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2023.10.22｜“我们还不够好”：流动现代性之下的社会学之问——评齐格蒙特·鲍曼对谈《将熟悉变为陌生》

【写在之前】：这几乎是一本我在乘地铁通勤时读完的书，对我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很难想象，两个月前阅读一段文字都无比艰难的我，如今能在嘈杂吵闹的通勤时段主动放下手机，让自己静下心倾听来自鲍曼的“旷野呼告”。面对他在访谈中吐露的“无人倾听”的遗憾，我很想回到过去告诉他，数年后的我和无数轻人，都是这份旷野呼告最忠实的聆听者。

在阅读中，我产生了很多次共鸣的时刻，但碎片化阅读不好的点正在于当下的我无法及时捕捉那些脑海中的声音，待全书读罢，当我试图整理思绪时却遭遇新的“二元论”问题：我的大脑清楚的记得那每一个令我振奋的对谈点，作为思考的“我”急不可待的想要穿越“文本媒介”的时空限制与大师鲍曼对话，但鉴于当下输出仍旧艰难，我的笔力始终无法将“思想”转化为生动的文字，我感到非常遗憾，尽管接下来的写作可能毫无逻辑章法，文字表达上可能也令自己失望，但我仍想努力地记录点什么。

最初翻阅《将熟悉变为陌生》隐含着这样的促动，对于什么是“熟悉”的，什么又是“陌生”的，为什么要将“熟悉变为陌生”等问题，我充满困惑。但是读完后我想，至于“熟悉”和“陌生”具体是什么，则可能言人人殊，也许我们不应该执着于一个确切的、肯定的答案。在访谈中，我们顺着鲍曼的目光，看到的则是熟悉与陌生背后的社会学任务，即经由它所开启的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思考：“我们怎样使世界变旧为新？”将熟悉变为陌生，目的是用研究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更新”的可能性，对当下来说这是迫切的，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葛兰西意义上的“过渡时期”——旧的正在死去，新的未曾诞生；这个过渡时期出现了各种病态的症状（现象），这在晚近十年表现的尤为突出，用一句话来概括，“一切都在流动，问题也在流动”，到处充满了忧虑和不安，可以说，当下人类的境况，便是与流动的问题共生共存。

在社会政治层面，power的全球流动使得传统的劳资关系发生转化，过去capitals-labours之间相互依赖的不成文契约关系被资本方单一中断，可以顺着权力流动的网络将资本转移到任何一个劳动力低廉且高效的地方，劳动者要么”被束缚在土地上”，要么成为外迁浪潮中“经济难民”的一员，这也是如今很多媒介与社会学研究所关注的核心议题。与权力全球化截然相反的是政治一如既往的地方化，民族国家的界限仍旧分明，一个生动的比喻是，“决定你和子女未来的人，甚至不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国家”，而这份决定权并非政治所拥有。在鲍曼看来，政治的实质是“给需要的人工作”，但当这一基本的任务都难以实现时，政治就会变得无力，谁来做需要做的事？谁来解决当下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疑问得不到回答，个体同时面临着扛起解决“并非自己引起的社会问题”的重担，被迫遭遇政治的“生活化”（Life Politic）。

个体在个体生存和交往层面也在遭受重重压力，在社会身份（social identity）和自我认同（self-recognition）双重意义上失去了“能动性”（Agency），这表现为以下方面：首先，“爱”与“被爱”是人的一项基本的生物本能和社会交往能力，是对以此为始，关系社会才得以可能。而如今的人们正在失去这项能力，或者说这项能力的作用对象及由此展开的关系模式发生改变。比如，过去我们“爱”的是一个具体的、真实的人，而如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隔着屏幕的我们爱的是对方的“数字化身份”所呈现的自我，我们甚至不再确定所“爱”的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人，它也有可能是一个聊天机器人，爱无法得到对等的满足。也就因此，爱成为“一个人孤独的冒险”，它寂静无声、转瞬即逝，我们因此害怕开始一段稳定的关系，即爱的能动性丧失。

其次，如今的个体能够实现的“自由”不再是“可选择性”的，而变成了强迫性的“必须感”。过去，在网络上进行自我呈现、分享自我生活是一种自由化的选择，而如今，我们的自我呈现更像是在消费主义文化压力下的“不自觉”呈现，例如日常生活中，我们习惯于跟随小红书up主打卡网红地标，一举一动无不模仿这种“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并由此修正自己的认同——打卡才是一种潮流与时尚。

可一个悖论是，一方面，丧失爱的能力意味着我们想要主动退出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压力下的自由却迫使我们强行敞开自己，不断与外界关联，并修正自己的认同。这种拉扯感使我们陷入一种心理矛盾，想要逃离现代性的文明压力，但又为了享受文明提供的更多安全感，牺牲了大量的个人自由，这正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精神痛苦。

“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好，但我们感到受到威胁、不安全、焦虑、容易恐慌……如今的我们苦于可能性的过渡，我们害怕不足。这就是抑郁背后的恐惧”。

从政治社会到个体心理无一例外的遭遇危机，这便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艰难的过渡”，我想这也能解释了，为何世界正在由熟悉变为陌生（注：在我看来，变得陌生是一种现实，变为陌生是一种视角和方法），为何葛兰西的话被鲍曼奉为警言。当然，尽管鲍曼看到了这些层面的问题，但他并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批判主义者。在先后经历了极权主义、后共产主义以及后现代资本主义后，在经历了他自身的几个绝望时期——军旅生涯突然结束、反犹清洗中失去教职、移民时期持续萦绕的孤单，他仍旧为“乌托邦时刻辩护”，但不失保持一份理性，去思考当下面临的任务的复杂性。

例如在他看来，人类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共同体，区别于过往以民族国家为参照点的“人类”，人类公民则是一种没有外部对照、概莫能外的角色，一切问题的思考要以这个新要求为出发点，包括对公民权利的捍卫；他对于失败者、社会弱势群体，特别是那些尽管如此却仍不断努力的人情有独钟，就像他对“波兰华沙人”的支持；他喜欢维勒贝克，尽管鲍曼认为他满腹怀疑、全无希望，但也仍有事态反转的可能。

“悲观主义是一种被动，因为什么也不能改变，所以什么也不做。但我不被动。我看书、思考。我充满激情地投入。我的职责，是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危险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于这些主题的讨论，时刻能感受到鲍曼那份“智识上的悲观，意志上的乐观”，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不属于乐观与悲观任何一方，我属于心怀希望的那一类人”。而他的那份“化阴郁为光明”的能力，我想来自于他自身所拥有的”多知和大知”，阿尔基库斯的格言“既像狐狸又像刺猬”在他身上体现的尤为生动，他被其所经历的事件塑造，又绝不仅仅是用身体来经受它们，而是在被历史塑造中反过来去用智识塑造历史。

“我们还不够好”，是鲍曼对于“良好社会”的期许，也是人类对于“过渡时期的一种”自反性态度，在由历史走向乌托邦的这场时间旅途中，我们追寻的“彼岸“就在改良我们此时此地生活境况的努力中。

一些后记：

最初提笔写这篇书评时很痛苦，知识谱系是断裂的、思维逻辑是错乱的，但因为深知写作对于博士生来说是一个绕不开的坎，虽痛苦却又必经，所以尝试放低期待，从说好白话、表意准确开始写作，从最初对作者的话进行转述，到写作中途思想有了自己的声音，迫不及待地想以大段文字的形式发声，这倒是印证了鲍曼在对谈中的那句话，“不驱动思想，而是让思想自己思考”。

“一天不写东西，感觉就像浪费了一天，罪恶地终止了一天，疏忽了责任，辜负了召唤”（p82）

从最初担忧的“写下的东西会让自己失望”，到最终全身心投入于此，我想记住这次写作的感觉，它对于我来说是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