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阶级意识》摘要和笔记（20231023）

康德——批判的——停留在对个体意识中的道德事实进行哲学解释的阶段。但这样一来，这一事实首先变成了纯粹的——已经被发现了的和不再能设想为是“被创造的”——东西。其次，更增加了服从自然规律的“外部世界”的“理念的偶然性”。自由和必然，唯意志论和宿命论的两难困境不能具体的真正的得到解决，而是被简单的推到了一边，也就是说，对“外部世界”，对自然来说，规律的无情的必然性仍在起作用，应该由道德领域的发现而建立起来的自由，即自主，却简单化了：自由变成对内在事实加以评价的观点，这些事实，它们所有的原因和结果，甚至包括所有与构成这些事实的心理因素有关的东西，都完全的服从客观必然性的宿命论机械主义。但因此，第三，现象和本质的分裂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以它们的统一促进建立世界的统一，而是被带进主体自身之中；连主体也被分裂为现象和本体，而自由和必然的未被解决的、不可解决的、因此永恒化了的分裂进入到了主体最内在的结构之中。但因此，第四，这样建立起来的伦理学成了纯形式的、无内容的。因为所有给与我们的内容都是属于自然世界的，并因而都无条件的服从现象世界的客观规律，因此实践标准的作用一般的只同内在行为的形式有关。当这种伦理学试图使自己具体化，即在具体问题上试验它的作用时，它就被迫向现象世界，向对这个世界进行加工，并带有它的“偶然性”印记的概念系统借用那些具体行为的内容规定，当第一个具体内容要根据创造原则创造出来时，创造的原则就失灵了，而康德的伦理学也不能回避进行这种尝试。它试图——至少是消极的——在无矛盾性原则那儿找到那个形式上的，同时是规定内容和创造内容的原则。【不能简单的把理性的纯粹思维形式划入道德事实的范畴内，它本身就是理性思维的规则，即使与具体事实、具体问题联系在一起，它依然是正确的，并能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并不存在什么被迫对这个世界进行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这样的纯粹理性自身所包含的意义，是其自身的价值所在。】 为了解决自在之物问题的非理性，试图超越直观的态度是不够的；而且在作为更具体的问题提出来时，实践的本质就在于消除自在之物问题在方法论上所反映的形式对内容的无关紧要性。因此作为哲学原则的实践，只有在这样一种形式概念同时被揭示之后，才能真正被发现，这种形式概念作为它的作用的基础和方法论前提，不再具有这种无任何内容规定的纯洁性的特征，这种纯理性的特征。因此，实践的原则作为改造现实的原则必须适应行为的具体物质基础，以便能由于自身发生作用而对这个物质基础发生影响，而且是以适应这一基础的方式来发生影响的。【这样说是不准确的，纯粹理性本身包含了一些固有的范畴，这些范畴本身就是与具体物质紧密联系的，是可以直接应用到具体行为和实践中的。只是在适用过程中，需要根据实践情况相应的有所调整和优化。虽然实践并不能包括在纯粹理性的范围之内，但它们两者始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作者是持这种观点的，康德的纯粹理性只是作为纯形式思维的界限而存在，可事实上这是不准确的，或者说低估了康德哲学的内涵和实际功能。作者后文的许多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 实践完全表现为是屈从于直观的理论的。当人们意识到这种情况，即主体的直观态度和认识对象的纯形式特征不可分的联结在一起时，人们或者就不得不放弃解决非理性问题的尝试，或者必须从实践方向上来探求这一问题的解决。 完全不是偶然的是，正是在近代哲学开始发展的时候，普遍的数学作为认识的理想出现了。这是试图创立这样一种理性的关系体系，它能把合理化了的存在的全部形式上的可能性、所有的比例和关系都包括在内，藉助它能把所有现象——不论它们客观的、物质的差别如何——都变成为精确计算的对象。【如果挑剔一些的话，就是在纯粹理性中缺少了对于非理性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而只是用自在之物的概念笼统的作为先验的基础和条件。所以纯粹理性应用到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如何与具体结合，而是如何处理非理性因素的介入，而导致的理性规则的失效。而这些非理性因素就可以理解为人性，人性中大部分都是非理性的，理性只占有极少的一部分。所以即使再精确的计算，也没法计算出非理性的影响。】 恩格斯的最深的误解在于他把工业和实验的行为看作是——辩证的和哲学的意义上的——实践。其实，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实验者创造了一种人为抽象的环境，以便排除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一切起妨碍作用的不合理因素，从而有可能顺利的观察到被观察规律不受干扰的发挥的作用。他力求把他的观察的物质基础尽可能的归结为纯理性的“产品”，归结为数学的“理念的”材料。……“工业”，即资本家作为经济、技术进步的化身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他的“主动性”仅仅在于正确的观察和估计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观作用，这一点对马克思主义说来是不言而喻的。 自然过程的“永恒的、铁的”规律性和个体道德实践的纯内在的自由，……表现为人的存在的两个永远相互分离的，但在这种分离中又是同样不能消除的基础。康德在哲学上的伟大就在于，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不是随心所欲的、独断主义的决定沿着哪个方向前进，从而掩盖问题的不可解决，而是坦率的、不折不扣的突出了问题的不可解决。【将自然规律和纯内在的自由即理性分离，是本文的立论基础。】——“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