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尔】现象学中存在一种“哥白尼式”革命，又或是存在一种“反-哥白尼式”革命？（下）
【席勒尔】现象学中存在一种“哥白尼式”革命还是一种”反-哥白尼式”革命？（下）
Alexander Schnell
Hawthorne译自Husserl, Kant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De Gruyter (2020), pp. 391 - 409（另：仅作学习用途。若有不忍请联系发布者，发布者将立刻清道跑路。）
三、对范畴的先验演绎的诸反思（1787年）
现在将会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准确地叙释这种“在匿名的先验场域内部的‘相关性的先天者的绝对性’（absoluteness of the a priori of correlation within an anonymous transcendental field）”【去主体化】——同时联立地，它不仅会使知识之合法化（legitimation【使之合法化；合法化证成；受动；被动综合】）得到维持（这是一方面），也会使已知事物的本体论基础以及处于后者基础【地位】的方法论工具得以维持（这是另一方面）。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回到康德，我们想要展示第二版的‘诸范畴的先验演绎’在多大程度上已然有效地回应了“人类化”或“心理学化”的指控；然后，我们将简要概述三种现象学建构“类型（types）”——在一种“发生”现象学框架下——如何在不导致“（构造的和自我-构成着的）先验自我”与“通过可构造的诸对象【客体】而被规定给先验主体的匿名的‘范导性和普遍的诸结构’之总体”之间产生混淆的情况下，调和康德式观点和胡塞尔式的观点（Pradelle 2012，p. 378）。
我们知道康德曾认为有必要重写《纯粹理性批判》中‘关于范畴的先验演绎的一章’的核心，以便抵御在该作品的第一版发表后就马上被提出的、专门针对他的“心理学主义”和“人类学主义”指控（尤其是关系到“三个综合”在所谓的“主观的”演绎中所发挥的作用）。康德自己也确信，他已经对这些批评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应。顾这一回应究竟包括了什么内容呢？
在来自《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范畴的先验演绎’之中，康德陈述了三个主要【基本】阶段。但在我们详细阐述它们之前，在我曹看来，有必要修改适时康德提供这三个阶段的次序，即‘对象意识之统一’、“形象的综合（figurative synthesis）”和‘对象联结的诸规律【法则】’——这【些法则】将使得‘经验的对象反过来受到合法性的约束’这一点成为可能。
当然，这个顺序在建筑术意义上是有合理性的，因为它遵循了康德首次演绎中的次序；而第一次演绎中，在一种经验的层面上，康德就已然首先区分出了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力中再生产的综合，以及概念中承认【认定】（recognition）的综合。接下来，他为这三种经验性综合明确了所对应的先验综合——其三重可操作性（operativity）确保了这一“主观的（subjective）”演绎。然而，为了避免任何经验主义的指控，康德现在谨慎小心地并不强调这三个“综合”的理念，但最终的配置（configuration）仍然保持相同。他在第二版中保持了相同的次序的这一事实，【却】并不能使他再次摆脱经验主义的指控：康德以三种‘认知能力【职能；官能】’（感性、想象力和知性）为导向，并且正是‘经验性综合’的次序决定了相应的‘先验综合’的顺序。
另一方面，从系统性层面上来说，这种秩序就不再合理了【17.见段末】。如果我们将现实【/实际】进行的先验操作纳入计算，我们将不得不注意这一点，即“直观意识之统一【性】的建立”是遵循在“（纯粹直观所开启的）‘空间以及（最首要的）时间的框架’之形象化”后面的。某事物如果没有首先在‘使对象的显象成为可能的形式基质（formal matrix）’中就已然被部署【展开】的话，它就不可能被统一为一个对象（be unified in an object）【18.见段末】。为了更好地区分先验综合的特定【具体】的操作或实效化（effectuation【能力和成就】），康德确实应该更好地遵循这一系统性的秩序。因此，“诸范畴的客观有效性”的确立，或者移植到现象学领域上、【即】纯粹现象性的维度的构成性力量的确立，就需要依照以下顺序来进行：首先，涉及彼“形象的综合”；其次，对象意识的统一【性】的建立；第三，经验对象的合法性的确立。
【17.这种对次序的修改首先与第二个综合（想象力的综合）有关。虽然‘想象力的经验性综合’必然要接续在‘直观的领会的经验综合’之后【进行】，因为若非首先被领会，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被再生产，但想象力的先验综合并不是再生产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它先于其他综合【进行】——至少以这种方式，才可能赋予先验想象力和与之相对应的综合以其应有的建筑术地位。】
【18.这是‘作为感性的纯粹形式的时间’与‘作为知性的纯粹形式的范畴’之间的关系的具体特殊性（specificity）：然而，对于唯独关注‘表征知性的联结（the connection characterizing the understanding）’（§ 15）而言，综合在分析之前，而在这里，涉及的问题是‘理解综合在感性、想象力和知性的层次之间是如何被组织（articulated）【彼此衔接、啮合】的，“智性【理智】”的综合只能在一个‘由一种完全不同的本性组成的’综合行为的基础上（即基于一种‘有形象的（figured）’综合）发生，如是这就颠倒了统一【性】和【杂交】多样性之间的关系。】
对范畴进行一种先验演绎的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这些范畴如何可以被合法地应用于诸直观”【这一问题】的必要性——而这一必要性在【拥有】‘经验如何能够对我们来说是统一的与协调的’的一种理解之前到来，并且先于对“将这些范畴与它们的‘最终点（ultimate point[point suprême]）’相联系起来的”东西之显示。换句话说，有必要使“范畴对知识内容具有一种构成性价值的”这一事实的最终条件成为自我-明证的。这是一种旨在建立‘诸范畴的客观有效性’的研究的首要目标、原始需求（desideratum【渴望】）。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康德在§24中进行了一次名副其实的发生化（genetization），这是他的先验演绎的核心。该论证【过程】施行如下。我们坚持，问题在于我们是要知道，（作为知性的一元[unitary]功能的）范畴如何能够应用于直观（由一种多重杂多[multiple manifold]所表征）。答案将分为两个阶段被给出。首先，关键是要理解“如何可能存在一种“遵循（conformity[Gemäßheit]【适配】）”的——由于这一遵循，“给定的诸表象的杂多”能够“遵循”统觉的综合统一而被确定。这是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要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内感官（=作为先天感性形式的时间）与知性的自发性（反过来是先天的）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致的【/整合的】和谐（concordant harmony）。那么，是什么构成了这种和谐和整合？其次，第二阶段，情况是，凭借一种非常具体特定的综合，该综合允许“感性直观杂多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先天地得以思考。这种明显在‘范畴的先验演绎中’具有绝对关键的重要性的综合是什么？它就是“形象的综合（synthesis speciosa）”（康德也将其表征为“一种先天和必然的可能性”），【即】一种属于生产性想象力的原始意义上【有】形象的综合（originarily figured synthesis）。发生化（genetization）包含了这样一种循环（但它绝不是恶性的！），该循环来回往复于“时间和理智的（intellectual）自发性之间的先验和谐（这是一方面）”与“杂多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这是另一方面）”之间。这种【有】形象的综合在这两者之间“悬浮（floats）”（就像后来费希特哲学中的，想象力将会在感性与知性之间“悬浮（float[schweben【摆动】]）”一样）。
然而，生产性的想象力就其本身而言【依靠自己】并不能保证与对象的关系，并且它也不能因此建立起一种“客观实在性”。事实上，为使这种循环关系不悬浮在一种虚空（viod）中，必需要有一种统一【性】来确保这种“生产（production）”并非是简单【介】想象的或虚构的。因此，在1787年范畴演绎的§§16和§§17中，康德试图表明，经验的贯澈性（permanent[durchgängig]）和协调一致性（concordant[einstimmig]）特征“要求（demands）关涉到这种自身同一（selfsame）的经验的、对‘我的表象之综合’的意识”。现在，这种综合统一【活动】假设了这种意识之统一【性】【为前提】。“因为，”他总结道，“意识之统一【性】是构成诸表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的唯一东西，并因此，事实是它们【诸表象】构成了知识[...]。”（Kant 1787, B 137【邓译：于是，意识的统一就是唯一决定诸表象对一个对象的关系、因而决定这些表象的客观有效性并使得它们成为知识的东西。】）这种综合只涉及直观中的多重杂多。顾“意识的综合统一【性】因此是所有知识的客观条件，”，所有直观都必须受到这一条件的约束“以便成为‘为了我的对象’，因为以其他方式并且在没有这种综合统一【性】的情况下，杂多就不能被统一成一个意识”（Kant 1787,B138; Kant 1998, p. 249），这正是确保对象的意识统一【性】的条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依赖于意识自身的统一【性】）。
至此，我们最终到达了第三步。先验演绎不仅必须要解释“经验内容如何能够通过‘诸范畴’以及‘保证了与对象的关系的东西’而得到确定”，还必须叙释“对象可以根据‘它们的联结的构成性法则’而被先天地认识的方式”。这就解释了我们的关于对象的知识的合法性。该解决方案（在§26中被给出）并不令人意外；它再生产【再现】了与‘想象力的综合’相同的原则：“这是同一个自发性，在那里它是以想象力的名义，而在这里它则以知性的名义，将联结（connection）引入直观的杂多中的联系（Kant 1787, B 162; Kant 1998, p. 262）。”
四、知识之合法化【证成】——一种属于“发生现象学”的视角
从一种现象学的视角来看，如何使这个概念三元组、即“形象性——统一性——合法性”（conceptual triad【三（位）一体】“figurativity -unity -legality）现在能够在‘知识之合法化【证成】’问题上富有成效呢？恩斯特·图根德哈特（Ernst Tugendhat）在他关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真理之概念（concept of truth）的优秀著作中，在他【在构成性现象学的框架内】反思“一种终极合法化【证成】之理念（the idea of an ultimate legitimation）”的意义和界限（limits）的时候——正如在构成性现象学的框架中被理解的那样——表达了一个疑问，而我们认为其完整的表达值得在此重述：
“在这里，人们被允许【/可以】怀疑，在反身性或自反性直观[Schau【艾多斯；本质直观】]中，属于一个确定的对象性（objectity【Gegenstaendlichkeit？】）的‘繁多【杂交多样的】构成性行为（the manifold[multiplicités] constituting acts）’是否——就像胡塞尔所声称的那样（参见例如《Ideen II》pp90及随后的内容）——明确地在它们的【已被】确定状态中真实地被给出【耶】。即使‘所有客观真理’都只有‘相对于（relative to）主观论证的诸可能性’的意义，这仍然是胡塞尔的独断论的一个结果，即他坚信一切内在的事物（everything that is immanent）都依其本身（eo ipso【自在】）是充分地被给予的，【亦即】这些证明的可能性反过来被推断为是透明的（transparent），并且在一种内在分析中最终【也】是可识知的。人们有可能尤其想知道，在构造的深处被给予的东西是否在一般意义上可以通过一种简单【单一】的反思来获得（accessible），并且胡塞尔是否实际上（in reality）并非是在构建【现象学事实】而是在描述现象学的事实（facts[Befunde]）。[...]但是，胡塞尔本人非常相信内在直观（immanent intuition），以至于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根本不存有。”（Tugendhat 1970, pp. 216–217，我们的强调）
图根德哈特在这里询问的是，在任何构造的最终的构成层面上，“被给予（given）”者是否真正地允许自身在‘直观的自我-明证性’中被揭露【出来】，以及它是否因此可以被反思达到【accessible】（无论是‘先验的’【还是其他】）。他表达这样的保留意见当然是正确的；但与其谴责【或污名化】一个不正当的结构，不如充分利用该不可避免的【不利】情况（make virtue of necessity），并意识到一种建设性程序的稳健性（soundness[bien-fondé【扎实可靠】]）和现象学合法性——也就是说，既非假设【性】-演绎性的、也非思辨性的、而是真正适当的现象学的建构【的上述特性】。
“建设性（constructive【建构】）”或“发生性（generative）”现象学的视角可以通过将“范畴的第二【版】演绎（康德）”、“降入‘前-内在的（pre-immanent）’意识领域【的降维】（胡塞尔）”、“‘可反思性（reflexibility）’之发现（费希特）”的根本性结果彼此相互联系起来来澄清。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对于康德来说，我们发现了概念三一组“形象化（figuration）——统一【性】——合法性”，因为任何知识之建立都需要一种现象化的形象化、一种统一【性】的系结（binding[fixation【固著；固定化】]）和合法化【证成】的实施（putting into place of）。这个三一组纠结在一起，就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诸事物显现时【/显现者】的’简单【单一】层面上，因此也就不能停留在内在的意识领域中，而是要在可描述的或直观地被给予的东西之下（beneath[deçà]）以一种“先验经验”（或“先验反思”）来揭示先验场域的操作性【运作性】。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情况是】这种力量并不能从内在领域自身中被援引，那么，如何授予这些实效化（effectuation【能力和成就】）以一种“规范性的”的力量【权能】。答案轮流由三个环节组成：第一，一种现象化-图式化，它构成了“‘先验的、意义-构成性的意识【/意义-构成性的先验意识】’之具体成就”（a phenomenalization-schematization that constitutes the concrete accomplishment of transcendental meaning-constituting consciousness）；第二，本体论建基和先验构造之间设置一种互惠中介（由列维纳斯精辟地预示），这种中介赋予构成性力量以一种本体论的面向【19.我们在我们的研究《现象学的新本体论：现象学和先验的‘实在【真实】’方法（La ‘nouvelle ontologi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Approches phénoménologiques et transcendantales du ‘réel’）》（Schnell 2016）中阐述了这一观点。】；第三，对先验者的基本特性的利用，包括“作为一种可能化着的力量的加倍（doubling as a possibilizing power [à se redoubler en pouvoir possibilisant]）”（换句话说，将反思建基在使其自身成为可能的东西上（=可反思性）【in grounding reflection in that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itself[à fonder la réflexion dans ce qui la rend elle-même possible ]】）。在这里，我们简单地概述了一下这样一种程序的方法论工具【并就此止步】。这将是一个涉及到不同“种类”的现象学建构的问题。
现象学建构——正如我们在其他地方详细阐述的那样（参见Schnell 2015）——是一种方法论工具，【它】允许在前-内在【性】领域中进行一种定向（orientation），而不是通过内在性领域中的、构成它们自身的诸客观的诸规定【性】来被先天赋范（normed a priori）。当直观的界限（limits）（以及“先验反思”的界限）被达到时，现象学建构是有帮助的；并且，它防止了（生产性的）先验想象力的诸操作和实效（operations【运行】 and effectuations【能力和成就】）倒错进（from sliding into[basculent]）纯粹的想象【状态中】。我们区分了三种现象学建构。
一般来说，第一种现象学建构对应于一种“意义的源初性的现象化-图式化（originary phenomenalization-schematization of meaning）”。虽然这个术语的定位来自于费希特式的“发生【状态】构建（genetic construction）”的观念，但是“genesis”（或者更确切地说是‘generativity’，因为‘genesis’这一术语在胡塞尔那里意味着其他的东西）优先于“construction”的观念（它的缺点在于让人回忆起【联想到】我们坚决与之保持距离的假设-演绎性或者思辨性的构建）。更具体地说，当在意识的内在领域内，不同的受造物（facta）彼此对立，从而使得一种构建成为必要（而这种构建在意识的前-内在性领域中运行，以解决一种相关于一个确定【/特定】的对象场域的精确的问题）时，就需要第一类的这些现象学构建。在之前的尝试中（Schnell 2007），我们试图展示，这些现象学建构如何在‘时间的现象学’、‘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和‘冲动（impulse）的现象学’的角度下具体地被实施的。其他诸构建是可以设想的，例如在逻辑和数学的现象学中；但无论考虑的区域是什么，它们总是并且每一次都依赖于一种特定的现象，并且不会提供一种‘在每种情况下都同一的、并且人们可以纯粹且简单地将其应用于所讨论的对象的’方法。
第二种现象学构建应放置在凯瑟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所称的“可塑性（plasticity）”的视域中（Malabou 2011,pp.44及以下），并且它既表现了一种消灭（annihilation）又表现了一种发生（generation）。第二种的现象学构建，将‘意义之涌现’问题“浓缩（condense）”到了（里希尔意义上的）被表征为‘虚拟性（virtuality）’的“一种现象学化的‘维度’或一种【20.因此，提及了统一【性】的环节（参见上文）】‘视域’”上，这里涉及到一个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一方面是这种不可能固定或把握的“维度”或“视域”，另一方面则是将其自身呈现在‘意识的内在领域’中的现象。重点在于，我们在这里拥有的是一种独一的（unique）现象化原则，它与‘表征第一类的现象学建构的构造物的复多性（the plurality of constructa characterizing the phenomen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first kind）’形成了巨大对立。第二种现象学构建凭借‘起源的形成性（genesis’ formation）’的“环节（moment）”重新诠释了“可塑性”。并因此构造了“‘受造物（facta）’之发生化”和“‘可能化’建构（‘possibilizing’construction）”之间的一种“桥梁”。
第三种现象学建构正是那些“可能化（possibilizations[Ermöglichungen【使之可能】]）并旨在叙释它们的”现象学建构。【21.海德格尔尝试对此进行了不同的概述，特别是涉及焦虑作为一种开启世界通道的‘基本情调（Grundstimmung【情绪；心境】）’（在《存在与时间》中），源始时间性的‘自我-投射（self-projection）’（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中），或者世界的自我-投射（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参见Schnell 2013）】一种可能化并不是指“使之...[经验、知识，等等]成为可能（making possible）”的这一简单事实，而是指的“制造诸可能性”成为可能的东西（but that which makes possible the very making of possibilities）——因此，是一种‘可能化着的加倍’的法则（the law of a possibilizing doubling）。这样一种可能化并不在于一种简单地返回（return to）...（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等同于第二类的现象学建构的加倍），而是揭示了在本质上属于一切‘先验制约（transcendental conditioning）’的加倍的合法性。正是这种可能化回答了先验态度的来源和起源（source and the origin）的问题。然而，尽管这种‘第三类的现象学建构’也与一种简单【单一】现象相关，但它仍然以三个环节方式发生【它也仍然会产生三个环节】：一个“现象化”的环节、一个“可塑性”的环节，以及一个严格来说的“可能化（possibilisation）”的环节。因此，这种第三类的现象学建构整合（integrate）了三种建构的原则，就像每种建构都是“第二【版】范畴的先验演绎中被呈现的概念三一组的三个术语中的一个术语的”一种回响一样。
五、结论
由现象学实施的“革命”是“哥白尼式的”还是“反-哥白尼式的”呢？“超越（beyond[« au-delà » ou le « par-delà »]）哥白尼式革命的东西/哥白尼式革命的‘超越’”并没有恢复‘托勒密式’的实在论，而是打开了一个“下面（below）”、一个“之前（before）”或一个“之下（beneath[en deçà]）”的大门【向一个“之下”开放啦】：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区分之前【/在主体和客体“之下”】，一个非-主体性的构成性的力量和一个基础性的前-经验性的存在之间的互惠关系可以被实行。这个“之前【之下】”意味着替代方案并不在一种“前-哥白尼式”的实在论和一种将先验方法与本体论方法【案：法文，本体论视角】之间的关系留置于在阴影之中的“观念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强调了【在】先验构造和本体论建基【ontological grounding[fondation ontologique]】之间的一种建设性【建构性的】的循环【性】（由列维纳斯首先预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这一结论、即“‘规范性’并不是通过借用（borrowing）预先-给定的客观性来获得的——因为这会等同于一个乞题谬误（petitio prin-cipii【“默认起始【点】”/默认为起源】），并且会摧毁所有的构造（constitution）——而是以“前-内在的发生性（pre-immanent generativity）”来拥有其起源的。
【完】
文献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986) [1831]: “Ohlert-Rezension”. In: Werke in zwanzig
Bänden, vol. 11: Berliner Schriften 1818–1831. Ed. Michel Moldenhauer.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Heidegger, Martin (1979):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esamtausgabe,
vol. 20. Ed. Petra Jaeger. Frankfurt: Vittorio Klostermann.
Husserl, Edmund (1950):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Husserliana,
vol. I. Ed. Stephan Strasser.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Husserl, Edmund (1954):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usserliana,
vol. VI. Ed. Walter Biemel.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Husserl, Edmund (1956): Erste Philosophie (1923/24). Erster Teil: Kritische Ideengeschichte.
Husserliana, vol. VII. Ed. Rudolf Boeh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Husserl, Edmund (1959): Erste Philosophie (1923/24). Zweiter Teil: Theorie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Husserliana, vol. VIII. Ed. Rudolf Boeh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Husserl, Edmund (1970):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Trans. David Carr.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Husserl, Edmund (1976):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Husserliana, vol. III/1. Ed. Karl Schuhman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Husserl, Edmund (1982): Cartesian Meditations. Trans. Dorion Cairns.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Husserl, Edmund (1983): 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First Book: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Trans. Fred Kersten.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Husserl, Edmund (1994): Briefwechsel: Wissenschaftler Korrespondenz. Husserliana
Dokumente, vol. III/7. Ed. Karl Schuhmann.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Husserl, Edmund (2002): Zur phänomenologischen Reduk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
(1926–1935). Husserliana, vol. XXXIV. Ed. Sebastian Luft.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Kant, Immanuel (1787):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Riga: Hartknoch [A = first original edition
(1781); B = second original edition (1787)].
Kant, Immanuel (1998):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Paul Guyer and Allen W. 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labou, Catherine (2011): Que faire de notre cerveau ? Paris: Bayard.
Marion, Jean-Luc (1989): Réduction et donation. Recherches sur Husserl, Heidegger et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Marion, Jean-Luc (1997): Etant donné.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408 Alexander Schnell
Richir, Marc (1976): Au-delà du renversement copernicien. La question de la phénoménologie
et de son fondement. Phaenomenologica, vol. 73.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Romano, Claude (2010): Au cœur de la raison, la phénoménologie. Paris: Gallimard.
Pradelle, Dominique (2012): Par-delà la révolution copernicienne. Sujet transcendantal et
facultés chez Kant et Husserl.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Schnell, Alexander (2007): Husserl et les fondements de la phénoménologie constructive.
Grenoble: Jérôme Millon.
Schnell, Alexander (2013): En voie du réel. Paris: Hermann.
Schnell, Alexander (2015): La déhiscence du sens. Paris: Hermann.
Schnell, Alexander (2016): “La ‘nouvelle ontologie’ de la phénoménologie. Approches
phénoménologiques et transcendantales du ‘réel’”. In: Annales de Phénoménologie,
vol. 15, pp. 119–132.
Tugendhat, Ernst (1970): Der Wahrheitsbegriff bei Husserl und Heidegger.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