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故事
邓颖超纪念馆
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了南宁吴圩国际机场。
适时气温二十出头，阳光带来一阵暖意。
乘上了机场公交前往南宁市区，在兴宁路步行街下车。兴宁路步行街是南宁最繁华的百年商业老街，现存大量骑楼建筑。
沿着街巷走走停停，除了商品种类繁多的店铺，路上还有不少外摆的商业，一张桌子，三五商品就是全部。
邓颖超纪念馆离此不远，邓颖超1904年出生在南宁镇台官邸，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国首任总理周恩来的夫人。展馆内现有关于邓颖超和周恩来的一些书信和故事记录。
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6年后在广州结为夫妻。一生相伴50余年，不离不弃。
结婚后，周恩来工作繁忙，常年在外奔波。但不管周恩来工作多么的忙碌，依然坚持写信给邓颖超。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过：“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希望有来生。”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冬天天空飘起了雪，邓颖超接到了电话，说周恩来有事要与她商量，到了那儿才知道，周恩来是想邀她一起踏雪。邓颖超说：“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周恩来沉声道：“这事儿也不小呀，你是喜欢看雪的。”
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工作忙碌，总是忘记吃饭，也经常用自己还没吃饭来提醒他。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举国悲哀。邓颖超按照周恩来的遗愿，亲手捧上他的骨灰盒，拜托飞行员将骨灰撒向他热爱并为之操劳一生的祖国大地。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去世，根据她生前的嘱托，用周恩来的骨灰盒盛装着她的骨灰，将其撒在16年前抛撒周恩来骨灰的同一个地方。
84岁高龄的邓颖超在回忆与周恩来的恋爱生涯时，留下了这样一段爱情独白：
他有一次给我一封信，突然地提出来要求我们的感情发展到明确的恋爱关系，他非常之急迫地要我回他的信。但我的母亲呢，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在我小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但她要做参谋。因此，我不能不把这个事情去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说，现在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我母亲是这样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感情，让恩来同志追赶得，我不能够不马上答复他了。因此，在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边境
汽车驶入夜色，在晚上七点多抵达了东兴市。东兴市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最西南端，与越南隔北仑河相望。
下了车后没有去宾馆，而是沿街走向东兴口岸，在中越北仑二桥下是热闹的东兴夜市，不少居民正在这里闲逛。糖水是当地的特色，三五块便能买一大杯，此外还有不少越南口味的小吃如越南春卷和越南烤肉。
中国与越南的故事，说来曲折。
20世纪50年代的越南人民抗法战争中，中国曾是仅有对越南进行援助的国家，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装备和军需物资，还派出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南军队建设和协助组织指挥作战。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没有抓住机遇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被胜利冲昏头脑，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黎笋一伙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
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公开反华。打压华侨的正常生活，导致大量越南华侨返回中国。在中越边境则挑起武装冲突，派遣武装人员越界进行侵扰，打伤边民，推倒界碑，蚕食边境，中越两国的关系变得严峻。越南撕毁1958年越南政府承认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的声明，侵占中国南沙群岛96%以上的岛屿。
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越南武装挑衅达700余次，入侵中国领土160余处，打死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严重危害中国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政府秉承一贯的和平外交政策，多次提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改善两国关系，但这一切都被越方视为软弱可欺。迫不得已，中国政府不得不换用一种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和越南当局对话。
1979年1月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访问美国。在华盛顿，邓小平掷地有声：对于越南没有必要的教训，恐怕任何其它方式都不会收到效果。美国总统卡特谨慎地提到了美国在越南的“教训”。邓小平自信地回答：“那要看是哪家的军队”。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评论文章，正式宣告将与越南方面在有限的时间、空间、规模“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不断武装侵犯中国领土的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进行自卫反击战。在完成预期目的之后，中国边防部队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
次日清晨，隔着北仑河看向对面的越南，不知这历史还有多少人记得。
无声合唱团
前往百色的途中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档节目《和陌生人说话》，在第二季第五集的故事里，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百色市凌云县的故事。
2018年8月4日晚，一群孩子站上了北京音乐厅的舞台。伴奏的箫声响起，“无声合唱团”开唱了，与常见的合唱团不同，这个合唱团完全由听障儿童组成。
合唱团的成员全部为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学生，指挥为李博和张咏，两位文艺工作者。2013年李博和张咏来到凌云县特殊教育学校，他们的目标是采集聋哑孩子的声音样本。在两人的请求下，周校长同意了他们留下来，“唯一的要求是恳请你们不要借机消费孩子。”
聋哑班的孩子们被召集起来试音，但结果并不尽人意。他们躲闪、胆怯的眼神让李博感受到，“他们潜意识里认定听力障碍是种缺陷，因而低人一等”，让他们发声就像是往这个伤口上撒盐，是怜悯，更是伤害。
“算了，别再为了自我创作折磨孩子了吧”，两人准备向校长辞行的那天，5岁的杨薇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啊”——一声长音。李博回忆，“被薇薇那个声音击中了，心里软绵绵的，却充满希望”。两人决定留下来，组建合唱团。
合唱团成立之初，李博和张咏从当年23个聋哑孩子中选出12人，尊重孩子们的自主选择。重复枯燥的训练持续着。李博两人每年不定时在凌云县待上三四个月，除去周末，下午4点放学后的两小时，成了孩子们“音乐”课外班。无声合唱团坚持两年后，12个孩子都能平稳唱出“啊”的声音。
后来学校收到北京音乐厅的演出邀请。去往北京，钱成了最棘手的问题，一群人去一趟北京费用约40万元左右。最初北京的某家基金会同意承担所有开支，但经费却迟迟未落实。一次电话中，对方试探性地提议以孩子们的名义融资，让李博和张咏把他们的教学经验编写成教材售卖，同时扩充合唱团的生源，组建一个2000人的队伍。“这不是拿孩子和我们当赚钱机器么？”李博与对方在电话里大吵一架，隔天，他回北京解了约。
最终路费是一位只见过一面的朋友出的，李博和张咏则掏出20万积蓄。
《无声三部曲》共三节，演出时观众席上频频有人拭泪。演出结束后，孩子们鞠躬谢幕，台下没有掌声，观众全部双手举过头顶，竖起大拇指，现场一片寂静。
合唱这个技能对孩子们的生活看来用处不大，但周校长曾对李博、张咏说“只是人生苦短啊，当他们步入成年，回想起童年时光，有这么一段纯粹、快乐的日子，也是有意义的吧”。
《乡土中国》
慕名而来，乘了一夜火车抵达桂林。
前往漓江景区的公交只能抵达山脚，作为5A景区却没有安排完善的公共交通，剩下的三公里步行接近50分钟。
买了票后上船，在游客的议论中出发，沿着漓江顺流而下。河边石滩上有不少开车过来的游客搭着帐篷，度过这难得的元旦。
雾蒙蒙的天气下并不怎么看得清山水秀丽，只感到身如一叶小舟，漂泊江上。
乘了夜间的火车前往南宁，经过了来宾市。来宾市下辖的金秀瑶族自治县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瑶族自治县，80多年前，年仅25岁的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来到这里，在蜜月之中开启了自己最初的社会调查。在经历了2个多月艰辛而充实的调查之后，两人在一次转场中迷路，费孝通失足跌入陷阱，王同惠在独自求援途中不幸遇难。
几个月以前曾读过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是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血缘地缘等各方面，被学界共认为是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时隔多年，《乡土中国》看来依旧经典。《差序格局》一章里费孝通用了一个石子和波纹的比喻。他认为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其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
这一点能解释得通为何中国社会如此看重关系，以及关系所构成的复杂网络的基本逻辑。在网络中个体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个体的责任和义务，也承担着一部分群体的责任和义务，并且这不是由自己所选择的，而是与生俱来的。
相较于几十年前费孝通撰写《乡土中国》的时候，如今中国传统的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已简化不少，但在根本上还是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可以说是换汤不换药，也可以说是构建起了新一代人的差序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