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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第二次上北京

三色堇吴幼坚 2024-01-16 00:33:24 广东

题图：紫荆老树干上一枝花。 76岁阿坚2024年1月9日下午摄于广州东山湖公园。

我1967年5月3日至7日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参加绝食（我只参加了前半段约30小时），回到家里第二天，就有人拉动牵门铃的铁线，我走过前院通道、车房，隔着大铁门问：“请问找谁？”两位年轻人答：“我们是暨大东方红的，前天来过，约定今天再来找吴有恒。”我默默开锁，让两位随我进屋，在客厅等候，我上楼叫父亲下来，自己就走开了。

来客高个子是李元连，矮些的是郑成波。两人所在暨大318只有五六个男生，属于暨大东方红。他们觉得校内文革没啥搞头，《人民日报》《红旗》元旦社论号召师生：“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实行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他们想，应该介入社会文革，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听省二轻厅的干部介绍，吴有恒1936年在香港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省委委员等职，此人记忆力很强，有关广东省历次运动和干部情况都记得一清二楚，李、郑便找到我家。父亲果然热情，有问必答，在他们眼中，吴有恒是个慈善长者，而且阅历丰富，几乎所有问题都能解答。至于二女儿“毛钢坚”，白衬衣纽扣一颗颗扣到领口，袖口，蓝长裤，短头发，不知是刚绝食还是体弱，脸色苍白，不声不响，郑成波觉得我“像个修女”。我与他俩头回见面，没什么特别印象。

李郑二人很兴奋，觉得找到一条了解广东党内斗争情况的捷径。之后两人还找吴聊过，吴说要搞文革首先就要解放干部一大片，解放群众一大群。广州有个“八一战斗兵团”，是广州地区复员退伍军人的组织，号称10万人，曾参与夺海珠区党委、政府的权。（八一战斗兵团总部的“珠江纵队”某成员回忆：“文革风暴中我们这个由复员军人组建的战斗兵团，有二十五万之众，按军队建制，从司令部到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组织还很严密。由于十分激进而且战斗力强，曾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大小头目被广州警司抓去关了起来，我也躲了一段时间。”（原文：他在黎明时死去_小任 https://www.sohu.com/a/289799212_526351）“八一战斗兵团”究竟由哪里定性“反革命组织”不清楚，但1967年3月1日军区出动直升机撒传单，公布《“八一战斗兵团”的反革命罪行》，宣布解散“八一战斗兵团”，逮捕其领导和骨干分子，很多市民都知道。复员退伍军人参加文革，结果成了“反革命分子”，吴有恒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李郑二人决定，暨大318要为八一战斗兵团的平反出力。我得知他们的主张后，提出带领一些广雅学生加入，后来又有华附、侨光、二中等学生加入，组织扩大至20多人。

第一次会议在培正中学一间课室召开。培正中学在东山培正路口，离寺贝通津路的市育才很近，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培正。开会那天下午我提前进课室，见到李元连、郑成波。夏日，李穿短袖衬衣、长裤，皮鞋，郑成波穿无袖的老头背心，短裤，凉鞋，最显眼的是背心右肩脱线断开，他竟打个小结就算。我想：“这人太不拘小节了，就不能找针线缝上吗？”人到齐后彼此自我介绍，说明当前任务是开展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了解“十大罪状”真相，以便写出调查报告呈送中央文革和军区，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会后，大家分散到原八一成员的工厂、单位、家庭做调查。在这过程中，我们结识了不少工人朋友，还一起坐卡车去清远旅游。

和李、郑熟悉后，我说起广雅女生应华附女生邀请去暨大的事。起因是暨大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看不惯华侨女生穿裙子，因而提出反对一切女生穿裙子，也反对男女生同池游泳。另一些学生认为这些主张很荒谬，就提出与他们公开辩论。辩论会在暨大体育馆举行，双方阵容整齐。大家坐在四周看台上，发言者走到场地中央。甲方辩手一上去就宣告：“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不穿裙子的，所以我们反对一切人穿裙子。”说完就下去。轮到乙方辩手上台，他只说了一句：“因为我们的祖先是不穿裤子的……”余下的话，谁都明白。甲方请来华附女生助阵，她们都被激怒了，大喊：“流氓！流氓！”还有女生质问乙方辩手是什么出身，他答：“国家干部，1928年入党的。”此场辩论会也就不了了之。郑成波听我这么一讲，立即兴奋地说：“那个乙方辩手就是李元连！”李是潮州人，父亲在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到泰国，50年代被泰国当局驱赶回国，身份仍是中共党员，一直做海外的统战工作。李是暨大中文系学生，318所有文章都由他执笔，长文《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是假的》，也是他综合大家调研结果完成的。

八一兵团有位姓张的骨干住东风中路，他被关押期间我去家访几次，他瘦弱的妻子带着幼小的儿女艰难度日，每次聊起都欲哭无泪。八一兵团司令是莫竞伟，我在北京南路某次会议上见过，听说他要去北京递交申诉材料，觉得他很勇敢。文章《他在黎明时死去_小任》有这么一段文字：“兵团总部设在丰宁路广州卫生局大楼内，与二十四中一墙之隔，从大马路进入楼内要经过一段三米宽、六十米长的窄巷。老兵们在三楼一扇窗后面架了一挺轻机枪，把大楼变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据点。……三楼的密室里，住着兵团司令莫竞伟，刚被人在大街上偷袭，泼了一头硫酸，头部严重烧伤，包扎着纱布只露出眼耳口鼻。我很少进入密室，里面墙上有张大地图，用小红旗标出我们这一派占据的地盘，可以看见就在不到半公里之遥的惠福路，有两三个插着白旗的对立面据点，由于经常骚扰附近我方的饼干厂营部，所以成了我们一直想拔掉的眼中钉。”几十年后回想起来，文革让群众大闹派性，同学、同事、工友由于观点不同，竟变成敌人，棍棒枪支相对，甚至家庭内部也分裂，真是荒谬之至，匪夷所思！

父亲在文革开始时无法预料后来的局势，以为有机会反映广东反“地方主义”打击一大片的弊病，由上面将历史冤案翻过来。我受父母委托带着有关材料上北京，同时带上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材料，一并递交。兵团自身肯定会为此呼吁，我们学生组织只是敲边鼓而已。我还是像1965年暑假那样，独自坐火车去北京。时隔两年时势巨变，再也没有安静的车厢，没有送开水、擦桌子、清垃圾、卖盒饭的服务，只有一片混乱、拥挤、吵嚷。大串连已停止，师生乘车不再免费，但流动人员还很多，各有各的目的。比如我，就直奔天安门东侧的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向设在里面那间“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信访组”递交材料。各地涌来的人员都认真登记，交上材料，然后回家等候消息。最近我看了《李传俊：在中央文革办事机构见闻》，作者说：“办信组代替中办信访局，每天有几大麻袋群众来信。”可以想见，我们的材料如泥牛入海，不会有回应。

1965年夏天我第一次到北京，在方伯伯家住了20天，想着1966年夏天报考北京的大学，今后就常来方家。我父母1936年就认识苏惠了，她还是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方方、苏惠、吴有恒都是中共七大代表，南方代表团从1939年11月辗转步行13个月，于1940年12月抵达延安。三人都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了中共七大。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方方任分局书记，苏惠任香港工委组织部长，兼任分局机关总支书记。我1947年秋随母亲到香港，父亲回粤中开展武装斗争，母亲在香港、广州坚持地下工作，将六个月的我送到香港分局，方伯伯苏惠阿姨对我视如己出……

然而，我第二次到北京，却见不到方伯伯和苏惠阿姨，他们已被赶出原来的家，失去了行动自由。方家小妹领我去二姐家，她和小弟也在那儿借宿，本就不宽敞的家，多了三人更显窄小。周六，我在里屋收拾东西，忽听小妹在外屋说：“二哥回来了！”我心如鹿撞，二哥进来了，还有他戏曲学校女同学。二哥听我说来北京交材料，感叹道你真大胆啊！不一会他就和她走了，小妹说二哥去女朋友家。我没说什么，只是脸刷白。文革以来我和二哥没再通信，此后更不会通信了。

我不想久住增加二姐负担，只去过北航和北大就回广州了。去北航一是找北航红旗某人，他来我家找吴有恒调查时，给我留下地址姓名。如今我早忘了他姓甚名谁，当年居然边问边找与他见了面。北航文革看来也搞得挺热火，可是这又与我何干呢？我来这儿还因为姐夫是北航毕业生，我想看看他的母校。大姐和他谈恋爱期间，寒假从广州到北京相聚，头回见下雪开心得拉着手在户外转圈。姐夫出身好学业佳特招入伍，在兰州从事国防科研。但文革中他父母、岳父母都被审查，必然影响他前途，从核心逐渐往外，被派到贵州山区“支左”。大姐在湛江带着女儿，娘家、婆家、小家都有难处，唯有咬牙坚持。

我去北大校园转了转，毕竟那里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看大字报眼花缭乱，不知内情实情，无法判断是非，看再多也没啥意思。还不如早点回广州，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做点实事。不能见到方伯伯、苏惠阿姨，连捎信传话也不行，两位长辈境况令人担心。方方和苏惠1955年调到中侨委，方方是副主任兼党组书记，负责中侨委日常工作，苏惠任司长。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方伯伯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和胰腺炎。文革中，他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真不敢想象患病之躯如何承受磨难。苏惠阿姨身体也不好，但愿她能早日与丈夫儿女相聚！我不知自己未来去哪里、做什么，上北京读大学恐怕是梦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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