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诺贝尔文学奖有关的文字（帕慕克、勒·克莱齐奥……）

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慕克饱受争议

2006年10月16日10:02 南方都市报

　　瑞典文学院授奖理由:

　　“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土耳其律师KemalKerincsiz:

　　“他获奖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言论；他获奖是因为他贬低了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我为他感到羞愧。”

　　政治气息浓郁的作家

　　诺贝尔奖网站10月12日格林尼治时间11点(北京时间19点)宣布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获得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全世界各大媒体的网站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布了新闻。《纽约时报》的新闻与图片是仅仅过了15分钟就贴出来的。毋庸置疑，这应该是准备好了的新闻稿。事实上帕慕克在去年就是获奖呼声最高的作家。这种共识不仅体现在新闻界，也体现在小说读者当中，甚至体现于英国最大赌博网站的排名榜上。据10月1号的《洛杉矶时报》介绍，在所有作家中，帕慕克的赔率是最低的。2005年帕慕克的落选就引起了广泛的猜测:这也许是因为诺贝尔奖的评委们惧于与全世界读者的审美趣味相认同，再加上帕慕克属于那种政治气息很浓的作家，把奖颁给他将使诺贝尔奖本身染上政治色彩。可以说这些猜测的预见性相当强:13日世界各地新闻标题中，提一下帕慕克与政治关系的媒体不在少数。法国《国际先驱论坛报》披露这个获奖作家来自于一个“分歧丛生的国度”，《Slate》杂志说获奖使“帕慕克逃过了牢狱之灾”，美国广播公司授予帕慕克的头衔是“争议作家”，此外还有攻击性的标题，比如英国的《信使报》称帕慕克是“过于政治化的协调小组的最佳人选”。

　　昆德拉为拉什迪辩护的时候说过，人们在为拉什迪呼吁呐喊时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拉什迪的思想和看法。这种乡愿意识再一次作用于帕慕克身上。《旧金山纪事》采访了组织诉讼、力图把帕慕克送进监狱的律师KemalKerincsiz，他说:“他获奖不是因为作品而是因为言论；他获奖是因为他贬低了我们民族的价值观。我为他感到羞愧。”这位律师的每一句话都需要写一本书来阐明。比如说，帕慕克是如何贬低民族价值观的，为何瑞典文学院要把文学奖颁给一个贬低本民族价值观的人？而卓越的土耳其诗人OzdemirInce则愤怒地说:“你去问土耳其任何一个严肃的、与文学有关的人，他们都会把帕慕克排到最后一名。明天的报纸头条将是《认同‘亚美尼亚大屠杀’的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里需要论证的前提也不少。

　　据瑞典文学院院士谢尔·埃斯普马克在《诺贝尔文学奖内幕》里说，瑞典文学院一开始是不愿意接受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任务的，原因就是怕与国际政治挂钩。的确，有些人从诺贝尔奖诞生的那一天起从来没有停止过嗅探获奖作家身上的政治气息，如《洛杉矶时报》所说，多年前有人就考证出“1980年波兰诗人米沃什获奖，那一年团结工会成立；192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获奖，那一年爱尔兰赢得独立。”但今天还有谁会认为这两位诗人是因为政治原因获奖的呢？译者茉芮·弗瑞里在《新政治家》中分析了帕慕克小说中政治与艺术的关系:“他不仅捕捉了伊斯坦布尔过去和现在的冲突，更展现了城市的诡谲、永恒之美。可以说，这本书近乎完美，只差诺贝尔奖的荣耀。”

　　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

　　《旧金山纪事》说，霍梅尼宣布拉什迪死刑时，帕慕克在穆斯林作家中第一个站出来为拉什迪辩护，而他提起引起争议的“亚美尼亚大屠杀”则是在访谈中而不是在小说中。作为小说家，帕慕克对乔伊斯写都柏林和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的技巧很感兴趣，对于后者“将复杂的历史包容于小说之中”尤为钦佩。我们在《雪》中可以看到他的努力:在这个东西方两种文明猛烈碰撞的国度，一个诗人去采访因政府禁止戴伊斯兰头巾造成女学生自杀的事件。我们很难看出帕慕克本人的真实的政治倾向(尽管这是一本政治味道很浓的小说):因为按照一般的看法，去除头巾必定是进步的、开明的举措，必定会大受欢迎的，戴头巾必定是愚昧的、落后的行为，自然是妇女受迫害的象征。但是谁会想到会有一个开明的社会去强制女性去除头巾？谁会想到大学女生为了禁止戴头巾去自杀？谁会想到当局要掩盖此事？这种野蛮行径怎么可能同开明联系到一起？作家的思想到底是西方还是东方？政府的倾向到底是开明还是落后？那些自杀女性的思想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多重主题穿梭交织的手法的确是帕慕克所擅长的。这部小说甚至遭到了土耳其开明女性的抗议，因为帕慕克对保守女性的同情“太多了”(《旧金山纪事》)。笔者觉得这才是讨论问题的方式，因为开明女性已经深入到了小说的结构之中，对小说诸因素之间的协调效果提出了看法，这种务实作风有利于交流的开展。

　　他探索民族的灵魂

　　《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吸引了广泛读者，对其形式某一方面的关注与争论始终在各国读者中进行。“我的名字叫红”、“我是一棵树”的新意究竟有多新？有人极度喜爱这种形式创新，有人却认为这种形式并不新(尤其是阅读广泛的读者)。比如说有人想起香港作家刘以鬯的小说《动乱》中早就有“我是一架吃角子老虎”、“我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只汽水瓶”的标题。其实笔者也发现BBS上早有一篇《一次难得的艳遇》，讲述的也是纠纷，由于频换视角，也激发了作者(或者作者们)的创造力。它的题目中开始是“我是那个女人”，“我是警察”，后来是“我是一杯珍珠奶茶”，“我是甜蜜酱”，“我的名字是中山路”，甚至还有“我是kiss，我被一对男女在路口那里打。”问题在于，《我的名字叫红》中包含的艺术因素有很多，并不仅仅体现于标题和多视角。它所讨论的内容(被禁止的艺术、宫廷政治)以及细密画与透视画在细节上的较量与象征所造成的艺术效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使一个好的开头变得更好:“我不过是具尸体……”我记得这个开头同样运用于美国电视剧《绝望的主妇》中。这也许是作者(们)在讲述头绪繁多的故事时借此形式获得一种结构上的简洁明快，从而获得一种较为客观的角度(或闹剧效果)。

　　尽管帕慕克的读者遍布世界，但有价值的评论却不多。在同行中仅有两位对帕慕克的叙事艺术给予了毫不保留的激赏: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厄普代克在《纽约客》上撰文盛赞《我的名字是红》:“帕慕克不带感情的真知灼见，与阿拉伯花纹式的内省观察，让人联想起普鲁斯特……而将读者带回16世纪伊斯坦布尔细密画家的谋杀事件，也像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般具有音乐性，他探索民族的灵魂。”笔者发现，“他探索民族的灵魂”这句短语最后进入了他获得诺贝尔奖的“获奖原因”:“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的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纽约时报》上撰文《为头巾而死》，其中提到:“不仅是一次引人入胜的叙事表演，而且是我们这时代不可或缺的读物……《雪》在对原教旨主义观点的分析，对压迫、愤怒、阴谋和暴力的属性分析上依旧具有奇异的预见性。”帕慕克暗示说，创造一个我们感知的世界:并非“我思故我在”，一个帕慕克式的人物会说“我在，因为我叙述”。“我叙述故我在”是一个古老东方天方夜谭式的位置。但在这种位置中，他的讲述方式却是西方式的。这种交错感在小说开头尤其明显。《雪》在开头第一章描述诗人在车上、交待诗人身份的节奏感和场面感非常类似纳博科夫小说《普宁》的第一章。但这不是抄袭。正如帕慕克所说:“如果有些钟显示9:35，稍后另一个钟也显示9:35，也只有傻子才会说，第二个钟模仿第一个。”

　　曾有人预言，21世纪的文学将是综合的文学。从这个角度看，帕慕克的确是将综合表现得最好的21世纪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

勒·克莱齐奥获奖美欧“论战”

2008年10月12日 版名：[阅读周刊 封面] 稿源：[南方都市报]

授奖辞

　　“开拓新起点、展现诗意冒险与感官喜悦的作家，主流文明体制内外的人性探索者。”

　　美国人没戏了

　　10月4日，查尔斯·麦克拉斯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翻译中迷失？一个瑞典人对美国文学的冷淡》。导语是这样的：“如果你是约翰·厄普代克、菲利普·罗斯、唐·德里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就不用操心电话账单的事了，反正下周也没有斯德哥尔摩来的电话。”这表明欧洲和美国围绕诺贝尔奖一年一度的新闻拉锯战又开始了。读者当然会猜到一些陈腐的话题会披上新的修辞外衣占领文学或娱乐版面。但今年的情况有些不同。否则麦克拉斯的语气不会这样激愤。

　　10月2日，负责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学院常务秘书贺雷斯·恩达尔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露了个口风：美国的任何作家今年都没戏了。不知为什么他要宣称“文学的中心在欧洲，不在美国。”他还暗示美国作家“太封闭，太孤立了。他们翻译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远远不够，也很少参加文学对话，他们的无知正抑制文学。”请注意这里用的是让人难以接受的全称判断。如果不顾及礼节，反驳的话是很容易找到的，比如说“美国的二十万个写作者你每个都认识？”“美国翻译的每本书你都看过？”“我们什么时候说过文学的中心在美国了？”当然，文明人很难在被无端攻击时大声宣布自己的优点，但不妨放大对方的缺点：“你们的每件事做得就很好吗？”麦克拉斯请瑞典专家解释一下：托尔斯泰、普鲁斯特、博尔赫斯、乔伊斯、纳博科夫和奥登为什么没有得奖，他们远远比你们那个花名册上的许多名字更重要。就说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或许是剽窃的……

　　媒体上的“美欧战”

　　所以，当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Jean-MarieGustaveLeClézio）在10月9日北京时间19点被宣布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时，全球大多数媒体仿佛都在期待美国人表态，因而没有花精力想一个有概括力的标题，标题基本上都是陈述这个事实：《法国的勒·克莱齐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美联社也不例外。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动，美国媒体介绍他的成就时文字都非常精简。美联社将获奖理由中的“sensualecstasy”（忠实于内心感受？）特意加上引号，似乎强调———这是对方观点，本社对此观点持保留看法，并提请读者注意欧洲人不可理喻的措辞：“sen-sualecstasy”，有没有“沉湎于肉欲”的意思？

　　法新社自然是兴高采烈，但并非对这场美欧之战没有警惕。它的标题是《法国的勒·克莱齐奥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和美联社的标题一字不差，大约也绷紧了新闻一定要客观的弦。其中提到了“瑞典文学院向68岁的他致敬”，“勒·克莱齐奥对瑞典电台说他‘非常感动’。”“新的获奖者是法国作家之一，在法国之外也广为人知，他的作品主题涉及范围极为广泛。”这里提到“法国”并非没有必要，说明这也是法国的荣誉，而且作者的水平不容讨论———全世界的读者都认同。后面又一次提到他的作品的适应性非常强，可以置于墨西哥、撒哈拉、伦敦和巴黎，他出自名门正派（罗伯-格里耶本人亲自创立的“新小说”），获得过很多奖，作为一个热情的旅行者，他向往伟大的先驱史蒂文森和康纳德。我们应该注意到了，法国媒体没有像以往那样，热情提供获奖者生活中的有趣细节，而是一再地用力将他推入名人堂。仿佛在给满怀狐疑的读者打预防针：作家的水平相当高，不容置疑———是不是意识到了彼岸虎视眈眈的美国人？记者还借法国作家弗朗兹-奥利维埃·吉斯贝尔之口说：“勒·克莱齐奥是高耸于法国文学之上的伟大纪念碑。”最后透露：作家将领取传说中的证书、奖章和支票（142万美元），并出席12月10日的晚宴。就是说，这事定了，任何怀疑都属徒劳。

　　美国人会否定勒·克莱齐奥的成就吗？那未免太没有风度了。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人再一次不知道获奖者究竟是谁。《时代》这样写道：“美国记者搜索‘维基’的声音震耳欲聋。”《时代》在巴黎的记者是最早醒悟过来的：恩达尔关于翻译的言论也许就是指勒·克莱齐奥在美国的译本太少了。

　　彭博社在去年就批评过诺贝尔奖老是给一些“政治作家”（欧洲作家喜欢就政治发言，相比之下美国作家热情不太高），不过，该社记者提到了勒·克莱齐奥所受的文学影响不仅仅来自法国，除了左拉和洛特雷阿蒙之外，他说他还从史蒂文森与詹姆斯·乔伊斯那里得到启示。后两个作家都是英语作家。

　　专业水平更高的CNN先用蒸馏水文风陈述了事实，然后裁剪“法国政府出版的杂志《今日法国》”的一篇文章来谈这个作家。这本杂志提到了作家与美洲的关系，他在墨西哥服役时曾对土著美洲人入迷。他对杂志说他在巴拿马的经历是一种带来“深刻感动的经验”，“与他了解的欧洲生活完全不同”。除了欧洲媒体提到他的家乡尼斯和家族的毛里求斯背景外，其实他还有在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生活的一个阶段，欧洲媒体不提、欧洲媒体更不会提的这一点被CNN发掘到了：“勒·克莱齐奥说他在自己的国家有一种流放的感觉。”他曾说过，“我长大后告诉自己，别的什么地方才是自己真正的祖国。”“总有一天我要到那里去。”“另一方面，我爱法语。法语可能是我真正的祖国！说到法国，我必须说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认同感。”CNN等于是说勒·克莱齐奥不过是碰巧出生在法国罢了，他其实更愿意生活在别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给他带来灵感、有认同感的国家。听上去很像是美国。

　　世界大报《泰晤士报》在第一时间几乎无所作为，从题目到内容，和法新社几乎没有多大区别。英国人如同美国人，都不太爱说英语之外的语言，也就是说对翻译事业不那么积极。但英国地处欧洲，毕竟不能和邻居翻脸。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有些段落都和法新社一模一样，未免让人失望。因为一般来讲《泰晤士报》总是能对重大新闻提出一些看法的。英国的《卫报》的消息更短，没有观点。

　　《纽约时报》在消息发布后的新闻很克制，涉及到了专业文学问题，如作家在某阶段“开始寻找新的叙述方法”，还提到勒·克莱齐奥挽救了被大众话语污染的词语，他赋予词语新的活力去书写真实的世界。

　　《华盛顿邮报》显然有些气急败坏。在列举作家名字时竟然将“村上春树”的名字拼错了。而且文风不佳，看来是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就仓促上阵了。比如说将“立博”公司的赌博名单拿出来证明全世界读者都承认美国作家的地位，批评贺雷斯·恩达尔时用的是棒球运动员韦·威利·基勒的话：“选择打击对手疏于防守的地方。”“婉转地说，恩达尔的这番话没有被美国人充分认可。”还说出了伤感情的话：“勒·克莱齐奥在法国当然很有名，但在美国不是。”

　　他们也发现了勒·克莱齐奥在新墨西哥呆过，但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一点，转而执著地给瑞典人开书单。显得有些失控的是，记者引用加里森·凯勒在《草原一家亲》里挖苦瑞典人的话，说瑞典文学就像“一个人长时间的沉思，直到一个什么东西重重地落在他的脑袋上”。

　　也许可以提一点的是，全球大多数媒体在以往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发布后，都会就这个话题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外行话、八卦内幕，对作者的政治背景、瑞典文学院的政治意图进行大胆推测，但这次很少见。也许觉得不合适，或者是觉得插不上嘴，或许是不想得罪交战的任何一方。

　　勒·克莱齐奥的诗意

　　不过，勒·克莱齐奥本人倒真是个不错的作家。在中国为人熟知的《诉讼笔录》毕竟是23岁时候的作品，法国人编的《理想藏书》中收入的是他的《战争》，可称是他的代表作。

　　巴尔扎克在对《巴马修道院》的批评中区分了法国文学中三种各具特点的潮流：“思想的文学”、“形象的文学”、“折衷的文学”。其中“形象的文学”以作品语句的严肃性、广度以及诗意的丰富性为特征。《理想藏书》的编辑将雨果、格拉克、儒弗、季奥诺和勒·克莱齐奥划归这一类。

　　勒·克莱齐奥的“诗意的丰富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思想。以《战争》为例，他开头这样写：“战争开始了。谁也不知道在哪里又是怎样打起来的，但事情就是这样。他就在人的脑袋后面，如今，它在人的脑袋后面张开了大嘴，正喘着气。……战争时刻在扩展，只要抓住什么，就将之碾为灰烬。在它看来，什么都值得一击。”

　　当然，诗意仍然是有力的：“尖利的军刀在搜觅人的喉咙和心脏，偶尔还有肚子。沙地要饮血。……道路期望人们摔倒……大海要压碎人的气管。宇宙间，有着可怕的意念，要用虎钳将星空严严实实地钳死，让群星不再闪烁。”

　　感受力也很深广，“白昼，它的武器是光明；夜晚，它使用的是茫茫无边的寒冷和沉寂。”

　　而当“战争启程了，要持续一万年，比人类历史更长。任何人都无法逃避，也没有任何人来谴责。”这一段沉思具有历史学家笔下才有的深度。巴尔扎克所谓的“折衷的文学”，强调的是思想和情感的融合，勒·克莱齐奥的文字其实也可以算作这一派的代表了。

抚摸老虎的快乐

一个法国观察家这样说，上帝创造猫，是为了让人体验抚摸老虎的快乐。上帝对待人类是否会如此体贴我不知道，但人类养猫的主要目的我觉得应该是从理解猫中获得一种认知的乐趣。 　　多丽丝·莱辛在《特别的猫》中这样写道，“当你坐在一只你非常熟悉的猫咪身边，把手放在他身上，试着调整自己，去适应他那与你截然不同的生命频率……”，当人类这样正确地去观察猫，理解人和猫的关系，他将度过一段不平凡的时光———这段旅程不会亚于千里迢迢去看斯芬克斯———猫又被莱辛称为微型斯芬克斯。 　　猫执意伴随人类走过了相当长的岁月，从埃及的猫木乃伊到法国工人对猫进行的大屠杀，从各国诗歌中浮现身影的猫，到叔本华断言“所有的猫都是一只猫”，猫的化身在人类文明史中处处现身。甚至在常识难以解释的现代科学假设中，猫也要在缺席中出场———“薛定谔的猫”在装着即将衰变的原子核的盒子里死还是没有死？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解释，当观察者未打开盒子之前，猫在理论上处于一种“又死又活”的状态。玄学家们常常望进猫眼的深处，企望找到困扰人类的永恒之谜。 　　《特别的猫》是莱辛晚年的作品，写作技巧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词中有这样一句话：“莱辛在其后期作品中拆毁了许多基本价值观。余下的是由家庭、朋友当然还有猫咪们构成的种种生存之网。” 　　当她已经不再相信人类的智慧，尤其是人对自己状况的理解时，她仍相信她与猫之间的关系。从童年到晚年，从非洲到欧洲，她都没有离开过猫。“童年跟猫有关的上百件事情，以及与猫相伴所度过的漫长岁月时，我总是不禁为这背后所代表的繁重工作而大为震惊。”这些工作不仅包括为猫接生，为猫送终，还包括为减少猫的数量不得不溺死小猫，阉割母猫……多年之后，她甚至感叹“甚至所有的哀伤，也全都是许久以前一段伤痛过往的记忆重现。” 　　这些操劳难道仅仅是为了欣赏公猫身上雄赳赳的线条和母猫的娇憨柔媚的体态？我觉得不仅仅如此。在人与猫之间似乎有一种健康或正当的关系让她觉得需要去捍卫。一个朋友送来一个娇气的猫，“她”吃惯了龙虾汤和鸡肉，不肯吃罐头食物，死都不吃。经过双方的对峙，“我们两个各退一步，以绞牛肉达成协议。”猫从来不懂得狡诈，当食品不合胃口，她宁可挨饿，这种“自愿吃苦的惊人耐力”被解释成一种尊严，“接下来整整五天，我只给她猫食和桌上的剩菜。但在这整整五天中，她总是用批判性的目光瞄瞄盘里的食物，接着就毅然掉头走开。” 　　这本书有很大的篇幅在讲灰咪咪和黑猫的故事。她们间的争斗不像公猫之间的那种咆哮和厮打，“她们只是用眼神进行激烈的决斗”，她们争夺的只是就餐与睡觉的位置，以及叫醒主人的权利。灰咪咪因为比黑猫先来到家里，并且会用爪子抓住沙发的底部悬空前进，因此她决不让步。当黑猫生育后受到特别照顾，灰咪咪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她从野外捕捉老鼠献给主人。为了引起注意，她把老鼠“抛起来，再用嘴接住”，最后，她觉得放在房间中央的老鼠不太美观，“带回来三根野生天竺葵细枝，仔细地把它们搁到老鼠上面。”这不禁让人疑惑，一只漂亮娇气的猫咪，仅仅是为了争宠，就能发展出这样一套自负虚荣的复杂语言？ 　　莱辛所给予猫的各种大胆解释在她的家人中是受到怀疑的：“她不过就是只猫嘛。”回答是：“但她并不只是一只猫而已。”在莱辛看来，猫不仅懂得绝食，还懂得自杀以避免在重病的袭击下毁坏了自己的容貌，甚至，“我要说的是，这只猫会算术，即使她不能按照一、二、三、四、五这样的逻辑顺序来计算，她至少可以分辨出五和七的不同。我知道大多数科学家都会对此嗤之以鼻，也就是说，若是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上，他们自然会否认这一点，但要是换上猫主人的身分，那可就不一定啰。” 　　莱辛发现，人与猫接触中展现出我们原本未意识到自己可以触及的经验。这些经验，每个养猫人或许都通过一两个故事告诉我们。但只有莱辛，经过了一生激烈思考的爱猫人，才能将猫活灵活现地展示在文字中。除了猫，我们会毫不意外地读到她对社会不公的抨击、讥讽，以及改良无望所带来的喟叹。

关于莱辛获奖有篇长稿，搜不到了。

关于莫言的长稿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