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死火山”之一吗？

评判理论——马克思主义“死火山”之一？

法兰克福学派史

7.0

【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 （Emil Walter-Busch） / 2014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Emil Walter-Busch）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评判理论与政治

原作名: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

译者:郭力

出版年:2014-1

本文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史》第15节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1927～1998年），80年代初完成了系统理论范式转换工作，并在他第一部学术专著《社会系统》（Soziale Systeme）中，说明了进行范式转换的原因。最迟于这个工作之后，他提出：所有过于接近通理的“老欧洲”社会学的关键概念和理论，原则上都已过时（LUHMANN，1984）。在“对解明活动进行解明”的意义上，卢曼有些像尼采：为克服传统理性思维存在的根本区别，要么对它们回避，要么重新定义（STEGMAIER，2004年）。卢曼在这部专著中，将他以为的自成一体的权威理论系统，比喻为飞机在云层上方飞行时，飞行员可以听任自行操作的飞行仪。只是当云层破散时，这种理论高飞才会“望到下面”让人误认为很熟悉的传统哲学社会学的局部景观；偶尔也会望见“高耸着些许马克思主义死火山的辽阔土地”（LUHMANN，1984年，第13页）。

尼克拉斯·卢曼

下面总结的社会评判理论的一些版本，只是过去两百年来社会主义理念景观中的一小部分。同他们一起成为20世纪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的还有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及卢卡奇（Georg Lukacs）、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柯尔施（Karl Korsch）、布洛赫（Ernst Bloch）等［参阅KOLAKOWSKI，1979年，第6～12章；JAY，1984；MCCLELLAN，2003年；关于评判理论：WIGGERSHAUS，1986年；MONKLER，1990年；DUBIEL，2003；LADWIG，2006年；HONNETH，2006年；以及WASCHKUHN，2000年（详细列出了1100条参考文献）］。卢曼关于“马克思主义死火山”的诙嘲说法，以何种程度适宜评判理论呢？

社会学家主要出产三大产品（在此不计人文学科专业经典文献的传统任务）：a.可经检验的理论，以及意义单一或者几乎单一的总结性的察知性结果；b.理论性反思及对多种行为方式的诠释；c.专业文本或其他文件性作品。面对霍克海默这圈学者自1930年至1970年左右生产的这些（a）理论及察知结果，以及（b）思考与诠释，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从旁对那些受他们启发产生的最重要的后续研究撇上一眼，我们马上会赋予它们什么样的意义呢？他们哪些认识论，不论从内容上还是方法上仍一如既往拥有现实意义，而哪些却只具有历史意义？

（a）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社会研究，用他的话说，其“灵魂”是唯物主义的；而后来他对此类理论研究的可信性，至少在研究所内部，有时也在外部，发表了批评言论。例如，第一次以“权威型人格与家庭”为主题的社会调查，按他的说法，其调查结果并不能“视为具说服力的统计资料”，这就是说，通过这些资料不能“得出普遍结论”。他认为，问卷调查对研究所理论家来说，只是用来使他们“处于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中”，而“远离不谙世事的假说”（见第11节，A点）。

与当前的社会研究方法相比，“权威型人格与家庭”的察知性研究，远不如关于“权威型人格”研究更相适宜。尽管这个项目很快获得广泛公认，霍克海默仍会偶尔在内部对它表示不满。在他看来，这里表现出的社会研究的学究风格，正是“思想末路的糟劣之处”（见第11节，B点）。

显然，霍克海默对他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社会哲学之基本问题的关心，更甚于对社会研究哲学方法及结果的关心，也甚于对反思社会研究的关心。阿多诺，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主要从事研究所的察知性研究，他对霍克海默怀疑论断的思想意义给予了肯定与加强。20世纪40年代初，阿多诺同霍克海默一起完成了大型理论项目《辩证论证解明运动》（请参阅第10节）的第一个版本，当初正是为了这个理论项目，霍克海默才担当起领导研究所繁重而又享有特权的工作的。虽然至今对此著作仍存在争议，但大多数评论都认为，这个评判理论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既不是研究所察知性研究适宜的汇总（这就是说，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对研究工作进行彻底辩证论证的“展现”。DUBIEL，1978年），也无助于社会评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式或其他方式下的持久发展。

在笔者看来，如果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辩证论证解明运动》的观点作为转折点，认为评判理论“哲学与社会研究”最初的整合模型在此遭到失败，并从此开始了新的哲学化过程，是不正确的（参阅HONNETH，WELLMER 1986年，第257页）。因这种整合模式，实际上仅存在于1931年霍克海默所做的研究所发展规划中，是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目标（见第2、6节）。这家研究所所做的，一直只是理论研究与社会评判研究之间某种松散的合作组合；研究所经营上又相当策略巧妙。这类组合工作在《辩证论证解明运动》（1944年）完成之后并没有终止，事实正好相反：获得国际声誉的“权威型人格”研究项目，1950年才得以发表；在西德受到重视的“分组讨论”研究成果也在1955年得以公布（见第Ⅱ节B、C点）。

阿多诺经常对自己进行评判性反思，以此反思方式他总结了自己作为察知式社会研究人员的经验；对于研究所主要成员的理论或理论性的思考以及他们1930～1970年做出的察知研究结果之间的关系，这种反思也最适宜用来给出解释：

关于社会的理论思考，总的来说不能由察知性研究结采完全取代：理论想逃脱察知结果，就像灵魂总要逃脱灵学实验规范。（ACS 8，第197页；参阅第12节E点）。

研究所内部所重视的定性研究项目，目的如阿多诺要求的，要尽可能争取“抵制察知性调整而找回认知初始”（ACS 10.2，第738页）。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裔英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2009年）对研究所雄心勃勃的所谓“分组讨论”尝试，仍有足够理由提出严厉批评（1954年夏达伦多夫担任霍克海默的助理，任务之一就是要促进分组讨论记录分析的提前完成；但出于各种原因，几个星期后达伦多夫宣布辞职）：

分组讨论……不论在方法上还是内容上，最终未能产生特殊结果。名声在外的法兰克福研究所进行的完全是寻常的民意调查研究。新的尝试往往显得不相适宜，而适宜的往往不够新颖。（DAHRENDORF，2002年，第170、171页）。

的确，迄今为止，已知的定量定性社会研究技术，如果真可以像阿多诺要求的“不受限制”地再现人的生活经历，也只能在有限条件下，在某种程度上再现（请参阅WALTER-BUSCH，2008年，关于社会学资料收集基本方法问题的“反对意见Ⅰ-Ⅳ”点）。尽管评判理论在基础资料方面的欠缺不一定比其他社会学大理论欠缺得要多，但这个欠缺却尤其明显突出，因为评判理论强调高标准的察知概念，并强调这个概念对所谓无理性人类世界的特别表达（即按照阿多诺所说的它的“不认同性”）（参阅第12节B点）。

评判理论察知基础方面的欠缺，即便通过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1949～，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1987年在一个出版物中首次介绍的方法，恐怕也不能得到真正改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都不肯让他们的理论既以哲学为导向，又具有察知性根据。根据这个事实，霍耐特得出结论：同研究所核心成员相比，外围成员即本雅明、诺伊曼、基希海默和弗洛姆等，在他们对浩瀚资料所做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中，更容易找到社会理论方法；借助这些方法，当初霍克海默的唯物主义社会研究规划本可以“做相应成功的转换改善……”（HONNETH，1999年，第26页）。但这个经常被引用的建议实在难以进行事后补救，德国哲学家德特尔（W.Detel，1942～）则希望用直截了当的方法解决评判理论察知基础缺乏问题，这就是将它改称为“意识形态评判式、反思式及可检验的理论”（WINTER，ZI-MA,2007年，第177页及接下几页）。德特尔为社会理论提出12个指标，它们应该是理论的基本构成，然而“关于社会的理论思想”，却至少总能逃脱这些指标，就像总会从灵学实验规则中逃掉的“灵魂”。

霍耐特

相比之下，德国社会学家奥夫曼（Ulrich Oevermanns，1940～）的“客观诠释学”要更周全些，理论上更具反思性。奥夫曼认为，用这个学说，他将阿多诺的社会研究实践，发展成一个以客观诠释“为可靠基础的符合重构逻辑的研究程序”（OEVERMANN，2004年，第191页；也可参阅OEVERMANN，1983年，1993年）。奥夫曼之所以称他的诠释学是客观的，因他将人类行动之“主观认定的意义作为一个行动序列给出客观含义的衍生物，这个序列总可以通过意义生成规则得到协调，”——在此，奥夫曼借助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生成式语法”，甚至将这样的“客观通用规则”视为可通过精确的“运算法”产生的（OEVERMANN，1993年，第115、116页）。

至于奥夫曼惹人目眩的社会研究法的大胆设想，得到了何种程度的成功，最好还是让对客观诠释学评估分析的具体结果来做判定。在此，奥夫曼对一些文学作品中的重要场面，比如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1862～1931年）的话剧“伯恩哈迪教授”及爱尔兰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1906～1989年）的话剧“终曲”，所做的研究，尤其富有教益。他首次将阿多诺的研究项目——对艺术作品中社会力场进行不隐喻的确切分析，通过客观诠释学序列分析法，对其项目中这样的场景进行了有条理的、可以理解的逐步分析（OEVERMANN，1996年，1997年，2004年）。

即便我们忽略奥夫曼对施尼茨勒和贝克特话剧所有其他方面的不感兴趣，而只关注他所关心的所谓核心部分，由他客观诠释学做出的文本序列（Textsequenzen）也完全可以是另外的样子，可以得到另外的解释。对于彼此不同而又具有大致相同的理性、理由充足的解释，文学文本尽管原则上不愿意得到太多，但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容忍（关于奥夫曼作品中悬而未决的所谓无理性问题，参阅WALTERBUSCH，2005年）。

奥夫曼

同一些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追随者和学派第三代大多数学者一样，奥夫曼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遵循的是哈贝马斯在1984年“法兰克福学派之影响”研讨会上提出的一项建议。这项建议说的是：与其在回顾中宣誓效忠学派的整体一致——这点除了在纽约的那几年外几乎从不存在，更有意义的工作是，自己去“面对问题，去看看”如何将评判理论及受其激发的社会研究，将“它们的激励潜力”无所顾忌地修正耗尽（HONNETH，WELLMER，1986年，第8，11页）。只是在奥夫曼看来，按照他方法学方面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对阿多诺的核心思想似乎不必做内容上的修正。这使他有别于其他听从哈贝马斯建议，对评判理论的激发潜力，或多或少进行了修正的社会学家及哲学家。

在这里，笔者不可能对评判理论当今的详细发展状态做出评估，也很难判定，那些重要著作，这里或那里——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英语国家作者的作品，会使评判理论怎样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使“马克思主义死火山”的比喻难以适用。笔者希望再做最后强调的是，要密切关注霍克海默圈内理论与察知研究结果的内在关联，并对此再做出两点说明，这两点也是笔者的观点。

2003年，阿克塞尔·霍耐特在法兰克福第二次阿多诺研讨会上提出，阿多诺社会理论理念——－以及同这些理念一起、霍克海默圈其他成员的理念——都不该理解成社会学理论。他说，不应再将之“视为阐明性工作，而应当视作注释性工作”，确切地说，它们是资本主义困难窘迫生活方式的诠释学（HONNETH，2007年，第70、71页）。

本书中，笔者大体按照霍耐特的这个构思，选出了霍克海默圈内时代评判中具指导意义的思想及解释说明来进行总结。为了便于理解引用的文字，从1930～1970年40年间研究所的历史背景，得到一再提及。它们首先是指遭受到的两个大灾难，其一为1917～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性后果及大革命期，此外是经济大萧条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包括极权统治下全民性歇斯底里及大屠杀在内的腥风血雨的数十年。对于这个时代，霍克海默一圈人做出了如阿多诺描述的——“历史哲学日晷”性的反应（ACS 11，第60页），他们展现了时代灾难的阴影，展现了大屠杀的阴影，那是难以忍受的持久的日食时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专著及文章是时代性文件，它们不仅很好地解释了这段历史，而且对肇事国部分战后第一代人来说，还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参阅SCHNEIDER et al., 2000年）。相信不同国家的后来人，总能再次发现霍克海默圈“评判理论”作品的精神，会将其视为既是“历史性的”，又富有现实意义的重要的时代文献。

霍耐特

这里选出的有关霍克海默圈子文字的讨论，有两点保留意见还会不断出现。其一是关于评判理论所谓的民主理论的缺乏，这是二手文献中经常要批评的。这里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对共和政体及法制国民主体制意义的低估。这方面的情况在马尔库塞那里几乎未作过改进，而重返德国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只做了一些无系统的改进。像许多这代德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民主是他们在魏玛共和国时代才了解到的，因而对霍克海默圈内大多数成员来说，民主“不值一提”（SCHORGERS，1989年，第135页）。而诺伊曼在他1954年去世前，尚不能有足够时间对20世纪50年代这个可质疑的定位定向问题，以左翼知识分子的利益出发——这些左派在接下来的学生运动中又重新发现了诺伊曼，予以久远性的纠正（第13节B点）。只是自哈贝马斯起，才出现转机。哈贝马斯积极倡导“彻底民主”，以这个理念与叛逆学生讨论，同马尔库塞讨论，使误解——“彻底民主”也要反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得以消除（第14节D点）。

第二个保留意见，是认为评判理论有关时代评判、社会评判纯理论思考具有局限性，因为这些思考像经常出现的情况，只是出于“对不公正的强烈愤慨”。毫无疑问，一个社会快乐与不快乐情绪的广泛程度、造成人与社会异化的原因、深层需要的失意与受挫等问题，任何时候都可通过确切的学术语言进行转化描述，并按照学术规则加以讨论。可是对于那些有相对适宜理由拥有其他政治观点及世界观的业余思想者、实践者或学者，人们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及对此观点起决定作用的“感觉释义”（Affekt-Interpretationen，尼采语）更好地说服他们吗？对于不同意见，通理很有可能起到协调作用，又永远不会决定其内容；如此说来，在这样的争辩中，不应给予通理以最终决定权吗？

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年）表达怀疑（Skepsis）的方式，能像表达对某物某人的坚信不疑一样简洁明了。很早的时候，他便用怀疑论的方式对人们思维与行动应受理性引导的主流言论提出过批评。他认为，人们不应假定，“相对其他所有联系，自己对理性的偏爱”应“拥有特殊地位”；比如，哈贝马斯试图“通过对理性与学术本性在政治上是中性的解释”来捍卫自由主义的民主。相对之下，罗蒂的座右铭——也是本书的座右铭——是：“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关于理性与学术的哲学解释，从属于与我们紧密相连的自由主义民主机制与习俗。”（RORTY，1991年，第46页，附注32）

马丁·杰（MartinJay，1944～）在他功绩卓著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一书的第二章，用一句非同寻常的歌德的消极名言作为引言：“从理性高度下望，整个生命像是讨厌的疾病，世界如同疯人院。”（JAY，1976年，第63页）这句名言暗示的是一种观点，以此观点霍克海默在他论文“对形而上学的最新进攻”中，试将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客观理念引向荒谬。霍克海默在文中写道：这样的社会研究误以为，它可以对非人性统治的国家独自进行“严格客观的”考察，结果是：“每个国家都有如疯人院或监狱，可是顺利运作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没有注意到这一点。”（HORKHEIMER，1937年a，第136页；参阅第7节D点）

然而，歌德说这句话的目的，正与杰假定的霍克海默的意图相反。歌德1798年底，向伏伊格特（Christian Gottlob Voigt）借来康德的《人类学》一书来读。1798年12月19日，歌德写信给伏伊格特，感谢他的出借，并写道：

谨此寄回康德的《人类学》，并致以哀心感谢……这是一部一定特别受教育家欢迎的著作，而我们只愿意扮演自己或他人的角色；顺便说一下，我以为这种书应该在鲜花盛开的春天阅读，这样可以通过外部世界，平衡一下这本书的大部分给人带来的得不到慰籍的感觉；我读的时候，身边有孩子在玩耍，使我还能勉强为之，因为从理性的高度往下看，整个生命像讨厌的疾病，而世界如同疯人院。

歌德以为，这本书里，“我们的老教师”——思想敏锐的康德，很多地方做出了相当狭隘的判断，还有更多地方做出了很偏执的判断：

天才、才华对他来说太挡道，诗人在他看来太放肆，对其他艺术，谢天谢地他全然一窍不通。某些时候他很迂腐……对于各个民族的描述，在我这个在世上活了很久的人来看，很浅薄乏味；就像前面已提到的，对人类学来说这些描述显得太不自由、不优美了。如果我想展现人类，想介绍人类是怎样的，那我必须要时时坦言，人之所以成了其他的样子并非取决于自身，所期待的理性状态事实上很少出现，或只部分出现在高龄阶段，因而我想，对人类的展现应更友好些，易于读者接受些，更生动活泼些。（Goethes Werke，Weimarer Aus-gabe IV版，第13卷，第347页）。

要展现人类，展现“他是怎样的”，并可以是怎样的，这不仅仅是歌德、康德及霍克海默一圈人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也是地球上各个文明世界无以计数的许多其他重要思想家心之所系。如果我们否认，在评判理论、康德、黑格尔、叔本华、马克思所占有的理性高度旁边，还存在以完全另外的视角观察人类的世界观——这里当然包括歌德的生动活泼的世界观——的话，那将是真正的心胸狭隘与偏执。原则上讲，人文科学的“客观性”——这些学科总需对人类所谓无理性的行为方式及其作品进行解释说明——不能与无情感冲动的无立场的中立相提并论，而更符合尼采的原则：

“客观性”——不应作为“无意思的观察”来理解……而应作为对自己赞同与反对意见的掌控与做决定的能力：这样才可将观点及感觉释义的差异性运用于认知。（《道德谱系》Ⅲ/12）

与法兰克福学报评判理论相比，对社会评判性不够直接的人文学科专业及研究领域，价值评估及判断对它们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从它们学术高度向下面人类生活望去的理性，对于自己的“感觉释义”，如这本书中所述，既不能给出哲学性的，甚至也不能给出科学性的令人信服的理由。负责做出政治抉择或做出其他影响世界观的价值抉择的，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历史哲学的、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的、论议伦理等陈述论证技艺高超的理性，而受限于在论证方面具自身薄弱性，在时间、空间及社会方面的说明能力都很有限的通理。即便是对霍克海默圈工作方式的特色评论，也不需要技能高超的强大理性，而最终总是“只”用相对不强的说明方式，那是每个有语言天分的人都可理解或可以自己发展的。

对社会发展趋势提出的所有理论，对之做出的精心严格的诊断，都具有多重含义，且都是所谓无理性的。本书旨在通过介绍这些多重含义性及所谓的无理性，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理论及哲学做一入门介绍。所谓的无理性不能通过定义给出准确意义，更不能加以解释。“辩证的”、“哲学解释性的”或“客观诠释学的”研究方式，在这方面它们承诺的也比自己能做到的要多。它们可以很好地限制所谓无理性，使它的多义性得到更好的领会理解，但永远不能从它那儿得出单一明确的意义，不能通过一个理论思想做出完全精确的分析。这些事实一方面表现出霍克海默、阿多诺及马尔库塞理论的局限性（请参阅第7、12、14节）；另一方面，霍克海默的努力——要在每项研究中赋予政治“灵魂”，用以获得对社会政治发展的新认识，在原则上并未得出比传统研究结果更优越的见解（参阅第10、11节）。

不过，在对社会学研究的局限性及欠缺性的观察上，法兰克福学派评判思维表现出了敏锐卓越的目光（参阅WALTERBUSCH，1977年、2006年、2008年）。对一些需特别细腻处理的问题，特别是各种学术、艺术文本及其相关文献真实性及作用问题，本雅明和阿多诺进行了许多比喻对比考察工作；他们的研究有些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有些还具有继续发展的可能。

这样，我们可以用三个并列的价值观来说明注重生命实践的评判理论的追求：“快乐、勇敢、自豪”。这是1935年8月那是个未给“客观性”带来愉快的时代，由霍克海默与波洛克制定的，这是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与宗旨（HGS 15，第380页及接下几页）。1951年11月14日，新研究所大楼举行建成典礼。那天留给后人的一张照片上，与知名人士坐在一起的霍克海默的姿态，恰好是这三点集于一身的表达（见第4节第2图）。

在此三年六个月前，法兰克福大学的几位代表于1933年后第一次拜访了霍克海默，在给妻子麦冬（Maidon）的信中霍克海默描述了这次会面：

校长和两位系主任，还有另外几位，都恭敬、窘迫、圆滑、亲切，向我致以诚挚问候。他们还不太清楚，他们应该将我视为比较有影响的美国旅行者，还是他们受害者的兄弟。他们应该取的是后者。他的所思所想都在对过去的回忆中。（霍克海默致信麦冬，1948年5月26日；HGS17，第976页）

本书插图2上的霍克海默，可以让人看出伴随着他终身回忆的身姿与目光，这终身回忆决定了霍克海默用审视眼光旁观的局外人的命运。对哈贝马斯及研究所其他工作人员来说，霍克海默一直显得陌生保守。直到他去世后，直到读到后来发表的他对战后时期的分析观察与思考评论时，哈贝马斯才开始对他有所理解。才知道，照片上显示出的，以及霍克海默对他们表现出的“担忧，伴随了他终生（不只是要求得到认可的需要），这担忧对他始终起了一个外墙保护作用，而这外墙后面，他却一直坐在尚未掏空的行李箱上”（FRUCHTL，CALLONI，1991年，第48页）。

这张照片还表现出霍克海默的另一个方面：他很熟悉同社会权势人物及具影响力人物交往的日常政治游戏。他通晓游戏技巧，正如照片上明显表露出的他的游戏姿态——也许他想在规则之外通过自己的姿态对自己的担忧——一位犹太越境者的担忧——做一诙嘲，这一姿态表达的正如美丽格言所述：“快乐、勇敢、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