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闯封锁线

和平原地区大部分村镇一样，皂角村村民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小麦、大豆、玉米、花生等都是乡亲们的口粮，唯一的经济作物是烟叶，香烟中烟丝的原材料。我们不做烟丝，只种植及粗加工，就是把种植的烟叶采摘、烤干、再卖钱。听村里老人讲，我们村种植烟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生产队大锅饭那个年代，分田到户后才渐渐发展成规模，成为各家各户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是乡镇税收的支柱产业，因此周边几个乡镇都各自成立了烟叶收购站，专门收购烟农们的烟叶。

暑假是烟叶的收获季节，也是孩子们噩梦的开始。成熟期的烟叶喜干怕雨，雨滴会让烟叶表面长黑斑，卖相差降低烟叶的等级。因此烈日炙烤大地的时候正是烟叶采摘的最佳时机。这时全家出动，大人头戴草帽、脖子里挂着湿毛巾，推着板车在前；孩子们噘着嘴，拿着超大水杯和干粮，磨磨蹭蹭地跟在后面。整个夏天需要差不多七八次采摘，每次采摘都好像扒了一层皮，但再热再累再不情愿也要跟着爸妈去田里劳动，这可是新学期开学的学费啊。

顶着烈日户外劳动，真正受罪的是大人，每年夏天都有许多乡亲们因为中暑病倒，身强力壮的老妈也是其中一个。因为烟叶的每道制作工序都和汗流浃背联系在一起。喷农药、打烟杈、蹲在一人高的烟苗下拔草、清理底部的坏叶子，一蹲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起身，闷热得让人窒息，站起来就头晕目眩。等烟叶长到齐胸那么高，大概有八九片叶子的时候，就可以采摘了。先从根部开始，从下到上依次分批采摘，每次每棵只采摘成熟的一两片叶子。采摘的工作由大人完成，他们有分辨成熟叶子的经验，家里的小朋友就专门负责收集大人采摘下来的烟叶，并把它们搬运到停在地头的推车上，每次采摘我和弟弟都能装满四五辆大板车。

采摘和搬运都不轻松，采摘的大人在火辣辣的太阳下一猫腰就是半天，连直起腰舒展一下都不敢丝毫懈怠，烟田多的，要趁着阳光足时把烟叶全部采摘完，烟叶的品质才不会受影响。搬运的小孩则需要来来回回穿梭搬运，光着脚，半天就能跑出了三万步，身上的衣服汗湿又晒干，板结生盐，拉得皮肤生疼。这时我和弟弟就会偷懒溜到附近的小河，跳进去把板结的衣服搓一搓，降降温舒服一下。弟弟贪玩，每隔一会儿就要去小河里耍一次，而且久久不见回来干活，常遭到老妈的呵斥。

烟叶采摘后，下一道工序是挂竿，我们叫“上烟”，用细尼龙绳把青青的烟叶绑在竹竿上，等待上炕烤干。全村的烟民都会聚在皂角树下上烟，皂角树树荫又大又厚，四面通风，是天然的空调房。各家上烟的时间不同，皂角树下总是络绎不绝，有说有笑，互相帮忙，干起活来好像也没那么累了。来皂角树下吃饭的或路过歇脚的乡亲们，看到谁家上烟忙不过来，都会七手八脚地搭把手。

上烟完接下来就是上炕，把绑在竹竿上的烟叶，挂在特制的炕房里炕干变黄。炕烟的环节最为关键，需要有经验的老师傅严格把控火候和温度，什么时候添煤升温，什么时候压火降温，不容半点闪失。在这七八天的烤制过程中，老师傅一般都睡在炕房旁，不管刮风下雨日夜守着。烟叶烤好出炕时，几个大人要钻进炕房里把烤干的烟叶拿出来。尽管炕房已经停火降温一两天了，但里面依然闷热，进入的大人都浑身汗湿得像个落汤鸡。这些全都顾不上，大伙儿的心思都在出炕烟叶的成色上，有点像开盲盒的感觉。烟叶金黄，黑斑少，主人肯定乐得合不拢嘴，听着围观邻居们的赞美声，高高地举着烟竿，小心翼翼地放置在地面上，等烤得酥脆的烟叶受潮变软后再装车回家。如果出炕的烟叶黑红且一脸麻子，那主人的脸比烟叶还要臭上几分。邻居大哥就曾被他老爸追着打，出炕的烟叶直接就被扔进了路沟里填了坑。邻居大哥满肚子委屈：头两炕是底部叶，日照不足，本身就品质差嘛。

最后一步就是分拣捆扎 ，把烤干的烟叶从竹竿上解绑下来，按照色泽、白净度、烟叶大小及完整度分拣出个几个高低等级，然后扎成一把把手腕粗细的小捆，一个个小捆再扎成四四方方的大烟包，就可以拉去烟站卖钱了。烟农们三三两两拉着板车或骑着自行车，载着烟包在皂角树下集合，结伴一起去卖烟。回来时兜里都揣着厚厚的钞票，并不急着回家，坐在皂角树下歇个脚，平复一下激动的心情，沾着口水数着钱，不时还用小石子在地面上记着画着，生怕算错账吃了亏。数完钱了还不走，卖烟叶时的所见所闻讲得唾沫飞溅，鼓囊的腰包一刷往日的辛劳，满怀激情地憧憬着下一次的收获。一棵烟苗的中上部叶子品质最好，分量也足，一年的收成好坏全指望这几片叶子了。乡亲们铆足了劲，要加倍小心地伺候着这些宝贝。

为方便当地烟农销售烟叶，每个乡镇都设有烟站。可我们镇上的烟站为了增加利润，经常胡乱压价、缺斤少两，有时还玩起了关门歇业的把戏来制造恐慌，吓得烟农纷纷通宵排队去卖烟。村里的孩子们都有给爸妈送饭的经历，送完饭天黑不敢回家，就和大人一起睡在马路边上。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折磨得烟农们苦不堪言。这还不算完，烟站还有更狠的招数，大伙儿背地里都叫它“三扒皮”：压价、缺斤少两，零钱换糖。每一层都扒得烟农们肉疼肝颤，还不敢言语。

熬过一个通宵的等待，终于等到烟站开门营业了。可是，烟站的工作人员总是磨磨蹭蹭，从不准时上班。人还经常凑不齐，不是缺了验烟师，就是会计财务还没到，总之，还得继续等！好容易一班人马聚齐了，那就赶快开始工作吧。只见验烟师隔着桌子懒洋洋地看着烟农们把烟叶搬到他面前的地面上，打开包裹，满脸堆笑地向他展示着自家烟叶的好品质。验烟师面无表情，屁股重得离不开椅子，远远地瞥上一眼就随意定级定价。他轻飘飘的话语犹如晴天霹雳，狠狠砸碎烟农们的心里防线，急得烟农睁大眼睛直跳脚，却又随即挤出笑脸，央求验烟师站起来走近看看，亲手摸摸烟叶的质量。降一个级别每斤就少收入五六元，这一下子降了三个等级，一大包烟叶就损失了几百元啊，烟农们的心在滴血。

验烟师不耐烦地翻个白眼，翘起了二郎腿、咂了口茶：“到底卖不卖？下一个。” 乡巴佬！就这个价格，今天不卖，明天来压价更狠，你以为这“三扒皮”的称号是白叫的！第一层皮扒完，就该秤重量了。一般我们都会在家里提前称了重量，心里好有个数。但这样也就更伤心，只要往烟站的秤上一放，减轻八九斤是常事，少个十几斤也不新鲜。还没等烟农们反应过来，旁边的记录员迅雷不及掩耳地填好单子，撕下来，塞到了烟农们的手里，白字黑字，这就成交了！烟农愁眉苦脸地拿着纸条形状的单子，愣愣地排队到会计窗口领钱，这么贱卖该如何回去给家人一个交代啊！

接下来该扒“第三层皮”了——零钱换糖。运气差的，在领钱窗口排了半天队，窗口突然关闭了，说是现金发放完了，什么时间兑现条子另等通知，俗称“打白条”。等到暑假过完，孩子们新学期需要交学费时，白条还迟迟不兑现是常有的事，很多家长只能拿着白条到学校求情。如果运气好，大额整百的钱是领到了，可五十元以下全被当做零钱来兑换糖块，说是零钱发完了，拿糖块来抵了。烟农们哑口无言，排通宵的长队，晚饭和早饭都自带干粮，宁愿饿肚子也舍不得花一元钱买个烧饼，却要花几十元钱买糖吃。再说同样糖块，价格却是村口小卖部里的两三倍。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扒皮”，那又能怎样？谁敢提意见？也不知道去哪里反映情况呀，大伙儿只好哑巴吃黄连。每次老爸老妈拿回的糖块，我们小孩都不爱吃，难吃还死贵，扔了又舍不得，经常从夏天放到冬天，有时过春节时还能看到它们的身影。

这窝囊气，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可受不了！他们把烟叶运到外乡的烟站上去碰运气，结果人家“一层皮”也不扒，态度和善，每人还还发一块烧饼照顾远道而来的外乡烟农。这谁不心动，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跑去外地卖烟，乡镇上的烟站顿时就冷清了。肥水怎能流入外人田，烟站立马成立了一个巡逻队，日夜守住各个通往外乡的路口，禁止本乡的烟叶流向外地，一经抓获全部没收。乡亲们想不通了，不是说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吗？这怎么和电视上说的不一样呢？虽然气愤，但胳膊怎能扭过大腿？村里胆小的只能屈服，贱卖烟叶给烟站；胆大的就开始上演电影里游击队的戏码，和巡逻队的“小鬼子”们斗智斗勇，趁着夜色从庄稼地里偷溜过去。

村里有好几家都成功溜了出去，且卖了好价钱，大伙儿都很羡慕。听说邻居大哥带着几个小伙子明早又要出发，老妈动员老爸也加入，老爸不愿去，当时他已调到镇上工作，怕被抓到影响工作。眼看着全家老少辛苦的劳动被贱卖，老妈心疼不已，决定自己去。她找邻居大哥商量加入，邻居大哥有些为难：“婶子，您这一大捆有一百多斤重吧，您一个女同志白天骑车载着都够呛，更何况是走夜路，稍不留心掉到路边深沟里，爬都爬不起来。万一被“小鬼子”发现了，我们几个小伙子骑车可快着呢，恐怕照顾不了您啊。” 老妈理解他的难处，但拼一把的心思已定，坚定地说：“你放心，你们尽管前面带路，不用管我，被抓到也不怨你们，我自认倒霉。” 有了老妈这番话，邻居大哥这才低声把集合的时间和地点告诉了我们，还特别嘱咐：别迟到，到点儿走人，不催不等。

老妈本来就不擅长骑车，巨石般的烟包绑在后座，别说骑了，推着走都费劲。我心疼老妈，也不理解老爸的顾虑，就和老爸吵了一架，当即决定要陪老妈同去。当时我已经上初一了，个子和老妈一样高，虽说身板瘦了点，但有力气，骑车比老妈灵活。我也骑一辆，就可以帮老妈分担一半的重量。起初老妈不同意，自己在院子一个劲儿地练车，后来实在搞不定就同意了。我和老妈分拆了烟包，绑好了自行车，老妈让我先去眯一会儿，她去煮几个鸡蛋，准备些干粮带着路上吃，说今晚是要拼体力的，肚子饿没力气可不行。我如临大敌，怎么睡得着？一闭上眼睛，小兵张嘎、闪闪红星、鸡毛信等电影中游击战的场景轮番在眼前播放。感觉刚睡着，就听到老妈叫我起床，我迷迷糊糊地抱怨：“怎么定在半夜两点啊？烟站早上8点才上班，这也太早了吧。” 老妈故作神秘地说：“这个时间是人最困最乏的时候，也是最容易掉以轻心的时候。”和电影里讲的一模一样，革命电影都没少看。

我和老妈不敢怠慢，赶紧骑车前往皂角树。皂角树下，黑暗中已经聚集了七八个骑车带货的人，大家安静地等待着，完全没了平时的嘻嘻哈哈。时间一到，邻居大哥振臂一挥，跨上车带头出发了，我们依次跟在后面鱼贯而出。一行队伍除了我和老妈，其余都是年富力强的大老爷们儿。平时看着都吊儿郎当没个正形，这时个个变身勇猛矫健的骑行军，自行车蹬得呼呼作响。老妈自知骑行水平差，故意排在队伍最后，不给别人添麻烦。我担心老妈的安全，执意让老妈先行，我来断后。就这样，一支夜行军在黑夜的掩护下静悄悄地离开村庄，向未知进发。

刚开始我们走的是田间的土路，平时我割猪草经常走，小路虽然坑洼不平，倒也不觉得难走。看着前面老妈努力而又笨拙的背影，心里不免又生起老爸的气来。随着我们渐行渐远，前面的道路也越来越陌生，有时根本不能骑，需要推着车横穿红薯地。露水和泥土不一会儿就在鞋里和起了泥，一走一滑溜，干脆把鞋脱了挂在车把上，光脚上阵，走路蹬车都带劲儿。老妈怕我在队伍后面害怕，时不时地回头看我，她一回头车子就跟着一哆嗦，险些摔下来。我压低了声音，向她吼道：“别回头，我没事。” 我全部的心思都在看路和老妈的身上， 哪还顾得上害怕。只知道紧跟队伍不掉队，埋头向前走。去往哪个方向，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光推车走就已经蹚过了玉米地、花生地、红薯地......总之很漫长；离目的地还有多远，更不知道！大家从不停歇，也没空交谈，只是默默地跟着队伍加紧赶路。

骑着骑着突然就上了宽阔的大路，走大路不怕被抓吗？正纳闷时，前面传话过来：上“三不管”了，快要到了。这个振奋的消息让一直紧绷的队伍顿时松快起来，上了“三不管”这条路，基本算是度过危险了。“三不管”是连接毗连三个乡镇的一条长长的路，它虽然是主干道，但年久失修，坑坑洼洼。各乡镇互相推诿，都不愿出钱修路，所以大家叫它“三不管”路。

老妈回头向我传话时，虽然天黑看不清她的脸，但从声音中能够感觉到老妈胜利的喜悦。这一路坎坷奔波，她并没有掉队拖后腿，剩下的光明大道根本就是小菜一碟。我为老妈高兴，可脸上的笑容还未来得及展开，一道亮光猛地撕开了黑暗的天空，从背后直射过来，好像是汽车大灯，紧接着仿佛听到远处传来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

大事不好！快跑！“小鬼子”追上来了！

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眼看着胜利就在眼前，怎能认输？巡逻车的灯光和发动机的鸣声刺痛着大家的心弦，个个拼了命地蹬着自行车，恨不得生出翅膀飞起来。老妈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可依然远远地落在后面，她又急又怕，一脚踩空，身子一歪，连人带车重重地摔在地上，差一点就掉进路边的深水沟里。我赶紧跳下自行车去扶她，幸好人没有受伤，自行车好像摔坏了。就这一会儿功夫，“小鬼子”已经追上来把我俩团团包围。邻居大哥们已走远，他们追不上，只能对我俩撒气，教训我俩私自违法买卖，要没收我们的自行车和烟叶。我和老妈死死拽着自行车不撒手，脸红脖子粗地和他们理论："犯哪条法律？不偷不抢，卖自家种烟叶犯什么法？你们天天说为人民服务，压价，欺负老百姓，不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就是为人民服务吗？” 他们一时语塞，死死地盯着我俩，可能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凶悍的母女吧。

这时，一个队长模样的人走过来问我：“你爸是张老师吧？ 上个月你们学校开颁奖大会，你得了第一名？奖品还是一台收音机？”学校的颁奖大会一向对校外开放，我当时站在领奖台上看着前来围观的人群还挺得意，没想到在这儿添了大麻烦。老妈一听这话，紧紧护着自行车的手突然松开了，还扒拉着我的胳膊让我也松手，自认倒霉算了。我不干，少拿我爸和学校来吓唬我，爸妈怕，我可不怕。我硬着脖子，仿佛刘胡兰附了体，也死死地盯着他，大声说：“是，就是我！”手依然紧拽着自行车和烟包，一点也不敢放松。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和老妈，挥了挥手，召集所有人上车离开了，留下我和老妈战战兢兢地留在原地。

老妈的自行车摸黑没办法修，只能推着车往前走。没了邻居大哥的带路，我和老妈十分忐忑，周围黑漆漆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烟站在哪个位置也不知道，只能顺着大路一直往前走。好大一会儿，才有一群烟农从身边路过，一看都是老熟人，是隔壁村的叔叔大爷们。大家相视一笑：都不容易啊。他们给我俩指了路，就忙着赶路了。当我和老妈赶到时，烟站大门口已排了长长的队伍，邻居大哥们见我俩安全到达，立马迎上来问长问短，有说有笑，仿佛又回到了皂角树下。

借着烟站门口昏暗的灯光，我才看清楚我和老妈的样子：披头散发，浑身湿透，满身的泥点子和草叶子，光着脚，脚上裹着厚厚的污泥。可能就是这样的狼狈相才让“小鬼子”放行的吧。

烟叶卖的很顺利，也吃上了传说的“外乡烧饼”，大伙儿都非常满意，高高兴兴地各奔东西：有的要去集市买东西，有的赶紧回家报喜讯，可老妈却留在烟站不着急走，混在卖烟的队伍里左看看右看看，看到卖相好的烟叶就和烟农拉拉家常聊上一阵，老妈在向别人取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