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23年度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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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做书小记：把世界的碎片重新拼又到年终，不可免俗写点什么。
很多人都说2023是重启的一年，但事实上世界没有如我们预期得变好，不景气如旧，甚至更甚。反应在图书产业上，就是销量的下滑，重印的减少，竞争内卷的加剧，以及考核指标的不降反升——这在整个行业几乎是个常态。
如果用一本书来贯穿我这一年的认识，就是《“人类世”的资本论》。斋藤幸平提出“去增长”这个关键词来应对当下的困局。“去增长”旨在扭转人们对经济增长的执念，转而关注分配领域的公平和公共资源的充盈，让更多人过上更符合人性的生活。在外部资源受限的情况下，无限的增长原本就是不可能，这本来是再基本不过的常识。然而习惯于增长思维的人们依然不断对自己和他人课以不可能的任务，这一方面导致了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外部资源的不断损耗，乃至接近不可逆点——今年夏天和冬天的极端天气已是极为清楚的警示，另一方面导致人的内卷、无谓消耗——我们营销同事读完这本书最大的心声就是“指标不要再涨了”，我也深以为然。前两天看到有友邻聊到，为什么科技和生产力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还消除不了贫穷，人反而越活越累？说的也是这个问题。
忽然想到，这个点其实可以延伸到我在前前后后做的许多书上。去年做的《大量废弃社会》，关注的就是现代社会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问题。许多连锁生鲜超市和服装品牌宁可销毁也不愿意打折销售，为的是能取得最大的利润空间。尽管这只是一种经济学的假设，并不必然是事实。如果是资源完全不受限的抽象理论环境中无可厚非，但在物质资源有限的社会中做这种试验，其成本就必须由整个社会分摊了。无独有偶，去年做的《吸血企业》讲述的用大量雇佣、大量解雇的形式“过筛子”对待年轻人，实际也是同样的思路。这不仅破坏了员工的身心健康、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信任，也向社会转嫁了成本，威胁到消费者和市场的安全，甚至破坏了经济发展。在此延长线上，还有译文纪实系列的《过劳死》、《中年危机观察》、《单身女性》等。
而劳动市场的变化也一直是我关注的重点。今年做的书里有两本前后写作时间相差约二十年，但内容上有密切联系的书，就是《后工作时代》和《没有面目的人》。
《没有面目的人》是美国社会学家桑内特写于1998年的作品。彼时，在大洋彼岸，用一生从事一个职业、精进技艺的“匠人”传统逐渐凋零，完整的工作被拆分成越来越琐碎的环节，人被迫训练自己成为可以适合任何岗位的螺丝钉，因此也可以随时被替代；而在企业方面，为了每年都给投资人好看的报表交代，踏踏实实的长期愿景被短期冲刺的业绩指标所替代，原有的长期聘用的制度开始崩溃，灵活就业—零工经济初见端倪。书中介绍的被集体裁员的IBM 程序员等案例，在今天看来如此眼熟，难怪很多读者都感叹桑内特的先见之明。
而菲尔·琼斯写于2021年的《后工作时代》中说介绍互联网经济下的平台零工，其实正是桑内特所警告的“螺丝钉”工作发展到极致的结果。从无人驾驶汽车到图像搜索，数字经济突飞猛进的背后，是少有人知的暗箱劳动——处理大量数据不是AI，而是人，因为人比AI的成本低！一方面，系统不再创造有发展前景的新工作机会，也不再推动生产力进步；另一方面，廉价的人类劳工变成人工智能的末端，从事最枯燥重复的外包工作，还得不到正式聘用的保障。尽管在今天还只限于通过网络远程接单的贫困人口，但可以预见的未来，它必将覆盖到更多的工种。两本书写作的前后二十年，世界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而同等剧烈的变化在二十年之后会如何，更让人难以想象了。如果说我们已经错过了桑内特的警告，听一听琼斯的话也许还不迟。
如果说前面这几本书都是在说问题，后面几本书则是隐隐指出解决的方向。《无钱幸福》是德国不消费主义者海德玛丽老奶奶的自传。这本书可能让一些读者以为是讲消费降级，带着这样的预期来，但发现没有什么岁月静好的小确幸，纷纷打了低分。海德玛丽的试验是以劳动供求交换服务来替代金钱消费，重建社群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从“价值交换”转变回“使用价值交换”。就像海德玛丽所质疑的那样，比如一名律师的服务时薪可能是一名管道维修工的上百倍，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前者干的活的有用性真的抵得上一百个后者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海德玛丽提倡的脱离货币体系的服务交换，就是试图在劳动的实效也就是使用价值之间建立起新的钩连，以此来纠正一切皆以金钱来衡量，并且在资本的操控下愈发畸形的社会体系。海德玛丽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试验看似极端，但确实为我们这个想象力高度匮乏的世界中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人看到了金钱模式之外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一点是弥足珍贵的。
另外两本也能给人提供方向性思考的小书是预计明年出版的芬兰记者帕塔宁写的《北欧向左，美国向右？》和预计后年出版的德国社会活动家特雷博尔•朔尔茨的《归我们！》。前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澄清了常见的对福利国家的污名化与误解，让人看到在一个不需要被基本生存安全感压倒的社会中人是可以如何自由发展——北欧不是神话，而是一个共同认可保护弱者作为基本价值观的社会做出的选择——这也让我们更多关注分配领域的问题。后者则通过全球案例探索数字经济时代集体所有制合作平台——没有投资人业绩增长指标压力，全体劳动者共享所有权、共同进行企业管理——这一创新的公司模式发展的可能性。一个从社会的宏观层面，一个从企业的微观层面，都提出了解决的方向。
另外一本非常意外发现共识的书是日本历史学家川北稔的《英国近代史讲义》。这本论述英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书中有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了所谓“衰退论”背后的“增长偏执”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衡量国力的通行标准GDP体系其实是有选择的统计结果，将增长凸显为高于一切的最高命题，而没有将国民福利相关指标放入考虑，导致了今天的“增长偏执”。习惯了经济增长模式的人往往会将发展速度较慢视为“停滞”乃至“衰退”而惊恐不已，但实际上这只是社会发展到相对平衡状态下的常态。换而言之，“衰退感”并不等于真正的“衰退”。许多历史上失去霸权地位的国家并没有陷入不幸，比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等近世强国后来被法国、荷兰、英国超越。但是，被超越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并没有陷入不幸，也没有回到过去中世纪的状态。同样， 17世纪非常繁荣的荷兰后来被英国超越，但被认为“衰退”的18世纪的荷兰人也没有变得不幸，其国民反而有比英国更好的福利待遇。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奇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探讨英国“增长偏执”的川北稔和提倡“去增长”的斋藤幸平竟然在这里碰撞出共识，这也让我惊喜不已。
至此，我发现自己做的许多书之间隐藏的关系网已经浮现出来了，这也让我更清楚认识到自己关心的焦点所在。通过作品唤起更多人对问题的共识，也就更容易产生改变的可能，对于很多做书人来说这也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初衷。但我其实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已经不断在指出、暴露这些问题，甚至也指出了一些可以探讨的解决方向，但始终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认识，似乎只限在读人文书的一小群人内。正好在年末前，张雪峰说文科就是“舔”客户的服务业的言论又冲上热搜，这作为获取流量的话术其实并不新鲜，但它确实再次揭示出整个社会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现状。其实，对看过吉见俊哉《“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中文版2022年出版)的读者来说，这个问题应该已经没什么好讨论了。吉见的一个洞见是，文科探讨的是“价值理性”，理科是“工具理性”；前者是确定目标，后者是确定达到目标的最短途径；前者的射程是长远的，要考虑十年乃至几十年、上百年的方向，后者则短期见效。因此在忽视长期主义而重视短期效益（这正是桑内特《没有面目的人》的探讨重点！）的现代社会出现重理轻文是毫不奇怪的。但很少有人思考过，如果目标定错了，越是努力快速去达到目标，毁灭得越快。日本二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几乎没有人敢质疑扩张侵略方针是错误的，举全国之力发起总力战，甚至在技术上也开发出了像“零战”这样的战斗机，到了穷途末路要学徒出阵也是让文科生先去送死，可以说重理轻文的极致了。但结果如何呢？
而今天，我们面临着长期雇佣的崩溃、贫富分化的扩大、不顾目标不合理的内卷加剧、原本应该减轻我们劳动强度的AI却让更多人陷入了失业和落入贫民窟的危险之中，这一切都是“工具理性”无法解决，而需要“价值理性”的思考，重新在社会建立共识，重新找到更合理、更人性的发展方向。尤其在我们高校文科愈发封闭僵化的今天，这个唯一的松动空间的希望只能在民间，包括没有自甘沦为“跪舔”的出版从业者和自媒体，以及还愿意和不同圈层的人交流的社会人。所以也希望更多同行和读者朋友能堂堂正正地说出“文科有用”“读书有用”，在碎片化崩溃的“不可逆点”到来之前，一起再努力一把。
限于篇幅，今年做的还有几本也很珍爱但来不及展开介绍的书，在这里一起提一下。欢迎关注。
《罪责论》
《大逆事件》
《再会，公共人》
《牧羊人1号》
《我的身体里住不下13个人》
最后推荐一本不是我编的，但是是今年读过新书中觉得最好的一本，唐诺的《求剑》。受到了一些鼓励。
祝各位友邻大家新年快乐！2024还请继续多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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