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常常令后人神往不已，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怎么读《世说新语》，才能更好地领略魏晋风度和名士风流？透过《世说新语》记载的一则则故事，能认识到哪些隐含其中的时代精神和重大议题？魏晋名士风流，是时代精神的折射，还是他们有意的营构？10月16日，“聚珍十二点·午间日读书”第22期节目，就聚焦于这些问题，编辑黄飞立和营销编辑刘堃与广大读者朋友一起，走进《世说新语》的世界，重新认识这本“名士教科书”。《世说新语》原名《世说》，成书之后，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抄本，在南朝梁陈之间就有《世说新书》的抄本行世， 到唐代又有以《世说新语》为书名的抄本出现，后经过北宋文学家晏殊的校订和删节，正式以《世说新语》为名，因为这个本子很好，流传甚广，所以后来居上，原来的《世说》和《世说新书》这两个书名便废弃不用了。《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刘义庆，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是一人独力完成还是“成于众手”。《世说新语》产生巨大影响后，历来都有人认为是“成于众手”，即由刘义庆及其门下众文学名士共同完成，这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但一人独力完成的理由也很充分，主要是以下三点：首先，编撰《世说新语》这么一部笔记小说，刘义庆远比幕府中其他文士更有动力。《世说》的书名源自汉代大学者刘向，而刘义庆与刘向有着绵长深远的血缘纽带，他比任何人都具备编撰《世说》的心理动机，正如他编撰《徐州先贤传》一样，未尝不怀有弘扬家族文化、延续祖先功业的现实抱负。这与吕不韦和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分别编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其文化背景和创作动机不可同日而语。其次，《世说新语》不是一般的小说书，而是一部兼综儒、释、道，涵摄文、史、哲的“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一般的文学之士恐怕并不是其理想作者。从思想倾向上看，刘义庆于儒、道、佛均有涉猎，体现出涵化众家、折中调和的玄学特质，这与《世说新语》的总体思想旨趣颇为契合，几乎可谓相得益彰。最后，《世说新语》并非原创性作品，其性质不过是“小说家言”，是“纂缉旧文，非由自造”（鲁迅语）的一部志人小说集。编撰这么一部书，所需要的未必是编者的诗文天才，而是对时代思潮的敏感性，对历史材料的熟悉度，以及对编撰体例特别是分类思想的总体调控能力——这些条件，刘义庆的门客如袁淑、鲍照等人未必具备，而刘义庆却是无一不有。因此在找到确凿的证据前，刘义庆“第一作者”的身份，还是不容抹煞的。现在通行的《世说新语》是三卷本，分为三十六门，除了《世说新语》本文外，还有所谓“四大名注”之一的刘孝标注，它补充了许多刘义庆没有见到或采用的人物资料，大大丰富了《世说新语》的名士世界，已经成为《世说新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世说新语》明嘉靖刻本，后世通行的《世说新语》版本中，梁刘孝标注、宋刘辰翁评是“标配”。
1.20 王安丰（戎）遭艰，至性过人。裴令往吊之，曰：“若使一恸果能伤人，濬冲（戎）必不免灭性之讥。”
1.21 王戎父浑，有令名，官至凉州刺史。浑薨，所历九郡义故，怀其德惠，相率致赙数百万，戎悉不受。
这里的王戎，俨然是位仁德孝悌的君子，完全符合“德行”一门的价值判断。到了《雅量》门，我们看到了儿时的王戎：6.4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 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 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6.5 魏明帝（曹叡）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
这里记录了王戎七岁时的两个精彩故事，塑造了一个不同流俗、处变不惊的神童形象，让人过目难忘。而在《伤逝》门里，王戎仍不失为一位性情中人：17.2 王濬冲为尚书令，着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 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 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
17.4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这两个“伤逝”故事，前者关乎友谊，后者涉及亲情，王戎的重情重义不加雕饰，令人动容。但是到了《俭啬》门，王戎勉力维持的“人设”却发生了动摇，变换成另外一副嘴脸：29.2 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
29.3 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
29.4 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29.5 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说，女遽还钱，乃释然。
四条故事中，“钻核卖李”最为著名，这时的王戎哪里还像个名士，简直是个贪婪成性、毫无人情味儿的吝啬鬼和守财奴了！但是且慢，在《惑溺》这个显然带有贬义和批评的门类里，我们还会有其他的发现：35.6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 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戎的夫妻对话令人忍俊不禁，“卿卿我我”的典故就由此而来。与“烛下散筹算计”的那条放在一起，又让我们看到了家庭生活中王戎的另一面。这样，王戎这个人物就不是通过时间的线性发展顺序，而是以空间的并置进入读者视野了。鲁迅先生十分喜爱《世说新语》，将其称为“名士教科书”；宗白华、冯友兰特别提到了魏晋时期的“风流”，将其上升为时代美学精神。可以说，《世说新语》这部书和魏晋名士、魏晋风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说到魏晋时代的重大时代议题，清谈是绕不过去的，陈寅恪先生就称《世说新语》是“清谈全集”，我们从中可以处处看到魏晋名士的清谈场面。陈先生说清谈“启自（汉末）郭林宗，而成于阮嗣宗”，《世说新语》以下一段记载很好地说明了清谈的特征：1.15 晋文王（司马昭）称：“阮嗣宗（籍）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名教与自然之辩是清谈的重要内容，许多清谈的题目都由此生发，从这个角度来说，魏晋易代之际的清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正始名士”何晏、王弼、夏侯玄为代表，他们服膺老庄而身在庙堂，故主张“名教出于自然”；第二阶段以“竹林名士”阮籍、嵇康为代表，他们看透名教为司马氏操纵后日渐虚伪，转而追慕老庄，与道逍遥，故鼓吹“越名教而任自然”；第三阶段以“竹林名士”山涛、王戎、向秀为代表，尤其是向秀，在嵇康被杀后，也不得不投靠司马氏，故他们皆主张“名教同于自然”。西晋、东晋也是清谈名家辈出，而且越到后来越注重仪式感，清谈也逐渐从对义理的探讨转向注重言辞的华美，内容越来越不重要，即所谓“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如下面这场东晋时期的清谈名局：4.55 支道林、许（询）、谢（安）盛德，共集王（濛）家， 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 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到了魏晋，随着人物品藻逐渐由重德行向重才性发展，人物天生的禀赋如容貌、音声、风神、气度、才情等更受重视， 容止的要求则更偏重在“容”上了——这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潮是合拍的。《论语·子罕》中孔子曾感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德”之于名教，“好色”之于自然，两相呼应，其事正对。毫不夸张地说， 魏晋就是一个“ 好色” 胜过“ 好德” 的时代；尤其是，魏晋还是一个对男性美的欣赏超过女性美的时代。比如下面这两条：14.2 何平叔（晏）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曹叡）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14.7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思）绝丑，亦复效岳游遨， 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14.5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涛）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14.1 魏武（曹操）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 使崔季珪（琰）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开宗明义，提纲挈领，大概也是为了提醒读者注意：对容止的欣赏，不能只停留在外观上，更须落实在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和生命热力上，此即所谓“形神并茂”。服药之风在魏晋比较盛行，据何晏说：“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由此带来了行散之风和穿“褒衣博带”的风尚。如果说服药还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话，那么饮酒则是从古到今各个时代所盛行的，不过魏晋人饮酒还是饮出了新花样。23.1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 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的集体亮相，颇有些“宣誓主权”的意味，至少在刘义庆看来，任诞这种风气，这七人是当仁不让的标志性人物；而“肆意酣畅”四字，又把饮酒与任诞的关系揭示得再明白不过了。因纵酒而任诞，等于颠覆了“酒以成礼”的传统，走向了儒家礼教的反面，这不是“越名教而任自然” 是什么呢？刘伶与酒的故事，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23.3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
好一句“天生刘伶， 以酒为名”，奏出了中国酒文化的最强音。唐孙位《高逸图》中的刘伶，此图中刘伶手握酒器，旁侍小童手执唾壶一类的器具。
17.1 王仲宣（粲）好驴鸣。既葬，文帝（曹丕）临其丧， 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17.7 顾彦先（荣）平生好琴，及丧，家人常以琴置灵床上。张季鹰（翰）往哭之，不胜其恸，遂径上床，鼓琴作数曲， 竟，抚琴曰：“顾彦先颇复赏此不？”因又大恸，遂不执孝子手而出。
丧礼有一个特别之处，它虽然是缘人情而设，在行礼时也讲究对死者的情感投入，所谓“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无论是王粲的“好驴鸣”，还是顾荣的“好琴”，都是生者把情感凝聚于死者，是生者投死者之所“好”——这才是真正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因为说到底，生离死别时的真情流露本就极具感染力，而礼的仪节是否到位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当然，真正把任诞之风推向极致的，还要算是东晋名士王子猷。比如著名的种竹故事：23.46 王子猷（徽之）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23.47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逵）。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而大丞相谢安，则是从容放达气度和雅量的集大成者，也是《世说新语》中出镜最多的人物，是作者心中当仁不让的魏晋风度的代表。6.35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对于《世说新语》，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如果言之成理，逻辑自洽，自不妨聊备一说，丰富开拓我们眼界和思路的同时，更会带给我们观察思考世界的不同方式。比如上面提到的“饮酒名士”刘伶：23.6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
通常对这则故事的解读是认为这证明了刘伶过分展现个性而不在乎世俗眼光。这样的解读显然值得进一步挖掘。这则故事的关键在于，即使是刘伶脱光了衣服在家里耍个性， 也会让别人看见，然后才有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和他的宣言。也就是说，刘伶酒后脱衣并不是一个“私人”的行为， 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公共”行为。在这里“诸君”一词尤其重要，因为这表明看见刘伶怪诞之举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我们可以想象，也许是一群人在他家喝酒，喝到尽兴时刘伶才有此举。而如果没有这些观众，他可能并不会有这样的举动。《演而优则士——〈世说新语〉三十六计》，董铁柱 著
23.2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司马昭）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 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
这则故事可以看作是阮籍和晋文王司马昭之间的合作表演，目的就是让公众知道晋文王对孝和礼的重视，从而彰显“以孝治天下”的意识形态。为什么说晋文王和阮籍的言行是互相合作的结果呢？很明显，阮籍在晋文王面前喝酒吃肉，是晋文王允许的，当何曾对阮籍之举进行批评时，晋文王的回应明确地维护了阮籍。而晋文王维护的原因很简单：阮籍这么做是符合丧礼的。同时，这则故事也可以看成是晋文王、阮籍和何曾三人的合作表演。在魏晋名士的心中，酒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礼和孝的符号与象征，所谓“酒以成礼”。怎么样，这么来读《世说新语》，是不是别有一番趣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