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献给我的父亲
父亲的坟墓是我选的，他生前我们没能找到机会详细探讨他的身后事。下葬那天，我第一次看到这方黑色光面大理石，只觉得他过于华丽，令人惭愧，仿佛为了掩盖生前寒酸的心思被人看穿了一般。墓碑下方的空间很大，放置完骨灰盒之后，还显得很空荡。
在最后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几乎失去了智力。他不停颤抖着如同生锈的机器，迟钝僵硬。我和小姨不得不帮他端坐在凳子上，给他脱光了衣服，为他擦洗他裸露在外的全部身体。小姨一边擦，一边掉眼泪，她总能想起父亲曾经的体面，想捡起往日里对他的那些敬意，她哭的很伤心。
我的感觉却是迟钝的，迟钝到无法理解我看到的画面和我所做的事。我只是擦洗着他的身体——苍白的，下垂的，毫无生机的身体，耷拉着皮肤里的肌肉显然已经萎缩，就像是穿着一件想要从他身体上脱落的衣裳，听他嘴里发出的一阵有一阵奇怪的叨念声。
而我，远在我的身体之外。
我知道，他已经不认得我了。就在几天前，在他还能认出我，还能跟我说话的时候，我有心躲着他，在我的卧室里，看着他颤颤巍巍从一个屋子走到另一个屋子。这屋里影影绰绰的仿佛住着好些人。前年母亲走的时候，父亲就说听到莫名其妙的声音，他甚至笑着说，应该是你妈回来收她的脚板印——以前老人们就有这个说法。
那时我该坐下来，认认真真望着他的眼睛，仔细问问他身后事想要怎么处理，想要什么样的墓地，什么样的方位，甚至问问他，想要死在哪里。
但我太迟钝，抓不住那拼命离开我身体的游魂。
我只能假装一切都没有改变，头也不抬的说着，“没事的，爸爸，你的肿瘤已经停止生长了，医生说的，药物起作用了，你会好起来，你没看到新拍的那些片子吗？片子总不会骗人。那些胸有成竹的医生们，总不会骗人。”
他那显得硕大的裤腰被缠了几圈，才不至于从腰间滑落。他停下脚步，看了看我，有那么几秒，他似乎抱有一些希望，希望我从桌子旁站起身来。“现在..到这个地步..只需要减轻病人的痛苦了。”他说的很淡然，他一向善于控制他的情绪。
我继续低下头，“你别胡思乱想，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记得把药吃了。”
他颤颤巍巍的继续挪动脚步，到隔壁的房间，艰难的躺倒在床里。
我应该停下手中的笔，我应该穿过过道，走进他的房间，我应该跪在他身旁，应该抓住他的手，我应该告诉他，爸爸，别怕，死亡就在眼前。
就像小时候，他指着电视里正放着的《三国演义》，“你看，这里演的多好。”
我最后决定送他去临终关怀医院的时候，已经完全失去正常意识，几乎不能认得我，却似乎听懂了我的意思，轻轻的点头。
我扶着他走出家门，关门声在身后响起，我和他都没有回头。父亲僵硬的有些前仰后合，两只手不听使唤的伸展在前面。我拼命稳住他的身体，数着他迈出的每一步，这是他离开他居住的最后的家的最后的步伐，每一步都值得歌颂，每一步都该被铭记。
隔壁善良的阿姨，在门口不舍的望着我们，替我留着眼泪。
我们终于艰难地从电梯间走出来的时候，来接他的司机和护士，已经在楼下等候。他们上前来，帮我一起把他扶上了车。我按照护士的指示，用几根布条将他绑在椅子上，在他旁边坐下来。
然后车子启动了，我在我的身体之外，我仿佛听到我跟他说，爸爸，你想要跟我们的家告别吗，我们再也无法一起回来了。可我什么也没有说，我甚至都没有去看他那已经木然的表情。
到了医院，就开始做那些做过无数遍的例行检查。核磁共振的结果出来，医生再次确认：肿瘤在缩小。
我觉得这很荒谬。肿瘤没有继续转移，但父亲的身体却岌岌可危。
医生只是摇头，“哎，这种病，每个人都不一样。”
同病不同命，我父亲走了一辈子霉运，就在最后这个关头，幸运女神也不肯眷顾他。
我将父亲安置在那小小的病床上，他紧紧的抓住床沿，使了这么大的劲，床都跟着在颤抖。
医生催促我办理好手续之后，就快点离开，按照规定，疫情期间，这里不能久留。
我跟照顾他的护士交代好了，就该到了走的时候。这间病房太老旧，想着他会在这间房子这张床上走完最后一程，我很不甘心。
这让我想起我们一家从河北遵化县转业到宜昌市，住的第一栋楼房。因为没有钱装修，家里的墙壁和地板都很破旧，在楼上楼下比着装修的新房之间，显得格外破旧。小时候的我，总想逃离那里——前半生我使劲了全部力气，仿佛就是为了逃离那里。
很多年后，父母一直在后悔，后悔来到宜昌。从住进那个家开始，他们就没有再幸福过。楼上楼下的人，没过多久忽然变得不和睦，莫名其妙的算计，诋毁，加害。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忽然被一群人突然出现的人围住。其中一个人捡起一块石头就往他脑袋上砸。父亲是个柔弱的书生，会读《三国演义》，会拉小提琴，会写诗歌和散文，但他不会打架。
我母亲从来就是个斗士，她提着一把刀从我面前跨过，冲了出去。
很多年以后，他们才告诉我那时发生的事。
在黑暗的影院里，楼下那个当了一官半职的男人对母亲动手动脚，我母亲向来光明磊落，受不了这种羞辱，便和我父亲一起去单位上报。然而她无法解释既然不愿意承受这种耻辱，又为何要答应看电影的邀约这个问题，楼下被睡了的女人，更是不能容忍出现第四者。楼上和我父母一起转业的几家人，更加无法容忍会有人比他们先攀高枝。
于是几家人又牵扯出几家人，从成人的圈子里，一直到孩子的圈子里，再也没有消停。
我父亲的脑袋缝了针，原本离权力中心最近的办公室的岗位也被剥夺了，领导终于明白他只是个会动笔的书生，管不好家人就不配做领导的秘书。
打架事件后有一天，我和楼上的男生一同放学回来，三楼那里站着那个一官半职的男人的老婆，圆圆的脑袋，肥硕身体。她旁边站着一个几岁的小孩，我走过他们的时候，男生调皮的踢了一个石子下来，我侧身去往，正对上那个女人的眼睛——她圆圆的脑袋和肥硕晃动的身体，双手叉着腰，目露凶光，她直勾勾的盯着我，满脸的愤怒，毫无疑问在给我判刑。
我羞愧的奔回家里，关上了门。
父亲喊我吃饭，脸上挂着温柔的神情，楼下女人粗大的嗓门正说着刚才发生的事情，我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我感到非常憋屈，有一种想要冲想去辩白的冲动。父亲却还是温柔的神情，他什么也没有听到，或者听到了也全然不在意。
这个家里，似乎只有父亲安然的愿意呆在这个家里，很早就认命。
他会写字写到很晚，他的钢笔字写的好的连市里的专家都打听，问工厂里竟还有这样的人？他会跟我讲刘欢的歌为什么好听，讲贾平凹的作品里的讽刺，他会把时间浪费在电视剧里，会认真做每一顿饭，会管好家里的每一分钱。
他也会跟我说这个世界的不公和黑暗，但从不歇斯底里，从不满含怨忿，“事情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他的结论。
只有我会难过，为他写的每一个漂亮的字，每一个深刻的观点，每一次沉默不语而难过。
楼上楼下是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只有我会试图用一根长棍敲开那扇拒绝我的窗门，然而每次，我只招来了那一张张冷漠的脸。
之后，在一个个漫长的暑假，我哪里都不去。我呆在那方阳台上，放在双腿之间的是宋朝婉约词，然后我一个字一个字的琢磨。大约是从那些时刻起，我活在了困着我的那方天地之外。也暂时的将耻辱关在了门外。
怕什么呢，也许还有将来，也许还有逃离的那一天。
也是在那时候，我迷恋上一个不属于这里的男孩。
他长得很好看，眉眼如画，神情淡然。他也写着一手好字，会读很多书。此外，他有着刚毅的性格。我给他取了一个只有我才知道的名字，我叫他“岳河”。
我如此迷恋他，以至于不敢在他面前说一句话，不敢让他知道我住在这里，不敢让他看见我的家里如此破旧，不敢让他知道我的父亲被别人打破了脑袋。
岳河什么也不知道，他也许只知道我是一个爱读婉约词，爱写一些令人费解的长句字的其貌不扬的女生。
他曾向我借过一本书，但他已经忘记。等他还书给我的每一天，我都写下一封满怀心事的书信。
道别那天，我跟在他身后，站在阶梯的高处。我凝视着他的背影，他忽然蹲了下来，似乎在整理鞋带。
我听见胸中的轰鸣，交握着的双手已经攥出了汗。
“岳河…”
想象中，我已经喊出了他的名字。
想象中，我已走上前去，那些关心的话也已经出口，
“你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出发？还会回来吗？我还会见你吗？我借你的书，你什么时候还我呢？”
想象中，我撞上了他回眸的眼神。
然而，想象中一切都没有发生。阶梯太短，离他的距离又太长，阶梯下面还站着很多等他的人。
多年以来，这幅画面如此鲜活生动的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如同囚笼一般将我锁住。
这带给了我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羞愧和耻辱感。
那一封有一封写满心事却寄不出去书信，注定被我撕成碎片，丢弃在垃圾桶里。
又如何呢？不过是我曾经那样爱过你。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下一种奇怪的特长，认命。
母亲折腾的时候，他认命，我离家的时候，他也认命。
直到有一天，他在家里一个人呆了好几年之后，他站在阳台上，忽然有一种跳下去的冲动。后来他告诉我，似乎有人在乎喊他，跳下去一切都圆满了。
但他没有跳，他一直记得他的责任，于是他开始四处求医，开始喝中药。
好多年以后，他终于等到可以跟我一起在另一个城市生活的消息。
尽管这是多少年之后的见面，看得出，他很高兴。我们相处起来也总是很有默契。我们谁也没有开口说，这几年各自遭受的颠簸。
我总想着，体面的工作，体面的家庭，体面的日子，能把我们身上的耻辱都洗掉，剩下的，还可以是婉约词，是书法，是哲学，是文艺。
直到回来，一家人又开始了止不住的争吵。母亲生病，父亲生病，我们所有糟蹋的时光都有了报复。
父亲走的那一刻，我正准备去上班。
我知道他迟早要一个人走，但听到确切的消息的那一刻，我哭的歇斯底里。
我觉得他会会恨我，恨我没有说出的每一句话，恨我假装没有看到，恨我用了世界上最昂贵的药，假装在积极治疗，恨我和他一样懦弱。
就好像我确定，岳河自始至终，从头到尾，从来没有在意过我。
我拼命想要摆脱的耻辱，如年轮一般刻在了我的骨头里。
到底，我有什么资格，打造这一方华丽的坟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