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 柯尔施：为什么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Three Essays on 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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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sch, Karl / 1971 / MONTHLY REVIEW

来源：Korsch, Karl 1971, "Why I'm a Marxist." In Korsch, Karl & Paul Breines, Three Essays on Marx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pp.60-71.

相比从总体上来谈马克思主义，我更愿意在一开始谈一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最能够打动我的几点地方。只有这样来谈，才合乎马克思的思想要旨。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正如没有抽象的“民主”、抽象的“独裁”或抽象的“国家”一样，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存在的。没有抽象的“国家”，只有实际存在的资产阶级国家；没有抽象的“独裁”，只有现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或法西斯独裁，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且，即使是这些实际存在的东西，也只存在于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同时又带有相应的历史性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是经济特征，同时地理要素、传统要素或其他一些要素也会产生一定作用。由于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地理分布环境的不同，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所信奉的理论之间的不同，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存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运动。我不会在此对理论原理、论证中的个别观点、历史知识和实践原则泛泛而谈——毕竟，早在80多年前，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就已经从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中得出了这些东西，并且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统一的革命理论与实践运动。因此，我应该从这些理论态度、思想主张和实践倾向中挑选出一些东西，如此一来可以在此时此地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好让我们适应1935年的欧洲、美国、中国、日本、印度，以及苏联这个新世界的具体环境。

这样说来，“为什么我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问题首先要提给无产阶级，尤其要提给无产阶级中最先进、最富有活力的那一批人。当然，我们也可以问问那些正在遭受阶级下滑的中产阶级、新近发展起来的管理阶层、农民和农场主等等，这些人既不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也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不过他们可能出于斗争的需要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甚至可以拿这个问题去问一些资产阶级，因为其中一些人的基本生存受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而且我们当然还要问一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他们承受着资产阶级社会越发衰落的压力，不得不独自面对无产阶级（学者、艺术家、工程师，等等）的冲击。

我在这里简要列举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基本点：

1. 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论点，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笼统，都是针对具体条件而言的。

2. 马克思主义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

3.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旨趣不在于肯定既存的资产阶级社会，而在于揭示资产阶级社会必然崩溃、必然衰落的趋势，并以此推动资产阶级社会灭亡。

4.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不是在现存世界中享受思辨过程，而是要通过实践彻底变革（active transformation, praktische Umwälzung）现存世界。

一

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这些特征都未能得到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充分认可或运用。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一再遁入“抽象的”和“形而上学的”思考中，而马克思本人与黑格尔都极度反对这种思维方式；当然，最近一百年来现代思想的发展也明确拒斥这种思维方式。因此，近来又有许多英国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反驳伯恩施坦（Bernstein）和其他人对马克思的指控，以此来“拯救”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等人认为，现代历史的发展已经偏离了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发展路径；而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则报之以可悲的遁词：马克思只是想要发现“社会变革的总体法则，为此，他不仅要研究19世纪的社会，还要研究从人类社会开端以来的社会发展”，如此一来，如果“马克思活到了20世纪”，那么他的结论仍然“很有可能”会是正确的[1]。很明显，这种辩护实在是自毁长城，它对马克思理论的破坏比任何修正主义者的攻击更甚。更可悲的是，针对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过时的指控，这竟是近30年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能给出的唯一答复。

由于另一些原因，今天的苏联公民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限定性特征抛诸脑后。为了给他们的现存社会制度及其指导原则提供合法性，他们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论点的普遍适用性。因此，尽管早在90年前，马克思本人就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倒转过来（transposition, Umstülpung），并把它转化成了他自己的唯物辩证法；如今一个叫做L. 卢达斯[2]（L. Rudas）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拥趸还是要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对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的历史进步观提出质疑。卢达斯误用了一段列宁的文本——列宁在这个文本中本来要批判布哈林的机械唯物主义，而卢达斯则曲解了这种观点，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历史矛盾运动转化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原理；据说，这种原理即使到了遥远的未来、即使到了无阶级社会仍然适用。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实践的、革命的运动具有历史的、具体的统一性，而这种统一性又包含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们都能够击垮这种谬论。这三个方面分别是：经济领域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历史领域中，社会阶级间的斗争；逻辑思考中，正题和反题间的对立关系。在马克思提出的革命性原理中，这三个历史的方面都带有资产阶级社会的性质；然而，到了卢达斯那里，他把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整个地篡改掉了；于是，他便理所当然地把阶级间的生存冲突视作“更深层”、更本质的矛盾的一种暂时的、历史的表现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间的这种矛盾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唯一基础而存在，如今不知为何又成了宇宙发展的永恒法则。如此一来，他便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着的基本矛盾，到了如今的苏维埃经济中就“颠倒”过来了。根据他的说法，在俄国，不是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进步——如今，是生产力相对落后、生产关系十分先进，而后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动苏联发展”[3]。

对此，我曾经在自己出的那版马克思《资本论》[4]中提出过反驳：《资本论》中包含的所有论点——尤其是该书最后一章中有关“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的论点——都只是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一个历史性的概述，而“正如彻底实证的自然和历史要素相比个人因素而言一定更具普适性一样，这些有关西欧特殊情况的论点相对而言其实不那么具有普适性”。德国和俄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喉舌恐怕都不能同意我的这个论点。实际上，我的这点反驳不过是重申了一条马克思本人在50年前就提出过的原理——在当时，俄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米哈伊洛夫斯基（Mikhailovsky）对《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有所误解，而马克思提出这一点是为了纠正他。实际上，这条原理对实证研究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当今那些顽固的形而上学家完全不接受这一点。尽管伪哲学辩证法（pseudo-philosophical dialectic）在“现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死灰复燃，但我们仍然能够发现，罗莎·卢森堡和弗兰茨·梅林（Franz Mehring）这些老一辈革命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这条原理有多么冷静、多么清楚、多么明确。他们认识到，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所包含的唯物辩证法原理不过意味着，所有经济学术语和论点都要与历史性的、特定的对象产生联系。

如果人们只满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领域中的这些热点问题泛泛而谈，那么它们就断然得不到解决，正如人们也无法解决“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一样；反过来讲，如果用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特殊的方式来谈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其实并不神秘，而且还十分有趣。举例而言，在马克思去世后，资产阶级和某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对他的一个论点大加挞伐。这一论点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法律、政治等上层建筑，而社会意识也随之采取不同形式”，反对者则指责这种说法太过片面。对此，恩格斯在一封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信件中尝试对马克思的观点加以辩护；然而，他却非常不明智地承认道，在很大程度上讲，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发展也会“反作用”（“reactions”, Rückwirkungen）于经济基础和政治活动。这种说法动摇了新的革命性原理的基础，带来了不必要的理论麻烦。在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观的叙述中，他既没有说明“作用”和“反作用”有什么数量关系，也没有指出“作用”或“反作用”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发生。如此一来，这个观点彻底被架空了，甚至都不是一个合适的假设。正如前面所述，无论人们要通过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作用（action, Wirkung）还是通过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reaction, Rückwirkung）来探究社会生活变迁的缘由，这个观点都无法给他们带来应有的启发。而且，就算他指出了什么是“主要”原因、什么是“次要”原因，或者干脆把社会变迁的成因分类成“直接”原因、“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也就是分析到最后发现的所谓决定性因素），他仍然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换个角度出发，从总体上来探究“经济本身”（“economic as such”）对“政治本身”（“politics as such”）或“法律、艺术和文化本身”（“law, art and culture as such”）的作用（以及后者对前者的作用），我们就能得出一定的经济现象对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关系；相应地，我们还能够注意到，政治、法律和思想等领域也会随着这种具体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就是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方式所在。在他去世后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对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十分清晰，而且意义重大——尽管这一文本实际上不太完整，然而瑕不掩瑜。而且，马克思实际上也预料到了后世对他的唯物主义原理的批判，并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反对意见作了答复。有一个小问题能够充分体现这一点：表面看来，“物质生产和艺术创作的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衡的关系”，毕竟“艺术大发展的周期变化，不论与社会总体的发展还是其物质基础都没有直接联系”。在考察这一问题时，马克思同时关注到了这一不平衡关系的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都有其历史具体性——它们分别是“艺术领域自身内部不同艺术形式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和艺术领域在整体上的关系”。“如果仅仅对这些矛盾泛泛而谈，那么这个问题就困难。一旦我们有了具体的限定条件，问题就能得到澄清。”

二

我的上一个论点颇具争议，它关乎马克思理论中所有论点、法则和原理的特殊的、历史的、具体的性质。然而，其中有些原则性的内容明显具有普遍性——这就是我要提出的第二个论点：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讲是批判的，而非实证的。马克思的理论所要建构的，既不是唯物主义实证哲学，也不是一种实证主义科学。从头到尾，它都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现存社会展开批判。当然，我们必须在一种综合而又不失精确的语境下理解“批判”（critique, Kritik）这个词汇：在革命前的19世纪40年代，所有黑格尔左派（left Hegelians）都在运用这个词汇，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这个词汇不能与现在的“批评”（“criticism”）混为一谈。“批判”不只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它更发生在物质层面。从客观层面上看，在对客观事物的关系与发展进行探究时，它“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而从主观层面上看，它又能使原本不切实际的愿望、直觉和个人的主观欲求转化为历史的、现实的阶级力量，这种力量最终能够推动“革命性实践”（“revolutionary practice”, Praxis）。

直到1848年，这种批判倾向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当马克思理论发展到后期时，这种倾向仍然存在。相比后世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而言，马克思本人晚年的经济学著作与他早期的哲学和社会学作品联系更加紧密。这一点从他在早期和晚期的书名就能看出来。早在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反对当代黑格尔左派的政治与哲学观点。到了1859年，马克思按计划完成了他的综合性经济学著作的第一部分。它被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这是为了强调这部著作的批判特性。后来这个书名作为他的主要作品的副标题保留了下来，因此《资本论》的全称其实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中批判倾向的至高地位，后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要么抛诸脑后，要么干脆否认。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种外在表现，与马克思主义论点的“科学”性质完全无关；而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科学领域（也就是经济学）中，这种批判倾向更上不得台面。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名著《金融资本》（Finanzkapital）中，这种修正倾向表达得最极端。这本书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视作一套具有连续性的经济学理论的一部分，这种理论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并无关联，同时也没有任何实践意味。作者明确表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政治理论“无涉任何价值判断”；随后又指出，“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本身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误观点，即使这种观点在内部和外部（intra et extra muros）都十分流行。因为从逻辑上仅仅作为科学体系来考察，即撇开它的历史作用不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即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一般表述，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这种理论运用于商品生产的时代。社会主义的结论则是在商品生产的社会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各种倾向的结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正确性的认识，其中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必然性的认识，根本不是作出的价值判断，也同样不是对实际行动的指示，因为认识的一种必然性同献身于这种必然性是不同的两码事。某人坚信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而献身于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是完全可能的。”[5]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在于，正统马克思主义那种肤浅的、伪科学的诠释已经或多或少地遭到了当代马克思理论的反对。在德国，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革命性）原理遭到伯恩施坦等修正主义者的公开抨击，而考茨基和希法亭等“正统派”则无意进行辩护；在法国，根据乔治·索雷尔的说法，一场短命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运动尝试复兴马克思思想中的批判要素，他们认为，这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指导理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分。列宁则在这方面更进一步。他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运用到俄国革命的实践中，与此同时又恢复了马克思学说中最有力的革命观念，这么说来，他在实践和理论方面都作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

然而，无论是索雷尔和工团主义者，还是列宁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充分发挥出马克思本来所说的那种“批判”性质。索雷尔的非理性主义策略使得马克思的几个重要原则变成了“神话”；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这些原则又被翻转过来，在意识形态上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大开方便之门。列宁则把哲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论点粗暴地划分开来，而划分的标准仅仅在于这些东西对无产阶级“有用”还是“有害”（这是因为，他太过关注接受或拒斥这些论点在当下会产生的结果，而不考虑以后会发生些什么）；这样一来，尽管他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引入了俄国，但其中的革命性原则却遭到了歪曲和忽视，这使得当今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很难跳脱出苏联自身的威权主义框架，实现新的发展。实际上，在斗争实践中，革命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正确的和错误的科学命题之间作出区分。正如资本家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很好地考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知道的”[6]（马克思语），又如工程师在制造发动机时也必须掌握一些物理定律一样，无产阶级也应该在经济、政治和其他方面掌握足够多的知识，以此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这样说来，唯物主义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原理必然需要严格的、经得起实证检验的知识作支撑，这些知识关乎资产阶级社会与无产阶级斗争运作和发展的经济学规律，并且它们还“具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真实世界客观知识的探究并非出于一种超然物外的、理论上的旨趣，而是出于斗争实践的需要。如果注意不到这点，马克思主义者就难以获得客观知识，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运动也会随之失败。实际上，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着实践上的目的，它才始终有意避免以一种一元论的方式建立一套统一的知识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非对所有事物都感兴趣，即使在它的关注范围内部，它对不同事物的关注程度也不相同。它只会关注一种事物，这种事物除去客观存在性之外还有着其它意义——实际上，万事万物及其每个方面都存在着某种意义；具体到某些事物的某一方面，它们自然也能和一定的实践目的产生关系。

尽管马克思主义承认，外在自然相对于所有历史和人类活动而言具有天然的先在性（priority, Priorität），但在实际上，它主要关注的只是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说，尽管它的主要关切只是宇宙洪荒发展进程中的一瞬间，但它却能够在其中投身实践、发挥作用。共产党内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不到这一点，因此还大费周章去论证马克思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看法是相当落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然科学领域的涉足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遭到了当代自然科学家的批评——这些人一般而言对社会主义并不感冒，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自称的那种“科学”特征。然而，一群最优秀、最可靠的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代表人物已经对马克思的“科学分析”概念作出了新的科学阐释。这种阐释不那么具有“哲学性”，而且相比以前的观念更加进步。他们的意见既不同于卢达斯之流，也不同于苏联官方，而是类似于共产国际中布尔什维克党以外派别的观点。因此，V. 阿斯穆斯[7]（V. Asmus）教授在他的一篇纲领性文章中强调，尽管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都具有客观性，在方法上也相类似”，但“社会—历史科学有其特殊性，从原则上讲，它的问题与方法不能和自然科学混为一谈”[8]。

即使在历史—社会活动这个领域的内部，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也只是当今“社会经济形态”（“social-economic formation”, 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下的生产，也就是作为现实历史发展进程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bourgeois society”,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基础而存在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9]。在马克思主义对这个特定的社会学上的体系进行探讨时，一方面，它比其他的社会学理论更加透彻，而这是因为它更关心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在另一方面，对于其中经济与社会的各个方面，它却并不雨露均沾。相反，它选择重点关注这一社会结构中的自相矛盾、分裂、缺点和失调之处。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是所谓资产阶级社会的正常运作，实际上，它认为，危机状态才是这个社会体系真正的常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系的批判是建立在一个批判性分析基础上的，即资本主义经济具有内在的危机倾向（Krisenhaftigkeit），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持续存在着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上升期或恢复期也会为危机提供产生条件；实际上，在现代产业循环的每一个阶段中都存在着诱发危机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累积最终会导致世界性危机爆发。令人惊讶的是，这明明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而且在马克思作品中的很多地方都有明确体现，如今许多人居然忽视了这一点。这种忽视导致近来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发现”，马克思的作品中存在一些“关键的留白”，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起来的必然性，但他却忽视了资本主义也具有从危机中恢复过来的能力。[10]

即使在非经济性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关切仍然在于其中的裂隙和张力——革命无产阶级能够在社会结构中找到这些关键点，并把他们的实践力量用在刀刃上。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11]

四

到现在为止，我已经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中所包含的实践原理，这两点使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所有理论知识都要服务于革命行动的目的；而这也是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所在。在黑格尔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手中，他的辩证法被用来为现存秩序作辩护；而到了马克思那里，他用一种唯物主义的方式，通过批判性分析把黑格尔体系中“理性”的运动转变为一套新的理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这套理论都具有革命性。在马克思的辩证法中，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提出的“合理性”（“reasonableness”）的客观存在性仅仅在暂时意义上才是合理的，随着其自身的发展，它必然会转化为“不合理性”（“unreasonableness”）。社会的这种不理性状态将会在适当的时候由新生的无产阶级来打破，届时，他们将会自行把握理论，将其改造为“革命性实践”的武器，最终将“资产阶级的不合理性”连根拔起。

由于辩证法在理论性质和实际应用上的这种根本转变，正如马克思所言，尽管它的黑格尔式的“神秘”形式在资产阶级哲学家中成了时髦的东西，但它的合理形态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这是因为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

正如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具体的、行动的、革命的面向一样，他们也完全忽视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特征。即使他们之中最优秀者，也仅能恢复唯物辩证法的批判性原理与革命性原理。面对当今普遍而彻底的世界性危机、以及在深度和广度上都空前发展的无产阶级斗争，我们的任务在于使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适应当下条件，以此扩大无产阶级的斗争并最终实现革命。

1934年10月10日于伦敦

（英文译文已由作者审阅）

[1] A. L. Williams, What is Marxism? London, 1933, p.27.

[2] 即拉茨洛·卢达斯（László Rudas, 1885-1950），匈牙利政治家和记者。——译者注

[3] cf L. Rudas,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 Communism, London 1934, pp.28, 29.“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说过社会的辩证运动体现在阶级对立上……阶级对立……在阶级社会中固然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而这不过是因为，阶级对立是阶级社会中决定性矛盾的一种表现、一个结果……只要这种矛盾消亡……矛盾仍然会保留下来，不过改变了其形式。所以，我们以苏联为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求更高的生产力，它的水平要比苏联从资本主义那里继承来的生产力更高。在这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资本主义中存在着的那种矛盾并不一样，甚至还是颠倒过来的，但它确实也是一种矛盾……在未来，只要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呼唤社会革命的发展，比这种生产力更先进的社会关系就会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铺平道路。”

[4] 本书收录了柯尔施在这版《资本论》中所作的导论。

[5] cf Rudolf Hilferding, Das Finanzkapital, Vienna 1909, pp. VII-IX.引用的文段来自悉尼·胡克（Sidney Hook）在《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Towards the Understanding of Karl Marx）中的英文翻译（English edition p.34; American edition p.27）。（此处中文翻译参照希法亭，鲁道夫，1994，《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p.4.——译者注）

[6] 此处中文翻译参照马克思、恩格斯，197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p.219.——译者注

[7] 即瓦伦丁·费尔迪南多维奇·阿斯穆斯（Valentin Ferdinandovich Asmus, 1894-1975），苏联哲学家。——译者注

[8] Marxism and the Synthesis of Sciences in So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USSR, published by VOKS, vol 5, 1933, p.11.

[9] 针对资产阶级社会以后的社会阶段，马克思主义还考察了原始社会中的一些社会现象，以此用原始共产主义（primitive Communism, Urkommunismus）来类推未来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状况。

[10] cf R. W. Postgate, Karl Marx, London 1933, p.79, 以及他引用的G. D. H. Cole’s Guide Through World Chaos, London 1932.

[11] 摘录自1856年4月14日卡尔·马克思在宪章派《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该演说稿于同年4月16日正式刊发。原文是德文，参照Vorwärts of March 14, 1913.（即《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1856年4月14日在伦敦》。此处中文翻译参照马克思、恩格斯，199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p.776.——译者注）

[12] Karl Marx,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Capital. 英文翻译参照Moore and Aveling的版本，London 1889, p.XXX-XXXI.（出处应为《资本论》第二版跋，此处似有讹误。此处中文翻译参照马克思、恩格斯，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p.24.——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