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祥瑞——王莽和他的时代》

2023.11.11

也许是经济降速，也许是人到中年，以往总被一个个标志性事件占据注意，质疑改革为何不能彻底，现在则越来越容易体会历史时期中长时段的约束和渐变的重要性。

刘邦的建政和建国

“刘邦首先是个战国人，秦并天下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五岁了……在刘邦以及时人的观念里，天下属于列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沿袭的秦制只局限于汉王国，各诸侯国内的人事和财政都自行其是，所以秦末到汉初的郡国并行被认为是“后战国时代”。在那个刘邦问群臣自己何以取代项羽的经典对话中，功臣们给出的理由是刘邦可以“与天下同利”——言外之意是，如果刘邦不与分封土地，则其天下共主的地位也将不稳——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指出新政权建立需要解决的建政和建国问题，以古为镜多有启发。

建政——组织政权，贯彻统治者的意图，有效调动资源治理国家，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和选人用人问题。

建国——确立和维护政权合法性，涉及意识形态解释、权力建构维系和利益分配的内在逻辑。

“从刘邦建汉到王莽建新，其实就是对这两大问题进行解决、修正的过程。简单地说，从王国侯国高度自治到皇帝中央集权‘一人专制’，给了王莽崛起于中央而不受地方挑战的机会；从汉初依靠功臣和宗室到依靠外戚，给了王莽身份上的先天优势；从延续秦政、依靠文法吏，到不断改制、依靠经师儒生，“王霸之道”让位给“周政”，给了王莽在意识形态上胜出的绝对把握。”

外戚的完整面貌

刻板印象中，外戚是凭借裙带关系上位，肆意弄权的窃国利益群体。但站在建国初年的统治者立场，外戚却是拱卫皇权，制衡甚至对抗诸侯与功臣群体的至亲力量——诸吕在斗争中失败了，但作为刘邦长孙的齐王刘襄也未能争得皇位（作者未对功臣团体的作为着墨，非常好奇）。

与以往站在同情韩信等功臣视角对吕后的贬损不同，作者的分析更加令人信服：

“吕氏残害刘氏子弟，刘恒从情感上当然是反对的。但站在皇帝的位置上，刘恒应该会同情吕氏家族。因为，外戚是皇权的一部分，吕后并没有取刘氏而代之，而是在不断抵抗诸侯王和功臣，保卫皇室嫡系。

刘恒从诛灭诸吕的政变中吸取的教训，并不是防范外戚，而是避免再次出现诸侯王领兵叩关，或是功臣发动政变废立皇帝这样的事。”

从文景到武帝三朝，外戚好用而可控，主要矛盾集中在与诸侯王的权力争夺。两位牺牲品贾谊和晁错的际遇，从时间线和举措内容看都急于求成，但他们背后的推手是缺乏安全感的皇帝，恐怕也是身不由己。

“宗室的削弱、王国和侯国的郡县化、中朝官和外戚对皇帝的忠诚”，到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诏书中第一次出现“今中国一统而北边未安”，标志着汉代的建政完成了。

汉武帝的建国

“秦始皇戴上了王道的面具，就是汉武帝。刘彻之道，以法家的霸道打底，以儒家的王道为表，同时广罗阴阳法术纵横之术为我所用，这是一种新的‘汉道’。”

教科书上将汉初尊崇黄老，理解成不干涉民间活动，但实际上汉袭秦制，“清净无为”指的是不增加过多的律令、礼仪、制度，还按原来的方式治理，只是上层采用了黄老的态度，崇尚清净，抛弃了秦政，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修养生息。

而且，“黄老与法家本来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写《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庄和申韩放在一起，就是因为黄老与法家的这种亲缘。例如，黄老崇尚清简，法家崇尚以清晰明确的律条来约束臣民，两者一拍即合”。

“黄老之术毕竟崇尚清静，与纯粹的秦制有差异。汉朝在继承秦制的同时抛弃了秦政，删减秦法，减租减税，也就是后世所说的休养生息。秦制就好比一台齿轮严丝合缝的机器，秦朝驾驭的时候，采用“秦政”，功率开到最大，超负荷运转，直到机器过热而崩溃；汉朝驾驭的时候，拿掉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低功率运行，稳定至上。但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是同样的一台国家机器。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面对内部的诸侯王、功臣和外部的匈奴，国家需要调动的人力物力资源空前增多，这台机器势必要加速，要提高功率，那么，该如何在机器提速的时候，防止秦朝的命运重演呢？换言之，汉朝既然否定了秦政，又延续着秦制，那么汉朝到底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刘氏家族统治天下的合法性在哪里？ 汉朝“建国”的问题，就这样浮出水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