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街边的女人
1990年代,在我生活的那个县城,一个女人夜晚站在街边是一件暧昧的事。
如果还穿短裙、抹口红,就会有路过的男人慢下脚步,用目光试探她是不是。如果站在那条纵贯县城的104国道边,那等同于公开招徕生意,路人会连试探都省了。
她们被称作“站街女”或“站街”或“街女”。又因为很多人聚集在车站四周,出没于车站前面的街道,还被那些更清高更讲究忌讳的正经人叫做“站前街的”。在那个经济繁荣的人口大县,连五岁小孩都会用“站街”和“站前街”骂人。
偏偏“站前街”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人们口中的那些站前街道之一。我高中时的班长就住在那条街。高中三年,取笑他是班上男生最热衷的玩笑之一,“放学我跟你回家吧”“有没有新来的介绍”“提你的名字能打几折”之类的,还打赌看谁能勇敢地从街头走到街尾、谁敢问价钱。一群沉迷于过嘴瘾、无知又沾沾自喜的小男生。让我颇有好感的是,明明最有资格打嘴仗的班长从不接话茬。通常他只是低下头,该干吗干吗,或者不耐烦地摆摆手,像赶苍蝇一样把他们赶走。偶尔会发火,把课本往桌上一拍,用他略带结巴、毫无威严的声音吼两声,叫他们都散了。
后来我们上了大学,在上海遇见,班长告诉我,那时每天出门看见她们站在街边,他总是没来由地感到愧疚,听同班男生开她们玩笑就很火大。不是形容词,而是真的觉得心里有火在烧。可他没法反驳,不敢骂人,也不知道该找谁算账。火燃得那么烈,灼痛的只是他自己。
那次见面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再没见过他,差不多十年前也跟他失去了联系,但我一直把他引为知己。
因为我也觉得愧疚,我也觉得火大——还有不想说出口的心痛。但我没有告诉班长,我对她们也有同样的心情,我也像他一样经常跟她们打照面,甚至认识很多跟她们一样的女人。
高中三年,我经常一个人坐车去福州,跟在那边做生意的父母团聚。有时上午放假,我中午就着急走,买不到车票,就背着书包在国道边等过路的长途卧铺大巴。只要挡风玻璃上贴的目的地比福州远,我就拦下来碰碰运气。赶上假期或者快过年的时候,车基本上都是满的,我又要求是靠前的单人铺位,经常等大半天都坐不上车。站累了,我就靠着旁边的路灯柱子基台半坐着,冲路过的车子挥手。
几乎每次都会遇到她们。有时还跟某个女人坐在同一个路灯基台两侧。见得多了,我发现她们很容易辨认。短外套,包臀裙,长筒靴,卷发,浓妆,挎个亮晶晶的小包。不过对我来说,相比这些,她们脸上的表情更容易辨认。冷淡,懒散,不抱希望,满不在乎。有时,从傍晚等到天黑也没等到车时,我会发现自己招手拦车的样子跟她们抬手招呼路人的样子很像,越来越像。
当然,没有人会误以为我是她们的一员。我满脸青春痘,背着大书包,又穿着一身这个县城里人人都认得的蓝白色高中校服。她们自然也一眼看出我是个高中生。通常她们都离我远远的,我追车子又没上车后刚好站在她们旁边,她们会若无其事地挪远一点。我要是看她们一眼,她们就挪得更远。后来,我学会了装作不看她们,把她们当灯柱子,再后来,也把自己当灯柱子,假装她们没看我。就这样和她们一起站在车来人往的路边,我拦车,她们拦人。
我那时没法解释自己的愧疚,但我明白自己为什么心痛。她们让我想起小时候一个邻居姐姐。住在我家后面那丛树林对面,喜欢穿白裙子,长头发油光水亮的,见到我满手泥巴在树下挖蚯蚓,会笑着避远一点,免得我挖出来的泥巴溅到她的白裙子上。
在我印象中,她小圆脸,额头光洁,轻微龅牙,嘴唇偏厚,很像后来我看的新加坡电视剧《莲花争霸》里的女主角小蝶,姑且叫她小蝶吧。那时她十六七岁,在镇上的裁缝铺做学徒,穿得干净整齐,他们家也比大多数人家干净整齐。独栋二层楼,家门口扫得干干净净,门廊没有杂物,后院的窗台都擦得铮亮。我和堂弟们喜欢在那里玩过家家,把瓦片碗碟摆满他们家的窗台,有时她忽然打开门,我看见他们家的水泥地亮闪闪的,干净得就像我们家的灶台。她有个高中毕业的哥哥,二楼窗户经常飘出吉他声。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堪比现在的985大学生,可以引以为傲。听说她哥哥还被镇上最有钱人家的女儿看上了,两人已经谈婚论嫁。总之,在那个贫穷的海边小镇,他们家称得上体面殷实的小康之家。
有一天,我正在玩过家家时,小蝶忽然开门跑出来。我吓了一跳,愣在那里,见到小蝶母亲就在屋里,看起来凶巴巴的,以为她要骂我又弄脏她的窗台。但她没骂我,走过来,在我面前砰地关上门。然后我才想起来小蝶跑出来的时候脸上都是眼泪。那之后,我好几天没看见小蝶。再后来,听我妈和邻居婶婶说,小蝶“下广东”了。
那时我八九岁,已经模糊知道“下广东”是什么意思。那些年,镇上的年轻女人们会结伴去广东赚钱,对外的说法是去工厂打工,但所有人都知道她们做的是别的营生。通常是家里有负债的,或者建房子没钱的,丈夫怂恿年轻的妻子“辛苦几年渡过难关”。我一个远房表嫂就去过,一个同学的大姐也去过,一个跟我爸一起开过米粉厂的叔叔也叫他老婆去过。镇上三姑六婆嚼舌根时,我偶尔会听到只言片语,“深圳”“澳门”“夜总会”“穿那样跳舞”什么的。虽然听起来有点羞耻,但大多数人说起这种事的语气都很平淡,仿佛这种事跟我堂哥去温州打火机作坊打工没什么区别。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她们只是去跳舞。
听婶婶说,小蝶离开前留下一封信,说她妈妈心里只有儿子,没有女儿。据说是因为她哥哥要结婚,女方家里要求很高,要买的金饰、家具、电器列了很多,小蝶母亲都答应了,凑不出钱,就逼小蝶“下广东”。婶婶说其实根本不是现在凑不出钱的问题,小蝶母亲一早就把她算在里面了,看别人靠着“下广东”还了债、建了房,比她更有面子,一向自视甚高的她早就眼红了,想让小蝶也赚钱回来,反正等嫁了人也可能被丈夫劝着去。“造孽呀!”婶婶反复说着。
“这还是人吗?猪狗不如!”我妈气坏了,后来好多年都不跟小蝶母亲说话。不过我猜在小蝶母亲眼里,我妈才是那个奇怪的女人。在那个小镇,母亲们通常让女儿读完初中就去学一门手艺,裁缝、理发、做皮鞋什么的,过几年就嫁出去。要是孩子成绩差一点,甚至不会浪费时间读完初中。而我妈会嫌镇上的初中教育质量太低,不惜花高昂的代价把我姐转学去邻县一个教育强镇,把她托付给当高中老师的表舅。在人均工资不到一百的80年代末,每个月付给表舅八十元,过年过节给他送礼。哪怕我姐早早被表舅判定肯定考不上大学,我妈也不肯放弃,不惜代价送她继续读高中。哪怕最后她还是让她失望了,我妈也从未后悔,觉得自己为人父母至少无愧于心。
我可真幸运啊。那时看着我妈怒气冲天的样子,我在心里感叹。当我妈的孩子太幸运了。可惜小蝶不像我和我姐这么幸运。
很多年后,当我在国道边等车时,我已经知道了“下广东”的完整含义。更清楚知道,我和站在我旁边看起来有天壤之别的她们,究竟有多少差别。只差一点点,说白了就是运气。就因为少了我拥有的那点幸运,她们有了完全不同的命运,就像小蝶一样。
我是后来才慢慢懂得的,我愧疚是因为我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她们。身为女人,那种厄运是均等的,我幸运躲开了,但这世上总有女人得承担那种厄运。我猜班长愧疚的原因也跟我类似,虽然他是男孩,但也正因为他是男孩,会长成男人,有可能成为消费、加害她们的男人之一员。敏感善良的他早早看到了这些,于是忍不住为他的同类愧疚。我很感动很安慰,这世上还有像他这样的男性存在。
我是十一岁离开那个海边小镇的,那之前,小蝶回过一次家,没多久又被她母亲逼走了。据说她哥哥要建新房,她赚得还不够。几年后,听说她嫁了人,在温州做服装生意,丈夫来自别的县。
前几年回家乡时,我在路上见过她一次。要不是我妈介绍,我不可能认出她。她的小圆脸已经变成大圆脸,发型很时髦,穿得也很精致,却完全没有少女时代那种高不可攀的整洁。一个普通的略显疲态的中年女人,脾气很好的样子。她挽着她母亲的手,两人似乎刚刚逛街回来,提着大包小包。看起来她和她母亲关系很亲昵。说真的,我没想到。我还以为她永远不会原谅她母亲。
这么多年过去,我还是经常想起那些跟我一起站在街边的女人。我穿校服,她们穿短裙。我拦车,她们拦人。我有好运气,她们没有。我没什么想法,只想祝她们平安。有时更贪心一点,想祝她们早点找到更好的谋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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