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关于“偶像”的comment

（关于偶像崇拜及其拒斥主要在西方文化传统里颇为明显，但是我在这里没有打算尝试梳理这一传统，我没有功底处理这一工作。这里我只想按照我的一贯混乱的思维来描述一些我近来主动或被动看到的而胡思乱想的东西，然后借着尼采的外衣在表现得符合箴言“154”所言的“健康的标志”。括号里的话是为了防止误解的补充，还有一些吐槽。）

一

偶像这个词儿，从金牛犊起，无论是各种所谓原始部落的木雕或石雕，到各种仪式所崇拜的某种超自然（或自然——一种自然力量）的化身，亦或者说现在语境中的“偶像”（“啊啊啊啊！我的偶像来了！！！”[这里放几个叹号都不过分]）。

一般来说，摧毁这些带着物质材料的偶像不算很困难（我没想摧毁什么），在历史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理论争论与实践行动来摧毁与反摧毁，例子很多。现在这个时代，一般对偶像和偶像的崇拜往往以一种格外大度的口吻，以“不同文化的各自实践”为名义，带着点这样非常好的以及被掏空内核的“尊重”这样的词儿予以评论（和religio这个词儿的命运差不多）。似乎，一旦将之理解为一种不同文化的各自实践便可以相安无事，这一不同文化可以是一个文化社群，也可以是一个个人私底下的热忱。在这种讨论里，似乎以一种田野调查的态度来处理就挺好。但是在这个态度中，我们看到的是具像化的各种例子、分类，我们还没看看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番崇拜。当然这样的“为什么”也非常容易把我们带入到一种历史考据和文化人类学的探究之中。

不过呢，这也不是我关心的话题，我有点好奇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在我们这个时代，按尼采的箴言“上帝死了”（这句话按照他的语境理解，不涉及神学争论。神学争论非常有意思，但是我不讨论），似乎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合法的、传统的对象作为神圣化的对象被我们崇拜（崇拜与崇敬也有一个区分。我粗略地说，后者的例子涉及基督教传统中的”敬礼圣像“），但是我们仍然创制偶像，将不神圣化的神圣化（当然，此条我相信也是禁止偶像崇拜的核心所在，那可以神圣的才得崇拜以彰明神圣。对不神圣的以崇拜则褫夺了那本自神圣的尊荣「这一个补充是真心话，我们总也需要那比我们高的存在的」）。我先借着尼采的《偶像的黄昏》第5节推进下我的工作。

尼采说：“从起源上说，语言属于心理学最萎缩的时代：当我们意识到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用德语说就是理性（Vernunft）——时，我们就进入了一种严重的崇拜活动之中。它举目所见,皆为行为者和行为：它相信作为原因的意志，相信“我”，相信作为存在的我，相信作为实体的我，它把对于我—实体的信仰投射到所有事物上去——它就是这样第一次创造了“物”的概念……存在处处被思考为、调换为原因。从“我”的概念中才产生出、派生出“存在”的概念······”

尼采将这个物的起源锚定在我对我的误认上，即之为实体的我被我所认为是我（这个也有点绕），然后我将这种认识投射在世界之上，那“物”是被“我”产生的。（在《善恶的彼岸》里，哲学家的阴谋也差不多，将此在的领会施展于世界之上，造就一种体系的神经错乱。）不过在此处，“物”不再是一个客体，那被动地等待考察与揭示的东西，它是我的投射。（微妙的是，作为客体，作为无聊的哲学中认为是认识之为真的来源，总也是被动的；而那个主体的主观，总在活动的在汉语里总是和臆断联系起来——“主观臆断”——“我客观说”，说什么呢？）试想来一种经验，我们和世界相处，未必总也融洽。我不知道耐心读到这儿的人有无这样一种体验，当焦虑与恐慌袭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无法把握生活，把握一件件的事，无法理解面前的物。似乎，眼前的呈像不再连续与融贯，似乎世界支离破碎。（我觉得文学作品会有很多例子）在这里有一个关系“我—事项”，但是当事项在我眼中破碎的时候，似乎侧面同样揭示的是，我也支离破碎了。接着尼采的话，物崩塌的时候，侧显的是我也一道瓦解。在这个意义上，是物的崩塌，来显明我的崩塌。

反之，就“我“这边呢？每一个“我”似乎现以“我是”来显示，“我是”都并不必然是真的，也并不必然是错的。在说“我是”的时候，总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即我并不全是什么。“全”意味着这个谓述已经完全实现了对我的规定，即这个特定的谓述对象，我已经完全充实，以及这个对象是对我的全部规定。这必然是不可能的，基于人的身份的多样性，不可能存在某一特定谓述可以含括所有关系。即使是“我是人”这样的句子，也因为“人”不必然蕴含诸如“老师”“学生”这样的意思而必然失败。加之，当我说“我是什么”的时候，这一特定的什么，可能是一个理想的“我”，而不是现实的“我”。（那些所谓人格测试里，多少是我的期望，多少是“我还不是”而“我渴望这是我”？有多少自欺欺人？甚至是自我攻击？）但是，即使是这样，这样的陈述一旦做出，且“我相信‘我是’”，它仍然有其作用。因为，“我”一旦得以稳定（即使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那么因为“我”的稳定，则我可以重新建立我同这个世界的关系。在“我—事项”的架构中，一旦“我”不存在，则“事项”这一边无从对“我”呈象，尤其是这一成像必然依赖着作为主体的“我”的眼光而得到结构。因为我们已经获得了这个稳定的“我”，那么图象也必将重新在作为主体的我这里得到重新结构。（这个事是我一个非常粗糙的想法，先放这儿吧。）

二

在这个相互关系里，尼采所用的词儿是“投射”，我们的投射有很多种，在精神分析的案例里说了很多，但是不提所谓“亲密关系”“原生家庭”的话（一些被用烂的词儿，唉），我们在这里投射事涉“神圣”，尼采紧接着上述引文的话给了点提示：

“一开始，就为错误的巨大厄运笼罩着：意志是某种起作用的东西，——意志是一种能力……今天，我们知道，它只不过是一个词……很久以后，在一个开明一千倍的世界中，哲学家们惊喜地意识到了理性范畴操作中的确定性和主观可靠性。他们得出结论：这种确定性和可靠性不可能源自经验，——全部经验甚至与它们相矛盾。那么，它们从何而来?——无论在印度，还是在希腊，人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一定曾经熟悉一个更高的世界（而不是一个低得多的世界：那会是怎样的真理呀！)，我们一定是神圣的，因为我们拥有理性！”（豆瓣写东西的好处是，我不用担心查重问题。）

“我们一定是神圣的，因为我们拥有理性！”这句话给了我们一些提示，我们将我们之为神圣的这个想法视为我们是什么。那么创制偶像的先行要素，接着尼采的“我—物”关系的话，已经在“我”这里装配好了。（这种对“我”的理解，当然会让一些喜欢将高的说为低的，将神圣的说为低贱的那些人满意，但是我一点儿也不想附和这样的声音。他们已经很吵闹了。当然，我也不太关心“因为我们拥有理性”这句话，似乎，“理性”这个词儿在今儿和“压抑”差别不大）我这里特别关心一个想法，即使“我们一定是神圣的”这个事儿可以说得通，但是我们创制的东西，在那种意义上和“我们”联系起来。

这样的联系似乎不是要么是王婆卖瓜式的，要么就是猪八戒照镜子式的。先说前面的，我们将我们自身特别了不得的东西（比如尼采说的“理性”，当然这也依赖时代。某些时代以“非理性”为傲，whatever），投射出去，固定下来。后面那个就是我们缺什么就投射什么。但是，这两者都隐含着某种“缺失”。在《会饮篇》那里，既然我是会死的，为了那个不朽就要有多种努力，对那个“美”有着憧憬。即使自己还挺美的，比如文学史上的例子，但是基于人是会死的这件事，那么这样的美也是不能维持的。（当然我们也会说一些真心的宽慰话，不过这也是一种“固定行为”——将能保持的保持住）那么，即使是自身有的东西，也似乎要将之固定下来。那没有的，按阿里斯托芬的意思，你缺什么就爱什么（非常粗糙的话，他原文不像我这么粗糙。他的喜剧也挺有意思的，推荐一下。）那么我们将这些缺失固定出来，也一样。

三

这里我们走到这儿，那么那些偶像现象能得到一个位置了，也似乎可以有一个解释。（当然也有各种生产消费的解释，一些经典模型。）不过我还是会有怀疑。让我们从这个经典出发，再走一段儿路。在三次诱惑的例子里，最后一次诱惑涉及这样一个想法，大意为“崇拜我，则将万国授予你”。在这个意味里，魔鬼作为给出万国的施予方而出现。但是呢，真被诱惑住的人，不是因为魔鬼，而是因为万国而被诱惑，即因为“A欲望B，但要C才能实现B”。这确实是一个诱惑，但在何种意味上这是一个诱惑？（比如尼采就会猛批这样是一种“懦弱”，但是尼采在这里就可以退场去拜罗伊特了。不过后面他会再回来的）对国家的迷恋与爱，在一个意味上未尝不是一种偶像崇拜。（卡西尔的《国家的神话》似乎有所论述，但是这大概是我五年前看的，拿不准。）但是这样的崇拜也相对好说，它在“我之外”。（读到这儿，严谨的朋友会批评我用词不准，在各种混乱的意义上使用“偶像”这个词儿。这个批评我接受一半。）

但是有些事儿不大好说，那些崇拜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它们分享了一种和“我”特殊的关系。试想，对学术的神圣化，以哲学为例：我是一名有志于哲学的学生，“哲学，这学科之母，啊，这……（一个奇怪的想法，这个“祖述”和说话者有个啥关系）”；或者对某个特定的哲学家，“啊，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不是很明白在某视频网站上为什么黑格尔这些人怎么就火起来了）”；“精神分析学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克服资本主义”（这肯定是错的），等等。还有，对某些行为的崇高化：“伟大的母亲”（没有母亲不伟大的意思，但是要考虑这句话之下从未说某个具体的母亲，这里要关注的是每个个人同自己母亲的关系。每一个个人自己的生活。）“任劳任怨的张三李四与王五“，等等。

“难道这（些）不伟大吗？不崇高么？“哪一个放出来都是个问题，如果尊重常识。是这样，我还挺相信这些发问的人挺真诚的。即使是那句”我觉得我的idol是世界上最好的！“也挺真诚的。（我补一句——这些话，就像一个人回头看自己写的日记，偶尔在某些时刻，会有一种特别的尴尬）这里，这些事项，这些每一个被崇拜的对象都保持了一点距离。按尼采的洞见，大抵对没有距离的对象，我们也崇拜不起来。在这个距离里，我们将自己多少的渴望与梦想、期待与安慰等等，投射在了这个对象身上。以及，甚至这每一个具体的人自觉与不自觉地，自愿或必然地这么做。这里，建立了这个人和这个崇拜对象的一种特别的联系，这一联系让这个人和这个对象难解难分。试举个例子，当那些所谓偶像塌方时，我相信那些崇拜那一偶像的人的眼泪不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即使是国家崇拜在这个意味上，也没有那么外在。

到此，可能说了点有意思的东西，但是也仅止在每个个人身上。如果多走两步呢？从一个人到一些人（所谓“同好“），他们共同分享了同一对某一对象的活动。慢慢地，这些活动似乎就拥有了自己的稳定的建制，也因为一种这一建制比我更长久、更强大的幻觉而觉得理所应当。真的有这么理所应当么？这个问题会很轻易地将我们导向那些喜欢解构的人，但是这样的理所应当还不能走得那么快，走得快的路未必是一条好路。甚是这么说，当言说与嘲弄这些建制之际，未尝不是也投射了不少东西。但是，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和自身息息相关的事项，每一个”我欲说“的事总是带出那个”我“。

也许，我们需要提防的事原因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理所当然“。这一理解不在于因着事项而带出对我的定义，恰是因为我的因缘而把这些事项理解为同我”继往开来的命运“（此语出自尼采《偶像的黄昏》，”违反自然的道德“，6）

“单个人是继往开来的命运（fatum）的一个片断，更是已经存在和即将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法则和必然性。对他说：‘改变你自己’，就意味着要求一切事物都改变其已经过去的事物也要改变。”（同上）

在将那些活动以昆虫分类学的方式加以区分是很简单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一个个个殊者的激情与欲望、痛苦与自我惩罚，我们不是在做昆虫分类学。当安娜与阿芙罗狄忒建立联系的时候，不是简单地告诉她你看错了什么。这太简单了。虽然旁观者总是比较清晰的，但这一“清”我们看到的是不牵涉我与这个事的关系的这个事，换句话说，旁观者就是一个旁观者，而从不是一个局中人。更何况，真的清晰么？即使清晰，这一清晰也不是一个通过告诉安娜，她就能获得的眼光。那个所谓akrasia的问题，不牵涉所谓我的欲望如何服从那个理性。大抵说来，是我怎么把那个道理看为是我在成长中所能延伸到的道理。单纯说这个人意志薄弱或不能自制，多少有点像这个人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样。这个人并不傻，谁都不傻（但是以在一个失去的传统了的、在故事书中的那个意味里的“傻”的话，人人都傻），但麻烦的是迫使这个人接受这个道理，那时道理可能就不是道理。毕竟此人的“首”所达至的“理”不是靠此人自己“走”到的。

以尼采这句箴言作为结尾：

“谁达到了自己的理想，就恰恰由此超越了它。”（尼采《善恶的彼岸》，7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