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零号笔记本”，经公众号授权转载于此。翻译仅供学术交流。
文章梗概
不少国家的过去都存在着争议，它们在边界、身份和当下现实方面也一直存在着冲突。以色列不是唯一的“新建”国家（‘new’ state），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有许多国家正在从苏丹、伊拉克和叙利亚等民族国家的内战中涌现出来。然而，以色列是少数几个合法性仍然受到质疑的国家之一，而它的未来将影响着整个中东地区的未来，甚至可能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稳定。造成这一独特现实的原因就在于以色列的过去及其建立之初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处理这种复杂性的最好办法就是承认叙述国家的过去及其当下现实的方式并不只有一种，而且相互竞争的叙事之间存在着动态和辩证的关系。如今存在着两种关于其国家历史的主流对抗性叙事：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与巴勒斯坦叙事，而时钟的吊坠一直在两种叙事的有效性与可接受性间摇摆不定——或是支持一方，或是反对一方。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历史学家自身的立场与证据一样，都是由他/她所讲的故事里的一部分。因此，对于一本教科书来说，如何描述现代以色列是一个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主题。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仍在国际舞台上努力争取得到国际合法认可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许多仍在进行民族和族群（national and ethnic）斗争的地区之一。尽管力求专业性和公平性，但任何关于这样一个地区的学术著作都将反映一定的道德和情感立场。聪明的读者轻易就能在某个事实陈述中察觉到其隐含的主观性评论。不仅历史学家的个人观点会影响对国家历史的分析，而且那些对抗性叙事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也会极大影响像本书这样的教科书的编写方式。近年来，这种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粗略地说，世界各地关于以色列的教科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都反映了犹太复国主义这一立场的叙事，而自80年代以后，对这一叙事的批判声音变得越来越强。任何关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分析——比如本书所提供的那样——都需要预先确定自身与这片土地上两种相互对抗的叙事之间的关系。一本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教科书应从圣经时代开始，当时犹太民族作为一神教诞生在这片土地上，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此书将以罗马人驱逐犹太人为开端，并将犹太人此后的生活时期定义为流亡时期。此书的现代历史将以犹太人重返家园为开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被忽视，他们的家园变成了一个干旱且不发达的国家，而他们的回归将被描述为一场现代化的行动，使荒漠绽放异彩，并创造出一个民主国家典范。原住民（the native people）将被描述为半游牧民族，没有任何民族或种族的愿景。而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拒绝则将因此被归咎于他们的原始性或其他人（伊斯兰领导人、阿拉伯暴君或反犹外邦人）的煽动。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叙事就是拿这一点来解释阿拉伯世界为什么要在1948年尝试去击败犹太国。当时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大会 1947 年 11 月 29 日通过的第 181 号决议）承认了犹太国，并将大约一半的国土划给了阿拉伯人，而后者拒绝了这一提案。按照犹太复国主义的说法，该提案对巴勒斯坦人非常慷慨，因此这些人拒绝该提案就表明他们不愿意与犹太邻居和平共处。根据这种叙事，自那时以来，巴勒斯坦国的历史就在两条路线之间徘徊，前者是试图采用军事力量无休止地、充满敌意地企图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这体现为几场反复发生的地区战争与近期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后者则寄希望于在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即约旦河西岸与加沙地带的问题上寻求解决方案。巴勒斯坦缺乏领导力、以色列内部就被占领土的未来争议不断以及国际外交之无能，这些都被拿来解释说明这场冲突为什么始终无法结束。当以色列的历史与巴勒斯坦问题没有直接联系时，这一叙事就会显得中立并得到接受。这时，现有的学术研究就会强调以色列的高科技产业所取得的技术成就、社会企业（聚集了世界各地一百多个不同的犹太社区，并将它们塑造成一个新的国家）以及其引以为豪的希伯来文化。更值得商榷的是，这种叙事宣称犹太复国主义这一现代工程至少让一部分巴勒斯坦人受益，即那些在1948年成为以色列公民的人，也就是犹太复国主义黑话中所谓“以色列阿拉伯人”。他们偶尔会与其他巴勒斯坦团体有所联系，这一点常常被描述成是激进派领导人煽动的结果与政客们采取的策略，只是在这一叙事看来，这一策略并不幸运，因为这一少数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认同这种策略。以色列的叙事承认犹太社会内部存在紧张关系，例如在米兹拉希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之间、在信教犹太人和世俗犹太人之间，但这些紧张关系被视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内部正常的紧张关系，而且根据以色列的叙事，它还是中东地区唯一的民主国家。这种叙事并不会体现在本书当中。在本书写作期间，这种叙事不仅在以色列境外受到彻底解构和挑战，在一大批以色列学者内部也是如此。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的新发展以及以色列批判历史学家或以色列修正派历史学家的新发现引起了这一叙事变革。新的路径并不屈服于民族主义的力量，因此，犹太复国主义或巴勒斯坦民族议程都不会左右这些历史学家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驱使他们的，是对人类生活、苦难和希望采取更具普遍性的方法。正是在这里，以色列的叙事遇到了难缠的对手。许多以色列犹太人仍然难以接受这一点，其中相当多的人还认为这一发展态势将危及以色列的合法性。近期的巴勒斯坦历史编纂学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两种对抗性叙事的竞争格局如同时钟钟摆一般再次出现摆动。正如一位主要的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20 世纪 80 年代的巴勒斯坦学术研究使巴勒斯坦人在多年失声之后重新回到了巴勒斯坦的历史中。在那之前，历史是由胜利的以色列人书写的，因此巴勒斯坦原住民的声音并没有被听到。巴勒斯坦的叙事不仅是被压制的“另一方”，并且也是两者中更具普遍性的叙事。它成为人权议程的叙事，巴勒斯坦人因此被描述成受害者，而以色列人则被描述成加害者。这一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而近期的学术研究也并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二分式历史编纂学方法。正如下文所述，这种不仅仅从事实角度而且还从道义角度对人类历史做出的全新审视，仍然呼唤一种能够帮助历史学家理解复杂现实的范式。事实上，叙事方式的选择并不影响历史的方方面面。为了了解以色列的故事及其成败得失，最好将巴勒斯坦人对巴勒斯坦的看法与更具学术性和概念性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将让我们能够超越枯燥的事实分析，更好地去理解以色列的现实。历史编纂学正在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人当中突飞猛进地发展，上文两种对立的历史叙事（一边是受巴勒斯坦问题困扰和影响的国家，另一边是一个有着其他关切、成就和议程的社会）最近也因此得到了调和。以色列历史编纂学中的新趋势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以色列的专业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怀疑诸多事件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或版本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挑战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一小群以色列专业历史学家揭穿了围绕在1948 年阿以战争周围的基本神话。在以色列，1948 年曾被视为犹太民族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时刻：在这一年，公元 70 年发生的犹太人流亡终于随着 1948 年 5 月犹太国家的建立而结束。在今天的以色列，1948年仍然在许多方面被当作一个奇迹看待。此外，在许多以色列人看来，这一年以色列进行了诸多正义战争中最正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新兴犹太国的一切纯洁和神圣之物都得到了奠定。因此，若是要质疑有关1948年诸事的官方说法，而且还要以更加中立的眼光重新评估其意义的话，可能并且也的确曾经被视为一种无异于叛国的行为。然而，质疑的声音还是出现了，这可能是因为在一连串的事件（本书将对此进行详细描述）发生之后，以色列才有机会与巴勒斯坦人实现自 1948 年以来的首次和平，同时也让人们对以色列的道德优越感和军事上不可战胜的自我形象（世界上许多人都以为如此）产生了怀疑。为 1948 年战争及其相关事件提供一种新叙事的历史学家被称为“新史学家”。他们对一些基本性神话提出了质疑，而如今，像本书这样的书都会将这些新史学家视为权威叙事，读者在本书后文对这些事件的描述中将发现这一点。“新史学家”揭穿的第一个神话是，1948 年的以色列在战争中是一个面对阿拉伯版本歌利亚的大卫。这些“新史学家”证明，在战斗的大部分阶段，军事力量的天平都向犹太军队倾斜。造成力量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外约旦哈希姆王国（今天的约旦）与犹太机构（管理英国托管下巴勒斯坦托管地境内犹太人社区的政治机构）之间达成的密谋。双方同意对委任统治结束之后的巴勒斯坦进行分治。在这种理解或勾结下，阿拉伯军团，即约旦军队被限制在大耶路撒冷地区，其有限的行动范围让犹太军队能够保卫新国家，击败其阿拉伯邻国派出的其他特遣队 。表面上，约旦像阿拉伯联盟的其他成员一样，致力于试图占领巴勒斯坦，阻止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即在巴勒斯坦划分成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和一个犹太国家。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联盟拒绝了这一想法，但联合国却不顾这一拒绝，而是执行这一决定。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史学家”大幅修正了以色列传统学界对 1948 年巴勒斯坦人流亡的原因和巴勒斯坦难民问题进行的历史编纂学分析。75 万巴勒斯坦人在 1948 年战争后成为了难民（占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口的一半），他们在难民营和流亡社区的存在使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在 1948 年战争后得以重新崛起，并最终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该组织至今仍在开展巴勒斯坦斗争。以色列的叙事是，巴勒斯坦人是“自愿”逃离的，因为是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新历史学派”学者们沿袭了爱尔兰记者厄斯金·柴尔德斯（Erskine Childers）的发现：他检索了当时的广播，没有发现任何有关这一呼吁的证据。“新历史学派”学者还对这一逃难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指出，以色列的驱逐和恐吓政策是导致巴勒斯坦半数人口离开家园的主要原因。最后一个神话是这样一种叙事：以色列在 1948 年战争结束后立即向阿拉伯方面抛出橄榄枝提出和平建议，但却遭到了敌军的顽固回应（reciprocated）。“新史学家”通过对外交档案的彻底挖掘，表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愿意在一项新的联合国决议（取代 1947 年 11 月 29 日通过的第 181 号决议，即所谓的分治决议。如前所述，该决议当时遭到了阿拉伯方面的拒绝）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948 年 12 月 11 日通过的第 194 号决议除其他问题外，还包括无条件支持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权利，并要求重新谈判以色列国未来的边界，以免危及以色列在战争中获得的领土（占领了以色列近 80% 的国土）。“新史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是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领导他的政府对所有和平建议采取了拒绝主义政策，这些和平建议就包括来自个别阿拉伯国家（叙利亚和约旦，以及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埃及）的双边协议。知识社会学家试图对以色列学术界的这股自我批判热潮做出解释。这种兴趣源于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这一新的以色列历史成果以某种方式证明了巴勒斯坦史学界关于1948年战争提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而在那之前，这些主张曾一直被质疑为纯粹的政治宣传）。这些社会学家一致认为：以色列犹太社会已经经历了一场变革，其中一些人的思想因此变得更加开放。这种转变是由一系列的催化事件引发的，比如 1979 年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1982 年第一次黎巴嫩战争和 1987 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等。在这些学者看来，这种相对开放性在政治上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其结果，便是以色列愿意在1993年与巴解组织签署和平条约。持批判性观点的历史学家引发了全球学界对他们的浓厚兴趣，这不仅仅是对他们所得出的新历史的兴趣，而是因为以色列修正派倾向延伸到了1948年研究之外。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犹太复国主义早期的情况进行了探究，探讨了将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殖民主义运动进行分析的方案，并对于它的社会主义本质提出了疑问。随后，他们重新审视了20世纪的50年代，认为这十年是犹太国家与社会对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米兹拉希犹太人的态度形成的十年。当时，基本的种族主义态度似乎影响了关于这部分犹太人的政策决定，将他们推向了地理和社会的边缘。这就对主流社会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因为主流社会学主张，是以色列所处的客观财政和经济条件造成了这部分犹太人的艰难处境。新的批判性学者运用文化研究的最新概念而且往往是后现代的方法论，来揭示这种政治层面以外的歧视（以及针对以色列内巴勒斯坦少数民族的种族主义）。在电影、文学、媒体和教育系统中都能找到这一歧视。他们批评将这两个群体称为米兹拉希犹太人和“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提法，并给出了替代提法，将前者称之为“阿拉伯犹太人”，后者称之为“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后来，批判态度较少的学者也开始使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一词，而“阿拉伯犹太人”一词则遭到拒绝。在这一形成时期，诞生了另一个术语——族群国家（the ethnic state）。将一个自诩为 "中东唯一民主国家 "的国家描述为 "族群国家"，这就意味着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在新的批判视角下，以色列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对国内的非犹太公民具有种族主义倾向。一个是否拥有完全公民权取决于民族或宗教身份的国家并不能被定义为民主国家（想象一下，一个生活在英国的天主教徒、穆斯林或犹太人只是由于自身的宗教身份而被剥夺公民权或完全公民权）。一位批判（性）学者也正是因此而把以色列称作一个“族权统治国家” 。在阿拉伯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少数族群的问题上，这两个群体的学者首次参与进来，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和深度。这一点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少数族群身上尤为明显，他们第一次在以色列学术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一少数族群在严酷的军事统治（1948-1966 年）下遭受苦难的时期得到了深入的研究，以色列立法和宪法制度背后的整体歧视性结构被展示出来，以致于一些学者将以色列定义为种族隔离国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身份政治，同时也是一种知识文化的事业。同样，在以色列学术界开放和多元化时期，也出现了女权主义研究，解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社会（把军队和 "安全威胁 "当作以色列的至高价值加以崇拜）的厌女态度。随着以色列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的兴起，一种更加和平主义的历史和教育方法也随之兴起。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学术发现蔓延到了学术领域之外。类似的批判性直觉思维也出现在新的电影、小说和诗歌中。甚至以色列的教育课程也一度受到这股能量的影响，教师们可以选择以一种略微不偏不倚和反思性的方式讲述当地历史。按照时间顺序梳理的话，可以说批判性学术投入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色列的其他媒体和生活方面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冲击。这些批判直觉并没有存在太久。它大约在1995年达到了其顶峰，在那一年，艺术展览、学术会议、电视访谈节目、纪录片和其他媒体都无法回避这种批判性观点。它一直持续到 2000 年 10 月，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和平进程的崩溃、《奥斯陆协议》以及以色列政治体制的全面右倾化结束了以色列知识生产的相对多元化时期。具有批判精神的学者要么离开了，要么放弃了之前的挑战，而过去在教育课程中注入的“新历史学家”的内容也被清理得一干二净，媒体变得更加顺从和爱国。人们的感觉是，以色列再次与巴勒斯坦人就家园问题（homeland）开战，而当枪炮轰鸣时，缪斯们被要求保持沉默。批判的冲动主要保留在民间社会的NGO中，例如“新代码（New Profile）”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隔离墙（Anarchists Against the Wall）”。21世纪的以色列历史编纂学
以色列的政治情绪直接影响着该国批判性历史编纂学的命运。因此，当以色列犹太选民在 2001 年首次选择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担任总理时，这其实反映了以色列国内新出现的一种情绪。沙龙及其继任者埃胡德·奥尔默特（Ehud Olmert）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都是政治精英当中的一员，他们对与巴勒斯坦人的外交进程极不信任，并坚持以色列的单边政策，即在以色列1967年占领的领土上定居，他们认为这块土地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们还代表了这样一个社会，即认为保护国家的族群性（即犹太性）远比维护国家的民主形象更为重要。对犹太复国主义价值观的回归（他们就是这么看的）也反映在以色列历史编纂学的新趋势中。就写作历史编撰学著作而言，这意味着首先要放弃 1990 年代的批判性冲击，回到霸权叙事上来。为此，需要更加坚定地忠于犹太复国主义宏大叙事。然而，就历史编纂学专业而言，学者们无法忽视“新史学”提供的有关 1948 年战争的事实基础，也无法对以色列建国初期官方立场中对来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的犹太人显而易见且根深蒂固的歧视置若罔闻。然而，新的政治情绪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影响了作为当地历史编纂学核心的这两个主要研究领域。由关于1948 年战争的新历史提供的事实陈述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当时的新出版物没有重复巴勒斯坦人自愿出逃的神话。以色列与约旦人的秘密联盟得到承认，1948 年国际社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也远不如传统叙事中描述的那样强烈。然而，这与 1948 年战争“史学”的基调截然不同，战争中进行的行为——无论是驱逐、拆毁村庄、逮捕平民还是大屠杀——都被视为自卫行为。“新历史学家”之一本尼·莫里斯（Benny Moris）曾在其早期著作中收回了自己的道德判断，然而现在他将以色列这个年轻国家的行动描述为面对圣战的求生之举（而在其早期著作中，他指责以色列侵犯了不必要的人权并犯下了战争罪行）。他之前所谴责的行为与他现如今默许的行为完全一致，对这一问题的道德判断却已天差地完全不同了。关于 1948 年以色列战争历史的争论从未局限在学术界的象牙塔中。当“新史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出现时，在公共场合和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以色列人根据自己的记忆、来自家庭或教育系统的信息以及掺杂着反巴勒斯坦偏见的强烈爱国主义意识来讨论这段历史。这种情况在 2000 年之后依然存在。公共大辩论是由一个右翼非政府组织 Im Tirtzu（希伯来语，意为“如果你愿意，这就不是梦”）发起的。该组织积极参与了历史编纂学学术界关于1948年以及以色列批判性学术界当时提出的其他问题的大辩论。在以色列右翼政党及其海外支持者的直接帮助下，此类非政府组织在21世纪迅速涌现，Im Tirtzu就是其中之一 。Im Tirtzu 出版了一本小册子Nakba-Harta，大致意思是“巴勒斯坦人的大浩劫-无稽之谈”。这本小册子几乎没有什么学术努力或证据，就将任何提及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的陈述视为纯粹的反犹主义制造。后来，大约在 2010 年，以色列议会通过了《大浩劫》法（Nakba law），将任何将 1948 年称为“灾难”的提法都视为违法行为，并任何认可这一提法的机构都有可能被收回公共资金。此外，近年来，Im Tirtzu 将其成员作为学生派往到一些以色列的大学课程模块中去，他们怀疑这些课程模块有“后犹太复国主义”。“后犹太复国主义”成为描述 20 世纪 90 年代以色列批判史学的通用术语。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定义思想开放、寻求和平的人的术语，而在本世纪，它却成了反犹主义的同义词。因此，当学术界还在通过重新引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叙事下的史实解释来挑战“新历史”时，这些NGO则直接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批判“新历史”的方式，指责其捏造历史。2000年后，早期针对米兹拉希犹太人的歧视性政策得到了重新审视，但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以色列右翼选民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米兹拉希犹太人。利库德集团（Likud）及其以色列政坛的盟友在阿拉伯犹太人（如上所述，米兹拉希犹太人一词与阿拉伯犹太人一词交替使用）中拥有深厚而稳固的势力基础。这些选民认为以色列工党是一个具有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运动，认为它歧视来自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并将工党——即当下的反对党，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即来自欧洲国家的犹太人）相提并论。因此，在千禧年之后，学术界仍然在批判地重新审视过去和现在对待米兹拉希犹太人的态度，尚没有遭受到什么阻碍。妇女和同性恋群体也是重要的支持者。如果这一部分选民不将其争取平等的斗争与对巴勒斯坦问题核心问题的批判结合在一起，中间党派和右翼党派主要成员也会选择尊重这些人的议程（2017 年利库德集团有一名公开的同性恋议员）。1990 年代多元化研究的合法议程中有一个几乎被抹去的话题，那就是关于以色列境内巴勒斯坦人的研究。现在，对他们的处境进行反思性研究已不再那么受欢迎，相反，对巴勒斯坦少数民族采取严酷的意识形态立场并为这一立场辩护的新作品在长期消失后正卷土重来。这种状况与其他地方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学术研究发展背道而驰。近年来，世界各地的学者采用了一种新的旧范式（a new old paradigm），将以色列视为巴勒斯坦历史的一部分，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分别视为生活在被称为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地缘政治实体中的原住民和定居者群体。这种模式就是定居殖民主义。定居殖民主义：批判性历史编纂学的新趋势
定居殖民主义指的是一种白人定居者的运动，他们从欧洲逃离或从欧洲被流放到新大陆，开始新的生活，根本无意返回欧洲，那个他们觉得自己不受欢迎或不安全的大陆。他们决定把这片全新的被踏足之地当作自己的家，更重要的是，把那里当作自己的家园（homeland）。他们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原住人口。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将自己重新塑造为新大陆的新土著的过程中，对原住民进行了种族灭绝。近代以来，这些定居者寻求其他手段来克服原住人口的存在。在阿尔及利亚，法国定居者们曾考虑脱离法国，但最终遵循了法国的策略，返回了法国。在南非，少数定居者通过种族隔离制度让原住民社会强行接受自己的存在。1948年，这一针对本地人的特殊策略被南非的法律正式确立了下来。就在这一年，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殖民战略选择了另一种方案：对原住民进行族群清洗，同时进行让步——暂时只拥有自己梦寐以求之地的一部分。在任何定居者殖民战略中，人口和地理总是相互影响，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每当获得新的领土，就会有更多的原住民；因此，需要做出的选择依然不变：要么放弃领土，要么占领领土并赶走原住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世界的道德议程发生变化，这些原住民不能再受到驱逐时，这个游戏就变得更加复杂。然后，以色列仍然掌握着领土和“不受欢迎”的人口，它还设计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本书稍后会介绍），以确保人口现状（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不占多数）不会破坏以色列统治历史上整个巴勒斯坦的地理成就。从学术角度看，这一阶段关于以色列的知识生产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共同努力的成果。在这一事业的核心，双方学者首次运用相同的范式来理解过去、解读现在并预测未来 。并不是从来没有人想过在以色列身上运用定居者殖民主义这一范式。早在 1967 年，法国历史学家 Maxime Rodinson 就在一篇题为“以色列：一个殖民-定居者国家”的文章中探讨了这一范式的适用性：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和洛伦佐·维拉奇尼(Lorenzo Veracini)等学者再次启用了这一范式，并帮助将其转化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他们在其著作中广泛提及巴勒斯坦。随后，这一范式被广泛应用于巴勒斯坦的案例研究，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今日。这一研究包括两种方法。更常见、更古老的方法是将以色列自 1967 年以来的占领视为殖民主义工程。然而，更新的一种趋势是将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的整个历史视为定居殖民主义的漫长轨迹，这种殖民主义不仅在被占领土上延续至今，而且在1967年以前的以色列境内也一直存在着。例如，政府在加利利（Galilee）的犹太化政策被视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这一政策推动建立犹太人定居点和城镇以破坏当地巴勒斯坦人口的领土连续性，并将南部的贝都因社区囚禁在保留地之中。起初，以色列学术界倾向于忽视这一新的研究方向。而到了最近，以色列学术界则试图质疑这一范式。他们声称，这一范式是出于意识形态而非出于学术，但除了如鹦鹉学舌般再次讲述起一个民族在流亡两千年后重返家园的国家叙事之外，他们未能提供其他解释。在以色列，关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历史编纂学辩论既关涉事实，也关涉道义。定居殖民主义的观点范式在重新评估国家历史的同时并没有诉诸于“平等双方之间的民族冲突”这种扭曲且无用的观点，但是它的重要性不止于此。它不仅质疑对过去的叙事，而且质疑那些生活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与之打交道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如果定居殖民主义的范式确实有些道理，那么“占领”与“和平进程”这样的术语就不再适合用来描述当下现实乃至未来之可能道路。“去殖民化”同时成为了一个学术术语和一个政治术语，社会科学家如果想要对冲突的解决加以分析，从现在起必须对“去殖民化”进行探究。这也对经济和文化研究以及法学家产生了影响。在过去，历史被用作冲突当中的弹药。双方都坚持各自的历史叙事，在他们看来，这种叙事为他们的政策，包括最暴力的政策提供了辩护。在双方之间没有弥合的叙事。人们最多可以希望有一个能够同时“尊重”双方的叙事。在殖民化和剥夺的情况下，由于现实的不平衡，两种叙事模式都是错误的；因此，这些崇高的努力都失败了。正如贝沙拉·杜马尼（Beshara Doumani）的杰出研究为我们所指出的那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认同定居者殖民主义范式，他们不会被任何一方的民族叙事所吸引。第三代犹太定居者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现实的一部分，了解他们的轨迹、动机、行动和愿望是当地居民在定居者殖民范式内可以接受的。这使得南非实现了政治和解。如果不这样做，具有批判精神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将被自己的社会视为叛徒，只能移居国外，而本土学术界就会只剩下胆小到不敢质疑任何重大历史捏造的自由主义学者以及高度爱国的学者，他们会先验地为政治精英提出的任何叙事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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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古契 转发了这篇日记
2023-11-09 17:3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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