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猜到“双减”的结局？

富娃内卷，穷娃躺平——这就是我没有猜中的结局。

作为一名身体力行卷不起来的妈妈，我逃到了温哥华，微信群里当年加入的妈妈群，从前讨论小月龄宝宝的屎尿片，现在统一的话题都是各种我听不懂的“行话”，我忍不住单聊其中一位好友，她给我发了一个小视频，就是晚上八点家长们集中在楼梯口等孩子们下课的情景，她家娃10岁，今晚上的是数学课。我诧异，不是说不能补课吗？对方悠哉悠哉地回答：这是白名单上的补课机构。

我瞬间脑海里出现“点灯放火”的名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秒懂。甚至还有的妈妈直接挑明，中学里面会根据学生水平分班，尖子班上课就是在补课，普通班上课就是根据减负政策来上课。

我认识的朋友圈鲜有富人，多数是一线城市的小中产（有房有车），这位朋友为了让儿子进入西城区，花了大价钱买了学区房，但是她告诉我，小学阶段可以按照学区房来操作，等中学阶段就要靠孩子自己考试。

而我老家，一个四线城市，我从前的同学们，他们的娃娃也是小学生。其中一个老乡和我抱怨，学校里现在什么都不管，就是成天布置一大堆作业，在家长群里特意说明这是自愿原则，可做可不做，但是老师会希望家长盯着完成。我老乡则抱怨连连，上了一天班回到家了，还要接着老师的工作继续上班，语气里满是对当下师风师德的批判。

两相对比非常有意思，我最近在看的一本书《不平等的童年》里面提到，作者是个美国人，所以这本书里面都是对美国基础教育的近距离观察。作者说，中产阶级的妈妈多数是“直升机妈妈”，她们工作之余，全力鸡娃。是的，美国人鸡娃一点也不比东亚父母逊色；而穷人父母则认为教育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情，不应该推到家长身上。两个阶级的育儿观念如此泾渭分明——所谓“不平等”，始于此。

你看，中产以上家长带着娃全力鸡，中产以下家长还指望学校包管一切，然而现实打脸，寒门再难出贵子。

这不是我自己瞎说的，这个结论是有数据支撑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子焜、雷晓燕和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的沈艳三位老师，在《经济学季刊》2023年第23卷第3期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教育减负，家庭教育支出与教育公平》。在这篇文章里，他们计算了2005-2018年间教育滅负政策对初升高的概率、家庭教育总支出和学习时长的累计影响。

所以周子焜等的文章，并非直接针对自2021年7月开姶的双减，只是针对2005-2018年这段时间教育减负政策的影响。那么为什么我们仍然要关心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呢，因为作者指出，“双滅”政策执行时间尚短，效果末能全面显现，但等到该政策长期施行之后再评估，恐怕会错过最佳的政策窗口调整期。因此有必要分析历史上类似政策的执行效果，从而对当前的“双减”政策形成合理预期，为进一步的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些年问教育减负政策实施后，并未显著减少学生学习负担，也未能显著降低家庭教育支出，反而带来了教育投入和教育产出的分化。更具体地说，收入处于收入分位数最后10%的家庭的学生，他们开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下降了9.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下降了21%，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下降了9.19个小时。而处于收入分位数最靠前10的家庭的学生，升入高中的概率平均上升了5.3个百分点，教育总开支平均上升了67%，每周学习时间平均上升了10.37个小时。通俗地说，“寒门难出贵子”现象进一步地加剧了。

过去那种不依赖家庭教育和经济支出的教育模式正在消失，那些更多依赖天赋、勤奋而经济投入程度低的家庭，在减负之后，也不得不加大经济投入。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作者认为，内卷和躺平这两个相互矛盾却同时存在，并且愈演愈烈的现象得到了解释。

那就是头部学生在内卷，尾部学生在躺平，前面越来越卷，后面越来越平，不存在中庸。