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风俗史
第七节 古今婚姻观念剖析
有趣语录：
反马：古礼，夫家送还新妇来时所乘之马，以示夫妇情好，妇永不复归。反马礼，“反”通假于“返”，指送还马匹，是古代中国卿大夫等贵族婚礼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新郎在亲迎新娘完成婚礼以后（通常是在三个月内），将新娘来时所坐车的驾车马匹解下，送还给岳家，以示不会让妻子回娘家——不会休掉她。而新娘则要保留座车的车厢，以自谦不确信会不犯错误，不被休弃。反马礼后来演化成“回门”礼，俗称回娘家——新妇出嫁后第三天，在丈夫陪同下（有些地方是新妇独自回娘家）返回娘家看望父母，称为“三朝回门”。春秋﹑战国时，大夫以上嫁女，用马车送到夫家，三个月后，婿家表示夫妻可以偕老，把车留下，把马送回，叫作反马。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惰性依赖仍然存在，姑娘找对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20世纪50年代嫁农民，60年代嫁工人，70年代嫁解放军，80年代嫁文凭（书生），90年代嫁大亨。郎才女貌的新说法叫，漂亮女人加有钱男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其二，主动求婚者低贱，被追求者高尚。由于“男不亲求，女不亲许”、“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的礼教禁忌，使中国人绝对没有当面向陌生人求婚的勇气和胆量。主动求婚不仅是低贱，在许多场合下还被视为道德败坏；当面向陌生人求婚，在西方是正当的求婚，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壤上则是调戏、耍流氓。
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婚姻有如下价值趋向：其一，重婚礼，轻法律。其二，重道德、婚礼约束，轻感情基础。其三，强化夫妇感情的礼仪内涵，相敬如宾成为中国传统婚姻中夫妻感情模式的共识。
千百年来，中国一直是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社会和以家族、亲族为主要人际关系的宗法社会，其政治制度则是以家天下为特点的君主专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要求妻子承担起“精五饭，幂酒浆，养舅姑，缝衣裳”及“执箕帚”、“馌彼南亩”等各种家务；宗法制度要求通过婚姻，承祖先、供祭祀、嗣后世，维系家族的延续和昌盛；专制等级制度要求确立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上下等级地位。这一特定的文化土壤，把古代男女的交往和婚姻，夫妇间的相互地位，妇女的嫉妒和贞操，离婚和改嫁，夫妻生活和生儿育女，统统编织在宗法伦理和等级的罗网中，既给中国的婚姻和妇女的个性带来严重的历史损伤，成为传统礼教毒害的重灾区，又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婚姻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惊奇地发现，在现代人的婚姻行为和观念中，几乎处处可以找到旧婚俗的残迹，甚至是公认为绝迹的风俗习惯，仍作为一种观念在人们内心深处潜藏着。
一、生育型而非情爱型的婚姻价值选择
全国各地的婚礼中，无一例外地使用枣、栗子、钱。清人王士禛《池北偶谈》称：“齐俗娶妇之家必用枣、栗，取早立子之义。”如上所述，婚礼用枣、栗的初衷并非“早立子”，而是“夙兴”、“慎栗”之义。这种传讹，反映了对生子继宗的强烈期盼和对婚姻生育价值的普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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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生子，不仅婚俗的传承和变异做尽了文章，婚俗之外的其他民俗，也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宗法社会的这一价值选择。观音菩萨进入中土后，成为送子观音；坐镇山东泰山的碧霞元君产生后，成为人们信奉的送生娘娘。
现代青年男女孕育出一个新生命，叫做“爱情的结晶”，而古人叫作“祖宗的血脉”，鲜明地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婚姻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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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型、家族型而非个人型的婚姻决定权
从婚姻的决定权来看，中国传统的婚姻是社会型、家族型的，而非个人型的。中国的婚姻被看成是君臣父子、等级人伦之根本，家庭盛衰的关键，故未婚男女的终身大事，不仅受到朝廷、官府、父母、媒妁的主宰、包办，而且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透过这些罗网，我们又可看出中国婚姻的神圣、庄严和中国人对婚姻谨慎而不草率的郑重态度。这一社会性、家族性的特征有以下表现：
其一，婚姻是一种社会、政府、家族行为。
许多民俗事象都表明，越往远古，风俗就越是国家政治的组成部分。最早出现的媒人，是国家法定的官员。《周礼》中的媒氏，齐国的掌媒，都是官媒。
其二，主动求婚者低贱，被追求者高尚。
由于“男不亲求，女不亲许”、“自媒之女，丑而不信”的礼教禁忌，使中国人绝对没有当面向陌生人求婚的勇气和胆量。主动求婚不仅是低贱，在许多场合下还被视为道德败坏；当面向陌生人求婚，在西方是正当的求婚，在中国这块文化土壤上则是调戏、耍流氓。
现代青年仍继承着这种谁也解释不清的遗传心理，他们的求爱都带有一种高度含蓄的艺术风格，甚至嘴唇都打哆嗦。这种含蓄来自遭到拒绝就丧失自尊的恐惧，而不敢像西方人那样开门见山。因为一旦求婚失败，将无地自容。这是中国人的优点，也是缺点。它尊重对方的感情和社会公德，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死皮赖脸，但缺乏自信和穷追不舍的勇气，使求爱没达目的，见好就收，以放弃理想的佳偶为代价来维护自己虚伪的自尊。往往是涵养越高、自尊心越强的人，这一弱点就越明显。
三、道德、礼仪型而非法律、情感型的婚姻纽带
中国传统婚姻的维护纽带是婚礼和道德舆论监督力量，而不是法律和双方的情感。传统婚礼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六礼，不仅是双方磋商的过程，也是连接双方的纽带，每进行一礼，双方的关系就加深一步。其实，双方连面都没见，哪来的感情?亲迎以后，只要举行合卺、拜舅姑、庙见等礼仪了，双方的关系就完全牢固了。古代婚礼中的反马，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宣传的银婚、金婚、钻石婚，也是用这种礼仪来进一步维护双方的婚姻。它思维判断的落点是：正视、维护、发展现实的存在。
婚礼与社会道德舆论紧密相连，婚姻只有得到法律和社会舆论的双重承认才有效，而社会道德舆论只看重婚礼。它向全社会庄严宣告了双方的婚姻，以获取社会道德舆论的承认，并借助社会道德舆论监督力量维护自己婚姻的权益。
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婚姻有如下价值趋向：
其一，重婚礼，轻法律。
其二，重道德、婚礼约束，轻感情基础。
其三，强化夫妇感情的礼仪内涵，相敬如宾成为中国传统婚姻中夫妻感情模式的共识。
四、终身型而非阶段型的婚姻存续观从双方结合的时间上看，中国传统的婚姻是终身型的，而非阶段型的。（一）中国婚姻的终身占有和依附向前后两个方向延伸
如前所述，由于先秦到隋唐离婚风气盛行，直到宋以后“白头偕老”才成为中国传统婚姻的主旋律。
一个方向是强调白头偕老，寡妇不得改嫁，向“从一而终”的后半生的方向延伸。先秦两汉时，本已有夫妻白头偕老的观念。
另一个方向，是向“青梅竹马”、童养媳、指腹婚的方向延伸，愈发显示出终身型的特征。
（二）离婚被视为丑事，为人离婚被视为“损阴骘”
（三）婚姻成为妇女托付终身的唯一归宿，丈夫成为妇女谋生的靠山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惰性依赖仍然存在，姑娘找对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20世纪50年代嫁农民，60年代嫁工人，70年代嫁解放军，80年代嫁文凭（书生），90年代嫁大亨。郎才女貌的新说法叫，漂亮女人加有钱男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即使是文化素质较高的现代女性，也要找一个在各方面胜过自己的男人，否则就觉得掉价，别人也觉得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这显然是“男强女弱”在比例上的折射。比较时髦的女性常讲，要找一个生活中的强者，使自己有安全感。把安全感建立在丈夫的基础上，而不是自强自立，也是一种惰性的依赖。现代社会流行的“女士优先”似乎说明，妇女的权利、地位，不是自强自立而然，而是来自社会和天下男人的恩赐，它洋溢着男子汉的自豪和同情弱者的高贵品质，对妇女只是弱者地位的肯定。因此，现代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关键是摆脱妇女对丈夫、对男人、对社会的惰性依赖，唤醒妇女自强自立的独立意识和群体意识。
综上所述，古代的传统婚姻，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优良传统。如对婚姻和男女交往严肃认真的态度；对男女交往、家庭子女的责任感；由以礼制欲和内向心态而产生的抵制黄色淫秽、伤风败俗行为的文化传统；至今仍然存在的道德舆论监督力量扼制着婚姻道德的沦丧，等等。然而，正是这种道德舆论监督力量和千年的传统风俗在影响、主宰着中国人的心灵和行为，使中国的婚姻仍停留在以互相占有对方为基础，以家庭、道德约束为纽带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