是人，但在具体的游戏中，尤其是在随机匹配的玩法中，对方是否是真实的人类一方面我们根本无法辨识，另一方面，我们更关心的是游戏的娱乐性，至于队友或敌人是否是人类，对于游戏过程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那么，随之而言的问题是，一旦我们在网络游戏中与这些智能行为体建立了关系以后，这种关系构不构成一种政治关系？换言之，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原来考虑的政治关系，更准确地说是政治哲学关系，是否还符合启蒙以来的政治哲学的界定？政治哲学的前提是，交往和对象的各方必须是主体和主体，是人对人的关系。今天我们的互联网场景，尤其在各种网络游戏场景中，的确出现了另外一种关系，就是主体对物，或者说主体对客体形成的政治关系，这里的客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而是所谓的智能行为体。其实，将这些智能行为体定义为物或对象是准确的，我认为它们应该叫行动者（actor），这是拉图尔（Bruno Latour）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在数字时代来临之前，就提出了社会行动者网络，拉图尔说：“在行动者网络这一词组中，‘行动者’不是行动的源头，而是蜂拥而至的大量实体的移动目标。要找回它的多重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重新激活‘行动’一词所隐含的隐喻。”由此可见，在拉图尔那里，这里最为关键的是行为的行动者，这个行为者可以是人类主体，也可能不是人类主体，或者物也可以充当这个行动者，在数字时代，这种迹象就更为显著，非人的字节和应用，都可以来充当这个“行动者”。而对于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来说，还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政治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更有可能是物与物之间构成的政治关系。
举个简单例子，在未来智能环境下的万物互联的场景，我们作为人类主体，能够面对的界面是很有限的，因为在这个万物互联背后，拥有的是数字庞大的行星规模的计算（planetary computation），这个术语是美国思想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提出的概念，他的原话是：
在行星计算的界面机制下，我们过去可能要求建筑来托管的程序，现在却成了软件的任务，后者不仅吸收了前者，有时还掏空了前者。会议室变成了聊天窗口，商店货架变成了在线数据库，地点被贴上了地理标签，组织层级变成了防火墙用户访问配置等等。这种转变不仅消解了建筑的权威性（尽管在某些情况下，建筑的权威性恰恰被消解了）。然而，由于建筑是城市空间的集体界面，由于计算将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界面本身及其对系统的有争议的管理上，那么建筑设计将如何继续执行方案权威就成为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建筑表现系统（理想化、抽象化、神话化、逻辑化）的能力超越了空间的任何物理中介，其范围也超出了手头图形用户界面的符号游戏。与此同时，设计论述从符号化转向直接的物质效果，以及在结构的位置姿态体现中迫在眉睫的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必须被视为对软件虚拟化建筑的重要界面所带来的挑战的一种学科反应。
这样看来，布拉顿（Walter Houser Brattain）的行星级别的计算代表着一个在我们世界背后、看不到的将我们所有的生活和计划统一起来的巨大的算法系统，有点像美剧《西部世界》中的雷荷波计算机和《神经漫游者》小说中的“冬寂”计算机，换言之，作为人类，我们能接触到的信息仅仅是智能界面中很少很少一部分数据，因为即便我们能够看到后台服务器运行的数据和代码，对于普通没有接受过数据结构和计算机机器语言培训的专业人士来说，这些东西我们也看不懂，我们顶多能看懂的是经过算法过滤，由转译的界面向我们翻译出来的运算结果。
不管刷抖音也好还是看视频也好，实际上我们看到都是这些行星规模计算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绝大多数的运行和传播交流，实际上是数字对象（digital object）的生成，那么，这个层面上运行的，我们更多的看的是物与物、数字对象和数字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数据传播，从一个中继器到另外一个中继器，从服务器到转译器，最后浮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界面上。
在现在的计算机学科中，有种编程方式，叫作“面向对象的编程”（object oriented programming），它不像原来一个语句一个语句写，它是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写，编写程序现在更像是各个模块对象的搭积木和组合。美国哲学家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按照“面向对象的编程”的思路，发明了一种“面向对象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ontology），也有人翻译成“物导向的本体论”，也可以简称为“OOO”体系。它是根据“面向对象的编程”这样的计算机语言发展而来的，哈曼说：
计算机科学和哲学中的object-oriented 概念，还是有重要的共同点的。用早期计算机语言编写的程序是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实体（entity），也就是说，它的各部分被整合为一个统一体，面向对象的程序则使用了独立的编程“对象”（object），对象之间可以相互作用，而各对象的内部信息对于其他对象则是隐藏的（或者说是“被封装的”）。由于各部分具有独立性，我们无需每次都从头来编写程序，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已经在别处（为其他目的）写好的编程对象，无需变动这些对象的内部结构，只要将其放到新的编程语境中即可；换句话说，我们不再每次从头编写程序，而只需以不同的方式组合各个对象，就能为新的目的创造出新的程序集——也是通过不同的组合来进行再利用，从而创造出新用途。在此要强调一个事实：这些对象不仅对用户不透明，它们对于彼此也是不透明的，之所以要强调这点，是因为在西方哲学的历史中，这是一个很陌生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看到的背后有大量的数码构成的团和簇，它构成了数字世界的对象，这些东西是完全与机器语言凝合于冯诺依曼代码进行完整的交流，但是它在人类主体之外完成了大量的数据交流甚至运算和循环，人类主体甚至根本不知道这些背后的代码和运算，但无论人类主体是否知道，这些运算都的确发生，并形成了所谓的物或对象，物与物之间的一个交流和运算，而前台和用户端的人类主体只直接享用了它的结果。那当然，“OOO”它会把这个东西推向到我们现实社会。
比方说，未来有一个新概念叫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每个物品都配了一个智能计算，叫边缘计算的物体。我们先举个例子，在智能家居中，你回到家之前，窗帘是闭着的，开水壶是安静的，当你推开门那一刻，窗帘打开，空调调到适合的温度，甚至在你回家几分钟之前，你用手机控制一下，几分钟之内扫地机器人已经把家里环境全部打扫干净了，甚至水也烧开了，回去喝的是开水，咖啡也可以直接冲泡好，你回家喝就行了。这就是未来的智能家居，而且跟你配套，你喜欢什么温度的咖啡，室内灯光的柔和程度，空气的湿度和温度，在回家之前都由智能环境调节好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人类主体反而变成了一个数字对象，智能环境把你对象化，数字运算对象化以后，参与到各种物之间的交换系统形成的，这是我们未来的场景和应用，可能就是智能技术要发展的一个方向，它的最高成就，或许就是所谓的智能城市（smart city）。
还有，今天中国的汽车行业取得了巨大进步，其中有一个方向就是智能驾驶，也就是无人驾驶。需要大家明白的是，与现代早期的驾驶概念不同，在智能驾驶中，最重要的其实不是物质形态的车，相反无人驾驶最值得称道的东西是内部的驾驶控制系统，扫描周围环境，它要做边缘计算。它不仅是智能车去扫描周围环境，而且配备了传感器的环境智能也扫描车，它们互相之间做相互识别，专业术语来讲，这个叫“车路协同”（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车路互相进行识别以后，它在这个环境中间做智能运行，人是不用管的，它现在还是智能辅助，如果我们智能驾驶能够形成条件，它能够形成一个巨大的运算系统，物与物之间进行交换和运算，人在车里只享受它交换和运算的结果，只在特别意外的情况下，人才在这里起到一个作用，总有一些运算的例外。
总而言之，在今天的数字社会以及面对即将来临的智能社会，如果存在着一种政治哲学的话，那么就是必须要面对物或对象的，尤其是数字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政治哲学，物与物，对象与对象之间相互交流，构成智能时代的政治哲学的根基。人不能再像笛卡尔那个时代用主体的“我思”来决定对象或物。今天对象之间是相互辨识和协同，彼此间进行数据交换的系统，甚至它有一些规则，深度学习的规则，可能根本不需要人类主体知道。但是，这并不是说人类主体已经被智能物或对象所淘汰，而是说人在这个关系中间也数字化为一个对象，参与到这样物与物、对象与对象之间构成的智能环境，并彼此间发生交流和协同。这无疑对于今天的政治哲学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或许要在这个意义上重新再思考。
（本文来源于《科学·经济·社会》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