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与文：危机中的规训社会(Dits et écrits III, N°231)

原标题：La société disciplinaire en crise/危機に立つ規律社会

作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译者：负鼠信息小组(Groupe d'Information OPOSSUMS)

《危机中的规训社会》是1978年4月18日福柯在位于关西京都的关西日法学馆(l'Institut franco-japonais, 関西日仏学館)召开的研讨会上对提问者的应答，该谈话录于1978年5月12日被刊登于《朝日周刊(Asahi jaanaru, 朝日ジャーナル)》第20年刊第19期的第12-14页(Asahi jaanaru, 20e année, no 19, 12 mai 1978, pp. 12-14)；后被收录为《言与文(Dits et écrits)》卷三，第231篇(Dits et Ecrits III texte n°231)。

(以下斜体部分为提问者的话，正体为福柯的话——译者注)

-那些经典的权力理论同您的理论有什么联系？您的理论有何创新性？

-那些经典理论和我分析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理论本身，而是在对象和观念上；传统的权力理论一般会从法律的角度来讨论权力，并进而提出有关权力合法性、限制以及起源的问题。而我的研究则主要是权力的技术和装置，这些技术和装置涉及到权力如何制造出支配和服从关系。自十七和十八世纪以来，这种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却没有什么人对它开展过研究。在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抗争运动，比如女性主义运动和学生运动，这些反抗形式和权力技术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

-您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法国社会的，其结论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性？它们是否能直接应用于分析日本社会？

-您这个问题很重要。尽管我们往往想要赋予一个研究结论普遍性，但分析对象总是要由具体所处的时间和空间来决定。我的分析目的是搞清楚一个在手段上不断推陈出新的权力技术，而分析对象则是一个受到刑事立法约束的社会，其具体社会形态在法国、意大利以及德国都各不相同。它们在制度上就不一样。但在另一方面，那些让权力生效的组织机构却有着共通之处，所以我这里拿法国当做欧洲刑事立法社会的一个研究范例，我研究了纪律在法国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纪律和规训形式如何伴随工业社会的发展和人口增长而变化。规训这种形式在维持权力上曾经相当有效，但现在已经逐渐失去了不少效力；在很多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种规训形式正处于危机之中。

--您刚刚谈到了“规训危机”，这种危机过后会发生什么？是否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形式？

-自最近四五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发展一直取决于相关权力能否顺畅履行其具体职能；比如说就家庭空间来看，父亲或者双亲如何能有效控制子女的行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们相信如果这种核心家庭机制发生了崩溃，那整个社会都会瓦解，所以如何制造个体的服从成为了重中之重。近年来，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都发生了很大改变，不受纪律约束、无视规训形式的个体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一个脱离纪律和规训的社会将如何发展的问题。那些现有的统治阶级依旧沉浸在对旧有技术的痴迷之中，但显而易见，将来的我们必须要摆脱如今这种规训社会。

-您相当强调那些微观权力，而在当今世界，国家权力依然是权力问题的主旋律。那些公共权力在您的权力理论中处于什么位置？

-总的来说，国家权力的问题固然重要；很多人认为其他形式的各种权力都来自于国家权力；但对我而言，即便我不能反过来说国家权力源于其他形式的权力，但我至少可以说国家权力建立在其他形式的权力之上，正是那些其他形式的权力让国家权力得以生效。试问，我们怎么能说两性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病态和健康之间、正常人和反常者之间乃至家庭以及办公室中的所有权力都起源于国家权力呢？如果想要转变国家权力，那我们就必须转变社会中其他各种权力关系，否则就什么都不会改变。例如在苏联，尽管国家统治阶级已经发生了改变，但那些旧有的权力关系却没有什么变化；其中的重点还在于这些权力关系是独立于掌控国家权力的个体而运作的。

-您在《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中曾表示不仅权力在不断变化，知识也在随之转变。这是不是对知识问题的一种悲观态度？

-我可没有说这两者间存在绝对的从属关系。我们从柏拉图以来就知道知识不可能完全独立于权力而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完全受制于政治权力，因为很多高质量的知识是不可能在这种状况下产生的。如果不仔细探究权力机制的变化，我们就无法理解很多科学知识的发展，比如经济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即便是生物学这样的自然科学，其发展历程也和农业发展、地缘外交关系或者殖民地统治等等诸多复杂因素密切相关。所以我要说，不考虑权力机制的问题就没法去分析科学知识的发展。

-请原谅我就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向您提出一个冒昧的问题：您以激进而且批判的形式对权力机制展开了研究，但又作为法国政府的文化代表来到日本访问[1]...... 这在以往这可不太容易实现。

-法国热衷于输出它自己的文化，只要是法国生产的，它连有毒的玩意儿都想要出口。日本在这方面相对更加自由，我的作品可以在这里被自由翻译，所以现在禁止我去日本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文化交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变得愈发频繁且重要。除非存在一个绝对的独裁政府，不然国家不可能完全禁止其居民向国外发布他们的思想。我不会说法国的政府体制是完全自由的，我只会说法国政府仅仅是默许了当今这种现实而非禁止它。

参考

1. ^福柯在法国驻日本大使馆的邀请下于1978年4月第二次访问日本。他在时任法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蒂埃里·博塞(Thierry de Beaucé)的安排下与日本政治和文化界代表进行了多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