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误解的根源”

前言

以下是一篇旧文，看预备投稿时留给编辑的地址，应该是作于十多年前了。如今看来，思维凌乱，笔调幼稚，更像一篇读书笔记，幸亏没有投稿。因偶然在B站上看到演员王劲松先生所作的演讲“语言的表达”，想起这篇草稿，权作对少年读书时光的纪念。写得纵然不好，然当年学习哲学、自我表达观点的态度总是真诚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储所有论文的优盘丢了，恐怕哪个家伙捡了去发表（虽然发表出来也是突然丢脸），好歹证明，一片烂文的正主儿在这儿。

正文

法国飞行员圣埃克絮佩里的童话《小王子》中，小狐狸想同小王子做朋友，可朋友之间总得絮叨絮叨，于是，小狐狸说得意味深长：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说，语言是误解的根源。（[法]圣埃克絮佩里.小王子[M].周克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96）

几百年前，英国哲学家贝克莱也曾经闪现小狐狸的智慧：“语言实在是致误的根源。”（[英]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8）而德国哲学家哈曼则进一步写道：“不仅思想的全部能力以语言为基础，…… 而且语言也是理性的自我误解的中心点。”（[德]哈曼.纪念苏格拉底:哈曼文选[M].刘新利选编.刘新利，经敏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211）

语言引起误解，这个问题上，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德国人，穿越时空，达成一致。

语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象世界，始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现实生活中，由于用语不当彼此误解的例子不胜枚举。其实，哲学家早就已经模糊地认识到语言与理解世界、自我表达的关系，到20世纪，语言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角，两大重要流派存在哲学和分析哲学都归属于这一人类几乎与生俱来的现象。无论我们讨论任何问题都离不开语言，包括语言问题本身。

希腊人擅长用语言来表达思想，而非仅仅用于生活交流，诗人与智者运用语言之娴熟堪称古希腊语言文化的巅峰。语言对哲学之重要，竟至“剥夺了语言也就剥夺了哲学。”（[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对话集[M].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60A-260B 第583页）智者派认识到，由名词和动词构成的话语中有情感因素。尤其在公共空间，词语是非人格化的，同情感的联系比同理智的关系更深。他们也观察到，词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模糊使用的空间，就能拓展词汇的含义。他们研究过构词法，作为智者之一的安提丰曾教人们创造新词表达新含义，以增加表达效果。另一个智者高尔吉亚名动雅典，在《海伦颂》里说：“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以微小到不可见的方式达到最神奇的效果。”

所以，古希腊人信任良好的习惯甚于相信法律，因为“前者不为任何语言所动，后者则因语言之变而经常混乱。”（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第2版）[M].北京：三联书店，1982：354）可见，对于语言能否完全表象世界怀疑至深的人，恰恰是把持语言最为高明的智者，诡辩反映了语言实质的丧失。

真相很难说清楚，皇帝的新装不在于我们实际上怎么看、看到什么，而在于我们怎么说、说了什么，进而被听着推断我们怎么想、想了什么，最终在别人的思维中形成我们怎么看、看到什么。

修辞术，这一语言游戏的玩耍技巧，从诞生时起便带着自我毁灭的胎毒。使用语言失当所造成的欺骗性，智慧的人对之并非视而不见，诗人认为这通向毁灭：“人间不能这么样，让语言胜过了事实，但是行为善的也就是说得好，行为恶的，他的话也有了毛病，不能够把不正的事情说得好了。有些聪明的人们，他们精通这一套，可是他们不能聪明到底，还是悲惨地灭亡了，没有人逃得过。”（[古希腊]欧里庇得斯.欧里庇得斯悲剧集[M].周作人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第43页1186-1197）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有意纠偏，言辞的巧计应该到真相为止，理性所能判明之处即可信之界限。

希腊人提出的语言问题复苏于西方近代哲学，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莱布尼茨、孔狄亚克、卢梭、赫尔德、托克维尔、威廉·洪堡等人共同提示了后人：语言如何成为误解的根源。

言语和声音、声响都不相同。（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四卷）：535a25-30第135页）语言诞生于言语，听觉塑造了语言各不相同的音响效果。（[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6页）赫尔德曾说：“当人还是动物时，就已经有了语言。”（ ）这是就语言作为一种情绪表达而言，因为兽类在肉体遭受痛苦时也会呻吟、嗷叫。而语言越是远离原始状态，自然的情感之声越少。

但是，如果语言仅仅是语音的排列组合，它不足以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让语言像蒙田说的那样把人从动物变成人、并保持一定凝聚力呢？（[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1卷）[M].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8）

从哲学的角度而言，语言是意识对我们所感知和感受到的内在或外在于心灵的一切内容的观念性与结构性的摹写，是人类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也是其所拥有的最精巧、最简便的游戏。语言不仅产生于动物性外部交流的需要，也是内部精神发展所要求的结果。人类用心灵的眼睛看事物，以概念组成的结构作为思想的模式把捉事物的本质，思维借助于语言把理解从感觉中提炼出来，不同的语言以不同的逻辑结构收纳和整理了思维，使思维化为可见的象征性符号，首先是用作记忆的标记，其次是作为交流的符号。准确地讲，语言是词汇和说话，它把人从动物群中独立出来，而说话与词汇又离不开符号。（[法]拉·梅特里.人是机器[M].顾寿观译.王太庆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1-32）

没有语言，人类不能与同族类进行对话，更无法对自身诉说。于是逻辑上，语言先行规定了我们如何思考，语言成为思考对象反倒是后来的事情。也因此，“尽管语言完全是内在的，但它同时又具有独立的、外在的实存，通过这一实存，它对人本身施予强大的控制。”（[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7。）语言功能可谓人人与生俱来，可是，如何言说却是人在社会群体中获得的。（[英]卡尔.历史是什么[M].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19）洪堡相信，只有语言才能使人作为人而存在。后来，海德格尔继承了这一观点：“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之本质的。”所谓本质，是“适合于每个事物的普遍性的东西。”（[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而这一观念可以上溯到赫尔德，“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成其为人，就因为他有语言。”（[德]J·G·赫尔德.论语言的起源[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4）

语言形式隐含着一整套文化系统，语言的产生、发展取决于使用者的全部生活。比如说，假如一种语言较其他语言明显缺少了某一类词汇，就说明这类词汇在别种语言中所意指的事物或观念在这门语言的文化中也是没有的，甚至根本不被说这种语言的民族所需要。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文化语言是历史的语言”，意指语言的精神与历史、政治相互影响之深。我们常常习惯性地把小孩儿学走路、学说话相提并论，却忽略了走路是一项自然属人的生理机能，只要生活在社会中，无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走路的基本方式相差无几。而说话是后天获得、带有浓重文化性质的功能。人人都有生理构造上一致的发声器官，可是发出声音和说话意义完全不同，发声仅仅出于本能的情感表达，而说话指向有具体含义的符号。（[美]萨丕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路卓元译.陆志韦校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5）符号则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文化，而且符号绝不可能单一，而是自成系统。正因为语言是整个符号系统，它才可能被书写、被传承。

语言的核心用途，即尽可能迅捷地传达思想和知识，传达信息是各种语言最基本的共同功能。此外，语言还能引起情感，使心灵产生某一倾向，激发行动或阻止行动。（[英]乔治·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7）语言以词语（或者说概念）代表对感觉的理解，当思维序列转化为语言序列，对感觉的体验就能被传达给别人。由此也引申出了语言特殊的用途，如获得知识、交流互助，甚至纯粹以语言为游戏取乐。由于事物本身、事物间的相互关系都需要语言来表征，语言一旦有差，两者就不能被正确表述，语言运用中相应地也产生了几种滥用。语言得以被滥用的原因大抵如此：

第一，词语本来就没有指向明确清楚的对象，人们对它的理解不统一，有的词甚至在诞生之时就是如此，这或许是最常见、最广泛的原因。

语言对应着思维，思维离不开语言，对概念的需求和表达必定先于表示此概念的词语。（[德]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34）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特别讨论过词的来源，事物与其名称之间究竟是必然的联系，还是仅仅约定俗成，that is a question。现实似乎是，中国人正名，以使行动符合概念，西方人则倾向于修正概念来解释行动。智者认为，“首先必须把握语词的意义，以便能够用它们来判断各种猜想、探究和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让一切都成为不确定的东西而进行没完没了的解释，也可以避免使用无意义的语词。如果我们要拿出某样东西作为判别各种探究、问题和猜想的标准，那每个术语的基本意义就必须是清楚明白的，且无需进一步的解释。”（[古希腊]拉尔修.名哲言行录（希汉对照本）[M].徐开来，溥林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37-38第1005页）

普罗泰戈拉主张准确把握词语的含义，以免无谓的争论和解释。亚里士多德则走得更远：假如没有适当的名称，就必须制造一个。（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a5-15第20页）“有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正确地说明相互关系，这时我们就必须造出一个新词。…… 并且以便说得更精确一些。…… 如果我们有了恰当的表达，那么这两个词之间便有了相互关系。” (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a20-7b15第21-22页) 不过前提是，名称是合适的，相互关系是确定存在的。智者与亚里士多德显然更认同词与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属于约定。

总之，词汇与观念必须一一对应才能标识那些观念，诗人可以丰富一门语言，哲人则致力于打磨该语言的精确性以便准确标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希腊哲人正是如此。词语的准确含义是在使用中逐渐确定的，在这无法确定初始和终点的一点时间里，人们对于这个词的理解常常模糊不清，它可以用于日常生活，于要求精确性的科学则不合适。物理学家海森伯就认为，鉴于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日常词汇不适合用于规律性的推导。（[德]海森伯.物理学和哲学[M].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124）

然而，习俗和意见变化引起新的观念，当人们发现现有的词汇不敷使用时，自然会想到去创造或借用新的词汇，有时是捐弃旧词、采用新词，有时是旧名词囊括新含义。人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观念去描述之前没有人了解的新事物。（[意]维科.新科学（上）[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417）。不惟词汇数量，词汇的含义、语言的结构都会随着观念、思维的变化而改变。为了适应不断的变化，有的社会倾向于使用抽象的词汇和观念，以便把自己随时随地想到的任何意思都放在这个无所不容的大袋子里，而不必与具体事实相联系。谈到19世纪中期的美国时，托克维尔曾说，民主社会中，人们喜爱采用一般观念，用一个原因解释所有事情，这不全是因为思想懒惰，而是自由使得民主社会更为变动不居，没有什么可以把人绝对地固定在原地，民主社会的语言和政治必须不断变化，比如创造新词，赋予旧词以新的含义。

如此一来，当然会增加混乱和谬误，扩大思想的同时无疑也模糊了思想。托克维尔直言不讳：词义不明，不是好语言。（[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89）繁多零乱、晦涩含混的词越多，语言越可能具有欺骗性。（[意]维科.新科学（上）[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228）希腊语中，含义广泛的词汇都会有不良义项，似乎也暗示着希腊人不喜欢玄虚模糊和不着边际。有时，它导向的后果极其可怕。当战争在一个极其抽象的名义下发动时，包括“战争”在内所涉及的概念，它们的内涵很可能已经被偷换。比如，当某国以“人类”的名义向其敌国发动战争时，那无疑是将自身等同于人类，而把敌人排除在外，仿佛他们不是人，于是屠杀不成其为屠杀，劫掠不成其为劫掠。

第二，词语自身具有为大众都接受的清晰含义，但是，由于使用者不当使用，使用者与接收者对该词语理解不一致。

人们使用一个词时，虽然旨在表达自己的意思，可也同时应该考虑到这个词在对话者心中的含义和该词对事实的吻合度。（[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18）

一方面，洞穴假象会妨碍愿意坦诚交流的人们之间互相顺利地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先知、先见。另一方面，市场假象中，是文字统治理解，一旦我们使用某个词语，我们将显得不得不如这般思考，因为文字是按照大众流俗所存的理解力来规定使用的，一个更为高深的理解即使合于真理，也无足抗衡大众使用的涵义，难于为大众的头脑所理解。市场假象对语言效果的影响远甚于洞穴假象，因为后者仅限于个人，前者则分布于大众，有时即便是真知灼见也无法抗拒市场假象。哲学家常常难以为大众理解，就是因为大众自有一套对于哲学家所取用文字的解释。洪堡最后也会附和培根：最后，我们怎么讲会决定我们如何想。

尽管传达思想时文字已经分为日常的通俗使用和哲学表达的精确使用，可是由于听者和言说者心中的观念并不一定同一，所以日常使用和精确使用都难以彻底实现。难怪后来维特根斯坦会说：“我自己跟我的话的关系和别人与我的话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如果我去倾听我嘴里说的话，我可能会说那是别人从我嘴里说出来的。”（哲学研究，2009：292）

无意中，同一个人对同一个词的使用都不免前后矛盾，更何况故意含混使用。

有时，出于某种目的，人们可能蓄意不顾词语的惯用含义，故意使用暧昧难懂、模棱两可的语言，好让后人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法]蒙田.蒙田随笔全集（第一卷）[M].马振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6）洛克对修辞学和演说术玩弄文字大为不满，指斥其纯属欺骗，辩论是文字滥用的最佳场合。（[英]洛克.人类理解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97、515-530）如果从语言推断思想，就有可能跌入说话者的陷阱。不过，不可否认，蓄意滥用往往隐含着高超的语言技巧：一般而言，智者都懂得以主宰语言来主宰听众。

第三，使用者把把文字当成事物本身，错误地以为名实相符。这是最无辜、最天真而又最顽固的滥用，使用者真诚地相信文字对应的就是实相，对必须使用该文字的观念系统深信不疑，比如小孩子相信卡通人物真的存在。不过，这也是最少见的滥用原因。

问题是，作为文字的语言本身有其局限性，它们并不能如人们想当然地完全表达各人心中的自然之理，因为解释自然殊为不易。苏格拉底研究了一辈子语言中的问题和表达局限性，后来，亚里士多德接着分析语言的形式结构，以便给科学思考奠基。赫尔德早已意识到某些事物的不可言说性，既因为个人主观感受难以相通，也因为词语在描述时的软弱无力，就理解而言，要找到一个作为理解突破口的词是多么重要而又不容易。（[德]赫尔德.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M].张晓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

其实，正如前面所言，古希腊哲人早已认定词汇与人们所赋予的意义——无论是习惯上还是出于个人意见——本身并无必然联系，语言能够表象世界本身就是以人对语言的信仰为基础的，使用者却忽视了这个。同时，因此之故，真实与虚假只是语言的属性，绝非事物本身之故。

所以，任何滥用都将阻碍语言完成其功用，而文字滥用是司空见惯之事。词语含义的模糊性是必然的，人与人对词语的理解有差异也是必然的，词语和事物的对应关系却不是必然的，我们要么耐心等待语言自我调适，要么干脆少说——如果无论怎样表达都可能辞不达意，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像小狐狸那样：什么也别说，什么也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