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父亲与酒

常言多年父子成兄弟。但我跟我父亲却不太一样。他习惯把我当客人。因为水龙头在当院，在家的日子，他每天都会提桶水，放在我睡觉的屋门口，说：水给你放这了，明早洗脸用。有时他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母亲说：小才那屋的电热毯开了吗？所以，每次回家都像是住酒店。跟大多数中国式父子关系差不多的是，不论是在一起，还是有时打电话，我们之间的交流都不算多。电话里他常说的一句话便是：没啥事，挂了吧，浪费电话费。这当然跟我们的文化有关，我们那里似乎更甚。

父亲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国六年，这一年，胡风遭到批判，林彪、邓小平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委员，轰动全国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如火如荼，以及解放军军官元帅授衔。而我生于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六年，整个国家仿佛一架马车，走过泥泞和不堪，走向坦途。所以代际的不同，也使得我和父亲没有太多共同语言。

还有便是，我们那里是平原，庄稼一年两熟，春种玉米，冬种小麦。庄稼养育了人的同时，也把人与土地牢牢拴在了一起。所以相较于居住在沿海和山地的居民，少了些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多了几分保守。父亲恪守着农业时代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顶多冬天打打扑克，消磨时间。他们最不缺的似乎就是时间，而在外生活的人每天为了衣食忙碌，最怕和最缺的或许就是时间。所以在家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跟母亲算账：化肥多少钱，种子多少钱，犁地多少钱······我在旁边默默呆着。都说“知子莫如父”，但我敢说，做了近四十年父子，父亲并不了解我，我也从未试图理解过他。

比方说，我不理解，多年前姐姐出嫁的那天清晨，所有人都在院子里忙活搬运嫁妆的事情，却唯独不见父亲。当我推开西间门，发现他正独自一个人，坐在姐姐的床上，扭转着身子，望着墙壁，偷偷堕泪。

我不理解，早些年他做沿街叫卖的小买卖时，被人污蔑药死了人家的狗，扣了他的自行车，他回家诉说这一切时，手足无措的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不理解，有一年他给别人干活，我骑车十几里地给他送了只烧鸡，他执意说：我不吃，我不吃，你拿家走吧。晚上回家后，他说：一只烧鸡，那么多人，让谁吃不让谁吃啊。

直到去年除夕，因为父亲的一句话，我才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了他。

那天晚上，母亲张罗了四个小菜，父亲说：也没啥事，咱俩喝点吧。于是他起身，从身后拎了瓶白酒，拿了两个玻璃杯，一人倒了大半杯。年轻时父亲的酒量颇壮，院里的红白喜事，都是他陪席。很少见他喝多过。自从上了年纪之后，他便很少喝酒了，喝的话也就二两。那天晚上，几口酒下肚之后，父亲的脸很快红了起来。他摘下帽子，一面挠着花白的头发，一面咧着一侧的嘴角说：小啊，人活一辈子难着呢！

这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瞬间把我击穿。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理解了他的不易和他的委曲求全。他善写会画，当然距离专业人士有着天壤之别，但如果没有我们，他的人生是否会有另一种可能？因为有了我们，为了成全我们，他不得不放弃这种可能，甘心情愿囿于土地与家之间。正因为他的爱和成全，我才得以追求自己真正的人生，尽管前路漫漫，晨光熹微，但我会带着他给予我的宝贵的财富，继续勇敢的上路。

这些年，我跟很多人喝过很多场酒，但最有意义的是跟父亲喝的那顿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